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宁的陶庵
选择寂寞
明嘉靖年间，由于世宗崇道，昏愦不堪；严嵩奸恶，贪贿弄权，王朝人心涣散，力衰财竭，渐渐走向低潮。胸怀赤诚之心的忠臣，已忍不住发出忧愤的呼喊。
然而，在远离京城的苏州、昆山、太仓一带，或许是地处太湖流域，土地膏腴，历来民丰物阜，百姓的生活依然是富庶和安宁的。尽管有过倭寇入侵，也有过水涝灾害，给百姓带来了不少灾难，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正常的生活秩序又很快建立了起来。对于文化人来说，在这片具有悠远艺事传统的土地上，足以安贫乐道。然而他们却又不甘心寂寞，于是在戏剧和文学的领域里各显神通，让艺术之神在走向中衰的明王朝里独领风骚。
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正是嘉靖年间在归有光的故乡昆山诞生的。
当时，以唱曲名家魏良辅为首的一批艺术家，对昆山腔进行了创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魏良辅完成了他的昆曲理论著作《南词引正》。这在昆曲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十几年以后，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
嘉靖末期，魏良辅因改革昆山腔的诸多成就，被尊为“立昆之宗”，名声大振，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在众多昆山腔名家中，最突出的是昆山名士梁辰鱼，他“得魏良辅之传，转喉发音，声出金石”，并致力于昆山腔新声的完善和推广。他所作散曲《江东白苎》和传奇《浣纱记》，传播很广。以昆山腔演唱的《浣纱记》，使昆山腔新声走上剧坛，发展成为戏曲的一个剧种。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自宋代至明代一直是南方经济重镇，文化发达，山水优雅。法国人谢和耐曾经在他的《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说：“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昆山不仅经济繁荣，也是一个富有艺事传统的地方。昆山腔和昆曲一经产生，文人骚客们接踵而来，活动中心很快从昆山绵延到了人口更加密集的苏州。
明代，从嘉靖开始到万历年间，苏州一带官绅富豪乃至文人雅士在家中蓄养家庭昆班，渐渐形成了风气。首辅苏州申时行家班，吴县进士范长白家班，分别以擅演《鲛绡记》《祝发记》而远近闻名，当时被称为“申鲛绡” “范祝发”。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人数不太多的家庭戏班，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在私邸厅堂、园林船舫演出的以生、旦戏为主的昆剧艺术表演体系，具有鲜明特色。家庭戏班有的纯粹以声色自娱，有的为宴饮演出，也有的被豪门贵族借去作专场演出。
与此同时，苏州一带的职业昆班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事戏剧职业的，“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明张瀚《松窗
梦语》）。这些戏班子，除了在苏州地区演出外，还经常向其他地区流动。
随着昆山腔新声的流行，清唱之风日甚一日，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中，这集中反映在一年一度的中秋虎丘曲会上。从明嘉靖初年开始的虎丘山中秋曲会，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成为曲家较艺逞技和群众性的唱曲游乐活动，深受百姓的欢迎。
散文家袁宏道在《虎丘记》中，以十分生动的语言，描绘了虎丘中秋曲会恍若梦境的绮丽场景：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这绮丽的梦境，优雅而繁盛，是人人都可认同的时尚，人人都可追逐的意趣。这华美的篇章不绝地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苏州每年中秋节的必备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观上有严重分歧的王世贞，也为昆曲的发展变化作出过贡献。王世贞曾任刑部主事，后担任员外郎、郎中，官至尚书。为官正直，不附权贵。但是在文学理论方面，他继承并鼓吹“前七子”的复古理论，成为“后七子”之一。他占据文坛盟主地位20年，影响很大。他在曲论中表露出来的戏剧观，却修正了他的散文观。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动人”。《荆钗记》令人欣赏，就因为“近俗而时动人”，《香囊记》因“近雅而不动人”，所以观众较少。
王世贞作有传奇《鸣凤记》（一说为其门人所作），生动地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的罪行。贯穿全剧的矛盾冲突，是震动朝野的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后人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戏曲及时地表现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从《鸣凤记》开始的。王世贞还有《艺苑卮言》八卷，附录中有论曲之言，后人摘出单刻行世，题为《曲藻》。他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乏独到的见解。
王世贞有一篇《求志园记》，描写了苏州张凤翼的一座园子。
吴城之东北隅，为友人张伯起园。园当其居之后，阁道以度。入门而香发，则杂荼蘼、玫瑰屏焉，名其径曰：“采芳”，示吴旧也。径逶迤数十武，而近有庭，廓如，名其轩曰：“怡旷”，示所游目也。轩之右三而楹者，以奉其先隐君像，名之曰“风木堂”，示感也。堂不能当轩之半，然不敢以堂名怡旷者，示有尊也。轩之右斋以栖图史，名之曰：“尚友”，友古也。斋之后馆，馆临大池中，多金银玳瑁，杂细鳞，名之曰：“文鱼”，池所蓄也。穿池而桥，循桥稍西南，为古梅十余树，名其廓曰：“香雪”，言梅德也。
王世贞的这篇园记，摒弃了骈文“强为对偶”的形式逻辑要求，依照真实所见对事物加以描述，写得很流畅。不过，由于他偏重抒写园主的志趣——尚古的志趣、旷远的志趣、天然的志趣、前瞻的志趣，对求志园面貌的勾勒略显简单，没有赋予艺术的想象。好在有钱穀的《求志园图》传世，足以让我们一睹风采。
画面上，有院落数重，苍松翠竹，岸柳成行，亭阁水榭散布其间。似乎是春末夏初的景色，院墙内外槐柏茂郁，修竹错列。堂屋正厅庭中以竹篱为架，藤花攀缘其上，色彩绚烂，形成天然隔墙，有两人悠闲地在花墙旁对话。厢房中，一人据书案而坐，若有所思。作品笔墨细秀娴雅，设色明快清净，呈现出一种温暖、恬适的园林之美。
张凤翼故居位于今苏州干将路228号。那么，求志园当初也在那里。用明人的目光看，确是城之东北隅了。
求志园并无奇峰异石，也无高堂华屋，与拙政园、沧浪亭、留园相比，它的构建显得很朴素。然而，由于园主是张凤翼，也由于有王世贞的园记和钱穀的画，就不同凡响了。
张凤翼（字伯起）与梁辰鱼（字伯龙）是同时代的曲家，都曾师从魏良辅，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王世贞将两人相提并论：“张伯起《红拂记》，洁而俊，失在轻弱；梁伯龙《吴越春秋》，满而妥，间流冗长。”（王世贞《曲藻》）张凤翼擅长诗赋书画，创作了包括《红拂记》在内的数种传奇流行于世。如果说魏良辅革新昆山腔，着重于声腔与伴奏两方面，梁辰鱼则将昆山腔从清唱变成了剧唱，而张凤翼与梁辰鱼十分亲近，有诸多诗歌唱和之作，在将昆山腔搬上舞台的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甚至为了获得体验，还亲自登台演出。梁辰鱼所创作的《浣纱记》《红线女》等传奇，被认为是受到了张凤翼的影响。
张凤翼从小就是一个充满了志向的人。他说：“仆自弱冠即有意用世。占毕之暇，每索《阴符》《六韬》《孙》《卫》诸书，究其端绪。且锻炼筋骨，开张胆气，冀一旦为边疆之臣，庶可效用一割。”然而命运多舛，自从20岁（嘉靖二十五年）开始第一次参加乡试，直到38岁，他才与三弟同举乡试。以后屡试春官，又连连失利。
40多岁时，他的心里仍常常激情涌动：“张子少慕剑术，善骑射，尤好读《孙》《吴》诸家书。思得知我者，捭为封疆之臣，当效御侮之用。茕茕一经，年瑜强壮，臂力己不逮乎鬟时，然壮心未已，每闻秋风夜号，如听边声，便欲起舞，豢蟋蟀角胜以自快……”令人遗憾的是，拥有远大志向，却难以遂愿，只能借斗蟋蟀消耗过剩的精力。
54岁时（万历八年，1580年），再次落第的张凤翼终于绝意仕进，选择了以卖文鬻书为生。在将奉养老母、抚养弱息作为生活主要内容的同时，他借助于诗句，多次哀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在一首题为《废将》的诗中，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无限感慨：“意气感投醪，生平付宝刀。玉门三尺雪，铁甲一绨袍。若战风尘暗，论功霄汉高。只今惟血泪，清夜泣龙韬。”一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无法驰骋疆场，只能倾注于笔端，令人扼腕。
痛苦的人生经历，壮志难酬的愿望，不仅仅转化为诗句，在张凤翼的戏曲作品中也一再体现。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一个个传奇剧本，几乎都以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英雄作为主角，其中也能清晰地找到他人生理想的影子。
除此之外，就是造园寄志。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纸上求志园，以怡旷轩、风木堂、尚友斋为中心，前有庭，后有园，渐次展开。修篁古木、冬梅花篱、白鹅紫鸳，形象地表现了园主对归隐生活的沉醉。王世贞《求志园记》中写到的采芳径、文鱼馆、香雪廊等等，也都按图可索。掩卷沉思，这座“旦而旭、夕而月、风于春、雪于冬”的甲第名园，当年文人云集、清谈雅会，充溢着书卷气的盛景，似乎仍历历在目。
吾无所求伸于外，然吾求之千百祀之前而若吾俟，求之八荒之际而若吾应，求之千百祀之下而若吾为之符节者，此岂可与豪举迹赏者道哉？
王世贞的园记，后半部分引用了张凤翼的大段议论，以表达园主不俗的志趣。“吾他无所求，求之吾志而已”，就这么一句，不必多说。
张凤翼其实是一个性格颇复杂的人。一方面志存高远，怀才不遇，一方面又移情园林，胸襟淡泊；一方面对程朱理学有极大的崇拜与尊崇，一方面却展开激烈的批判；一方面有着传统文人的保守和偏激，一方面则以雅俗共赏的传奇作品获得声场的喝彩。这里当然有境遇变迁的原因。但他的志趣——尚古的志趣、旷远的志趣、天然的志趣、前瞻的志趣……终究成为一种文人的符节，很值得深思。
王世贞祖籍也是昆山，后来才迁徙到太仓。他十分欣赏梁辰鱼的才华，专门为之写下了“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的诗句。
关于梁辰鱼的性格，史料如此记载：“身材伟岸，疏眉虬髯，性格放荡不羁，任侠好游，足迹踏遍吴楚；好谈兵习武，虽以贡生入太学，但无意科举；家有华屋，接纳四方奇士英杰，结交戏曲名家。”明嘉靖三十二年，年逾40的梁辰鱼被聘为浙江总督胡宗宪的书记。他刚想实现自己立功报国的夙愿，孰料胡宗宪被劾逮问，总督府因之撤销，梁辰鱼只好回到阳澄湖畔，悉心研习昆山腔。他用昆山腔创作的《浣纱记》，一经登台，街头巷尾便四处传唱，许多优伶倡女都想拜他为师。他不谀权贵，却宁肯和剑侠力士、和尚道士交往。有一次尚书王世贞、大将军戚继光专程前往他家拜访，他竟于楼船箫鼓中仰天长啸，旁若无人。
但后来他们终于成为梁家的座上宾，对于艺术的共同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归有光却始终与梁辰鱼疏远，犹如他迟迟不能与王世贞友好地相处一样。
不只是性格不合，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读书人永远将科举视作出人头地的首选途径，万般无奈时，才会去写些通俗的戏曲或小说，以养家糊口。尽管在剧本或小说中会有严肃的人生思考，但是一旦放弃了科举（主动的或被动的），他们就决不会将剧本作为政治筹码，而是任意地“仰天歌啸，旁若无人”。
显然，归有光与梁辰鱼有着不同的追求，心里所想的完全是两回事。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派相比，归有光提倡学习唐宋散文，吸取神理，反对盲目拟古，他在文学创作中是持革新态度的。但是与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的优伶艺人相比，他却又是正统而又保守的。即使是年近六旬，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不辞辛劳地“计偕北上”，与年轻的举子们竞争官职——如果不是60岁那年考中进士，他依然不肯就此放弃，说不定3年以后还得考下去。他哪儿还会有闲情逸致，沉醉于迂徐委婉的水磨腔之中呢？
昆曲一经问世，便逐渐取代其他各腔的地位，成为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独霸曲坛的腔调。随着昆曲名家的改良而来的，是艺术水准的提高，但也因此拉大了戏曲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昆曲终究成为文人雅士们的戏曲，成为有钱有闲阶层的艺术。
在散文创作上主张趋向民众的归有光，也正是因为地位的关系，以及与文坛盟主王世贞的不睦，疏远了历来让昆山文人引以为荣的昆曲。他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在独树一帜的散文中。
在这一点上，比归有光晚100年的顾炎武先生，跟他一样，也并不热衷于昆曲。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没有一篇是谈论昆曲的。偶尔有一两处提及，也多为贬斥。当时的很多官员以优伶为性命，遭到指责以后，仍振振有词地说自己不是以此为乐。但顾炎武对此不屑一顾。他批评明清时期的士大夫说，他们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而一旦政事闲暇的时候，就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明孝宗弘治朝，郎中顾谧在校尉张通家里饮酒，因为“令优人女装为乐”被人举报，竟然被迫离开官场，从此赋闲在家。显然，顾炎武是以此作为反面例证，告诉朝廷的官员们，千万不能整天吃喝玩乐，沉湎于声色犬马。“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十三），何况是这些手握权柄，享受着民脂民膏的官员呢？他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显然，在他的心目中，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君子所应该追求的。
归有光一生显得很寂寞，远远不如舞台上的昆曲那般热闹。生前是这样，身后也是这样。但他既然选择了散文，而且是不愿趋时媚俗随大流的散文，就只能甘于寂寞。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归有光很有几分倔强的性格，不愿轻易地随波逐流。他曾写过一首五言诗《乙卯冬留别安亭诸友》：
黾勉复行役，殷勤感故知。
悠悠寒水上，腊腊朔风吹。
弹雀人多笑，屠龙世久嗤。
往来诚数数，公等得无疑。
字里行间，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性格。
五色笔
玉峰山，位于昆山城区西北隅。苏沪之间，百里平畴，一峰独秀，分外珍奇。由于它起伏的形状像马鞍，所以人们又将它称为马鞍山。山上建有亭台楼阁，遍植花卉草木。青山绿水与奇卉异石浑然天成，名人遗迹与自然景观集于一体，是一处江南少有的城市山林，古人早有“江东之山良秀绝”的赞誉。
在青年归有光的眼里，玉峰山也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山麓有一个野鹤轩，是杨子器先生创建的。这位浙江慈溪人，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进士，历任昆山、高平、常熟等县的知县，后来又当了河南布政使。他在昆山当县令时，不仅兴办水利，修建学校，而且廉于政事，在老百姓和读书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大家认为，有志气的人应该像他那样，不做才智凡庸的官吏。读书人以他的字“名父”称呼他，并为他修建了一座“名父祠”。
嘉靖十年，26岁的归有光与魏孺人结婚已经3年，并且有了一个女儿。而他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也已经6年了。他为了应天府乡试，刻苦读书，同时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窗结成文社。当时的昆山，共有南北两个文社，两边都很欢迎他。于是归有光每天早晨参加南社的活动，下午参加北社的活动。在外面撰写文章，与友人饮酒聊天，高谈阔论，倒也显得其乐融融。当时，归有光的古文、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已被称为“昆山三绝”。
应对科举，是文社成员们共同的目标，谁都想早日榜上有名。大家便经常在一起切磋八股文的写作技巧。有一次，归有光拿出了《经义百篇》——一百来篇八股应试练习之作，与朋友们一起评点，大家有的说好，有的说差，竟褒贬不一，争论得很厉害。到底应该怎么来写八股文，他们谁也说不清楚。
归有光不由十分感慨。是啊，写文章的甘苦，谁能体会！八股文写得很好，却未必能够使考官满意；八股文写得不好，却未必不能考中举人、进士。所以应试者坐在考场里，提起笔来，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然而，尽管世道不公，谁也无法改变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实。试卷不能获得主考官的青睐，功名之类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试卷做得如何，在主考官那儿往往难以找到严格的标准，随意性很大。或许一个极其偶然的原因，本该录取的考生便名落孙山了。
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对如何写好一篇文章，是颇有把握了，可是对如何写好一篇能让主考官青睐的文章，却心中无数。偏偏他还不想屈从迎合。然而，试卷最终却要让主考官满意。
除此以外，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结社于野鹤轩的同道，除了归有光，还有潘士英、吴中英、沈世麟、张鸿、季伯龙、方元儒、陈敬纯等人。其中的潘士英是嘉定人，每次文社活动，他特意从嘉定赶来。他显然与归有光很有共同语言，往往是活动结束，大家都散去了，他们还在一起促膝相谈。
有一次，他们两人步出野鹤轩时，天色突然变了。一时烈风暴雨，崖崩石落，阴风怒号。可是他们没有匆忙寻找地方躲雨，而是站在山崖边，默默注视着四周的一切。归有光的心里，想起了创建野鹤轩的杨子器，想起了在附近埋葬的宋代著名词人刘过（字龙洲），久蓄于心头的豪迈之气，不可抑制地涌现了出来。是啊，转眼之间，他们在这里结社论文已经六七年，尽管每次考试都是落第而归，可是将有作为于天下的雄心壮志，在他的胸中丝毫也没有消淡。也许，要不了多久，治平天下的人才就要从野鹤轩出世！
归有光是一个极其有个性的人。他年少放诞，特立独行，常常会引起一些人的嘲笑或嫉恨，所以难免会显得孤独。有一次，他与200多名秀才一起参加某个活动，别人聚集在堂下，笑语喧哗，他却不跟他们凑热闹，一个人默默地读着墙壁上的碑刻，抬头注视屋顶的椽子，谁也不知道他在沉思些什么。其实，这正好说明，青少年时代的归有光自有鸿鹄之志，不愿意跟燕雀共舞。他给自己确定了很高的目标，别人是难以理解的，更不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从野鹤轩回到家里，归有光便闭门不出，专心致志地读书。也许是因为知道他在刻苦用功，连要好的朋友也不来上门拜访。这样，倒也显得十分安静。
……家无闲室，昼居于内，日抱小女儿以嬉。儿欲睡，或乳于母，即读《尚书》。儿亦爱弄书，见书辄以指循行，口作声，若甚解者。故余读常不废，时有所见，用著于录。意到即笔不能留，昔人所谓兔起鹘落时也。
活泼可爱的小女儿，也和他一起翻阅《尚书》这部儒家经典。她的小手指指指点点的，仿佛真是个读书的行家。归有光在这温馨的家庭中，一边与女儿逗趣，一边写他的读书笔记，这实在是读书人的天伦之乐啊。然而，年幼的女儿不会明白，父亲的内心蕴藏着一股深深的失落感。不止一次落第而归的滋味，并不好尝。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他有的时候确实也以酒浇愁，可是多喝了酒，并不能使他的头脑保持清醒，还会损伤记忆力。看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坐下来潜心苦读。每天手不释卷，也早已养成了习惯。
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
在他写下的《尚书别解序》中，归有光不仅表明了自己对《尚书》有不同寻常的见解，更叙述了读书的要旨。他认为，读书犹如高明的画工作画，贵在神似。也就是说，读书时应该着重领会原作的精神，而不应该以能“章分句析”为满足。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才能够在书本中“时有所见”。
友人陈文烛，号五岳山人，与归有光是同年进士，打算出文集，请归有光作序。于是归有光借《五岳山人前集序》，叙述了如何阅读古人的观点。他认为，阅读和钻研古人的文章，必须了解它的特点，了解它所以能够超过别的作品的成功所在。
夫西子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人之丑人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人之富人见之，坚闭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丑人耳。若有西子者而为西子之颦，顾不盖美也耶；故曰：“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夫知《史记》之所以为《史记》，则能《史记》矣：故曰：“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甚矣，文之难言也！……
归有光巧妙地运用了“东施效颦”的故事，来说明读书作文，决不能以徒事摹仿为工的道理。知道《史记》之所以为《史记》，是由于它与其他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犹如西施犯了心口痛的毛病，蹙紧双眉，仍然显得很美，模样很丑的东施再怎么摹仿也只能是拙劣的。
也许是因为想当史学家，归有光从小就爱读《史记》。他沉潜简默，与俗寡合，日惟闭门啜茗，取群经子史读之。及长益该博贯穿，上自典、坟、骚选，由历代以至国朝诸大家文，次第批阅，无不了悟，尤好太史公书，不忍释手。在自己的作品中，归有光也多次表达了自己对《史记》的热爱，他说：“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性独好《史记》”、“仆少好其书，以为独有所悟”。《苌楚斋四笔》等史籍中有“震川每一下第，即阅《史记》一过。故阅本最多”、“先太仆笃嗜《史记》，手批本不下数十种”等等的记载，足以看出归有光对《史记》的重视。
归有光酷爱《史记》，阅读时下过深功夫，常用五色笔（当然是五种不同颜色的笔）在上面圈点。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
作为一位散文作家，同时又是教授文章之法的教师，归有光为了向史学前辈司马迁学习、致敬，花费大力气，分解了沉甸甸的《史记》，深刻理解怎样写人，如何状物，哪里转圜，缘何评述。从写作学、修辞学和阐释学的角度解析文本，一字一句地研习。哪怕遭受一些人窃笑，他仍不遗余力地坚持这种貌似“死抠”的方式，为不知文章法度的初学者，探索一种容易走通的路径。
章学诚认为，真正明白文章千古之理的，是不会为某些规矩所限制的。而归有光就是明白古文“隐而难喻”之理的人。
确实，归有光从小就喜欢读司马迁的《史记》，甚而也想学着司马迁的样子纂修史书。他的人生哲学和对书的酷爱，是深受司马迁影响的。
司马迁不只具备史学家的天资和阅历，还博古通今，掌握了当时中国人所能掌握的各种学问。同时，他又是一位充满了创造力的天才。他所写的史书，决不是沿袭成例，仅仅将材料加以整理排比，撰写成书。他孜孜以求的是创造性的工作，将所有的材料去芜存精，构筑成一幢全新的完整的大厦。
作为学者，司马迁于书无所不读，而且善于对各种学派融会贯通。对于同时代的学者，即使是他的老师，也并不盲从。也许正是由于不断学习、研究、对比、汲取，司马迁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更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在崇拜司马迁的学问与功绩的同时，归有光也很欣赏陶渊明的生活方式。他曾经把自己读书的地方称作“陶庵”。他在陶庵中读陶渊明的文集，吟诵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品味着陶渊明一再炫耀的和虚与委蛇的官场杂务迥然不同的田园生活。那一份少见的平淡冲和，潇洒脱俗，“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真是让人羡慕。
陶渊明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勤勉，掩饰着自己对时势的敏感。他自认为心远地自偏，将安贫乐道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归有光在这方面很能与之心息相同。是啊，“处其穷”历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自古以来能够善于处穷、安贫乐道的人不多。而陶渊明的不寻常，正是由于他有身处穷困而“情理不挠”的高尚品格。
昔虞伯生慕陶，而并诸邵子之间。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予又今之穷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归有光十分喜爱、推崇陶渊明，甚至将自己的书斋也称为“陶斋”，以此表明自己安命乐天又苦读不辍的心志。
他喜欢陶渊明，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母亲故乡千灯吴家桥的附近，有一个陶家桥小镇。他曾不止一次地去过陶家桥。陶家桥得名，跟陶渊明第九代嫡孙陶岘有关。唐开元二年（714年），陶岘从江西九江移居到昆山，并且落户于千灯的陶家桥。村上至今还保存的一座陶家桥，就是由明代陶岘后裔建造的，桥亭高耸，古意盎然。陶岘擅长“八音”，即金、石、革、匏、土、木、丝、竹等，各种乐器无所不能，他率领“女乐一部”善奏妙曲，乐班蜚声海内，朝廷盛请邀演。由于旋律委婉动人，乐风古朴典雅，被称为“清商曲”。据说，陶岘正是江南丝竹的开山鼻祖。
然而，读书人历来清贫，尤其是在发愤苦读却又在科举之途连连碰壁的时候。事实上，自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陶渊明，也曾一次次入幕任职，一次次回家闲居，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长久徘徊。而在“陶斋”读书的归有光，也同样摆脱不了被动选择的命运。
透过他的文字，不免让人感受到几分无奈与苍凉。
怀竹
古人有了名和字，往往还会有号。归有光的一个表弟夏焕，因为第五代祖父夏昶官至太常寺卿，又是画竹高手，所以取号“怀竹”。这既是对先祖的纪念，又在显示自己是名人的后裔。
“怀竹”的名号，让归有光颇有些感触。最初，因为朋友们聚会，别人都有号，归有光没有，于是以“震川”为号。听起来似乎跟太湖（震泽）有关。其实，归有光是在京城赶考时结识了河南省乡试第一名的何启图（号震川），非常敬慕他的为人，很高兴能跟他用一样的号。归有光的祖母是夏太常的孙女，可自己丝毫也没有借光。
夏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为人幽默滑稽，喜欢与唱昆曲的戏子们交朋友，身上的衣服很不整洁，走路七歪八斜，行踪无常，出没不定。这似乎不像是做官人家的子弟，所以往往被人看不起。在他们生活的江南古城昆山，出身好的人家，都十分注重仪表。一看服饰打扮，就知道是什么身份。
归有光特意写文章规劝夏焕。他说，先祖夏太常擅长画竹，作画时任随笔墨挥洒，却让自己高雅的志趣、潇洒的性情倾注其间，作品被世人珍爱，流传至今。然而，夏太常最值得敬重的，并不是画竹。因为他并非为画竹而画竹，而是藉此实现自我适意和满足。子孙们缅怀他，也并非仅仅囿于他的画，而是向往他寄寓画竹的那种高雅情致。归有光又说作为夏太常的子孙，应该做到谨言慎行，思而后行，珍惜自己高贵的家族门风，就像保护价值连城的宝物。一个人不遵循法度，放任自流，行为苟且，那是因为他心里没什么可以缅怀珍爱的人与事。而如果只留意祖先的残稿余墨，将最重要的东西丢弃了，根本不是对祖宗的缅怀。
可是，不久以后，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夏焕的所作所为，让归有光恍然明白，自己对“怀竹”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明嘉靖十四年，归有光的结发妻子魏氏突然患重病。她去娘家省亲，回来时竟无法走路了，只能坐在帷幕四垂的轿子里。30岁的归有光心急如焚。他预感到生死之变，仓促不可测。这时候，表弟夏焕扶着轿子，缓缓行走，脸色苍白，心情十分沉重。走在前面的归有光，回头看见这个情景，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这些天来，夏焕放下自己的家不管，为表嫂料理汤水服药诸事，彻夜不眠达20天。魏氏去世后，他又尽心尽力帮助办理丧事，足足忙了一个多月。归有光想起自己，由于归氏家道中落，贫穷困顿，为世人所遗弃。家里笼罩着一片晦暗恐惧的阴影，青灯孤影中，让人只觉得无依无靠。在这种情况下，夏焕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与他亲切交谈，给了他无限的温暖。如此笃于情谊，怎么能不令人感动？
归有光发现，自己以前对夏焕的看法有误。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好像毫无风范可言，内心却十分善良，悲人所悲，想人所想，无私地伸出援手。宦家子弟的翩翩风度与真诚待人的古道热肠，哪个更加重要，已是不言而喻。看来，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哪怕是熟悉的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怪古人说：“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
于是，他又为夏焕写了一篇文章，把妻子魏氏逝世前后的事讲述了一番，也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公之于众。他说，从前，太史公司马迁因为自己不得志，对于古代的豪杰志士济人所急、解人所难的举动，十分感慨，无限敬慕，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他自己亲身得到夏焕的帮助，为什么不撰文记述呢？
归有光十分感慨，对于夏太常的缅怀，自己是失之肤浅的啊！
“天之毒于余，何其痛”
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同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同醯醢——这是读书的至高境界。然而，对于归有光来说，他在读书时所品尝到的滋味，恐怕远远不止于此。
“学而优则仕”，历来是儒生们的必由之路。科举是儒生们的衣食所寄，更是理想、事业、抱负之所寄。归有光一心想把自己的政治寄托和文化寄托都沉浸在读书里，祈愿经由读书的台阶，一步一步走出狭隘的天地，以大展身手——在中国这个有着古老科举制度的国度里，读书人历来都是这样做的，谁也不能跳出这个圈子。可是，归有光的路走得更坎坷。知道无法考中，倒也从此死心了，可他偏偏是满腹锦绣文章，又被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诱惑着，以衰弱的身躯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举子们竞争。
他绝不甘心像祖父和父亲那样，孜孜不倦地苦读而不得功名，以布衣终生。挫折不断地消磨着他的意志，却又催促他殚精竭虑、栖栖惶惶地发愤。
没想到，家里却接二连三出现意外变故，这让安宁的陶庵再也无法安宁。
先是妻子魏孺人突然病逝。
说起来，魏孺人是光禄寺典簿魏庠的女儿，知书识礼，性情贤淑。妻子的伯父魏校，就是归有光的老师，真可谓亲上加亲。嫁给归有光的第二年，他们就有了一个惹人喜欢的女儿，这给平静的生活增添了欢乐。那时候母亲刚刚去世一年，归有光读书读得累了，抱起心爱的女儿，与之逗笑，又和妻子谈起母亲生前的许多往事，两人便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由相对而泣。
又过去了3年，他们添了一个儿子子孝。归有光在儿子的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时候妻子已经患病，而且身体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差。
儿子尚未满三个月，魏孺人就再也无法起床了。
临终前，疼痛使她无法讲话，只能费力地伸出食指和中指，好像戟一样，朝着归有光晃了又晃。做丈夫的当然明白妻子这是什么意思——她是实在放心不下两个儿女啊！
在原配魏孺人逝世两年后，归有光有过一段不为外人知悉的情感经历。10岁时跟随魏孺人来到归家的陪嫁丫鬟寒花，已长大成人，于嘉靖十二年成为入室婢女，与归有光结合。第二年八月她生下了女儿如兰。可是如兰刚刚满周岁，就不幸夭折了。接着生下第二个女儿，又没有存活。没想到，寒花很快也病逝了。死的时候，年仅19岁。归有光先后含泪为之写下了《女如兰圹志》和《寒花葬记》。
嘉靖十四年，归有光又娶妻王孺人——按照明代的规矩，凡是七品以下官员的母亲或妻子可以得到孺人的封号。显然，王氏称孺人，是因为归有光后来当了县令和太仆寺丞的缘故。
3年后的五月份，王孺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名二二。长女比二二大11岁，已经可以帮助继母照顾妹妹了。当时归有光常常在位于太湖边的光福山中用功读书，见到小女儿的机会不多。回家时，看到长女手里抱着二二，心里非常高兴。二二似乎很懂得他的心思，每次他出门去，总是扑入他的怀抱撒娇，真是惹人喜爱。
没有料想，那次他来到山中没几天，正埋头读《尚书》，家里忽然派人来报，说是二二夭折了。
噩耗传来，归有光十分惊讶。小女儿来到世上才刚刚300天——连一年都没有满，竟然就这么去了！活的时候她什么也不懂，死的时候自己又来不及看她，唉，这是多么让人哀伤的事啊！
归有光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孝的身上，日夜盼望儿子早日长大成人。
转眼间儿子已经16岁了，长得丰神秀异，而且与父亲一样喜欢读书。归有光爱怜年幼的儿子，不想多督促他，可是儿子读书非常自觉，根本就用不着督促。他试过让儿子读三史——《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儿子听他讲过一遍，就能理解其中的内涵。有一些学生来请教归有光，归有光忙于自己的事情，不多出来接见询问的学生，便让儿子口传答案，儿子居然回答得与自己所讲的一模一样。
有一次，归有光与学生讲课讲得晚了，突然想起几位学生还没有吃饭，天气很寒冷，又来不及赶回去，忙叫人看看家里有没有可以给他们吃的东西。没想到儿子已经告诉母亲，准备好了学生们的晚饭，并热情地请他们就座。一位来自太湖洞庭的学生，家里很穷，读书却很勤奋。归有光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儿子时常去他住的房间看看，询问他吃得是否习惯，还十分懂事地安慰他，使那位学生非常感动。
最让归有光感到欣慰的，是儿子成了自己的知音。他所写的文章，每一篇刚刚写成，儿子就拿去，欣然朗读，读得有滋有味。然而要是与儿子谈世俗之事，儿子就不屑一顾。看来儿子是早熟的。归有光由于性急，有时会错怪别人，甚至动手，但儿子会连忙上前劝解。这让归有光感到很后悔，与此同时，他又为儿子善解人意而深感高兴。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自喜，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快乐。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儿子在16岁的时候，竟突然离他而去！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归有光患感冒，身体畏寒，不能早起。于是他叫子孝来到自己的床前，诵读《离骚》。子孝声音琅然，十分顺畅，这让做父亲的心里暖暖的。
不几天，忽然传来消息，外祖父家里有丧事，归有光必须赶去。儿子眼睛不太好，不太想去，可是不得不跟着他一同前往。谁知到了外祖父家，儿子就病倒了，一住便是半个月，迟迟回不了家。
儿子逝世的前两天，归有光前去看望他。子孝拉着他的手，请求道：“父亲，我想回家，你快点带我回家吧！”
归有光含着泪告诉他：“你身体有病，不要多动。先在这里养几天再说吧！”
看到父亲心事重重，半夜里还坐着不愿睡觉，子孝连忙说：“父亲你太劳累了，可千万不要为了我的缘故不睡觉呀！”
接着，他又对后母王氏说：“母亲，你不要为我哭泣，你身体虚弱，可是今天已经为我哭了三次了！……”
尽管全家人都急切地盼望子孝早日恢复健康，可是事情恰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归有光是十二月初八与他一起去外祖父家的，到十二月二十三，仅仅16天，子孝就悄无声息地去世了。
4天以后，归有光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以成人的仪式，将聪慧而又早熟的儿子安葬。随即，又挥泪为儿子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圹志：
呜呼！孰无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夺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儿几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儿之孝友聪明，与其命相，皆不当死。三月而丧母，十六而弃余。天之于吾儿，何其酷耶！当时足不逾阈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
全家人都因子孝的早殇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听说此事的乡邻，乃至走过的路人，也都唏嘘不止。将莫大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的归有光，更是心如刀割。白发人送黑发人，让生来就非常重感情的归有光心里有无法诉说的哀伤，无法排遣的悲痛。16岁，差点儿就成人了，就能够担当起人生的重任了。何况子孝又是那么的聪慧过人，那么的善解人意。老天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让善良的归有光一次又一次经受这么多的磨难，经受这么多的打击！
然而，现在43岁的归有光却必须以父亲的身份，为儿子哀悼，写下这些满纸是泪水的文字。除此之外，他无助地怅望苍天，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
读到这篇圹志的人，无不为之心碎。
俗话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亲，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归有光什么样的不幸都遇到了。他8岁就失去母亲，16岁祖母逝世，23岁结婚，5年后便丧妻。43岁，人到中年，又失去了儿子。再加上功名未遂，家境清贫，世事坎坷，接二连三的打击给他造成的精神创伤，令人难以承受。
宁静的陶庵并不安宁。也许，所有的这些遭际足以摧毁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归有光在经历了这些伤痛后，却异乎寻常地坚韧。他咬紧牙关，勉励自己忍受难以忍受的一切，继续朝着既定的目标走去。只有在握笔书写时，才毫无掩饰地把含血带泪的亲情都倾注于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