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

1关键时刻

抗战末期，日军败局已定。中共中央当时曾有这样的决定： 一是改组中共江苏省委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为书记；二是上海局组建军事部，由张爱萍总负责，具体组织工人武装暴动总队，发起武装暴动作为攻打上海的内应；由粟裕率十万新四军主力攻打上海。拿下上海后由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市长。

粟裕除率部队全面开展攻打上海的针对性训练外，所有时间、所有精力都用来分析敌我态势，制定攻沪作战方案。反复研究后，粟裕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 一、 目前，新四军不具备攻打上海的实力。攻占大城市是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不仅要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而且要求部队具有良好的素质。一般情况下是拿不下来的。我们连摧毁上海外围钢筋水泥制成的防御体系所必需的重武器都极少，几乎完全要靠人工爆破。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了，进沪后的管理也是个严重问题。搞不好还得退出来。二、 从目前情况看，日军败局已定，盟军极有可能从浙江一带登陆。而在浙江，我地下工作和游击队均几度遭重大破坏，还没有大的作为。因此，建议派一支精锐部队进入浙江，迅速打开局面。待盟军登陆时，我军不但在浙江站住了脚，而且已经成了气候。这样，对我军长远建设，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形势都十分有利。

当时，党内还有一个人对打上海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就是潘汉年，他在向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 相信粟裕经过努力能够打下上海。关键在于我们目前不具备管理上海的条件与能力。

毛泽东、党中央虚怀若谷，纳谏如流，完全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决定组建苏浙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令粟裕率部入浙并迅速打开局面。同时取消攻占上海的决定，张爱萍回苏皖根据地工作。

当时，粟裕部队都在长江以北的苏中地区，如何渡江入浙是一大难题。长江南岸自南京至上海之间有十几座中小城镇，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交通方便，都是日伪腹心之地，处处驻有重兵。日伪对江岸的封锁也格外严密。舰艇昼夜游弋，所有船只白天凭批条出港，夜间一律进港封存。时值严冬，长江水位低落，形成宽阔的泥滩，除了码头外车船无法靠岸，人马更难于徒涉。一万余众全副武装的主力部队偷渡长江而不惊动敌人，绝非易事！

经周密侦察后，粟裕决定兵分两路。小部分由刘先胜、陶勇、阮英平等率领，从江都大桥地区渡江，由丹（阳）北、句（容）北南下；在扬州曹王寺地区又兵分两路过运河与铁路。于1945年1月4日到达丹阳西南的延陵地区。

部队大部分由粟裕亲自率领，自淮南出发，在仪征、东沟（六合城东南）地区渡江，在龙潭北面的一个小码头登陆。这里西靠伪首都南京，东邻伪江苏省会镇江，均驻有日伪重兵。两地之间的龙潭、下蜀、高资等铁路站点均建有炮楼。铁路与江岸平行，中间地带极为狭小，又均在炮楼视野之内。日军占领后，新四军也从未到此活动过。因此，日伪做梦也没想到新四军竟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通过。时值1944年12月底，又是大江南北罕见恶劣天气，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部队行动非常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敌人根本想不到新四军会这个时候渡江。时间、地点均出其不意，粟裕率大部队也就顺利过江了，于1945年1月5日到达丹阳与刘先胜所率部队会师。

2月5日，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在长兴温塘村举行。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以华中局代表名义领导江南、浙东两地区的党政工作。粟裕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个月山地适应性训练的总结”和战前突击集训的动员报告。充分利用敌人未发现我军入浙的间隙，进行训练与学习。为了适应由根据地到新区，由平原水网到山地丘陵，由分散游击到大兵团作战的转变，粟裕亲自给连以上干部讲课。以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例，结合孙子兵法讲解山地作战的特点，开展山地作战的技术、战术训练。团以上干部还要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领悟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政治部在这三个纵队计九个支队中，以支队（即团）为单位开展了学习、训练竞赛运动。

短期集训后，粟裕率部在浙江打了三场大仗，即天目山战役。就粟裕军事生涯而言，天目山战役规模不大，歼敌不多，但意义重大！

攻克孝丰

1945年2月10日，一纵突然主动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沿途狠狠打击日伪，横扫安吉、梅溪等地日伪据点，占领了杭州以北的递铺、三桥埠一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地区。配合一纵行动的三纵七支队也进至广德以南柏垫以东地区。

国民党军的苏浙皖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陶广陶广（1887—1951）湖南醴陵人。18岁入湖南瓷业学堂，毕业后为湖南瓷业公司彩绘工人。后入北京宪兵学校及南京江南讲武堂。学成后在蔡锷部下任参谋。继后入湖南，在程潜、唐生智部任职。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西湖智果寺。得悉上述情况才知新四军已经入浙。他认为新四军“企图进入莫干山建立根据地后，可能进入杭嘉湖与海北地区，准备尔后协同盟军登陆作战，以争取国际信誉”。即令第二十八军第六十二师“迅速将该匪歼灭，勿使坐大”。同时令忠义救国军、浙保二团、挺进纵队协力围堵歼灭新四军。第二十八军是国民党中央军在浙江的骨干力量，六十二师又是绝对主力，装备整齐，弹药充足，训练有素；配合作战的忠义救国军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武装，武器精良，机动灵活，善于山地作战，被誉为“孙悟空军”。故六十二师师长受命时说：“消灭新四军，两天解决，绰绰有余。”

事与愿违，其疯狂进攻首先受到我七支队的顽强抵抗，而三纵队的另两个支队，立即从两侧压向顽军，粟裕又急令一纵队迅速越过天目山切断顽军退路。顽军在景和里、南丁岭与我三纵队激战，自16日上午打到傍晚，已逐渐不支。此时又得悉我一纵队已回师西进，切断其退路，故全线败退，落荒而逃，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顽军残部向天目山、宁国窜去。次日，我军轻取孝丰。此役歼敌1700余名，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32挺，步枪600余支。

入浙初战，由于缺乏山地实战经验，也由于三纵队全面出击时一纵尚未到位，未能形成合围，故未全歼六十二师和忠义救国军，但也已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变骄横轻敌为闻风丧胆。我军得到了山地实战锻炼，提高了大兵团作战各部密切协同的自觉性，而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孝丰城。新四军进入孝丰，秋毫无犯，对比鲜明，使人民认识到新四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军民情感逐步加深，人民觉悟日渐提高。

孝丰，一块富饶的热土。但在日、伪、顽的野蛮掠夺下，人民生活异常困苦。当地有首民谣：“鬼子是阎王，国军赛无常，谁来都一样，百姓大遭殃！”粟裕夺取孝丰后，将顽军追至报福坛、渔溪口一带。一是争取时间休整；二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

胜利面前又迎来了更加严峻的考验，那就是粮食问题。孝丰地区，灾荒连年。一般部队的粮食已不足十天，有的已经断炊，只能靠野菜充饥。全军上下紧急动员，筹集粮食，节约粮食！为不影响军民关系和内外团结，部队停止操练，喝一点稀饭，睡在铺位上听指导员讲故事。粮食分配由叶飞副司令负责，年龄最长的刘先胜参谋长也亲自种菜，亲自运粮。

每次大战毕，粟裕都要去野战医院看望伤员，此次也不例外，大战刚刚告一段落，他便跃马扬鞭，风尘仆仆赶到孝丰城北20里的军区野战医院，看望伤病员。他对伤病员说；“同志们杀敌立功、负伤住院，却吃不饱肚子，只得提前睡觉，这是因为孝丰是个贫穷的山区小县，不产粮食，加上日、伪、顽疯狂掠夺，人民十分贫困。我们现在吃的粮食，是根据地人民从嘴边省下来，并千里迢迢送来的。你们为减轻人民负担，宁可饿肚子提前睡觉，这种精神很好，我很高兴。”看罢伤员，一天未进食的粟裕与医务人员共进晚餐。个别伤员，特别是刚起义的和俘虏兵伤员，想看看在院长陪同下的粟司令吃些什么。

食堂里，粟裕和院长吃的和伤员一样的野菜糊糊，只不过比伤员吃的更稀、粮食更少罢了。只见粟裕端起一碗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抹抹嘴说：“嗯，不错！”

呼啦一下，不少伤员冲进了食堂，一个个都很激动。

“粟司令，你……”

“粟司令，你可要多保重啊！”

粟裕全明白了，他笑着说；“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兵，都应该尽可能地减轻人民负担嘛！”

只见一个伤员扑通一声跪下说：“报告长官，今天的事，我全看在眼里了，我穿这二尺半（军装）十年了，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长官，我这辈子跟定长官你了。”

“欢迎你参加新四军。”原来他是个俘虏。

回马歼敌

纸是包不住火的。顽军二次大败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盛怒之下，撤去了陶广的职务，令李觉取而代之。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务必在7月底，即盟军登陆前将浙西之匪军歼灭”。因此，顾祝同下了最大的决心，以第三战区副司令上官云湘为总指挥，以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李觉（1900—1987）湖南长沙人。192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为前敌总指挥，而且增调三个主力师（七十九师、独立三十三旅、一四六师）充实第一线。同时，李觉还从江西调来突击总队一队（相当于一个师），全部美式装备，其战斗力强于五十二师，是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的部队。

此外，顾祝同还特派其秘书谢企石专程会见大汉奸周佛海，表示“咸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于是，日伪军明显增多了对我驻地的“扫荡”，而与顾祝同部对峙的日伪军却主动后撤50公里，使顽军无后顾之忧。

于是，我浙西之新四军已完全处于日、伪、顽包围之中。其中仅仅顽军就数倍于我，形势极其严峻。

粟裕仍像往常一样，处理完公务后，还拿起农具到屋前菜地里劳动，同老农谈心，讨论怎样才能增收。说话做事仍然是那样从从容容，不紧不慢。唯一的变化是看地图的时间更长了。他时而仰起头，看看窗外的蓝天，时而静静沉思，良久不语。地图上所展示的我军所处之地，正是南宋军、太平军失败的古战场，也紧靠着当年红十军团遭袭击和方志敏政委蒙难之处，还紧邻项英、叶挺遭暗算的新四军军部。

历史的教训，不时在耳边回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他反复地思考着各种作战方案，认真地寻找着适合歼灭顽军之地。慢慢地他眼睛盯着一个地方——新登新登县三国吴析富春县置新城县，后梁改新城为新登。1958年并入桐庐县。1961年与富阳从桐庐县析出，合置富阳县。！

为了打乱顽军的进攻部署，控制富春江两岸，确保我军浙东、浙西的联系，粟裕决定乘顽军立足未稳，争取主动，打它个措手不及！5月29日晚，我第一、第七、第十支队，兵分三路向新登运动，连续突破顽军第七十九师在大岭、永昌、松溪、方家井一带的防线，于6月1日抵达新登城下，立即发起新登战役。

新登之战，是新四军入浙以来最激烈的一场硬仗。顽军七十九师从龙游调防新登以来，强抓大批民工，砍光周围树木，筑起一个接一个的碉堡。古老的城墙外，布满了地雷。护城河中投了大量鹿砦和铁蒺藜。我一支队健儿英勇冲杀，浴血奋战，于次日（6月2日）上午攻克新登城。继而会同兄弟部队，打退了全部美式装备、由英国教官直接训练的突击总队一队7000多人的增援，打退了七十九师的8次反扑，将顽军精心构筑的300多个碉堡摧毁殆尽，取得了攻坚与歼敌2200多人的重大胜利。

同时，我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牺牲了217人，负伤684人。特别是英雄团长（一支队支队长）刘别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指战员们极为悲痛，决心乘胜追击，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6月4日黄昏，支队政委罗维道罗维道（1916—2011）江西泰和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上海战役时任27军81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授少将衔。从前线返回向粟裕汇报情况，粟裕热情称赞说：“这一仗打得好，硬是把国民党顽军的威风打了下去。”同时，他果断命令： 全线分路撤离新登。他理解指战员们的心情，虽然打了大胜仗，但也是入浙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所以，他特地让纵队司令王必成亲自到前线去传达此项命令。

听说不但不能乘胜追击，继续扩大战果，反而要放弃刚刚解放的新登城，指战员们想不通啊！然而，王必成司令员讲得清清楚楚，这是粟司令特地要他来传达的撤退命令，是死命令，而且，当晚就走。

梅雨季节，阴雨连绵，指战员们噙着泪一步一回头，这里曾躺下他们的战友，这里曾洒下弟兄们的鲜血，他们强忍着悲痛，走啊，走啊！分不清脸上流下的是泪水还是雨水。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粟司令是信任的，他们坚信粟司令命令撤退必有道理，一定是在寻找战机，歼灭更多的敌人。

很快，又传下了新的命令，要求部队在行军途中，一路丢些破军帽、破军衣、米袋子、烂草鞋等物。指战员开始明白了，粟司令又在给顽军设下了一个诱敌深入的打狼陷阱。

我军于当晚（6月4日晚）撤离新登，又于6月8日主动撤离临安。古往今来，将领阵亡都是保密的，而这一次，粟裕指示，抬着刘别生同志的大棺材游行；同时为牺牲的将士们举行了规模盛大而又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派出后勤人员四处购买粮食，明显地显露出缺粮之恐慌。

面对前线接二连三地传来捷报，这些捷报中成绩一个比一个大，有的说一举占领多少多少地面,有的说歼灭共军数千之众，等等，顽军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却不为所动。早年红军时期，他在福建与粟裕交过手，有挨打的经验。他再三告诫部下；“不要受骗上当，丛林深谷，容易埋伏，务必缜密搜索残敌。”甚至明确命令：“各部不得继续前进，应立即固守阵地。”“作周到准备后，再作进剿。”至于其他部队，更是火烛小心，如浙保四纵等地方武装，始终与顽军主力靠得很紧，决不离开半步。他们知道，共军惯于各个击破，而且专吃弱旅。

顽军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相互策应，死抱成团的一套办法，确实给我军寻求歼敌良机造成了极大困难。6月9日，顾祝同再次给李觉增兵，其兵力仅主力就达12个师42个团，计65000余人，占国民党第三战区总兵力的近二分之一。如果加上杂牌和地方武装，数量就更可观了。我军总兵力仅两万余人，又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特别是粮食供应尚未解决；如陷入长期消耗战，将十分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时间休整部队，迎接全面反攻的到来，苏浙军区经慎重研究与权衡，决定放弃天目山。于6月10日，由粟裕、叶飞等联名呈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中央军委并得到批准。

6月13日起，我天目山地区的军械厂、被服厂、野战医院、仓库和其他后方机关陆续撤退，分赴苏南、皖南及浙西敌后根据地。部分武装部队还参加了撤退运输工作。有的俘虏乘人不备，将所抬的伤员丢在公路上，逃回去报信，而我后撤部队居然来不及追捕他们。凡此种种，都明确地证实： 共军确确实实在全面撤退。于是，顽军动心了。撤出新登的“败像”没打动他们，“步步溃败”，逃离天目山也没打动他们。这一回，他们确信新四军实在是顶不住了，不得不败下阵来。尤其是新登战役之后才调来的顽军，认为粟裕用兵也不过如此，师长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来捏一把“溃逃共军”这个“软柿子”。

早在6月9日，顾祝同为李觉增兵并一再催促快速歼灭逃往孝丰之“匪军”时，李还迟疑，怕被围歼而不敢行动。10天后即6月19日，才命令左、右两翼兵团分别从溪镇和新桥头出击，计划于21日向孝丰发起总攻。然而，担任左翼兵团的第五十二师已经坐不住了。该师副师长韩德孝是韩德勤的亲弟弟，牢记黄桥决战的教训，一直龟缩不前，这下听到共军确实败了，为抢头功而提前行动，并猖狂扬言，要像“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军部那样“再打一个茂林！”但让韩德孝没想到的是，顽军第三十三旅先头部队，于6月18日尚未到达孝丰地区，就对外宣布已经占领了孝丰城。顽军第五十二师没料到头功被人抢去，忙派一个侦察排长去孝丰与三十三旅联系，结果在孝丰城郊被我侦察部队活捉，连人带信送到了粟裕面前。

粟裕从俘虏口中获悉五十二师不再步步为营，而是急功近利，冒险突击，孤军深入，已经拉大与其他部队的距离，哪肯放过这久盼不到的良机，即于6月18日果断命令： 二、三、七、九、十等六个支队，立即回马，齐向顽军第五十二师发起猛攻！

根据敌情变化，迅速作出重大决策，需要指挥员具有过人胆识。这也确实令苏浙军区机关的同志为粟裕捏了一把汗。因为党中央和华中局已经批准撤退，现在突然改变为进攻，打得好还罢，打不好的话，粟裕必然承担全责。更何况粮弹俱缺，经不起拖延苦战，必须速战速决。然而，粟裕决心驾驭敌情变化，当机立断，抓住战机，趋利避害，歼灭顽敌，至于个人得失，只能置之度外了。

战斗打响后，顽军还以为是我少量部队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进行的夜间骚扰。没想到枪声骤密，而且，后路已被切断，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才感大事不妙。但是，已经晚了，我军指战员高呼着“歼灭五十二师，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他们勇猛冲击，锐不可挡！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精锐主力，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溃不成军。

粟裕这一回马枪打得突然，打得坚决，打得果断而又迅速、有力。以至于敌左翼兵团被歼后，李觉还毫无知觉。他认为新四军在新登战役中已经伤亡惨重，现又断弹缺粮，再与五十二师作战，更加筋疲力尽，无疑是将其一举歼灭的最佳时期。于是，他再三督促各部“放胆行动，努力奋进，希望各级指挥官抱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以竟全功”。李觉下达此项命令时，不但五十二师已不复存在，就连其中路的三十三旅也被歼灭了近两个营，余部逃入了天目山区。

顽军倾巢而出，等于自投罗网，粟裕决心乘胜扩大战果，进一步歼灭顽军。他像熟悉自己一样，熟悉自己的部队，坚信他们“打得、跑得、饿得”，特别是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更何况歼灭五十二师，补充了武器弹药和干粮。于是，他果断命令： 留一个支队继续歼灭残敌，打扫战场，同时监视敌左翼的后续部队“忠义救国军”的动向；其余各部队尽数尽快挥戈向东，包围孝丰城边的敌右翼七十九师和突击总队。

此时顽军仍有相当实力，七十九师有4000人，突击一队有4000余人，突击二队有3600余人，总计超过13000多人。我参战部队不足2万人，要一举吃掉它，也非易事。粟裕几次试图将其分割包围，逐一歼灭。然而，顽军鬼得很，白天伸展纵横不足30里，晚上收缩在仅仅3里之内，实在无法分割。粟裕决定打破常规，利用敌人怕分割而收缩过小的弱点，实施集中围歼。我军在晚上趁敌人全面收缩时，顺利地占领了所有的外围阵地，第二天天刚亮，便集中我军所有的炮火进行猛轰。

阵地上硝烟滚滚，弹片横飞，炮声震天！21日，粟裕亲到前线指挥。将顽军右翼兵团全部包围压缩在孝丰东南的草明山、白水湾、港口的狭小山谷内。此时，已听不到敌人的火炮还击之声。粟裕命令：“全线出击！”我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咬紧牙关、忍饥耐苦、排除万难，用孙悟空钻进铁扁公主肚子里的战术，大胆穿插到敌人内部强行分割，加速歼敌过程。至24日清晨，将敌大部歼灭，残敌狼狈南逃。孝丰之战，歼敌7000余人，击毙突击一队少将副司令胡旭盱、五十二师副师长韩德孝、七十九师上校参谋长罗先觉等二十一名将校军官。缴获各类火炮17门，轻重机枪130多挺，长短枪1000多支。这就是天目山下的第三仗，即回马歼敌之战。

喜讯传来，党中央、毛主席非常高兴，毛泽东表扬天目山战役指挥果断，仗打得好；特别是第三仗，确实是驾驭变化、速决全歼的经典战例。如果能再多歼灭些敌人就更好了。

天目山战役胜利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如顽军第五十二师一批现代化通讯器材全部落入我手），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到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完成更艰巨、更伟大、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浙西地区的三度交手,顾祝同损兵折将，三战共损失17000余人马与大量武器装备。顾祝同对粟裕恨得咬牙切齿，欲一口吞之！但，非不为者，乃不能也！他的第三战区，实在无法再抽出兵力到浙西来与粟裕的部队相抗衡了。于是，形成了对峙。粟裕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扩大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考虑到这些地区仍可能形成拉锯，领导班子搞了明暗两套人马，即使国民党来后，我们的政权仍能暗中进行运作。总之，自6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天目山地区，纵横两百余里，涉及十余个县（有的县部分地区仍由国民党控制），150多万人口都成了解放区，建立了人民政权。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强化训练，一切按照正规化和大兵团作战的要求进行。

1945年8月7日至9日，粟裕在浙江省长兴县仰峰镇主持召开苏浙军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主要有两个内容： 一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交流实行土改和明暗两套班子配合的经验；二是作军事工作报告，主要讲了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大兵团运动战的问题。粟裕的报告是以总结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经验为基础进行的，都是大家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很受大家欢迎。

1945年8月10日，高干会议结束，当晚苏浙军区举行文艺晚会，演出苏联著名话剧《前线》。粟裕兴致勃勃地和与会代表一起观看。幕间休息时，机要参谋送来一份电报。粟裕神情欢快地看了一遍，兴奋地站起来大声宣布；“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大家边欢呼，边跳跃，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有的含着泪花，互相拥抱，有的将帽子抛向空中，热烈庆祝八年浴血奋战换来的伟大胜利！

还有个无人知晓的小秘密，这一天也正好是粟裕38岁生日。但连他自己也忘记了。他怀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与战友们共享胜利的欢乐，同时，以冷静的头脑思考着当前之形势和下一步任务。

粟裕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战略意图，全面反攻，迅速扩大解放区。8月19日，他在致各部、各分区并报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决定尽一切可能，尽一切力量与办法，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分别占领溧阳、溧水、宜兴、金坛、句容、郎溪、广德、高淳、长兴、吴兴、安吉、武康、德清等县城，及我根据地内各市镇，肃清日伪与残顽，完成将我苏南一、二分区及浙西打成一片之计划。”于是，在粟裕的指挥下，苏浙军区所属各部，向浙东、浙西、皖南、苏南的日伪军展开了猛烈进攻，旌旗所指，捷报频传,先后收复了大小城镇100多处及广大乡村。

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示苏浙军区等主力部队撤出江南，转移到江北。从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粟裕率领苏浙军区主力和部分地方干部计65000人，完成了渡江北上的任务。其中人员配备最齐、武器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叶飞部调往山东，受陈毅直接指挥。余部约3万人左右随粟裕到达苏中。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共同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啊！苏中，这块革命的热土，粟裕曾与这里的人民群众一起，生死与共，团结奋斗，抗击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现在，粟裕和他的部队再次来到这里，又要和人民群众一道为保卫胜利果实，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努力奋斗。

苏中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大量有关粟裕的革命故事，这里仅仅列举几个。

一让司令

党中央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确定“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为此在全国范围内调整战略布局和各大战略区的机关及其相关领导。

10月上旬，粟裕刚率部北撤东台一带集结，就接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知，要他到淮安参加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筹建。他一到淮安，就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的文件，当即向华中局领导提出建议，请求任张鼎丞同志为司令员，自己改任副司令员。

粟裕的意见，没有得到与会者任何一人赞同，分管干部的曾山对粟裕说：“粟裕同志，这是中央军委的任命文件，在座的哪一个敢随便更改！”

粟裕无可奈何地回到住所，这时天色已晚，机要科送来立即要向全军转的中共中央的任命文件。粟裕接过一看，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已经提出过意见了，张鼎丞是我的老上级，让他当我的副手，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这份电报先不要发出去，我还要向中央提出我的意见。”说完便坐在灯下，起草电文，陈述自己的建议和理由，第二天发给了中共中央。

中央：

昨在华中局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起重任。而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曾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领导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

十月十五日

两百个字的电报,字里行间凝聚着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显示了无产阶级志士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但是,粟裕这一建议,并没被党中央采纳。10月27日，华中局发出的任命名单指出： 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复，华中军区仍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张鼎丞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比粟裕年长九岁，曾领导闽西起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组建初期，任第二支队司令，粟为副司令。张鼎丞的人格品德，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是有口皆碑的。粟裕一向把张鼎丞视为老师,视为兄长,十分敬重。

当天晚上,粟裕发出了请求改任副职的第二次建议电报,恳切陈述：“为慎重并更有利于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收到粟裕的电报，经慎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认为粟裕的建议是有理由的，“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当时华中军区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由于粟裕坚持“搞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特别是处处以身作则，很快顺利地完成了军区和野战军的组建工作。

关于部队的组建工作，粟裕曾与苏浙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谈过： 确定一个原则，凡是一师和苏浙军区的干部，原则上担任副职,正职由其他兄弟单位来的同志担任,从你、我做起。于是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钟期光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机关也是如此。

正是：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却不从！

后来，很多跟随粟裕多年的革命前辈，谈起此类事都很感慨：“这是我们粟司令的一贯作风，在每次的整编或合编时，我们又得从副职干起，到后来的定职级，授军衔我们就吃亏了，吃大亏了。但是，从全局出发，从我们对粟司令的理解与感情出发，我们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始终如一地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不容易啊，这些长者与粟裕一样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大展才华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由游击战到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并把建设强大的野战军作为实现这个转变的重要条件，同时还把组建华中野战军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对于这种转变,粟裕早有预见,也早有准备。因此，他的部队早在一年前，天目山自卫反击战中就提前完成了。但是，要在新组建的华中军区和作为主力的华中野战军实行这种转变，就绝非易事。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主力部队保持完整的建制、保持原有光荣传统和坚强的战斗力。

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从华中抽调新四军主力到东北和山东。如叶飞部已于渡江北撤时直接调往山东。但是，现在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制订方案，除第三师以完整建制调往东北外，其他部队都是部分抽调，这样，无论是调往山东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其建制都不完整了。

粟裕认为，这样做不利于部队建设，也不利于作战，应尽可能地保留主力部队的建制，以保持部队的原有的传统作风和战斗力。他曾多次向华东局和华中分局建议，但均未被采纳。为了革命事业和党的利益，粟裕“敢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于10月27日直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电报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央：

此次华中北调部队，除三师保持整个建制，其他各主力师均系分别抽调。似此，不同建制部队今后须有较长期方可打通思想，且对目前战斗之协同不利，特别华中分局领导下之部队可能发生重大影响。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未蒙采纳。但职对此问题尚不能完全理解。因职以为各师地区既留有地方兵团，虽将当地主力调走，对坚持似无大影响。因此，职意应可能不过分破坏建制较为有利。敢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特电告中央，尚盼指示。

粟裕

酉感

粟裕认为，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有两点是必须牢记于心的,一是党中央总的战略决策;二是全局的基本形势。从这两点出发，从全局需要，把主力抽调到更重要的地方是必要的。因此，整建制地把叶飞部调走，他坚决支持，尽一切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方便，让他们走得放心与高兴。他怕的是，部队建制打乱，把不同特点，不同风格，不同传统的部队从不同地区调到一块，要把他们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远比组建一支新部队还困难，费时更长。因为，一支部队的传统作风和作战特点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而眼前大战在即，于是他不得不冒着风险直接给党中央发了建议电报。

此电是和他第二次建议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的电报同一天发出的。

10月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同时答复了粟裕的两份电报：“粟裕酉感两电均悉。其提议是有道理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请华中局考虑四旅调山东归罗（炳辉）韦（国清）纵队，王必成部留华中野战军”。就这样，党中央的电报肯定和采纳了粟裕的建议。

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下辖四个纵队，包括原苏浙军区第一纵扩编的第六纵队；由苏中部队组建的第七纵队；由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扩编的第八纵队；由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合建的第九纵队。这些部队编制不统一，兵员不充足，装备不齐全，除参加过天目山战役的部队外，既无大兵团作战的实战经验，更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思想准备和战役战术训练。

对于这一支刚刚建立起来的野战军，粟裕决心按照大兵团作战的需要,尽可能地抓紧进行部队的整编和训练,实行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统一装备。关于装备，他认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基干民兵队应有区别，但又不能差别太大。他亲自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实部队的干部队伍，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战术，学习天目山战役的经验，切实实行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粟裕军事思想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自他出任苏中党政军第一把手之后，重建了八个军分区，调整、充实和加强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队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明显地改善了地方部队和民兵的武器装备，强化了他们的军政训练。农忙时三种武装力量共同帮农，农闲时进行联合演习，做到县有独立团，区有大队，乡有中队，村有民兵基干队。不仅可以担负守卫地方、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任务，而且，由于体制一样，武器装备差别不大，完全可以逐级上升，成建制补充正规军，成为军队源源不断的兵力源泉！

粟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格外重视参谋机关的建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特别注意探索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参谋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军队武器装备日益精良，军队组成部分更加复杂，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军队的指挥方式演进到组织战斗的时代。参谋机关是军事首脑机关，全军的发动机。在他的主持下，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都全面地强化了参谋机关的建设，进行了政治和业务学习，与政治、后勤机关如何密切协作形成了规章制度。还把苏浙军区随营学校与苏中公学合并改建成雪枫大学，亲兼校长，根据需要创办了各种期限不等的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批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政干部和参谋人才。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于挑起全面内战，又苦于未准备好，于是在美国出面调停的幌子下，放出和谈烟幕，与中共进行和谈。

1946年年初，粟裕接到中央通知，与陈毅、谭震林等作为中共方面的地区代表，参加谈判，中共谈判小组驻地定在如皋。于是，粟裕先后到如皋、淮阴、南通、扬州、徐州等地参加谈判会议。每到一处，粟裕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了解蒋军的战备情况，而且总是把情报与自己的看法、意见及时报告中央。

3月16日，谈判会议在南通进行。粟裕得到可靠情报，蒋军准备偷袭我小海镇等驻地。粟裕立即密令华中野战军八纵（陶勇部）做好充分准备。恰巧这天美方代表宣布会议休息三天；蒋方代表立即以汤恩伯名义请全体与会代表赴上海玩玩。

“我们上面有规定： 休息只能在驻地，我们就在如皋恭候吧，祝诸君旅途愉快！”粟裕很客气地回答。

当天晚上，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九师第一零五旅向小海镇等地突然发起猛攻，陶勇以小股部队且战且退，待敌人完全进入镇中后，立即四面包围，来了个关门打狗。激战两天两夜，全面收复失地，歼灭敌人1400多人。在上海的美、蒋代表气急败坏地坐飞机赶到如皋，又从如皋到达淮阴，叫嚷着要中共代表立即与其会面。待粟裕等中共代表到达淮阴时，美、蒋代表已经焦急地等候在码头上了。一见面就指责中共代表：“你们擅离职守，造成严重流血事件！”

粟裕没有作声，拿出美方发给各方作为谈判资料的地图，指着小海镇这个地方，上面清清楚楚印有：“中共防区”字样。粟裕微微一笑：“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入侵之敌，被我全歼，也是活该！”美、蒋代表自讨没趣，有苦难言，此事亦就不了了之。

随即，粟裕与张鼎丞联名，把详细经过和他们对内战的看法报告给了中共中央。

逼寇投降

日本投降已经好几个月了，仍拒绝向新四军缴械，而是等待国民党军来受降。更有甚者，日伪军竟狗胆包天，常常偷袭我根据地。令粟裕十分气愤，决心痛歼日伪军收复失地。

另一方面，蒋介石于11月在重庆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制定了“半年剿共计划”，确定“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战略步骤。蒋介石和其参谋总长陈诚均扬言“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气焰极为嚣张。

面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由于华中解放区处于内战前线的重要地位，粟裕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努力探索这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思考对策，以便战而胜之。

粟裕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既不同于八年抗战，也不同于十年内战；敌我双方虽是老对手，但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由此产生了战争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当前，蒋介石握有全国性政权，占有3/4的国土，3/4的城市和62%的铁路。他拥有430万正规军，并接收了100万件日军的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此外，还得到了美国军事上、财政上的巨大援助。敌人在数量上、装备和技术上占有很大优势。这个战争的新特点和新规律要求我们在战争指导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充分利用解放区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逐步实现由劣势到优势的转化，积局部优势为整体优势，进而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因此，粟裕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华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可能是蒋介石最先进攻之地。为了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巩固华中的战略任务，除了加紧进行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建设外，还须对未来作战方向作出准确判断，在主要方向要集结足够的兵力，开辟有利于打运动战的广阔战场。

于是，粟裕从战略考虑、从全局出发，建议在华中地区南北两线各组织一个战役： 在南线组织高邮邵伯战役，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既可以一举全歼江苏境内最大的日伪集团，又可以打破蒋军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解除南线蒋军对两淮的威胁，创造自卫反击作战的战场；在北线，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破坏并控制徐州至海州段铁路，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创造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在战略上互相配合作战的战场。

当时，部分华中局领导担心兵力不足，在粟裕的坚持和指挥下，高邮邵伯之战于1945年12月19日打响。粟裕亲率精干的指挥班子到达邵伯前线，把指挥所设在距邵伯镇只有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庄里，就近指挥攻打邵伯。第七纵队一个团攻进邵伯，战斗正酣，粟裕就带着参谋进入邵伯，直接指挥这个团围攻负隅顽抗的日军。他用“围三阙一”的战法，诱使日军突围。仓皇逃窜的日军，从粟裕的指挥所门前通过，粟裕和警卫战士均不动声色，待日军进入开阔地带时，立即下令聚而歼之。第七纵队攻克邵伯，歼灭日伪军2000多人。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特务团和华中军区部队拔除了扬泰线日伪据点16处，歼灭伪军4000多人。

邵伯战斗一结束，粟裕立即组织发起高邮之战。他和八纵司令陶勇一起视察高邮地形，部署总攻。他说：“我军主攻方向是北门和南门。总攻开始，炮兵首先对东门内的日军司令部实行集团射击，牵制敌军主力于东门，以利于我军主攻方向作战。西门紧靠着公路、运河和高邮湖，地形对我不利，敌人可能认为我军不会置兵于此。我们就要利用敌人这种心理，以偷袭方式，用云梯登城，接应北门作战。”他嘱咐部队：“切记力争偷袭，准备强攻。偷袭不成，立即强攻，以收神效！”

12月25日夜，阴云密布，细雨蒙蒙，是一个不利攻城的天气，粟裕出敌意料，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攻击部队勇猛无比，首先突破南门，进入城内，展开巷战。在城西北方向，担任攻城突击队的是著名“老虎团”即第七团，粟裕在三年游击战中保留的几百名骨干均在该团。该团三连一班班长袁金生带领全班隐蔽地接近城墙，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和钩镰枪的推刺最先登上城墙，与日军展开惊心动魄的搏斗，打垮了敌人多次反扑，保证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突破口入城。第二天，粟裕从突破口登上城楼,满脸笑容地竖起大拇指,表扬第七团：“不愧为老虎团!”对袁金生说：“好样的,大英雄!”在战后召开的庆功会上，粟裕宣布： 授予袁金生华中军区特级战斗英雄称号，亲自为他戴上大红花。

经过激烈战斗，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日伪军终于宣布投降。根据粟裕指示，受降仪式由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主持，在日军司令部举行。

日军司令官岩奇大佐要求对等待遇，请中方当地的最高长官出场。韩念龙说：“我就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岩奇只能无奈地接受了受降仪式。

这是一次非常规范的正式的受降仪式。其规模仅次于何应钦在湖南芷江机场主持的受降仪式。粟裕兴高采烈地跟随部队进入城内，在夜幕中悄然来到受降现场。他一进大院,看到一个日本军人正在焚烧文件,立即上前用脚把火踩灭,吩咐侦察参谋张焕文立即收缴敌人的一切文书资料,任何人不得自行销毁。看到我军战士为搬运武器与日军发生争执，立即指示作战科长严振衡前去处理，规定一切枪械弹药均须登记造册，受降后再行分配。受降仪式结束，粟裕等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大院。除随行人员外，无人知晓粟裕到了现场，包括主持人韩念龙。

日军司令官岩奇没能见到中方最高长官，感到十分羞辱，想剖腹自杀。就在这时，他接到通知，粟裕要另行接见他和其他一些校级军官。岩奇大佐惊喜异常，认为另行接见是一种高级礼遇，不是受降与投降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他理了发，穿上了新军装。一见到粟裕就连连表示：“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他用双手高高捧起一把寒光闪闪的指挥刀，向粟裕深深地鞠躬，说道：“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宝刀，敬献给久已仰慕的粟裕将军！”

邵伯高邮战役歼灭日军1100多人，歼灭伪军5000多人，打破了蒋军“开锁进门，长驱直入，直捣两淮”的企图，改善了华中南线战略态势，为后来的苏中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场条件。

邵伯、高邮战役胜利后，粟裕还未来得及抖落身上的战尘，便率第八纵队和特务团日夜兼程北上,集结于宿迁以北地区,准备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

1月11日，陇海路东段战役全面打响，经三天三夜激战，歼灭日伪军1900多人，拔除了曹八集到白塔埠的全部据点，控制了陇海线东段300余里，使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了一片，为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创造了条件。

战后，粟裕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陇海路东段战役，打通了华中与山东的交通线，非常重要。如果敌人大举进攻陇海线，我军就可以一部正面守备，主力摆在两侧。”他做了个两手合抱的手势后，斩钉截铁地说：“那时，我军从两侧出击，歼灭他！”

这就是日本投降前前后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粟裕的所作所为，展现了一名优秀战略家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