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与复数的清季革命_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QQ阅读男生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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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与复数的清季革命

1. 东京与作为学生运动的清季革命

上述两种“辛亥革命”解释的第二个共同的疏忽是，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令人忽视清季革命之世界史意义，清季革命乃是全球史脉络中的革命。强调辛亥革命之全球史脉络，也是近年晚清革命研究的一个倾向。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³⁸它首先表现在这场革命是太平天国这一有着世界史意义的持久的革命之后续。只有太平天国这一持久的武力的破坏，晚清偏于“文”、偏于非暴力的斗争方变得现实、可能。其次，关于“辛亥革命”的两种解释对这场革命的世界史（尤其东亚史意义）的疏忽，还表现在勿视了东京作为清季革命的海外中心这一事实。不仅如此，这进而容易忽视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上日本与清季思想运动的关联。不仅如此，也容易忽视东京（含横滨）作为以“文”为手段为媒介的晚清革命基地以及学生运动基地的史实，还容易忽视东京的中国学生运动与国内学生运动之间的关联。正如本书第二编第三、四章所展示的那样，在日俄战争后的短暂的几年，东京甚至曾成为亚洲革命者集结的中心。关于东京对于中国革命党的重要性，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在1909年11月便指出：“日本东京为革命党产出之所，而同盟会总机关设在东京，固南洋同志之所共知，当初彼亦尝假其名以为号召者也。”³⁹东京不仅是20世纪初年中国革命的海外中心，因为同属汉字圈，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同时也是中国士人吸收西方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改良派尤其是革命派主要的出版基地。这一点也与清季革命同时又是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密切相关。而且，1900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所谓“新政时期”，更是以日本为蓝本的。⁴⁰

在以往的研究史中，Mary Rankin在其《早期中国革命：沪浙地区的激进知识分子， 1902—1911》⁴¹中跳开主流的辛亥革命研究框架，质疑了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并聚焦于上海、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学生,探讨了他们（她们）如何成为革命党的核心，也探讨了他们（她们）与秘密结社的关系。她尤其强调了这一运动的城市性质，作为都市革命的晚清革命场景。在此意义上，该书也与笔者所强调的晚清革命拥有学生运动与知识分子革命的一面这一观点，有着相通之处。但是，该书并未留意到上海、浙江地区的激进知识分子与革命党海外总部所在地东京之间的重要关系，也因此未能进一步看到章太炎作为晚清激进青年导师的中心位置与重要性。这也难怪，因为该书的副标题便已表明，该书所要探讨的本来就是激进知识分子与上海、浙江地区的关系。

对“东京”这一场景的强调，也是为了强调“文”的力量，是为了观察不同的场域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几个基地中，大致说来，香港是早期的宣传地和后方之一，广州（含惠潮两州）和武昌则是清季武装的革命之实施地。同时，东京（含横滨）在革命成功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实则是革命党人的总部与革命派的言论基地，同时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偏于改良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基地。北美、南洋的华侨对革命的作用亦不能忽视。如果我们跳开狭窄的范围去看待清季革命的话，湖南是戊戌变法失败前新政的重要推动与实践之地，湘鄂两地更是包含唐才常自立军在内的革命活动的重要开展地区。浙江则是许多激进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故乡与革命实践之地。⁴²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关闭了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及《四川》等留学生革命派杂志后，情况开始改变，东京的作用相对来说在下降，但上海租界的《民呼》《民吁》《民立》三份报刊一跃成为这些革命杂志的继承者，因此上海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言论基地，由此亦可窥见东京革命者与上海革命者之关系的紧密性。

强调东京作为海外革命基地尤其言论基地的重要性，也涉及章太炎在晚清革命中的定位问题。1903年的“苏报案”揭开了清末革命的序幕。6月30日邹容、章太炎因“苏报案”诋毁清帝被捕。邹容狱死，章太炎则在身陷囹圄三年后，于1906年6月29日（五月初八）刑满出狱。孙逸仙、黄克强旋即派人将太炎接往东京，抵达东京后的7月15日（五月二十四日），七千余人冒雨集会迎接章太炎。⁴³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继续滞留东京，进行其文字工作，以响应革命的新形势。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发动起义，7日上海军政府成立，章太炎旋即带领十多名青年学生乘火车离开东京至神户，11月11日在神户乘船回国，离开了他旅居五年零四个月的东京，11月15日到达上海。⁴⁴滞留东京的五年零四个月间章太炎的著述对清季革命青年——某些人也是日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影响可谓至大至巨。

因此，强调晚清革命的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性质，也旨在凸显以学生运动为基础的清季革命性质，正如以东京为据点的改良派运动，其主体亦不乏主张改良的学生（如旗人留学生杂志《大同报》群体）。无论革命派学生抑或改良派学生，创办于东京的大量留学生杂志就说明了这一晚清思想文化运动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性质。章太炎在日期间的宣传对象其实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年轻一代。即使在国内，作为学生运动的清末革命的主体，比如南社同人，他（她）们不同程度上也是受章太炎影响的（这在下文将会谈及）。

被誉为“辛亥三杰”之一的黄兴，于1906年12月2日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简短讲话中，亦提及晚清革命的学生运动的性质：“诸君现在都是学生，就拿学生的责任来说”，他言及1817年奥地利利用沙皇势力组织神圣同盟压制革命，也是因了学生抗议革命党才得以大盛；日本的西南战争中西乡隆盛的主力同样是鹿儿岛私立学校的学生；黄兴呼吁“诸君莫要说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得要尽那革命的责任……誓要尽这做学生的本份”。⁴⁵

长期以来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却忘了清季革命同样是学生运动；正如我们长期以来知道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运动，却全然不察晚清的运动也是思想文化运动一样，更不觉“五四”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晚清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延伸。学生运动的表现形态未必就是上街示威游行、请愿。青年学生以报纸杂志等“文”的形式为武器，可能是更为理性、更加和平、更有思想色彩的学生运动，这也更有利于主张改良与主张革命的学生之间进行和平而理性的交流与对话。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暴力革命的有效性，但是却因之忘却以语言为媒介的“文”的革命之重要性。以语言为武器的抗争运动是中国革命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05年废除了几乎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一决定应该说为清季学生运动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革命与改良的新鲜血液，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此意义上，清廷为现代化（西化）而废除科举，可谓自堀坟墓，为自身的灭亡唱响了挽歌。

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以出现，如再三强调，太平天国持续的武力革命之作用以及西力扩张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此意义上，清季革命成功乃是漫长革命的结果。清季革命也只有置于长时段中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近年对革命史观矫枉过正，忽视太平天国的深远影响，其本身是非历史的。同时，清末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也多少得益于近代由印刷技术的发达而带来的出版业的发展，因为它形构了“大众”的主体。这正是语言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东京地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主张改良的海外言论基地主要在紧邻东京的横滨。康有为本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的关系，早有多种专著论及，此处不赘。⁴⁶早在1889年3月18日，广东籍的康有为便借助以广东华侨为主的华侨力量在横滨创立横滨大同学校。1901年至1904年间，偏于改良的五份杂志中的两种（《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横滨出版，其余在上海出版；而同一时期的革命派杂志与书籍，如《国民报》《游学译编》《大陆》《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童子世界》《江苏》等，除《大陆》《童子世界》外，都在日本出版。⁴⁷1907年中国人在日本创刊的杂志为二十一种，较该年在中国出版的杂志为多。⁴⁸在东京的出版册数亦十分可观，其中革命派杂志《浙江潮》第一（1903年阴历一月）至第四期（1903年阴历四月）三版共五千册，第五（1903年阴历五月）至六期再版为五千册，第七期（1903年阴历七月）亦为五千册。⁴⁹以省为单位的留日学生群体所创办的冠以省名的革命杂志成为主力之一。鲁迅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的《河南》（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共九期）即为一例。其他发行于东京的革命杂志，以1905年至1907年为例，尚有《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创刊）、《醒狮》（1905年9月创刊）、《复报》（1906年5月创刊）、《云南》（1906年10月创刊）、《鹃声》（1906年创刊）、《汉帜》（1905年6月创刊）、《四川》（1907年11月创刊）等，不胜枚举。章太炎主笔的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更因革命的海外总部在东京，而就地编辑和发行。

据实藤惠秀统计，留日学生的数量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长至1903年的100名，并在1905年达至8000名；⁵⁰而汪向荣统计的数字为1902年500名，1905年则增至7285名⁵¹（李喜所统计的数字则为1902年608名，1903年1300名，1904年2400名⁵²），而1906年为12000名，1907年为10000名；⁵³小岛淑男根据当时各种媒体资料推算出，1908年为5500名，1909年5200名。⁵⁴不管怎样，最为重要的并非数量而是质量，因为这些学生都成为建立民国、建设民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精英。同样重要的是其传播能力。留日学生出版物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留日旅日士人的范围，而延及国内，比如聚集于《国粹学报》杂志、近代中国最大的文学社团的南社等的革命青年。这些人正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新青年”。他们（她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有着深厚的传统学养、伦理情操，同时又融合了西方思想学术，并且敢为天下振臂一呼的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事实上，无论是改良派学生还是革命派学生，都借助了东京这一晚清思想文化最为重要的海外基地，他们都是晚清思想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我们往往忘记了如下基本事实：除了胡适等不多的新文化运动导师外，其他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导师的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莫不是留日的中国留学生，莫不是广义的“清季革命青年”。他们之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化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正是因为他们是晚清学生运动的革命学生。换言之，他们都是由广义的“辛亥革命青年”而成为“五四新文化青年”的中年领袖和精神导师。

另一方面，以“文”为手段的晚清革命与以武为手段的晚清革命，这两类晚清革命与青年学生的关系又未必是可以划分得那么清楚的。比如，小岛淑男的著述《留日学生的辛亥革命》（1989年）明确了留学生在东京或回国后在这场晚清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探讨了包含黄花岗起义在内的武装起义中学生的作用，也探讨了在反对铁路国有化运动的省的独立（如四川）等运动中学生的领导作用。⁵⁵1904年5月，湖南绅士王先谦等六十一个湖南地方领袖发动运动，试图避免为修建从广州至汉口的铁路而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向美国借债，主张废除合同，自主修建铁路。1904年秋，来自两湖的留日学生举行集会，并发电支持。⁵⁶从上面的事实看，无论武装起义抑或沟口雄三、周锡瑞所强调的一省之力的地方市民运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学生运动性质。但是，如本书一再强调的那样，如果以长达十数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待晚清革命的话，武装起义所占的比例则是有限的。附带指出，如叶文心教授所留意的那样，章开沅、严昌洪两教授所主编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文集《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显示出如下新的动向：首先，作为历史变化的推动力量，思想的觉醒取代了阶级的利益（这符合笔者视晚清革命同时为思想文化运动的立场）；其次，革命的遗产并非在于昭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而在于因之而导入的共和思想及共和制度；最后，之前认为武装起义及宣言是一个预告新时代到来的划时代的大事件，而现在则转而认为更早之前的重要变化才是促使传统的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要因（这与本书视晚清革命同时也是为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以及强调这场革命与之前的太平天国起义等与帝制崩溃之间的连续性的立场，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⁵⁷

2. 太平天国与晚清革命的重要关联

本书并不否认暴力的武装起义与非暴力的“一省之力”的地方精英领导的市民运动对革命成功的贡献。但是，亦如笔者再三强调的那样，“文”并非是这两部分革命的侍妾或奴仆。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述将章太炎所代表的以“文”为手段的革命矮化为暴力革命的附庸。“文”（宣传）对这两种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正如这两场革命也推动了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一样。但是，语言是有其自立性的，“文”并非仅仅是武装起义的催生婆。“文”也自在自为地影响着人民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判断，动摇着外强中干的统治者的意志。晚清思想文化运动，尤其是晚清思想革命掀起了一场跨幅达十数年的以“文”为手段的人心的革命。暂且抛开与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之连续性不论，这是一场耗时不短的近乎和平的革命。《清帝逊位诏书》暗示着统治者被迫选择了以和平的方式交出权力，而这正是包含以“文”为手段的和平革命在内的复数的革命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书强调太平天国革命（或叛乱）与晚清革命的连续性，综合而言，主要是在如下几点。首先，一如前述，这是在对清朝政权破坏的意义上来讲的。其次，太平天国革命与晚清革命的连续性也表现在晚清革命派视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的先声的意义上。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第四号开篇图像便是《太平天国战胜清兵之真景》（1906年5月），次月第五号开篇则是洪秀全肖像，1907年12月《民报》十八号则刊有署名“信川”的文章《哀太平天国》，1907年4月的临时增刊号《天讨》则有插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等等，不一而足。革命派对于太平天国的认同可谓一目了然。

再次，太平天国革命与晚清革命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太平天国与乡绅势力壮大之间的因果关系上。乡绅势力的壮大对后来的保路运动、1907年之后省咨议局的建立与运转，乃至革命后十四省宣告独立等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这也是乡村自治与晚清革命之关联的问题。前面提及，何炳棣在其1959年出版的研究中，根据判读地方资料而得出太平天国叛乱导致了人口大量下降的结论，甚至认为其程度远远超出当时通商口岸的西方居民估计的二、三千万。⁵⁸在此之前，张仲礼在其1955年出版的乡绅研究中曾比较了太平天国前后各省绅士、绅士家庭成员的人数及其在人口中的比例变化。按照他的研究，以江苏为例，绅士在太平天国前占人口比例为1.3%，而在太平天国后则为2.5%；浙江的绅士人口在太平天国之前为1.4%，之后竟上升至5%。⁵⁹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张仲礼对“绅士”的定义。他将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正途”与“异途”两个集团，“正途”经过科举考试取得资格，“异途”则是指那些通过捐纳取得功名者；按上下层的等级划分的话，下层绅士包含“正途”与“异途”两种，前者是经过初级考试的各类生员，后者是捐纳而来的捐监生和例贡生，⁶⁰因此其绅士定义是以科举制为基本制度性标准的。另一方面，按照何炳棣的研究，1953年江苏的总人口与1850年相比，其增长率为7.5%，这是由于上海作为最大的城市兴起才有此增长（江苏人口含上海人口）；与之相对，同时段（1850—1953年）浙江人口的增长率则为-23%。综合张仲礼与何炳棣的研究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过太平天国之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大幅下降；但是，与之相对照的是，张仲礼所定义的绅士在人口中的比例却大幅增加。换言之，绅士阶层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力量有所壮大。而孔飞力在其1980年出版的书中，就1796年至太平天国被镇压的1864年为止的期间，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与地方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显示，太平天国很难与地方精英合作，缺乏控制地方的能力；在太平天国革命（或叛乱）期间地方精英的权力反而得到更大的扩大。⁶¹孔飞力关于乡绅（地方精英）的研究当然也是在上述研究的发展线上的（他关于绅士[gentry]或精英[elite，或译为名流]的定义比张仲礼的“绅士”为广，主要指的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拥有一定权力与名望的精英层，其中又分为国家精英[national elite]与地方精英[provincial elite]，因此其定义是一种功能性定义⁶²）。韩国中国史家闵斗基在1973年出版的研究虽然在绅士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上涉及有限，但是在绅士（生监）的政治层面上着墨甚多，也是一本出色的强调绅士与晚清革命关联的著述。⁶³上述研究与同时代日本关于乡绅研究的结果都高度吻合，凸显了地方自治传统与晚清革命的密切关联，表明地方精英的成长对晚清的革命有着实质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太平天国革命与晚清革命是密切关联的。

最后，太平天国革命与晚清革命的连续性更表现在晚清各当事方都不同程度地共享了以太平天国之乱为鉴，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破坏尽力回避、克服的意图。晚清襄助段祺瑞兴办北洋陆军学校的前驻日外交官廖宇春（字少游，1870—1923）曾秉承段祺瑞之命，以袁世凯做总统为先决条件，于辛亥年十一月初一日（1911年12月17日）与代表黄兴的同盟会会员顾忠琛（顾忠深，1880—1945）在上海秘密商定推翻清政府。为此，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段祺瑞、北洋军人靳云鹏（1877—1951）等秘密串联北洋各军，胁迫清政府赞成共和。⁶⁴关于此一过程，廖宇春以日记体录之甚详，该日记后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为题出版（陆军编译局1912年版）。革命党在接受北洋方面公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条件后，协议条件的正式书面表述有五：“（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帝；（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⁶⁵和平革命之愿望清晰可见。而这一愿望似乎多少又与包括长达十三年的太平天国之乱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大动乱不无关系。比如在此之前，廖宇春吁恳清帝逊位奏疏中便有“台城之惨，可为殷鉴”之表述。⁶⁶台城者，六朝古都南京之谓，此处指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奏疏提醒清帝：“与其顾惜宗庙，虚与委蛇，势将生灵涂炭，同胞流血，种族相仇”；若顺应大势，则“化满汉为一族，杜外族之觊觎，实行民主立宪，不血刃而天下平”。⁶⁷廖宇春代表的是北洋的立场，他恳请清帝顺应和平大势的奏疏，显然不无吸取前车之鉴（太平天国等），以及对列强势力介入之提防。由结果观之，这一北洋的立场也反映了包括革命派、清帝在内的所有当事方的共识。在此意义上，晚清革命有着不可忽视的和平革命的一面。在另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革命与晚清革命的连续性。

3. 被遗忘的以“文”为手段的清季革命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还原清季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联，并且以“复数的革命”这一概念，重新强调晚清中国革命的意义，强调晚清共和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与此相关，本书将强调“晚清革命青年”（或出于便利的“辛亥革命青年”）这一概念，并且探讨“晚清革命青年”（或“辛亥革命青年”）与“五四革命青年”之间的连续性。此举无意忽视“晚清革命青年”（或“辛亥革命青年”）与“五四革命青年”之间的断裂，但是，首先应了解“五四”时期的“清季革命青年”就是“五四革命中年”（如鲁迅），而“五四革命青年”正是处于“五四革命中年”的影响之下的，正如“晚清革命青年”（或“辛亥革命青年”）是处于清季革命导师的影响之下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凭空自生，它无非是处于清季思想文化运动之既有继续又有断裂的转变性关系之中。其次，正如辛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共和国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产生于共和的危机之中（日本军国主义后来之所以能够入侵中国，与这一共和危机的持续、恶化不无关系）。这一共和的危机是如此漫长、如此惨烈（甚至引来外敌侵略以及之后的内战等）、如此跌宕起伏，为人类历史所罕见。而欲观察这一漫长的危机，就必须探讨共和的起源；探讨共和的起源，则章太炎的存在便不可忽视。视中间过程之“五四”新文化为“起源”，是非历史的设定。但是，这也并非要抹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恰恰相反，本书的意图之一正是从晚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连续与断裂中重审“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平等、自由上的重大意义。

在革命的海外基地东京，章太炎所代表的“文”的革命，与以往对辛亥革命的主流解释中以暴力为手段反抗专制的革命，以及与沟口雄三解释所强调的地方之“一省之力”所实现的革命，三者之间在诉求与政治目标上一致。但是它们中任何一个都并非是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革命的唯一。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以及类似于市民运动的“一省之力”的革命，令以暴抗暴的武装起义以最少的流血代价而达于胜利，令清朝政权解体。以“文”为手段的晚清革命，与“一省之力”的市民运动的晚清革命和晚清的军事起义一起，共同构成了广义的晚清革命。而这一广义的晚清革命是建构在太平天国革命（或叛乱）这一被遗忘的历史延续性之中的。这一广义的晚清革命带来了《清帝退位诏书》这一政治妥协，并在没有导致人民生灵涂炭的意义上拥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对青年学子影响至巨的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与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再复先生于1995年出版的对谈录《告别革命》，在反思革命的暴力性上有其意义。⁶⁸但是，该书首先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多元性或复数性，其所指的“革命”只是武装的、暴力的革命（这一中国革命认识为一般人所共有，因此这一不足也可视为笔者的苛责），而且该书的思想前提基本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中高扬改良（必须承认，即使在当今，这一立场亦为相当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甚至类似立场便见于冯友兰［1895—1990］《中国现代哲学史》［1990］一书。因此，笔者这一评述亦可视为苛责）。事实上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谈集延续了晚清“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李泽厚先生的立场在许多场合似乎更倾向于康有为（康有为研究者干春松也许是第一个留意到康有为与李泽厚的关联的——他指出康有为是李泽厚最为持续重视和发生兴趣的思想史人物⁶⁹）。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革命之所以可以将暴力加以美化、合理化，是因为革命具有巨大的伦理性，可以因此赋予暴力以道德的外貌——这正是反革命也喜欢自诩为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悖论性地说，革命的20世纪也是伦理以暴力方式展露自身、实践自身的世纪。缘此也可以反过来说，“告别革命”固然告别了革命所蕴含的暴力性，但同时也带有告别革命的伦理性的危险。告别伦理，当然不可能是李泽厚先生、刘再复先生的本意。但是，悖论的是，在革命话语及其植根的意识形态被告别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革命的伦理性也将被告别。正是在此意义上，非暴力的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便成为我们观察“告别革命”话语以及革命本身的另一有效视角。

无独有偶，我们在民国时代的鲁迅那里，也看到了拒绝“告别革命”的一面（详见本书第四编）。如前所述，章太炎与鲁迅无疑都是近现代中国典型的以“文”为手段的革命者，他们的“文”的革命是和平主义的，他们与暴力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过于理想主义地否定以暴易暴的革命，因为现实中的专制权力是武装的、暴力的。因此，他们的文章既与暴力革命有着一定的关联，又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立性。尽管如此，无论章太炎还是鲁迅，都对革命成功后的归结，表现出高度的谨慎与警惕。这一警惕贯穿着他们的叙述，并令他们成为中国过去百年拥有深刻洞察力的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两位以“文”为手段的革命家。

1 沟口雄三：「辛亥革命の歴史的個性」，『思想』2006年9号（总第989期）。增订中译版见沟口雄三撰，拙译《辛亥革命新论》，收入《中国的历史脉动》（沟口雄三著作集）（乔志航、龚颖等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值得留意的是，汉语论文是对日文版反复改写后的版本（见中文版译者按，第296页）。

2 Joseph W.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中译见周锡瑞：《改良与革命》，杨慎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汪荣祖论文，见于Wong Young-Tsu, “Popular Unrest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Jiangsu”， in Modern China, 3.3（July, 1977）, pp.321—344。

3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9页。

4 市古宙三的英文论文（“The Gentry and the Ch'uan-Sha Riot of 1911”，发表于Far East Association 195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第八届年会）及1962年的日文论文（「郷紳と辛亥革命」，收入『世界の歴史』第十五巻，东京筑摩书房1962年版），后来收于其日文著作『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21—27、 331—360页）。另一篇英文为Chūzō Ichik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 Hypothesi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ed. by Mary C.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5 这一乡绅研究谱系中，在社会学领域，有费孝通（1910—2005）三四十年代关于乡绅与皇权、乡绅与社会关系的系列研究；在明清史学领域，有傅衣凌（1911—1988）始于三四十年代的“乡族论”的研究等，这些都是汉语圈重要的研究。相关的著作，有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费孝通《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等。关于傅衣凌的“乡族”概念，见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第一章，三联书店2009年版。韩国著名中国史家闵斗基（1932—）1973年出版的关于乡绅与革命关系研究的著作也是不能忽视的（闵斗基：『中國近代史研究：紳士層思想行動』，首尔一潮阁1973年版）。该书后来经孔飞力介绍至英语圈：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Philip A.Kuhn and Timothy Brook,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89）（关于闵氏研究，笔者最早因黄东兰著作『近代中國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而得知）。另外，英语圈中何炳棣（1917—2012）、张仲礼（1920—2015）以及孔飞力（Philip A.Kuhn， 1933—2016）等也是这方面可圈可点的研究者。

6 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6—177页。

7 日本乡绅论研究的谱系，见明清社会史专家森正夫的论文《民宗叛乱、社会秩序与地域社会的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于志嘉译，收入森正夫：《“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日本の明清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郷紳論について」（『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一巻，东京汲古书店2006年版）、「明代の郷紳——士大夫と地域社会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の覚書」之第一节（『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三巻，第122—127页）。傅衣凌与日本这一研究谱系的关联，见《“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第7页）以及该书所收论文《关于“乡族”：在厦门大学的研究交流报告》。

8 以上期刊介绍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所附《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及《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所附《书刊介绍》。

9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版，第102页。

10 同上书，第110页。

11 秦力山：《说革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秦力山集（外二种）》，刘泱泱审订，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6页。《说革命》又题为《革命箴言》，发表于缅甸《仰光报》，全文二十四章，最后五章已佚。

12 秦力山：《说革命》，同上书，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