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章太炎与中国内的清季革命青年

第一章 章太炎与南方话语——章太炎影响下的清季革命青年¹

一、　革命的南方对改良的北方——南北二元对立话语的建构、历史叙述与革命

1.　引子——“南方”与正统性的确立

晚清的变革势力一般可划分为南方派的革命派与北方派的君主立宪派。比如，一般认为，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杨度、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的民族、国家论对立，同时也是南方农耕区域与塞外游牧社会的二元对立。虽然实现清帝退位与共和国家是南方亦即革命派的胜利，但是在继承多民族复合国家这点上，则可说实现了北方亦即君主立宪派的目标，辛亥革命因而显示出南北两大异质文化的较量。²按地区出身构成的浙江派、湖南派、广东派三大辛亥革命的主体，按其特点划分如下：以每个人的革命道德为基础的浙江派（章太炎所代表的重组的光复会），以一省自治为要求的湖南派（黄兴所代表的华兴会），以一国革命为方略的广东派（孙文所代表）。³此一划分法，自然是为了强调革命派之间不同的侧重，笔者借用这一便宜的划分，意在强调清季革命浓郁的南方色彩。准上述南北划分，主张君主立宪的代表杨度、梁启超虽然出身于湘、粤，但其政治活动的展开舞台在北方，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为其政见考虑的要点之一，因此自然被视为北方派。这一点，从留日旗人学生杂志《大同报》第三、四、五号上连载湘人杨度的《国会与旗人》（1907年10月15日至1908年1月12日），便可窥见一斑。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论文中，梁启超视章太炎的革命主张为激进，斥之为“复仇主义”⁴。梁氏比照德国政治理论家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的民族定义之“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之结合体，并与章太炎之民族主义等量齐观，称之为“小民族主义”，而将提倡民族联合、民族融合称之为“大民族主义”，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⁵。伯伦知理是明治初年至明治中期（1880年代）风靡日本的政治哲学家。⁶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目的在于建构基于均质性的国民之上的民族国家，这一均质性也见于其所介绍的伯伦知理学说：“十八世纪以来之学者，以国民为社会，以国家为积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质似矣。”⁷（阿屯,即原子atom。）梁氏虽然充分考虑到了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问题，但似乎有意掩盖了当时国内民族差异、掩盖了这一差异带来的政治对立和压迫，在这一点上，依然可以说是一种温和的、因而适合改良的“民族主义”。它在“民族”之成员数量、规模和涉及成员的地域空间规模上固然是“大”，但在政治力度上则无疑是“小”；与之相比，“小民族主义”因执着于这一差异、彰显政治上的对立，以强调革命之势在必行，在数量规模上自然是“小”，但是在力度上无疑又是“大”。梁启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中第一章第一节题为《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之理由》，⁸而视自己的主张为“政治革命”，以贬斥章太炎等的种族共和革命，⁹与此时已经因鼓吹革命、身陷囹圄的章太炎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南方”话语，早已经隐隐出现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前，甚至更早。杨念群在他的书中曾经以清朝为例指出，“江南”这一地理概念与文化隐喻，也因之是道统的隐喻，而清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其江南治理策略上，这一策略并非可以用传统的所谓“汉化”模式所能理解；杨著展示，“江南”士人最终丧失自我，变异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协从者。¹⁰时过境迁，本书展示的“南方”与之略微有别。这一“南方”话语，比如至少可见于筹议于1897年冬、正式成立于1898年2月21日的湖南的南学会。清季晚世，“南方”话语暗流涌动，自义和团之变、自立军失败后，更是蔚为大观。清末之“南方”话语，固然有明末清初“南方”话语的历史记忆，但更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变动的直接结果。章太炎的实践及其学术、政论，也与这一“南方”话语，尤其与清季革命青年的“南方话语”，不无关系。章炳麟取自顾炎武名字之别号“太炎”之“炎”，为火也，主南方，是典型的“南方”话语。章太炎与“五四”青年的关系学界已经多有述及，但是，与清季革命青年的关系则似乎被忽略，即使被论及，也是由“五四”上溯而论之。本书的目的正是通过探讨章太炎与清季革命青年“南方”话语的关联，进而探讨章太炎与清季革命年轻一代青年之间的关联及断裂，也借此顺便简单论及清季革命青年与“五四”革命青年之间的断裂与关联。戊戌变法改良运动失败后，1903年“苏报案”象征着革命思潮显现，大量的南方话语出现，绝非偶然。“苏报案”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最强音，它宣告了改良之虚空，而预示革命的到来。因此，“南方”话语，在此意义上也是种族主义革命话语，在清末的话语空间中，“北方”就是清廷，它有不具正当性正统性的“鞑虏”（汉族革命者对北方异族统治者的蔑称）等意味，也因此，“南方”成为“革命”“正统”“种族革命”等隐喻。

2. 历史上的“南方”——革命与南明史之唤起

章太炎为了激起国人革命之志，对明亡而抗清的历史，尤多着墨。南明史这一清初的“南方”被调动为晚清“南方话语”资源之一。对明亡之介怀，亦见于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目录后叙中言及该书结集完成的时间为“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辛丑，指南明桂王永曆十五年，当西元1661年。这一年，桂王政权被清军攻灭，被章太炎视为奇耻大辱。其“后”，即从壬寅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起算，下及第二百三十八年。据朱维铮考证，《訄书》初刻本当成稿于1899年。¹¹所谓南明，指的是清朝入主中原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抗清政权。“南明”这一称谓出现于19世纪中叶。¹²正如南宋称谓一样，它暗示着正统，故清朝学者提及1644年至1662年这段历史时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¹³章太炎对南明史心有戚戚，由上可见。“太炎”一字即取自明末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章太炎此举，实是自然而然。王夫之（1619—1692，号船山）、顾炎武、黄宗羲（1610—1695，字梨洲）本为清末士人调动南明史记忆之“南明三大儒”（说法见柳亚子《柳亚子南明史料书目提要》，王夫之《永曆实录》附录所收¹⁴）。

前面提及章太炎在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1903年7月6日）《苏报》刊文《狱中答新闻报》曰：“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¹⁵他视自己昔日对改良的期待为某种“间接之革命”，而与邹容的行动，才是“直接之革命”。章太炎的南明遗民史叙述，也正是此“直接之革命”的表现。章太炎丙午（1906年）九月为《南疆逸史》作序，曰：

明之史，自万季野述之。季野东南之献民，义无北面，局促虏汉之间，怀不自遂，其述《明史》，讫于思宗之季，圣安以降三叶二十年之纪传，不能悉具。上援承祚之法，《后明史》则不可以不作。温睿临者，与季野同居京邸，愤官书之丑正，而集《绥寇纪略》等四十余种，为《南疆逸史》。¹⁶

万季野即史学家万斯同（1638—1702），曾师事黄宗羲。与其师梨洲先生一样，万斯同拒绝仕清，只以布衣身份任职明史馆,手定《明史》，《明史》其后在清乾隆初由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王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稿本大半出自万斯同手。¹⁷章太炎指出，《明史》只能记录至明朝亡国之君明崇祯皇帝朱由检（1610—1644，庙号思宗），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后，至1683年清朝攻占台湾的三十九年，《明史》则无法记述。西元280年，晋灭东吴，结束分裂局面，西晋史家陈寿（233—297）开始撰写《三国志》。上文中的“承祚”，即陈寿。对万氏，章太炎颇为敬重。在此章太炎称万斯同为“东南之献民”，“献民”即遗民。而“南方”也是“遗民”的身份认同之不同表述。在《〈南疆逸史〉序》中章太炎回忆说:“余昔搜集季明事状，欲作《后明史》以继万氏。”¹⁸也就是说，章太炎欲仿效陈寿，承接万斯同作《后明史》。《南疆逸史》也正是被章太炎作为另类的后明史而被看重。

《南疆逸史》，原名《南疆佚史》，纪传体南明史，康熙乙酉（1705）年举人、浙江温睿临（字邻翼，一字哂园）撰。万氏与温睿临相交甚笃，这一点章太炎《序》亦有提及。《南疆逸史》约成稿于康熙后期（1702—1722），保存了南明纪年以及大量的抗清事迹，因而在清政权下未能正式印行，只以抄本流传。¹⁹温睿临《序》开门见山曰：“《南疆逸史》者何？纪南明弘光、隆武、永曆三朝遗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谓之南疆？皆南土也，势不及乎北也。”²⁰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5）在位于1644年至1645年；隆武为南明绍宗朱聿键的年号，在位于1645年（乙酉年闰六月）至1646年八月；永曆则为桂王朱由榔的年号，始于1646年，及永曆十六（1662）年朱由榔被吴三桂弑杀于昆明，但占据台湾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政权自遣所署光禄卿陈士京朝桂王后则一直承接永曆年号，²¹直至1683年郑克塽（1670—1707）降清。在温睿临那里，此一“南”无疑也是明朝、汉族政权之隐喻，而“北”当然是清政权。字里行间，温睿临南明“不成朝”之亡国之恨，隐约可见。温睿临之用词，不可谓不大胆。

在这样的语境中，“南方”同时又是反抗清廷暴政的隐喻。这一点见于章太炎《讨满洲檄》。文中章太炎历数清廷十四大罪状。下面仅举其罪状之四如下：

自流寇肆虐，遗黎彫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²²

清初清政权对南方士人尤其东南士人的迫害，进一步催生了政治化的“南”“北”话语。于是，“南方”作为清廷入关屠杀汉人的记忆，被章太炎在反清种族革命中被再次调动。“南方”也成为冷目北廷的话语装置和政治隐喻。章太炎1906年9月为同盟会会员黄世仲（1872—1913）所撰之《洪秀全演义》作序，亦可作如是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清军入关后长驱直入、屠杀南方汉人，借助的却正是汉人降将降臣的通力合作。这一令人唏嘘的史实却并非是满汉二元对立话语便可以了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