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政策★★
滥发纸币，无疑只是饮鸩止渴，不但加速了货币贬值的步伐，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混乱。最终的后果，只是导致了中央银行信用的彻底崩溃，从而彻底埋葬了广州政府中央银行。事实上，在湘鄂赣三省的市面上，商民因手中持有的中央银行纸币，既不能及时地兑换成现金，又不能购买到相应的物资，从而对纸币的信用产生极大的怀疑，从银行到商民，亦据此拒绝接受纸币。于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央银行纸币在市面的流通，并引起市面的恐慌与金融市场的混乱。
这样一个局面，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看来，也许早在意料之中；但在总司令蒋介石看来，未免就有点始料不及。不过，军人不但有军人的手段，也有军人的思维。站在蒋总司令的角度，商民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的纸币，并不是中央银行信用不好，而是有奸商在操纵金融市场。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为此，蒋总司令发出布告： 严禁奸商操纵金融!“照得中央银行，自民十在粤东设立，准备十足现金，代理国库发行票币，历年流通两粤，信用极为昭著”云云。这确是一个实情，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徒以军事纷繁，大局尚未大定，不克于各发行地点，设立分行，十足兑现，此本总司令对于民众不得不引为内疚者。”这是蒋总司令的歉意，其实只是一个掩饰。“现在政府北迁，举凡军、财、民事各项大计，无不力谋整顿，而于中央票币，尤特别注意。凡我商民人等，其各体此意，一律收用，藉纾政府之财力，表示军民合作之精神。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自所布告之后，如再有奸商不明大义，从中操纵，希图短折，或拒绝不收，一经查出，定当从严惩办，决不姑宽。除令行湖北财政处，转饬各征收机关，于人民完纳正杂附税，一律收用，并函知武汉商会通知各行商知照外，为此出示晓谕，仰商民人等一体凛遵，毋违。”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一切都透示了军方的决心，对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将以最严厉的手段，加以保护。
尽管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之间，仍是有电报往来，不断地交涉军饷的接济问题。蒋总司令也还是不断叫穷，北伐军队也还是不断闹钱荒；但是，10月份的难关，总算是捱过去了。不过，这一次的过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滥发纸币，庞大军费开支的负担，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转移到湘鄂赣3省的商民头上，南方政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一手创建，并引为骄傲的广州中央银行，就这样被蒋总司令从釜底抽了薪。好在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北迁武汉，广州中央银行垮台了，还可以再建一个武汉中央银行么!这就是从武汉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央银行都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而不能前后继承的苦衷。
其实，军饷供应不足，财政部的经费匮乏，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国民革命军编制扩充太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伐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几个月后，已经扩编到14个军。而且，各军无不利用北伐之机，通过俘获的大批人枪，拼命扩充队伍。更给军饷的供应，带来了最大的难度。此外，在军队饷费供应环节上，也存在着数不尽的漏洞和弊病。
军饷供应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各军的编制与兵员。可是，当时各军的编制与兵员，根本就是一本糊涂账。不要说财政部长宋子文弄不清楚，就是总司令蒋介石也是一个弄不清楚。蒋坦白承认：“现在兵额扩充，弄得各军没有一个统计，没有实在的数目”；并说：“现在各军因为没有统计，算起饷来，报销得很大，弄得军需处不敢催他报销，一报销便没有限制。各军的临时经常费，大致都已发给，但他们另外还有什么费，不能照数目来分配，并且拿经常费用在旁的地方，弄得经常费以外，还要来领划定在饷项里的数目。”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形。
本来，军饷的供应不足，已经对前方的军事，构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供应不足的军饷，又不能有效使用，更是互为因果，相激相荡。当时，各军都时有闹饷事件发生。11月下旬，第三军与第七军，都曾发生十分严重的士兵闹饷事件。事后查明，并不是宋子文没有发饷，而是在军饷下发之后，被各级官长一层层的拦截克扣，始终不能及时发到士兵手中，或是根本就发不到士兵手上。
对于这样一个情形，蒋在主持孙总理纪念周时，曾痛切说道：“在江西各军，到总部所支去的伙食和饷额，照预算统统足够的，除了伙食之外，总可以有钱多。对于士兵生活，虽不能十分改良，至于伙食的津贴，一定不会不够的”。“领到的钱，不能发给士兵，这一点是我军很大的污点”。可见，总司令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不是不清楚。两天后，蒋获悉第二师四团机枪八连连长与党代表吃空额数月之久，即下令第二师师长刘峙：“如果查有实据，研审明确，毫无虚诬之处，应就地枪决，勿稍枉纵。切切。”不能不用杀鸡做猴的老手段，给这些家伙一个切实的惩戒。
事实上，国民革命军的腐败，决不仅仅是下层的问题。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尽管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国民军旗下的部队，尽管说是一支革命军队；但这是相对于北洋军队而言。就国民军自身而言，各级军官的腐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北军比较，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实，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大都由地方军阀易帜改编而成。仅仅旗号一换，摇身一变的封建军阀，就成了令人尊敬的革命领袖，岂非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了!
政府财政经费的严重匮乏，各路“革命军阀”的乘机扩军，各级军官的贪污腐败，无不加剧了军饷供应不足的紧张局面。结果，军饷问题，始终成为北伐期间的一个严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宋子文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通过增发纸币来扩大军饷的供应，其实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结果，10月份的军饷，通过滥发纸币，勉强对付过去了。但是，到了11月间，由于湘鄂赣等省的中国银行分行及代理处，所收兑的中央银行纸币，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及时兑换成现金，不免使中国银行大起恐慌，不得不宣布将湘鄂赣等省的分行及代理处收束停业，以此拒绝接受中央银行纸币，以防止被宋子文套去更多的现金。
中国银行中途撤逃了，而宋子文又迟迟不肯在各地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及兑换处，造成北伐军或商民拿着中央银行纸币，到处找不到银行兑换成现金，顿使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发生极大问题，亦使北伐军在使用上发生极大困难。
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事，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却在一天天走向崩溃。不但多年积累起来的财政实力，已经被彻底掏空；而且多年建立起来的政府信用，亦已经被彻底破坏。当时，没有人能比宋子文更清楚财政金融形势的糟糕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没顶之灾，宋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彻底抛弃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他的“三不”政策。
面对在湘鄂赣各省兑现现金的压力，面对已经囊空如洗的中央银行金库，宋子文清楚仅凭财政当局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惟有坐视不理，听其自生自灭了。当初，蒋总司令不是夸下海口么：“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既如此，就让他去负责吧！11月间，中央银行就已经接到宋的密令，不再向湘鄂赣各省的分行及兑换所补充现金。面对源头的枯竭，面对潮涌而来的兑换压力，各分行及兑换所不得不高挂“免兑牌”。这是宋子文的“一不”政策。
广东税赋的征收，公债的发行，都已经接近枯竭；滥发的中央银行纸币，在商民中不断丧失信用；国民政府又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以应付财政困难，各军的饷项供应，不免是嗷嗷待哺，成了极大的问题。财政当局既无力负责，不得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放弃财政统一政策，同意军队坐地征收，就地筹措。据此，11月底，财政部发出第一个通知，同意驻防福建的第一军，自行就地筹措饷项。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对该军停止支付军饷。这是宋子文的“二不”政策。
不但今后的军饷，财政部无法供应，就是原先积欠各军的巨额军饷，财政部亦“无力担负”。湖北方面，11月各军饷项，不能发到一半。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第七军11月份的伙食费，应拨40万元，欠款达30万元。宋子文声明，所欠军饷，将不再补足。12月底，宋子文更是痛痛快快地表示，因财政困难，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发给。这是宋子文的“三不”政策。
宋的“三不政策”，对于蒋总司令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12月15曰，蒋给宋的第一份急电发出去了：“中央纸币，关系政府信用，此次北伐，半年之间，军行所至，设法维持，以至今日。现湘、鄂、赣三省已定，调剂金融，应将广州所发之毫洋、大洋、纸币，及在湘所发大洋临时兑换券，一律兑换，以顾信用。如稍有歧异，对金融恐慌，前途必呈危险，请速设各处分行，以期维持。”
12月16日，蒋给宋的第二份急电也发出去了：“湘、鄂、赣三省金融，日呈逆况，虽为革命及军事期中必然现象，然中央纸币充斥市面，无银行以为控制之机关，实为最大原因之一……中正综合各方情况，详加考虑，认为目前挽救，惟有在武汉设立中央分行，与南昌、长沙设兑换所之一法。盖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但使长沙建立分行，而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自能操纵自然，应付裕如，绝不致危及广州总行根本。兹事关系政府信用、本军生存、民生疾苦甚巨，万望统筹兼顾，迅速决策，如何。”
从维持信用的重要意义到具体办法，两份电报都讲得清清楚楚，蒋真是动了一番脑筋。不过，说到“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这般浅显的道理，难道洋博士出身的宋子文不懂?还要出身丘八的蒋总司令来上课么!关键在于“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三省的收入在哪儿?三省中，江西是一个穷省；湖南经过多年的罗致搜刮，也富不到哪里去。原以为湖北要好一些，能为财政部分担一部分负担。但湖北的财政十分混乱，筹款万分不易；一切的许诺，不免都是一句空话。
这是就三省的收入而言，再看军饷的支出方面；截止12月30日，编入国民军战斗序列的陆军团，已达200个之多。不计军队器械、弹药、被服所需，亦不计军官薪资与士兵津贴所求，更不计各级官长的贪污克扣所费，仅按每团月支伙食费1万元计，仅此一项，财政部每月筹款数额，就是200万元之巨。宋子文不是不知道爱惜中央银行的信用，可是，在财政部早已是“两袖清风”的情形下，对于总司令提出速设中央银行分行，以现金兑换纸币的请求，除了置之不理，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闻悉“第一军经费由福建就地筹措，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停止支付”，蒋不相信财政部会发出这样的电示。当即电诘宋部长：“此事究有否，如果有此，则军心摇动，财政紊乱，何以作战。”本来，士兵闹饷，很大程度上，涉及军队的腐败。但到了这个时候，亦成了总司令向宋部长施压的筹码，声明：“各军闹饷，皆系伙食不能发足，欠饷又未发清。兄将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承认发给，以致各军长为难，此非我政府中人所应言者，殊失威信。请兄勿以对中正个人态度及语意而对各军，惟中正能谅解兄苦衷，而各军官兵决不能相谅也。”这是一个切实的威胁，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总司令进一步训示：“现在政府移设武汉。吾辈言行态度，均不能如在粤中，专为一部打算，亦不能如昔日作赖，可以度日也，请兄注意之。希将上月与本月欠款，务速发清，以维大局。”这是一个责斥，更是一个命令。
不过，这样的电报，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据笔者粗略统计，仅8月至12月的4个月间，蒋发给宋交涉财政及军饷接济问题的电报，就达34次之多。最紧张的时候，一天之内，蒋6次电宋，催办军饷，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事实上，军部与财政部的矛盾，久已存在了；总司令与财长的冲突，也久已形成了!只是，就等级与质量而言，这个时候才是高潮。军部向财政部久索欠饷不得，新饷不但不能按时拨发，听说还要停止支付，军部真是怒不可遏了。于是，广州中央军人部派出一批军人，进驻财政部各机关，表面的理由，是向财政机关派遣党代表；实际的原因，是“有枪阶级”对财政部人员的监视与恫吓；关键所在，是蒋总司令对宋部长施加压力。这是发生在12月中旬的事情。
事态真是万分严重了。事情的性质，说重了，不啻是一次军事政变；说轻了，是军方对财政部的“军管”。总之，财政部人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军方的切实威胁。而且，事态的发展，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当时，宋部长已经从广州北上武汉。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下，广州的财政部机关，顿陷于惶恐无极的境地。
宋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当即电蒋： 军部“接管”财政部，究在何为?请总司令作出说明。也许这件事确是出自军人部那帮家伙的策划，那帮家伙立功心急，而蒋屡屡攻击财政部在军饷供应问题上作梗，以致对那帮少壮军人产生了误导作用；也许这件事本就出于蒋总司令的密令，目的就是要达到令财政部震慑的效果，等到事情发生后，再由蒋出来收拾残局，以期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总之，制止军人部蛮干的电报，确是由蒋亲自发出去了；并且，措词还相当地严厉：“广州。中央党部军人部鉴。财政部各机关派遣党代表，系何人主张，此等事为何不来电问明，擅权误事。以后凡无中正命令，所有后方军人部概不准擅派党代表，财政部各机关党代表有否撤回，盼复。”
电报是12月12日上午发出去的，14日下午，蒋再发一电到武汉，向宋说明：“关于党代表事，军人部并未来电相询，擅自派遣，殊为可恨，且军人部并无派遣财政部党代表之权也。昨已电令撤回，尚未得其复电”。这是一个迅速的纠正，也是一个恰当的安抚。不过，就在同日下午，蒋另有一电到宋，说明：“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务请设法维持，以利戎机。”显然，这是撤兵的一个条件，派往财政部机关的军人可以撤回，但作为交换，欠饷的问题亦须同时解决。否则，已经撤回的代表，未尝不可以重新派出。
一天下午，接到总司令两份电报，宋不得不对停止支付欠饷的政策，重新斟酌一下。只是，此时因迁都问题，蒋已与武汉方面吵得不可开交，因欠饷而与财政部形成的纠纷，已经退居次席。同时，在军事方面，蒋亟谋向有东南财赋之地的江浙方面进军。既然武汉政府财政部已经靠不住了，蒋不得不依靠江浙财团另辟财源。几个月后，蒋借助江浙财团的雄厚实力，抛开武汉国民政府，竞闹出另一番局面，这是当初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都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