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章太炎与以“文”为手段的清季革命——复数的革命

一、　清季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新解

1. 　沟口雄三、周锡瑞等的辛亥革命新解

辛亥革命的主流解释偏向于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武昌起义。这是教科书的常识。但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这场起义却持续时间不长，双方伤亡有限，且很快获得解决。而试图挑战这一教科书常识的解释的，比如有日本的中国史学家沟口雄三教授（1932—2010）。¹他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一文中认为，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简称“一省之力”）。亦即各省独立，正拜成熟至可以独立的“一省之力”所赐。沟口认为，16、17世纪明末清初的“乡里空间”乃是“地方公论”展开的空间，其规模由明末县一级扩充至清末省的范围。“一省之力”成熟的轨迹，亦是地方力量扩大、充实的过程。沟口视之为明清乡村自治（乡治）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然而，在沟口看来，这一传统的轨迹却被现代化史观或革命史观所遮蔽，因此隐而不见。沟口雄三谨慎地区分传统的“乡治”与清末从日本流入的西方“地方自治”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治”指的是善堂、团练、保甲、行会、宗族活动等，“乡治”遵循“地方的公事、活动，由地方为之”的原则。在这篇沟口晚年的论文中，他强调辛亥革命乃是省级层面之“乡治”的成熟状态。

与沟口观点有些类似的辛亥革命解释，来自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其解释远早于沟口。类似观点亦见于执教于北美的同一时期的汪荣祖的论文。²周锡瑞以两湖为例指出，辛亥革命由一个西方文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所领导，这一阶层的“新政改革”非但未能避免革命，反而带来了革命，而革命之火一旦被点燃，为了追求社会安定，继续推行新政，这一阶层又不得不更靠近革命，“新政”在此意义上对中国现代史进程有着根本作用。周锡瑞指出，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所领导的1898年的湖南改良活动、全国范围的“百日维新”、1900年以汉口为中心的夭折的自立军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暴动、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19世纪末期，尤其1897年至1898年改良活动期间，改良朝着士绅控制的地方自治方向发展。迨至1913年，上流社会献身于民主共和主义的真诚成为严重的问题，为了追逐稳定而“缓慢地向右移动”，支持袁世凯。³虽然周锡瑞、汪荣祖并未如沟口雄三那样明确地提出辛亥革命是因为“地方之力”，但在强调省一级的地方缙绅或地方自治的作用上，与沟口雄三的观点大致可以归为一类。但是，沟口等对明清乡治传统之清末演变的自治与辛亥革命之关联的强调，也难免有矫枉过正之虞，因为他忽视了太平天国的破坏与全球史的因素。

强调辛亥革命中乡绅作用的观点，很早便见于日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家市古宙三（1913—2014）1956年及1973年在美国发表的两篇英文论文，以及1962年的日文论文，只是市古没有像沟口那样从数百年自治传统的角度去阐发这一问题。⁴沟口则进一步从明清思想史专家的角度发展了这一命题，并将之视为中国的乡村自治传统之新发展，并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予以定位。这一强调乡绅对晚清革命的作用的解释谱系，大概或多或少也得益于明清乡绅研究的丰富积淀，⁵周锡瑞与沟口雄三的研究可谓是此一主题在晚清研究上的新发展。无论如何，他们之间是有着对话关系的。正如柯文所指出的那样，市古与周锡瑞都认为乡绅是晚清革命的最主要阶层，而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孙文所代表的阶层在这种解释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市古的乡绅是保守的，他们只是在保全自己所属阶层利益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周锡瑞试图超越市古的解释，将乡绅细分为反对改革、比较保守的乡村绅士与比较进步、赞成改革的城市绅士。⁶另一方面，日本的宫崎市定（1901—1995）、谷川道雄（1925—1913）、森正夫、夫马进、岸本美绪等的研究等也都是日本明清乡绅研究谱系的构成部分。⁷沟口的研究部分也属于这一谱系。

无论如何，沟口雄三、周锡瑞等的论点客观上也质疑了军事、暴力革命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观，同时都强调了改良对革命的意义，对打破改良与革命的二元对立，以及强调地方之力的重要性均有其意义。沟口所强调的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对革命成功的贡献，也可以从留日学生各种冠以省名的议政论政杂志的名称中多少得到佐证。比如《河南》（1907年2月由河南留学生武人等创刊于东京，翌年12月停刊，月刊）、《浙江潮》（1903年2月由浙江留学生孙冀中、马君武、蒋方震创刊于东京，共出十期月刊）、《湖北学生界》（1937年1月由湖北刘成禺、李书城等留学生创刊于东京，共出四期月刊后更名《汉声》）、《晋乘》（1907年9月15日山西留日学生景定成、景耀月等创办于东京的革命刊物）等。⁸与上述留学生杂志彰显地方性的名称形成对比的，是八旗子弟留日学生杂志的名称《大同报》，它所祈求的恰恰是抹去地方差异性，而强调民族大同（《大同报》1907年6月25日由留日满人恒钧、乌泽声、佩华等人在东京创刊，1908年3月停刊，一年内刊行了七期）。类似的“一省之力”的地方性也见于筹议于1878年冬、正式成立于1898年2月21日的南学会。南学会是湘人谭嗣同、唐才常等融革命与维新于一身的士人在富于变革意识的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的支持下成立的。南学会的章程规定由湖南巡抚指派十个本地士绅为总会长，再由十个总会长举荐会友。虽然会友中也有黄遵宪（1848—1905）这样的粤籍改良派士人，陈宝箴本人亦是闽籍客家人，但是，南学会明显地显示出地方之力或沟口雄三所说的“一省之力”。它与湖南的时务学堂一起，不仅对湖南新政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对全国的意义也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值得留意的是，上述留学生杂志也是清季“自治”“地方自治”讨论的主要空间，而清末的“自治”“地方自治”有着一定的复杂性。黄东兰指出，清末有三种关于“自治”“地方自治”的话语。第一是严复所代表的、立足于“民力、民智、民德”的个人的“自治力”。梁启超即在此影响之下致力于新的国民建构。第二种是在列强的威胁下，各省试图脱离清廷统治的“反满”革命的“自治”。第三是将“一盘散沙”的人民组织成地方团体，以强化国家基础的“自治”。这一“自治”由康有为的“公民自治论”所代表。⁹除了《大同报》有着明确的改良派立场外，尽管这些留学生杂志革命与改良的主张混杂其中，有些内容也可归为“改良”，¹⁰但是，在政治上却有着明确的革命取向。也就是说，这些杂志上的“自治”话语属于黄东兰所归纳的第二类。参与筹组自立军的秦力山（1877—1906），其《说革命》的第四章题为《自治为革命之基础》，在该章中秦力山言：“历观世界各国兴亡之迹，其人民有独立之资格者，恒在于自治之精神。故自治者，国民之元素也。”¹¹秦力山又说：“须知地方自治为革命命脉，有各地方为腋，而后立一中央政府以为裘，舍自治以言革命者，无根本之论也。”¹²地方自治与晚清革命的关系，秦力山上述说法最能证之。

本来，孙文也是深明自治与革命成功的关系，并深受此触发。孙文1923年10月21日《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中说：“兄弟所主张的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结之后，把全国一千六百多县都划分开，将地方上的事情，让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如果全国人民不能自治，总是要靠官治，中华民国便永远不能成立。”¹³孙文的地方自治是西方的，尤其有着美国革命的影响，¹⁴但同时又有着处于改造传统中国乡村自治结构的延长线上的色彩。无独有偶，前面提及的阿伦特在其《论革命》一书中认为，法国革命败于未能创设一种恒久的制度；而美国革命有此而获成功，其部分原因在于后者的人民主权信条源于其有着一定自治权的乡镇（township），而这一自治传统早就形成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时期。¹⁵而且，这一自治传统像一个相互的社会契约（mutual contract），以互惠的精神（reciprocity）将大家连结在一起形成共同体。¹⁶也就是说，由此形成的地方自治，成为美国宪政制度建构（constitution）的基石，而法国革命因为自治传统匮乏，国之制度建构基石不坚，则最终国之不固，走向暴力化。孙文的革命即受美国革命的影响。念及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推进的自治运动以及章太炎后来的联省自治运动，完全可以说，地方自治是中国革命原本的一个起点。这实在是一个被忘却的史实。

因此，留学生杂志所表露出来的地方性事实上是某种作为“方法”的“地方性”——假如可以借用沟口雄三先生《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年）之题的话。这一作为“方法”的地方性也是“反满”革命的一种话语策略与政治策略。换言之，这是作为谋求新的民族国家建构之“方法”的“地方”而已。康门弟子欧榘甲的《新广东》（1902年，新民丛报社刊行于横滨）也好，上述《河南》《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也罢，它们既是“新X省”的政治表述，更是“新中国”的政治表述。同样，《大同报》的刊名则与汉族留日学生之作为方法的“地方性”有着某种紧张性：它代表了对这一“地方性”的不安，因为这一“地方性”与“排满”革命密切相关。总之，尽管沟口的“一省之力”指的是地方精英所领导和推动的市民革命，他并没有将这些留学生杂志包含在内，但是，这些偏向革命的留学生杂志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一省之力”的问题，也许与沟口观点并不矛盾。

民国建立后这一发自知识群体的“地方性”渐渐退潮。该事实也说明了这一“地方性”更多是“排满”革命的政治策略与方法。清朝也在1909年作为现代化改革的策略发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户籍调查、议会选举、确立自治公所等一系列措施开始实施。¹⁷但是，与明治国家的“地方自治”一样，它属于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地方自治”，是为中央权力服务，而非限制中央权力的。因此，它又会催生限制中央权力的“自治”话语。后来章太炎的联省自治即属于此。

2. “清季革命”之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性质——被遗忘的一面

无论如何，沟口的辛亥革命解释提示了一个以三四百年时间长度来观察辛亥革命的角度。这来源于他长期关注明清以来儒学与社会之关联的研究背景，因为探讨中国是否有着异于西方的现代性，是战后日本相当部分中国史学家重要的问题关怀之一。但是，传统的武装起义中心说也好，沟口雄三、周锡瑞的地方之力推翻清廷说也罢，无论上述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都容易有两个疏忽。第一个共同的疏忽，是都容易忽视“清季革命”之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性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晚清改良变法运动至晚清革命变奏之发展及结果，无晚清的文化革命，就无从想象“五四”的新文化革命，两者既有重叠又有差异。民主、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等既是晚清革命的主调，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除此以外，科学、女性解放及男女平等、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关心、否定汉字论及白话文运动、包含否定孔子在内的全面否定传统论（《新世纪》杂志所代表¹⁸）、反帝的国际主义联合及弱小民族解放事业支持论（章太炎的亚洲和亲会主张）等主张，其实都早已出现于清季革命。虽然语境、解释框架迥异，其实反孔亦是太平天国的主张之一。

比如，科学至上的问题便可见于1907年6月22日《新世纪》第一号头版带有杂志同人宣言性质的文章《新世纪之革命》：“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湃，实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自然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第1页）以科学为“公理”，将革命与科学相结合，为《新世纪》同仁的基本立场。

再如妇女解放问题，这是晚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共同主张之一。甚至男女平等主张早见于太平天国革命（或“叛乱”）。康有为在八卷本《大同书》的第二卷就大幅论及妇女问题。¹⁹在妇女问题上章太炎似乎不见有何发言，这实在是康有为高出章太炎之处。清末时期长期在中国的一位法国社会学家Fernand Farjenel在1914年出版的《革命中国游记》（A traver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中开宗明义，介绍其著作是一本“以观察者及见证人身份”受法国政府委托所撰写的著作。²⁰该书是同时代西方人了解晚清革命的重要文献。²¹他如此谈及同时代这场时间跨度达十年的革命：“这十年间，在整个中国，新闻媒体充斥着将卢梭、孟德斯鸠的理论以及法国大革命改头换面的文章。新闻媒体对喜好文学性、哲学性命题的人们热心地讴歌平等思想。从中产生了女性主义（feminism），它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革命期间起了军事的、斗争的作用。”²²在此，作者谈及这场革命是如何有着思想革命的层面，同时他对于晚清革命中妇女运动所占的位置的强调，对于今天只将妇女解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读者来说是想必是意外的。晚清妇女问题讨论，见于《女子世界》（1904年1月创刊于上海，1906年初停刊，主编丁初我，共出十八期）、《中国女报》（秋瑾［1875—1907］1907年1月创刊于上海，仅有两期²³）。这些杂志文章多涉及男女平等、女子教育、女权等问题，倡说妇女解放。同类主张妇女解放的杂志尚有《女报》（1909年月创刊于上海，陈以益、谢震编）、《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5月创刊于东京，唐群英编，季刊²⁴）。这些杂志文章明确提出女权论、女学论、女子独立、婚姻改良、参政权等问题。又比如编辑于巴黎的革命派杂志《新世纪》亦呼吁妇女解放。《新世纪》第五号（1907年7月20日）的文章《女界革命》、第七号（1907年8月3日）的《男女之革命》、第八号（1907年8月10日）的《续男女之革命》（以上具署名真）等，皆倡说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类似问题亦见于《天义》杂志何震（刘师培妻）的相关文章。刘师培、何震创办于东京的《衡报》更是一本鲜明的彰显无政府主义革命与女权主义的杂志（1908年4月创刊）。²⁵

甚至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亦在晚清小规模地开始。比如1907年11月30日发行的《天义》十五卷及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合卷（1908年1月15日）中便载有民鸣译、刘师培序《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之节译；1907年6月22日创刊于巴黎的《新世纪》更是中国革命者接触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基地。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就曾署名“民”撰文曰：“故无政府以无私产之名，反对资本，而行共产主义之实。”²⁶早期无政府主义与后来的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都是重要的问题，在此无法深入。若简单概括早期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正如德里克（Arif Dirlik）所指出的那样，直至20年代后期，随着十月革命后“以列宁外表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取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国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世界性退却相呼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意识形态取代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²⁷浦嘉珉（J.R.Pusey）在一本强调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性全面而持续关联的著述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最终提供了无政府主义所没有提供的东西，即一个比任何政府都更切近要害的被中国化的地主敌人，因此还提供了一种因仇恨和苦难而生的更加强大的爆炸性力量来源。马克思主义还提供了一个组织、一个政党，它似乎有能力执行进化的任务。”²⁸在此意义上，晚清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是断中有连，连中有断。

此外，白话文运动问题，更是清季改良派提倡得最早和最为积极，²⁹而革命派的《新世纪》杂志承接之，但却将之推向极端，主张废除汉字而改用世界语（“万国新语”）。³⁰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即已经有着明显的走向人民的倾向。³¹1900年代的白话文已经蓬勃发展，并且本质上与191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是连续一贯的。³²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将清末最后十年的白话启蒙运动的时间起点设于1901年，主要因为受义和团运动的刺激，白话报刊的数量显著增加，同时也因为其他启蒙形式如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乃至各种各样的汉字改革方案以及识字学堂等都在1901年后大量出现。³³迨至民国成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国语运动更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成为国策（因为北洋政府后来的反动化，我们容易淡忘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制度层面上是中国现代化奠基者的事实）。必须指出的是，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与章太炎所代表的“复古”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早在晚清就几乎并存，前者的代表是革命派杂志《新世纪》。比照《新世纪》与1915年9月15日创刊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堡垒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便会发现其间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就这“两场”新文化运动的区别、断裂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更为深广的规模与程度上延续了对上述问题的关心。比如，晚清共享之“民主”理念得到了进一步高扬，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主流共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其生物学意义被淡化并加以反省，但实则被中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内面化，成为暗默的历史观与历史进程想象。然而不同的是， “赛先生”（科学science之谐音）与 “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之谐音）并列成为最核心的另一主题，这与晚清新文化运动大相径庭。在女性平等意识、妇女解放问题、作为两性关系的恋爱问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较之晚清也在程度、规模上蔚为大观。除此以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在如下问题上显出与晚清思想运动的巨大区别，比如儿童问题、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之相关的经济角度的阶级社会分析意识以及政治角度的阶级解放意识、劳工神圣论、（排他性）白话文的国策化、基于西方翻译概念的“文学”亦即白话文新文学的确立及实践、白话文学术的确立、人民文学概念的弘扬、革命与农民的关系等等，皆与晚清文化运动有着重大区别。尤其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晚清占据主流的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变为旁流，中国的传统渐渐成为整个中国危机万劫不复的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清季思想文化运动的区别，恰恰是建立在与清季思想文化运动的关联、发展之上的，因为晚清准备了“五四”，而“五四”与晚清的不同是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环境急剧变化的结果，尤其是共和之梦破碎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自太平天国以武力为主的革命以及西力东扩以来漫长的清季革命的构成部分。

总之，强调晚清的文化革命，也是为了复原被压抑的晚清以来革命的多元性。在清季革命中，章太炎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他的革命更是思想的、“文”的革命。这是本书的基本立场。

3.  “文”的力量

辛亥革命如其名所示，长期以来过于集中于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仅仅将清季革命还原为武昌起义，多少有些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晚清长达十数年的革命是不争的史实。恰如笔者一再强调的，改良运动的部分参与者实则是理念上的革命者，他（她）们是行动上改良的权宜选择者（如章太炎、谭嗣同等）。革命的海外基地在东京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一事实该如何解读，却似乎常常为辛亥革命研究史所忽视。笔者并非矮化武昌起义，只是想指出，这仅仅只是清季革命的末期形态而已。近现代中国革命本来就是多元的、复杂的，片面而单一的革命叙述不仅遮蔽了晚清革命的意义，也遮蔽了改良运动与晚清革命的关联性。重新认识复数的中国革命，尤其认识和平的、将暴力降至最低程度的晚清“文”的革命，彰往而开来，这是本书的拳拳期待。

晚清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武昌起义固然有标志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是漫长的清季革命之晚期结果，更为根本的，是持续经年、日益强大的语言的力量（“文”的力量）。晚清革命成功拜“文”之力所赐，也见于同时代人的见证与认知。比如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槟榔屿《光华日报》“时评”《文字功》表彰章太炎曰：“革命虽重实行，不重空言，然理论足而复实事生，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并首推章氏与邹容的文字之功。³⁴此处“理论足而复实事生”，足见同时代人眼中“文”之力与“文”之功的巨大。同时，亦足证同时代人并未将武昌起义视为革命之全部，而只是将其视为构成部分，且充分肯定语言（文）之自律的价值。同日《民立报》刊登《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社论，向公众告知章太炎“回国返沪”消息曰：“英雄可间世而有，文豪不可间世而无，留残碑于荒野，存正朔于空山，祖国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惟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按：即卢梭）。”³⁵以上皆为同时代见证，皆属持平之论，亦足证这场清季“文”的革命中章太炎的位置。这一语言的力量尤其自1903年邹容、章太炎的“苏报案”起，日积而月累，由量变而质变，摧枯拉朽，最终通过武昌起义迎来了决定性的成果。晚清革命之“文”的革命性质被忽视，也导致了晚清文化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联容易被忽视。

太平天国革命（或叛乱）以及对其的镇压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可谓生灵涂炭，³⁶同时也力撼清朝统治基础。³⁷自此之后，清季革命由主张君主立宪制之戊戌变法运动演变而来，由改良而革命，其间语言的力量实不亚于千军万马。语言并非仅是现实、事物的表征或代表,它可以产生、创造新的现实或事物（“理论足而复实事生”）。清季革命足可证之。长期以来晚清以“文”为手段的革命被遮蔽，固然有法国大革命等暴力革命史观的影响，也有仅视语言为表象工具（代理工具、代表工具）的语言工具观的影响。在语言工具观的影响下，“文”（语言）的自律性被忽视，而仅将语言看作是革命理念、革命现实的被动代理，视之为武昌起义的附庸而已。这一观念忽视了革命文章不仅可以形塑革命主体，提升革命者的道德，以一新士风，更是拆解专制主义、保守主义、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武器。同时，“文”与武装起义以及沟口雄三、周锡瑞所强调的“地方之力”一样，也是广义的清季革命的实践本身，它们共同逼使统治者结束帝制，和平交出政权。

章太炎与孙文、黄兴（1874—1916，字克强）被并列为“辛亥三杰”。章太炎手无寸铁、不谙军事，未有史料显示他曾身披戎装、曾指挥一兵一卒、曾参与或策划过任何起义或暗杀行动、曾有过任何军事思想，甚至亦未有史料显示他曾纸上谈兵。但是，一介书生如他，却被人誉为“辛亥三杰”之一。何故？“文”之革命家、“文”之革命导师是也。当然，章太炎的文章客观上也有推动武装起义的作用，但其价值与意义却不仅于此。一新士风、提升革命主体之道德、并试图在革命者尤其是青年学子中引发一场思想革命，这才是章太炎文章的最大着眼点。这些青年学子中便包括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清季革命青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章太炎被视为“辛亥三杰”之“一杰”使我们可以窥见，民国初立后，晚清的历史未必就是那么以暴力革命为中心去叙述和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