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鲜国王发布罪己诏

大鸟公使按照上述的方针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们的外交事业。当时朝鲜政府“事大党”的势力颇大，不用说，他们对外惧怕中国的意志，对内也不愿意改革，但是日本公使背后有强大的兵力做靠山，而且对朝鲜提出的方案也很有道理，他们没有勇气对此严加拒绝。最后，该国的国王竟然发布罪己的诏书，痛悔因长久的积弊和连年不息的内乱，并痛责其咎全在于国王自己的不德和有司的失职，尤其在诏文的最后一段表示，今后凡是政府的得失，各级有司应该尽情上申，不得隐瞒，当言而不言者，其罪在有司，言而弗听者，其过在朕。朝鲜政府还在重臣中挑选了申正熙、金宗汉、曹寅承数人担任改革委员，由他们与日本公使商议改革事项，对外装作热心于改革的样子，而实际上那些“事大党”却悄悄地在与清使袁世凯商量，这些不过是一个暂时避开我国锋芒的缓冲之计。就这样，此后我国公使继续与这些委员以及外务督办恳切商讨改革事宜时，他们丝毫没有决策之权，总是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语来推诿给左右，只是优柔寡断地拖延时日而已。朝鲜政府对我国政府提议作出的唯一一个从外表上看还稍稍过得去的辩疏，就是在内政改革上自己也早已感到有变革的必要，对我国的提议没有异议，但依然表示，如今日本以强大的武力兵临汉城，并以严格的期限来催促改革，毕竟有干涉内政的嫌疑。此外针对我国政府提出的汉城和釜山之间的电信修复按照条约上的义务应该由朝鲜担当、倘若朝鲜能力不够无法紧急处理的话可暂由日本政府来代为施行的善意建议，他们表示，汉城釜山间的电信设施因出于天灾暂时处于中断状态，要修复的话，也是国家自行的权利，由他国来代为处理恐怕有损国家的主权，最后竟然有些顽固地回答大鸟公使说，此时此刻日本政府首先应该从朝鲜撤军，并收回有关内政改革的照会，若如此，则朝鲜一定自行推进改革，以实际成果来酬谢日本政府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