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然，在欧洲，自我满足几乎人所共知。然而，当前的气氛却是另外一回事：明显不着边际的自我陶醉。在这种自我陶醉中，水中的倒影把这颗星球的未来变成观看者的形象。如何解释这种政治虚荣的程度呢？很明显，欧陆的面貌近几年来发生了改变，其在世界上的作用也得以增强。现实的变化能激起超现实的梦想，而它们需要适当调整，以便发现其间相关联及缺乏关联的方面究竟是哪些内容。10年前，有三件难以预料的大事尚未发生：货币联盟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设计的那样产生；德国统一后地区优势的回归；欧盟向东欧的扩展。每一件事情的结局在事前都是不确定的。自那时起它们已清晰到何种程度呢？
1999年的第一天，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一致同意采用单一货币，就其性质而言，它在这三件事情中标志着最为准时和最系统性的变化。设想其效力会最迅速而鲜明地显现出来，总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已证明只有在最有限的技术层面上才是如此——用一种货币代替十几种货币（2002年希腊加入）的过程格外顺当，没有一丁点儿瑕疵：是为管理上的一大杰作。在其他方面，与一般性的预期相反，8年前在欧元区生效的货币联盟的最终结果依然不具有决定性。单一货币的既定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高生意回报的可预测性，以便产生较大的投资并使生产力和产量加快增长。
然而，到目前为止，前因并未产生结果。1986年的《单一市场法案》被最正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一份比欧洲货币联盟更有意义的倡议，其动态效果被过度吹嘘夸大——官方的“切克奇尼报告”（Cecchini Report）估计它将使共同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4.3%到6.4%之间，而现实是增长几乎不到1%。迄今为止，欧洲货币联盟的结果甚至更令人失望，欧元区的经济远没有得到提升，其增长一开始就慢了下来，在货币联盟形成的前5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2.4%，而到货币联盟形成后的头5年，增长率下降到2.1%。即使在2004～2007年有些许加速，增长率也仍然处于80年代的水平以下。在2000年，单一货币实行不久，里斯本峰会承诺在10年内“打造一种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结果，欧盟至今记录到的增长率远低于美国的增长率，也大大落后于中国。欧洲受到美国的科技吸引（美国2/5的科学家——大约40万人——都是在当今欧盟出生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廉价劳动力（其平均工资低20倍）的夹击。因此，欧洲人自吹自擂，但实绩甚少。
不仅仅单一货币集团的表现远逊于美国。更为明显的是，欧元区被欧盟内的国家[8]甩在后面，这些国家拒绝放弃他们自己的货币——瑞典、英国和丹麦在相同阶段皆拥有较高的增长率。《稳定条约》[9]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所遗留的问题投下了更深的阴影，这份被认为是确保在国家层面上的财政无序状况不会破坏超国家层面上货币的严格秩序的条约，已屡屡遭到欧元区的两个主要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破坏，而两国并不曾受到惩处。如果其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得到加强，就像发生在较为弱小的葡萄牙那样，处在更加无力抵抗的境地之中，那么，总体增长将会更低。
要认为目前已有对货币联盟的明确判断，还为时过早。其拥护者们认为爱尔兰和西班牙是欧元区内成功的实例，并认为以德国为首的各国经济在过去的一年整体好转可谓是欧洲货币联盟最后获得成功的标志。特别是，他们可以吹嘘欧元本身的强大。不仅仅欧元区的长期利率要低于美国，而且更为显著的情况是，欧元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已经超过美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其结果之一就是，欧元区本身的跨国兼并和收购浪潮铆足了劲，此为货币联盟的设计师设想的资本深化的明证。鉴于在世界经济体——日本是80年代以来唯一成功扭转经济的国家——中相关地区和国家的排位十分不稳，为人所共知，欧元区难道不可能在艰难渡过7年多的紧巴巴的日子后的今日准备好迎来与过去完全相反的局势吗？
此处很清楚的是，许多事取决于欧洲与主导全球需求的美国经济的相互联系或相互隔绝的程度。自1999年以来，欧元区表现平平，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眼里，这归因于已花费长时间来解决的国家主义的惰性和劳动力市场的死板固化之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如今已经缓解，欧元区表现的平庸在受美国消费驱动的全球局面的背景下已经显现出来，最近5年来，这种局面是极其有利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4.5%，这是自60年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增长率。这种增长的大部分来自飙升的房价，这当然主要是指美国的房价，而且也包括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0]的国家，尤其是像西班牙和爱尔兰这样曾经次要的经济体，其建筑业是近年来增长的关键点。另一方面，在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债券对金融市场从未如此重要，这类影响已经被打压。如果美国房地产行业出现突然下滑，而不是缓慢下滑，那么，欧洲货币联盟的决定性时刻将会来临。欧元区受经济增长期间的债券这种热病的影响相对较小，它将会获得多大程度的保护而免受横跨大西洋的经济衰退的危害呢？
在新欧洲，德国的作用依然并非那么明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被并入统一后的德国，使该国恢复了在20世纪初的地位，重新成为欧洲大陆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统一后的长期结果仍未显现。在国际上，毫无疑问，柏林共和国更加自信，它摆脱了一系列的战后限制。在过去的十年里，德国空军又飞回巴尔干地区，其准军事部队在西亚战斗，德国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海域游弋。不过，这些皆为转包性质的事务工作，它们皆隶属由美国掌控的北约或是联合国的行动，而并非独立行动。外交态度的意义大于军事态度。在施罗德[11]的领导下，在一项成为他的外交政策中最大特色的协议中，德国发展了同俄罗斯的密切联系。但这不是牺牲西方邻国利益的第二个《拉帕洛条约》。[12]在希拉克和贝卢斯科尼[13]的领导下，法国和意大利向普京献的殷勤也一样多，但经济上其手头的胜算更少。在欧洲，柏林的红绿政府[14]多年来没有大的忧患，人们熟知这一点，它从来不像从前波恩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那样惹是生非。事实上，自1991年以来，德国未采取过可与科尔单方面承认斯洛文尼亚、促成南斯拉夫解体相比的行动。默克尔成功避开法国和荷兰的选民意愿，但她不能以一己之力吸引他们的选票。一般来讲，德国在欧洲的任何非正式霸权的前景，目前看来，似乎相当遥远。
当然，新德国相对克制的部分原因是两德统一本身的成本。迄今为止，统一的花费已超过万亿美元，这导致国家多年来经济停滞、失业率高、公共债务一路攀升。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法国尽管本身没有搭乘日行千里之船，发展却超过了德国，从1994年到2004年这整整10年间，其增长率高于德国，在新世纪的头5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一番还要多。至2006年，德国实质性的恢复才终于到来，并且最终扭转了上述局面。目前，作为世界上主要出口国，德国这一经济体如今似乎要再次实行施密特和科尔早期时代它对欧洲的支配。当时，正是德国中央银行严厉的货币政策扼住了邻国的喉咙。由于有了欧元，这种形式的压力已不复存在。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大幅度的工资压制，德国的恢复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在1998年至2006年之间，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这是一项惊人之举，其实际工资连续7年下降——而在法国和英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则上升了大约15%，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则上升了25%～35%。由于不实行贬值，地中海国家竞争力急剧丧失。这是欧盟整个南线不妙的征兆。德国权威的更加严厉的形式也许即将出现，它将波及整个市场而非通过统帅部或者中央银行发出。想否认地区性的超级大国出现的可能性还为时过早。
德国现今已统一16年，单一货币业已发行8年。欧盟的扩张历程刚刚超过3年。因此，若言其结果已较为明确，则是奇谈怪论。当然在实际上，欧盟东扩始于1993年，而完成于——当前——2007年，伴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加入。从某个层面上说，为何它在今天欧洲沾沾自喜的大合唱中也许是自满情绪的主要来源，其答案非常清楚。过去苏维埃集团的所有9个“被奴役国家”毫不费力地与欧盟融为一体。唯有在铁托[15]和霍查[16]时代曾经独立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等待加入进来，而且就连在那些地区，斯洛文尼亚也已经开始了第一步。资本主义平稳而迅速地复辟了，且无令人烦恼的拖延，亦无任何的损毁。事实上，就像欧盟扩大委员会总干事近日所言：“在新成员国，当今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水平往往比旧成员国还要高。”[9]在这片最近解放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要比西方较大的经济体快得多。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国家和地区轻而易举地就引入与自由主义的规范——包含公民权利的完整的代议制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分权制度与政府轮替——相一致的政治制度。东欧要确保达到1993年在哥本哈根拟出的标准，在委员会仁慈和警惕的目光下，东欧被引导入友好的文明自由国家之列。没有发生任何倒退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区域的精英迫不及待地想要帮忙。对那里的居民来说，一旦前共产主义的羁绊被解除，宪法的细节不如更高的生活水平重要，尽管几乎没有人对那些尚不足论的言论自由、择业自由以及出行自由不感兴趣。当入盟时刻来临之时，虽说是普遍同意，但却少有热情。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的大多数选民对此表示赞同，而在其他地方大多数人都不理睬那种全民公决，部分原因无疑是他们认为全民公决是领导安排的既成事实。
然而，不管东扩的机制可能有多么强的专家政治性或自上而下性，欧洲东西两部分形式上的统一是排在首位的历史成就。这不是因为它让东欧诸国回到长久分离的共同家园，唯有多舛的命运——苏联的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其从这一家园驱赶，如昆德拉等中欧理论家认为的那样。与《雅尔塔协议》[17]相比，大陆的分裂根由更深，可追溯到更远的过去。在一本颇受欢迎的著述里，美国历史学家拉里·沃尔夫[18]批评启蒙时期的旅行家和思想家们“杜撰东欧”，使东欧成为18世纪的表现其高傲姿态的神话。而事实是，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如今这些欧盟新成员国所在的区域历史上几乎总要比大多数西方的地区更加贫穷，文化素质更低，城市化水平也更低：东部地区遭受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入侵；再次历经农奴制的区域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的土地，甚至包括相对先进的波希米亚[19]；曾被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奥斯曼帝国[20]征服者吞并。历史上，这片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的命运并非一个不幸的例外，而是——真是悲惨——一种常态。
加入欧盟使这片地区终于有机会抛弃这段千年来一次又一次饱受屈辱和压迫的历史。有哪个知晓欧洲历史的人面临废除国家命运的不平等状况之局面会无动于衷？欧盟东扩的最初方案是科尔执政时期德国的战略和兴趣十足的地方精英共同合作的结果，它得到英美政论家的联合支持。其旨在使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驶入加入欧盟的快车道，它们作为这个地区与欧盟最相近的国家，拥有着抵抗共产主义的最可靠的历史和最西化的政治阶层，那些不那么受到偏爱的社会只能空等。所幸的是，东欧的这种容易招致愤恨的重新划分得以避免。阻止这种情况的功劳首先归于法国，它从一开始就主张“赛船”方式[21]，坚持要求让罗马尼亚加入，这使它难以排除保加利亚；其次归于瑞典，它支持爱沙尼亚，也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产生同样的影响；此外还得赞扬普罗迪委员会[22]，普罗迪委员会最终团结起来支持全面而非选择性的扩张。其最终的结果已非最初的设想，而是更为圆满的和解进程。
出于另一种目的——为欧盟自身的扩张之结果会是怎样呢？由于分配给东欧的结构基金份额非常有限，其金融成本明显低于估算，而贸易平衡则有利于西欧更为强大的经济体。然而，此为东扩的微小变化。真正的盈利——或者说账单，这取决于看待它的人是谁——在于别处。现如今，欧洲的核心资本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近在咫尺，这不仅明显降低了东欧各工厂的生产成本，而且还可以对西欧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施加压力。其典型案例是斯洛伐克，该国的汽车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仅为德国的1/8，但其人均汽车拥有量——其中大众牌（Volkswagen）汽车和标致牌（Peugeon）汽车位居前列——很快将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正是对这种状况的担心导致在国内数家工厂倒闭的情况下如此多的德国工人接受了更长的工时并且拿更少的薪金。竞争压力不局限于工资。前共产党国家首开单一税以吸引投资，而且如今竞相提供最低的可能的税率：爱沙尼亚开征26%的单一税，斯洛伐克则提供19%，罗马尼亚宣称16%，而波兰所提出的15%正在讨论之中。
换言之，全新的东欧设定的其在欧盟中的作用必将类似新南方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该地区财政制度有利于商贸活动，存在着弱小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劳工运动，工资很低且——因而——投资很高，较之欧洲大陆资金过去的核心地区，这里显示出较快的增长。亦如美国南方，该地区似乎多少缺乏在欧盟其他地方为人们所期待的政治体面之标准。由于如今安全进入了欧盟大家庭，无需再保持最好的表现，东欧精英已有了为所欲为的迹象。在波兰，在任的双胞胎藐视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正确的范式。在匈牙利，防暴警察守护在满嘴假话的统治者的周围。在捷克共和国，有好几个月没有一个可以组建政府的议会。在罗马尼亚，在一次电视脱口秀节目期间的电话交谈直播中，总统羞辱了总理。不过就如同在肯塔基州或阿拉巴马州[23]一样，这类粗俗的怪事只是将一抹民间传说色彩加进了单调的都市景观之中，而非去干扰它。
所有的类比都有其局限。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中，新南方的独特作用部分依赖于受该地区气候吸引的移民，其气候使得该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国家平均水平。相对而言，东欧并无这种宽广的阳光地带，反而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本国人民移民到国外，就像近来大批波兰人涌入英国，波罗的海[24]以及其他地方的类似数量的移民来到爱尔兰和瑞典的情况所反映的一样。但是，劳动力向任何方向的转移——由于明显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原因，将会继续如此——在欧盟要比在美国低得多。而继承自共产主义体制且尚未完全废除的当地福利制度亦为美国南方道路上潜在的制约因素。东欧人口占欧盟人口不到1/4，根本就不存在类似南方在美国的相对重要性，更不用说该地区在联邦层面上的政治影响力了。眼下欧盟扩张的影响，根本上而言，是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及雇主游说团体所希望的：扩大的欧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并且附带着新近获得的充满廉价劳动力的边缘地带。
新欧洲的赞美者完全有理由认为，东欧加入欧盟可谓成就巨大。当然，正如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历史的一般的溢美之词一样，在各种断言中的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演变成一种联盟的共同体绝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带来“50年和平”的原因，这是一种将在任何严格意义上应属于华盛顿的功绩归于布鲁塞尔的虔诚。在南斯拉夫，当真正的战争威胁降临，欧盟根本没有阻止其爆发，反而却帮着扣动扳机。以类似的方式，欧盟的政论家们常常暗示，没有东扩，东欧绝不会驶达民主的安全港口，而是会沉没于新形式的极权主义或者野蛮状态之中。鉴于欧盟已监管了该地区政治制度的稳定化，这一过程中有大量的直接干预，这种主张较为真实。然而，在满足虚荣心的同时，它也夸大了其中的危险性。欧盟在推翻斯大林建立的政权中并未发挥作用，而且也少有迹象表明，若无欧盟委员会的援助之手，任何上述政权倒台的国家有坠入新的独裁统治的危险。东扩是一次充分的历史煅烧以及——到目前为止——经济上的成功，这无需宣称它也是一次政治解脱，这是不切实际的。那些标准性的大肆宣传贬低而非抬高了其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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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东扩对欧盟本身的体制框架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对此依然看不清楚。这是因为，如果东扩是近一段时期的主要成果，那么，被认为使欧盟面貌一新的宪法则是最大的败笔，两者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仍然是不明确的。在拉肯决定的“欧洲未来大会”[25]在2002年年初召开，至2003年中期发布了《欧洲宪法》草案，该草案在2004年夏天得到欧洲理事会认可。名义上，候选国的代表也加入大会。然而，由于大会本身不过是为其主席吉斯卡尔·德斯坦付出的劳动装饰门面，他得到来自英国的事务总管约翰·克尔[26]的支持——两人是草案的真正制订者——因此这些代表的在场毫无意义。欧洲未来宪章的草拟完全是为了西方的当权者——亦即通过该草案的现有的15个成员国政府，而东欧各国沦落为看客。事实上，立宪愿望的逻辑发生逆转：并非东扩成为新架构的共同基础，而是在东扩之前这种架构就已经建立起来。
对于西方精英们而言，接下来的溃败如同瞬间发生的炸雷。《欧洲宪法》——多达500多页、446条以及36个补充协议，简直就像前所未有的官僚体制的象皮病——加强了欧盟内4个最大的国家的势力：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宪法立于这种政府间复杂体系之顶端，在该体系中这4个国家将有更大的影响力，有5年的主席任期，不由欧洲议会选举产生，更不用说欧盟民众；将“不容曲解”的“高度竞争化的”市场的必要履行事务作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原则使大众选择难以企及。对此，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们会揉揉眼睛充满怀疑地看着这样一个沉重而摇晃不定的体系。但是，支持它的欧陆媒体和政界的一致看法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几个人怀疑其效用性。尽管如此，令选民的统治者惊讶不已的是，选民们很快作出反应。在法国，政府不明智到了向每一个投票者分发文件副本的程度——吉斯卡尔抱怨这种对待其作品的蠢行——在一场全民公决活动中，一支生机勃勃的公民反对派在没有主流政党、报纸、杂志，更不用说广播和电视节目支持的情况下击溃了一个联合起来支持宪法的组织，公决结束时宪法的成果所剩无几。就连在法国近代史上，也很少有一种如此单一的思想被如此轰轰烈烈地推翻。
在法国这场运动的最后几天，由于民调显示选民中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宪法，恐慌笼罩着法国媒体。尽管地方上还是有很多的歇斯底里的事态，但是这些全不及边界那边的德国那般严重。“欧洲需要勇气”，君特·格拉斯[27]、尤尔根·哈贝马斯和一帮志趣相投的德国知识分子在一份写给《世界报》[28]的公开信中如是规劝世人。他们告诫其邻国，“若是法国在投票中说‘不’，那么它将注定孤立自己”。他们继续说道：“反对的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杀邀请”，因为“没有勇气，也就无法生存”。在新旧成员国看来，“《宪法》实现了几个世纪的梦想”，投票赞同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为了活着的人，也是为了逝者：“我们把这部宪法归功于愚蠢的战争和罪恶的专制制度下的数百万牺牲者。”[10]这部宪法源自一个选民民主协商未遭受任何危险的国家，在联邦参议院，为使法国投票者印象深刻，公投的前几天就精心安排了对宪法的形式上的批准，吉斯卡尔作为贵宾坐在主席台上。三天以后，荷兰人——他们被更加直言不讳地告知，如果他们不投票赞成，奥斯维辛集中营就等着整个欧洲——以更大的票数差距否决了宪法。
此种对新欧洲的宪章的双重民众否定并不是意外之事。宪法遭到反对并非因为它过于联邦主义，而是因为它似乎只不过是重新分配寡头政治权力的费解的方案，它体现了欧盟似乎已经成为的傲慢和不透明的制度中所最不令人信服的一切。实际上，每一次——总数并不多——选民们被允许就欧盟所采取的方向表达看法时，他们总是表示反对。挪威人干脆拒绝了欧共体，丹麦人拒绝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爱尔兰人拒绝《尼斯条约》[29]，瑞典人则拒绝了欧元。每次政界都及时地将这些议题推回给公众进行民意调查，以纠正其中的错误，或者等待机会以推翻裁定。欧盟的行为准则变成了布莱希特[30]的一句名言：一旦受挫，政府就应该解散人民，并选出新的人民。
可以预见，在庆祝《罗马条约》缔结15周年的活动中，欧洲各国的首脑们很快将讨论怎样再次抛弃公众意愿，并且使宪法在表面修改后重新得以实施，这次不再使它冒民主决定的风险。在2007年6月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必要的调整——现改称为一个简单的条约——得到一致赞同。为了使英国放弃公投，他们保证英国可不履行其他成员国都同意的《基本权利宪章》[31]。为了向法国舆论示好，自由竞争的条目被放在一项协议中，而不是置于主要文件中。为了收买荷兰人的良知，“促进欧洲价值”被用来测试成员国资格。又为了维护波兰领导人的面子，波兰在理事会中降级为第二等国家一事推迟了十年，这使得他们的继任者甘心妥协。
这次聚会的目的是使被法国和荷兰选民们早已葬送的东西复苏，其主要新奇之处是德国确保在理事会选举结构中居于首位的决心。波兰人坚决反对加强德国影响力且大幅减少波兰影响力的方案，这——出于国际组织中的投票理论早已表明了的原因，正如这些方面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包含了对本方公民的所有理论上的考虑。但是，公平问题和民主问题一样与结果无关。卡钦斯基兄弟气势汹汹地宣称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口损失使之有权利在欧盟的方案中得到相应的赔偿，之后，他们俩像本国战时面对德国闪电战的上校们一样迅速地崩溃了。气壮山河的话语全都忘记，在一通电话后所有一切归于平静。就东欧这个人口和GDP近一半为波兰所占的地区而言，这一插曲是有关其所进入的业已形成的不言而喻的国家等级制度的教训。欧盟欢迎东欧，但它不能自高自大。至少为了这些目的，德意志再一次高人一等。
些微的收获还是有那么一点儿的。就像英国、荷兰和法国的统治者们一样，波兰的统治者也在降级被推迟的同时得到了遮羞布，这是为了让他们不使重生的宪法屈从选民们的意愿所必需的。这就使得爱尔兰总理埃亨[32]——还有布莱尔[33]，他是另一位近来从一系列贪腐案件中逃脱的人物——在高兴得忘乎所以之余惊叹：“它的90%还保留着！”就连忠实的时事评论员也感到很难完全抑制对于最近这项以“共同体的方式”进行的措施中的讥讽性质的厌恶之情。这一系列现实与新欧洲的吹捧者的宣传的反差简直是天壤之别。事实是，世界之光、全人类之模范大体而言甚至不能指望国内人民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