20.越南半壁江山掠影

随着我们从西贡（念“塞恭”）一路顺流而下，大教堂的成双尖塔一直让我看得目不转睛。在河道的每一个弯处，尖塔都沿着地平线移来移去，但总还在视野之中，直到水稻田被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取而代之，想必那便是湄公河三角洲最初的自然状态了。当塔尖最终消失在如屏似障的树林下方，高台教[94]的圣山——一座内部深逾百千米的孤零零的火山锥，自平原上兀然崛起。这一地标又给我提供了一个作为参照的选择，直至我们停靠在位于西贡河口的陆岬上，它才消失在暮色中。

在越南的这70个小时可谓是天赐之礼；因为不清楚我们何时能到达，也不知道可能会待多久，所以我事先没有做任何安排，而我最后实际联系的，则是来自一场意外的惊喜。“你是外交官吗？”日本建筑师问了起来，我们在新加坡登上法国邮船公司[95]“柬埔寨号”轮船后，我发现自己就坐在此人身边。“不是，”我笑了，“我是历史学家。”“我也是哦。”我的法国邻座说道。“在哪里高就？”“嗯，越南国立大学。”我们互报家门，我的法国朋友发了封无线电报，若干小时后，到了西贡，我得到法国文化合作代表团一位代表的迎接，还发觉自己不但成了国立大学的客人，也成了国民政府的客人。幸亏有他们如此般热情的款待，我才得以充分利用这70小时的时间，拜会一些知名人士，驱车进入了乡村——一天到西宁的高台教庙宇，另一天到越南罗马天主教难民营，那些难民都来自北越，共产主义政权控制下的越南半壁江山。

在越南，行人都是把货物装在一对货筐里，而货筐又分别悬挂在一根有弹性的木轭两端，然后保持好平衡挑在肩上的；这一运货工具为该国的地理结构提供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表述。一个货筐是红河三角洲（东京[96]），另一个货筐是湄公河三角洲（交趾支那[97]）。人口多数都集中在这两大片广袤的稻田区，不是南圻就是北圻。木轭则代表了二者之间海岸沿线一连串自成一体的小块平原（安南[98]），亚洲最东南端的山脉在这里沿着海岸纵贯南北。自从前年印度支那恢复和平之后，北部的三角洲已经被迫让给了共产主义世界，南部的三角洲被迫交给了我们的世界。正如朝鲜半岛、欧洲一样，对越南而言，分而治之迄今为止固然将世界从核子大战的阴影下拯救了出来，但却是当地的悲剧。不过，就像在欧洲那样，越南目前的分割线契合了自然和历史两方面的条件。在欧洲，分界线恰好和查理曼大帝[99]的帝国东部边境线以及冬季大雪普降导致冰封的最西界限一致。在越南，分割线正巧和热带与温带之间的气候分界线以及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古老的文化边界重合。

在南越，唯一的季节变更就是雨季和旱季的交替；但北越则像欧洲或者北美那样，有冬天和夏天，从西藏和云南的高原吹来的风使得北越的冬天寒风凛冽。所以越南的北方人当初才会干劲十足，沿着“木轭”筚路蓝缕，为越南民族和东亚文明夺得了湄公河三角洲。而今，同样的干劲也体现在为了逃离共产主义政权，从北部迁到南方的多达一百万人的难民身上。这些来自北部的难民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罗马天主教徒，在我前去参观的定居点中所看到的精神面貌着实不同凡响。最庞大的建筑是教堂，其次庞大的是学校，再次是丝织厂，这11 000人的社区团体如今就通过丝织厂谋得部分生计。他们为求生存、自力更生的意志表露无余。主持工作的能手是堂区神父，堂区所有的教徒会众之前正是在他的带领下，离开1 200英里之外的北方家园，长途跋涉来到了这里。

罗马天主教会必然为其在越南所成就的业绩以及正在付诸实践的事迹而倍感骄傲，因为在这里，教会成功地摆脱了自身同西方世界的短暂关联，重新恢复了它的普世性。它已经变成了跟西欧一样的现状：成为本土人民与生俱来的精神传承的一部分。大多数越南农民普遍信仰的是大乘佛教[100]以及祖宗膜拜。越南过去和中国一样，由接受过中国经典教育的儒生来治理国家。在东亚包容的环境中，这些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思想体系的信徒和平共存，毫无积怨深仇。

高台教是处于各方影响作用下国家内部各种文化混杂交融的奇特产物。这是一种调和论者的宗教，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哲学思想（除了中国哲学之外，还有希腊哲学）当作是通往高台教教义这一目标的精神之旅中的各个阶段。在组织结构上，其教会进行了模仿：有教皇（当前在柬埔寨流放之中），有一群红衣主教（其中有一名是女性），而且到去年为止还拥有独立的军队（就像1870年之前的罗马教廷一样）。从西贡到西宁（高台教的罗马）的道路，早就让格雷厄姆·格林[101]在其所著的《沉静的美国人》一书中一个令人痛苦的段落为我在地图上标明清楚了；我们在夜色中驾车返回时，穿行于被越盟游击队炸毁的法国人所建的碉堡之间，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在越南国民军重新稳固法律秩序之前的那段时期就试图展开这趟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