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然而无论如何，投票在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轮回变化中剧烈动荡，只得到不及1/7选民信任的希拉克从无效和腐败的标志性人物瞬间就变为国家权力和责任之象征，此可以视为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之征兆。在第五共和国，法国人日渐抵制群体性组织。现如今，只有远低于2%的选民隶属于各类政党，此为迄今为止欧盟各国的最低数字。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工会会员异常之低的比例：只有大约8%的劳工是工会成员，此远低于美国，其相应数据（仍在下降）为11%；更不用说丹麦或者瑞典，其工会会员仍然占据2/3到3/4的就业人口。极小规模的产业和政治组织无疑显示了法国文化和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特征，这些特征曾被国内外人士广为论及：较之名声在外的美国人，法国人在诸多方面则更加坚定而不妥协，因为他们更少屈从于从众行为的压力。
然而，法国人对公民协会的传统形态之厌恶并不一定意味着私有化。相反，这种政治文化的悖论是，数量极低的常设组织与他们喜好突然而自发所建立的组织相并存。一而再再而三，令人生畏的群众动员突然之间不知从何处已经形成。1968年5～6月的大暴动迄今为止仍然是战后欧洲历史上最大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力量的示威活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现代例证是以后法国统治者们绝不会遗忘的。
自那以后，民众一再公然对抗并谴责执政当局。1984年，莫鲁瓦[140]下台了，因为他试图遏制私立教育从而引发大规模的为捍卫教会学校而举行的要求自我检讨的大动员——50万人在凡尔赛宫集会，百万人涌上巴黎林荫大道。1986年，成千上万的来自大学和公立中学的抗议学生与防暴警察搏斗，冲突中一名年轻的示威者死亡，希拉克被迫撤销高等教育“现代化”方案。他的政府再也没有恢复元气。1995年，朱佩削减和重组社会保障的计划遭遇了席卷所有公共服务行业的持续六周的罢工浪潮，期间全国动荡，最终运动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也失去了权力。1998年，轮到卡车司机、退休人员和失业者威胁若斯潘政府。执政当局意识到这样的社会龙卷风可能会突然向他们晴朗的天空发难，已经学会谨小慎微。
这种二元性特征，即公民的个性化特征与公众情绪的易燃性共存，其迹象在很多法国思想的深层结构中均得以体现。它们形成了萨特的理论背景之一。他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将“群体”离散和“集团”融合之对比以及它们之间的迅速转换加以理论化。然而，由此衍生的议题最显著的影响是产生了一批思想家，他们认为，总体上而言，社会纽带产生于信仰而非理性或意志。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卢梭所坚持的主张——其所给我们启示的是，此与他对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自我的唯意志论式的构建相悖逆——亦即公民宗教本身能够造就共和国的稳定。雅各宾派被推翻后，对上帝的崇拜一度被嘲弄，但人们并未对这一宗教主题丧失信念，该主题在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走向保守的蜕变。托克维尔确信，这种教条般的信仰是任何社会秩序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宗教比在欧洲更是无处不在。孔德[141]指出，实证主义的使命就是建立一种“人本宗教”，它将弥合工业革命使世界招致撕裂的社会分歧。库尔诺[142]则强调，主权的理性建构绝无可能，政治体制总是最终有赖于诉诸信仰或者武力。某种程度上而言最为激进的观点来自涂尔干，[143]他彻底颠覆了综合论，其名言则是：宗教是一种投射到星球的社会。
上述所有思想家均否认社会可能永远是人类个体行为者之所有利益合理汇聚的结果。启蒙运动的分支造就了英国的功利主义传统，但在法国大革命后却成为枯枝。具有可比性的审视政治生活的方式并未形成。贡斯当的设想最接近于此，不过他仍然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半个外国人。在20世纪，部分程度地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关于社会的相同的基本预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重新浮出水面，其中关于神圣的信仰的理论由社会学学院的罗歇-凯卢瓦和乔治·巴塔耶提出。在20世纪后期，这一思想轨迹在两个最有原创性的左翼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其与周围所有相关的正统理论相左。在80年代初，雷吉斯·德布雷[144]提出了一种政治理论：由于每一个人类集体无法使其内部获得连续性及其自身的身份认同，因此它要依赖那种高度的权威——按照定义，从广义的角度所理解的宗教权威——以作为其内部各个阶层全部得以整合的外部条件。
上述政治理论在《政治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olitique）1981年的版本中被加以阐述，它力图阐释民族主义以其特有的对民族永恒与不朽烈士之崇拜，为何要比德布雷曾经为之在拉丁美洲战斗过的社会主义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基于史实的力量。在2001年出版的《上帝，一段历程》（Dieu，un itinérair e）中，上述理论已经成为西方一神论在生态学领域、基础设施和正统观念等方面发生变迁的一种比较性描述，而这种一神论自公元前4000年至今，始终把宗教视为所有时代的人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历史形态无论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宗教皆为持久性的社会凝聚力之平台。这些非但不是导致与现状达成调和的推测，而是长期以来与被巴黎共识——尤其是关于北约向南斯拉夫开战的尖刻的评论——视为可耻的政治干预持续共存的见解，在当今的伦敦和巴黎仍然是所谓敏感的“正统思想”的试金石。或许是为了推卸责任，自那时起德布雷自己已经作出让步，以便为美法操纵海地政变局势奠定基调。然而，执政当局几乎不指望他。
类似的例子来自法国极为敏锐的法学家阿兰·苏皮欧。[145]通过引用特立独行的法律哲学家皮埃尔·勒让德尔[146]的著作，他重申了这一观点：所有重要的信仰体系需要一种教义基础，这种令其信徒们忐忑不安的信仰光束聚焦于我们这个时代两个最珍视的信条——对自由市场的崇尚以及对人权的崇拜。[41]在此，这一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出色的论证的逻辑性同样是模棱两可的：作为普遍原则的最新例证，人类共存这一不合常理的需要既要去除神秘性，然而同时也要使其正常化。法国人习惯性的思维在此发挥了作用。然而，上述主张的来龙去脉是如此具有民族特色的这一事实说明，这些观点无论如何皆有其道理：任何普遍性真理皆有其地域性源头。不过上述观点所体现出的困境乃典型的法国特征。若某个单一个体不会自由地融合起来以塑造或者改变其自身的环境，那么又是何种精神能够出人意料地在短期内将这些个体转化为撼动社会根基的集体力量呢？
对于现状的维护者而言，这些都是凌晨时分的想法，它们在法国历史上某个特殊清晨的阳光下很快就消失了。“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终于在经济上是如此强大且如此富有”，2000年，让-马里·科隆巴尼赞不绝口地说：“这个国家从未像今日这样如此充满活力，它成为了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溢美之辞简直无以复加：“法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21世纪之初过上如此美好的‘幸福生活’了。”[42]这种夸张言辞却时常蕴含着暗流。他这部通篇皆是夸夸其谈的著作多是用以警示像德布雷或布迪厄这样的评论家对拥有健全的自我见解的法国人的伤害。事实上，这位《世界报》主编本可以更了解其国情：法国自由主义浪潮的消退遗留下各个阶层的令人不安的失业人员。
其中与该日报形成鲜明对比且大获成功的是以日报的名字命名的月刊——《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uque），其与科隆巴尼的报纸共同之处如此之多，只是方针相反，就像今天的《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与原月刊一样。在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和贝尔纳·卡桑[147]担任主编期间，正是该刊所持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理念的信条才对当今世界政治进行了批评性的报道，此与《世界报》自身关注范围过于狭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外交世界》已成为一份拥有大约25万名法国读者的国际性刊物，从意大利到拉丁美洲，从阿拉伯世界到韩国，它在海外有20多个使用当地语言印刷的版本，而且在互联网上拥有俄语、日语和汉语等20种语言的版本：受众达150万人。没有其他的当代法国喉舌媒体具有这种全球影响力。
此外，《外交世界》不仅为当政智囊提供解决良方，而且还充当着组织者的角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设立了“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ATTAC），[148]这是一种“公众教育协会”，如今其分支机构已遍布欧盟，以鼓励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委员会欢迎的辩论和建议。对于任何期刊而言，组织职能的发挥需要付出代价——事实上它一般不想惹恼其读者，而这一点《外交世界》却未能幸免。然而，它那鼓舞人心的激励作用始终引人注目。2001年，《外交世界》和“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在阿雷格里港创建“世界社会论坛”，[149]发起了“另类全球化”运动，这一运动将会成为全球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跨纬度区域的抗议者的主要集结点。在此，在一个陌生的跨国舞台上，法国恢复了其左翼冲锋在前的历史性地位，以发挥其境外激进思想与力量之火的引燃作用。
类似的国家和全球性的连锁影响在过去十年中出现的左翼流派中亦有迹可循。大胡子的若泽·博韦[150]象征着它的另一面。谁能比这个来自拉尔扎克高原[151]的洛克福羊乳干酪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和麦当劳的敌人更像典型的法国人呢？然而如果另类全球化运动造就了国际性的英雄的话，那么这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农民必定是那位英雄。他在国内成立了农民联盟，并帮助创建了整个的农民运动的“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从中央高原[152]到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和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153]皆充满勃勃生机。显而易见，法国媒体对他长时间地保持着宽容态度，因为他们可以将其经历视为一个无伤大雅的民间传说。而一旦他胆敢批评以色列，那就另当别论了。一夜之间，他成为反面角色，一个在国外败坏法国名誉的声名狼藉的煽动家。
多年以来，皮埃尔·布迪厄的作用即属于上述所论。这个邮递员的儿子来自在法国边境与西班牙接壤的贝阿恩[154]地区一个偏远的小乡村，他的人生轨迹与雷蒙德·威廉姆斯[155]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后者是威尔士游行中一名铁路员工的儿子，他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都是从如此背景急剧上升到学术机构的精英地位，在象牙塔里身兼数职的强烈的与世隔绝之感及其到达的一定的社会高度致使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逐步地变得更加激进。甚至外界对他们所论的典型性的怨言也是相似的，在评论者的眼中，两人的观点因政治敌意而变得尖锐、谨慎且加倍地沉重。对两人而言，影响其一生学术生涯的主要经历则不尽相同。布迪厄在临终前写就的《自我分析》（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的最优美篇章就是在波城[156]公立中学求学时伤痕累累的阴郁回忆。[43]
在阿尔及利亚开始步入社会学领域后——令人吃惊的是许多成就卓著的法国知识分子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打上殖民烙印：布罗代尔、加缪、阿尔都塞、德里达、诺拉——布迪厄循着两条主线开展其研究工作：教育不平等机制之研究以及文化分层之研究。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学院人》《区隔》及《艺术的规则》[157]——令其声名远扬。然而，因为对新自由主义政府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所作所为感到沮丧，他将研究视野转向法国社会中那些失败者的命运以及导致他们失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世界的悲惨际遇》于1995年年底社会动荡前两年出版，可以认为它是这一社会动荡的提前播报。布迪厄带头动员知识分子支持罢工，反对政府及其对媒体和学术界的监管。不久他就出现在抗议政府针对非法移民措施的斗争的最前沿，以维护那些可怜的无证者，以实际行动发出了法国异见者最具有威力的声音。布迪厄所创立的行动动机出版社[158]如同用于攻击政府共识的知识界的游击队，专门在侧翼攻击作为政府喉舌的新闻和电视：哈利米的《新看家狗》和布迪厄的《论电视》都是其属下游击队员的手榴弹。在他去世时，欧洲社会运动的“三级会议”[159]正处于筹划之中。他的朋友雅克·布弗莱斯[160]是法国主要的但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家，作为一个引人注目但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他向布迪厄表达了也许是最高的敬意，不仅著书立说给予他高度评价，而且供稿《蠢货》（Schmock，2001）——作为对卡尔·克劳斯[161]和现代新闻业的针对性反思——以示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
布迪厄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于社会科学领域。然而，在近年来较好的法国电影中也可见类似情感：劳伦·冈泰[162]的《失序年代》（L'emploi du temps）或者埃里克·宗卡[163]的《两极天使》（La vie rêvée des anges）显示了科隆巴尼所谓的“幸福生活”的残酷性及对这种生活的践踏。法国也见证了迄今为止或许是描绘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突变的整体面貌最具雄心的尝试，有一部著作的标题则有意回忆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经典学说。[164]它就是吕克·博尔坦斯基[165]与夏娃·夏佩罗[166]的巨著《新资本主义精神》，该著以全景扫描方式将工业社会学、政治经济和哲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重构，吸收60年代文化革命的实践，同时吸收韦伯所关注的伦理学研究的所有剩余的成果，进而为有关利润、剥削和解放等专题研究展现全新的活力。这种批判性的综述迄今在任何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尚未曾有过。不过，与布迪厄的著作一样，这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法国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尽管其理论研究的对象具有普遍性，但所有相关的实践数据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性参考资料却都来自国内。这类局限于狭小圈子的自我研究并不局限于社会学。自布洛赫和布罗代尔之后退化的年鉴学派传统提供了另一引人注目之例证。英国史学家在过去三四十年间研究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所有欧洲国家，以及许多欧洲之外的国家，[44]而相对而言，法国有声誉的现代史学家则绝大多数只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勒华拉杜里、古贝尔[167]、罗什[168]、傅勒、沙尔捷[169]、阿居隆、阿里耶斯[170]：这一名单可能会无限地延长。阿累维[171]时期的状况一去不复返。
更为普遍的状况则是，若浏览一下法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思想甚或哲学领域里的某些方面，给人的印象就是：长期以来法国知识界存在着明显的闭塞情况以及对国外学术发展进展的无知。对法国人而言，那些迟来的且他们并未完全吸收的思想体系大大滞后于其他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分析哲学[172]或新契约主义[173]、法兰克福学派或葛兰西的遗产、德国文体学或美国新批评、英国历史社会学或意大利政治科学，这类例证可谓不胜枚举。一个几乎没有翻译过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74]或彼得·沃伦[175]的作品，甚至也不能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76]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找到出版商的国家，很可能被称为国际思想交流的落伍者。
然而如果我们转向艺术和文学，情况则完全相反。法国文学声誉本身可能业已下降，但其对世界文学的接纳却显得鹤立鸡群。在此领域，法国文化对外界异常开放，对国外文化接受的兴趣是其他都市社会所无可比拟的。随便一瞥任何较好的巴黎小书店，上述状况即可见一斑。译自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各国的小说或者诗歌比比皆是，而这在纽约、伦敦、罗马或柏林则是难以想象的。此种差异具有区域性的影响。大西洋核心区域之外的绝大多数业已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家皆是通过法语而非英语媒介广为所知：从博尔赫斯[177]、三岛[178]、贡布罗维奇[179]，到卡彭铁尔[180]、马赫福兹[181]、克尔莱扎[182]、科塔萨尔[183]。
造成这种唯我独尊的巴黎模式之关联体系正是帕斯卡尔·卡萨诺瓦[184]那开创性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的研究对象，该著是近年来颇富想象力之综合研究与强烈批评意图相结合的另一杰出例证。在此，布迪厄所论的国家边界被彻底打破，卡萨诺瓦在其研究规划中运用其象征性资本概念与文化领域里的种种概念去构建全球的各国文学不均衡影响的模式，并阐明在合法化体系外围的其他语言的作家用以赢得核心影响力的全方位战略对策。此一全新研究尝试史无前例。卡萨诺瓦所运用的素材的地理范围涵盖了从马达加斯加到罗马尼亚、从巴西到瑞士、从克罗地亚到阿尔及利亚的各个区域；她的研究所得出的上述不均衡影响力之关联图谱清晰而有力；尤其是在研究弱势群体方面，她对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小小的诡计及其艰难困境所持的宽宏大量态度，使其著作与前述“世界社会论坛”那种法兰西式热情和锐气可谓一脉相通。本书可被视为“文学的阿雷格里港”。这意味着一个开端，后续会有更多激烈论争和研讨。然而，无论这些批评或反对的结果如何，《文学的世界共和国》——正如卡萨诺瓦所言，帝国时期比共和国时期繁荣——其总体上所释放的影响当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85]一样巨大，两者竞相辉映。
更为宽泛的难题依然存在：如何解释法国这种独特的文学世界主义与学术研究领域里的狭隘性之突兀对立呢？人们可能会易于怀疑这样一种解释：法国人在文学及学术领域完全是自信满满的——法国历史和理论方面可持续的本土活力致使他们对国外相关领域的关注极为有限；法国文学威望的下降激发它更多地扮演起世界引路人的角色。此种说法可能有些道理，但它不能说明一切。巴黎作为现代世界文学之都——其象征主义文学成就达到世界之巅峰——影响力要早于法国作家自身声誉衰降之前，至少可以追溯到斯特林堡[186]和乔伊斯[187]的时代，此正如卡萨诺瓦所指出的那样。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也完全与上述解释相悖。法国人对地球任何遥远地区的电影艺术的欢迎程度可谓无与伦比。每天在巴黎上映的外国影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概是地球上任何其他城市的5倍。如今的巴黎被视为“世界影院”——来自伊朗的、中国台湾的、塞内加尔的影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国人的奉献和资助。假如像基亚罗斯塔米[188]、侯孝贤[189]或塞姆班[190]这些导演依赖于英美世界影坛的接受才得以扬名海外的话，那么除了这些导演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其他的外国人则几乎很少关注这些影片。然而，法国对外国电影的这种开放性胸怀则始终存在。“新浪潮”的生机活力诞生于对好莱坞音乐剧和黑帮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及德国表现主义的热情，后者赋予其大量的艺术语汇从而重塑了法国电影。来自国内的热情以及对他国的敏感性自一开始就密不可分。
上述对比提醒我们，任何大小不一的社会从来不会沿着一种统一的方向步调一致地前进。总会有相反或特立独行、异常或者反复的情况发生。在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一样，相互矛盾和毫不相关往往发挥着作用；它们不会使得整体性的判断显得完全不可能，不过却会使其复杂化。讨论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的衰落并非毫无意义。然而，当今如尼古拉·巴维列和其他人使用并曾催生的“衰退论”这样的论调是要避免的，因为它只是作为竞争力的一种测试而仅仅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而战后历史已经证明，这些领域里各国兴衰的相对地位是可以轻易地发生转换的。因此，基于上述衰退论的判断通常是肤浅的。
影响重大的衰落则体现于其他方面。在“黄金三十年”结束约20年后，法国精英们的精神状态与40年代初期民主精神之状况完全相似：一种普遍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深受那些需要被清除的颠覆性理论的影响；其民族历史中更为健康有利的思想需要恢复；总而言之，各种必需的现代化形态在大国中得以产生；而迫在眉睫的是，要么努力地去适应这些形态，要么将其用于国内重建。其中，美国模式要比德国模式更加温和且更为持久。不过最终，甚至有些沉迷于美国模式者也开始对它产生了怀疑。那么，在现代化之路通往的终点，谁还在那里等待着庸庸碌碌的法国人呢？自9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人开始回应了。
局势进展到何种程度以及结局如何，在目前阶段远不明朗。经济和社会这一躯体被套上了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紧身外衣，其前进动力业已不足，但尚未彻底松弛下来——单单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自身就足以使得这方面获得保障。无法直接实现的目标可以逐步较为缓慢地达到，其方式是对社会保障措施的腐蚀而非对其直接攻击——此可谓在任何情况之下更加典型的途径。缓慢前行成为常态，此为目前拉法兰所领导的低调政府所追求的执政方式，其所冒风险远低于追求高速发展之方式，后者是仰慕者们希望从尼古拉·萨科齐这位右翼阵营中的达达尼昂[191]那里得到的——在法国目前的环境条件下，前者可能被证明更加切实有效。过去24年中执政16年的社会党将不会中断这一渐进政策。其所留存的文化遗迹、密特朗执政期间那些“标志性浩大工程”的劣质刺眼之物以及雅克·兰[192]的演艺明星般的粗俗节目，就保守观点而言理应遭到唾弃，此亦为法国平庸化进程之缩影。
在法国本土之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尚司空见惯的那些热情四溢的亲法做派和态度实质上已消失殆尽。如同它的大多数邻国一样——或者更甚——法国如今激发起来的是复杂的情感：钦佩和厌烦之感时常同等程度地表现出来。假如法国也成为大西洋发达国家联盟这一牢笼里的另一循规蹈矩者，那么将会给我们这个世界留下极大的缺憾。法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绚丽多彩的差异性的消失将会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如此结局是否即将到来，实属难料。史密斯对辛克莱[193]枯燥无味的反驳时刻提醒着我们：国将不国，大祸将至。国家所潜藏的深层次的和错综复杂的问题、消费社会平静表面下周期性的动荡不安以及间歇性迸发的冲动——积聚许久或以前未能解决的残留？——不顾一切地倒向有利于极左翼阵营的方向，而且人们对过去无聊的民主氛围失去耐心，如此众多的理由令人们认为：结局依然未定。在指出法国为何不再受到类似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临界点时期的革命之影响并最终确立稳定而合法的政治秩序之后，雷蒙·阿隆最后却用如此警告之语来结束他1978年的著名社论：“这个民族表面上安静如水，其实却非常危险。”我们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