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国(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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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与国族[3]

——孙中山对东西文化的思考与论述

在已有若干版本的孙中山全集和选集的情况下,再给读者提供一部孙中山先生关于东西文化论述的选集并非出于单纯的纪念,而是有着十分现实的目的。当前所处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当然不同于孙中山所处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然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过程所引发出来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再次将沉寂已久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摆在每一个关心改革前途的人面前。在这样的时刻,重温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有关东西文化的思考和论述,或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虽然我们可能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结论。

孙中山先生是位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理论思考的全部目的是为了指导由他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活动,因而他无暇撰写有关东西文化研究方面的专门学术著作,但他为创建革命理论而对东西方民主革命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作了大量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他的三民主义及有关讲演视为他对东西文化分析比较的一个理论成果。这也成为本选集的选编原则。

我们知道,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和理论影响之下爆发的。然而,在西方民主革命时期具有如此巨大社会动员力量的“自由”口号,一进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头脑,在行为上就流于“自由散漫、放任放荡”,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在孙中山看来,中国民主革命所遇到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状态的“一盘散沙”,“一盘散沙”说明中国人实已享有过多的自由。孙中山认为,同样的民主革命,在东西方各自的社会背景则大不相同:西方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取消了人们的一切自由,而中国秦汉以降的社会虽实行帝王专制,但其臣民只要不犯上作乱,只要完粮纳税就安享充分自由,法律上并没有某阶级只能从事某种社会职业且固定于某等级的禁令。所以中国人享有自由而不知自由为何物,恰如每人都要呼吸而长久以来不知空气为何物一样。孙中山由此得出结论,在西方,人们为争取自由而革命,但中国的民主革命恰恰是为取消自由而革命。因为太多的自由,意味着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意味着缺乏民族团结,缺乏团结力意味着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反之,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解救民族危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首先要将全国组织成为一个整体,要形成一个整体,就得取消过多的自由。这一理论,在今天的文化激进派看来似乎是奇谈怪论,但在孙中山看来则是他革命实践的经验之谈。其实,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独立自由的个人尚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从他们所从属的“更大群体”内分化出来,那些痛感民族危亡并受西学影响而“离家出走”的青年知识分子,虽成为革命先锋,但远没有学会在统一目标及一套共同认可的规章制度下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方法。所以,自由在中国差不多成为个人任性或自由散漫的代名词。孙中山要在革命团体内取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一种任性自由。

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样具有重大社会动员作用的“平等”口号,在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已产生许多流弊。在孙中山看来,民主政治所理解的平等,只能是全体人民政治地位上的平等,人有智愚贤不肖,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这种天赋的或后天努力获得的“不平等”是无法取消的。因此,民主政治的设计就应将“权”与“能”,或说政权与治权分开。政权属于全体人民,治权应由全体人民委托贤者、智者、能者掌握。为了使贤者、智者、能者管理国家,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另增加我国行之已久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就是孙中山倡导的五权宪法。为了使平等在经济生活中也发生作用,预先防止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斗争,孙中山创立了他的民生主义学说。

在孙中山看来,近代西方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科学文化,因此,对西方科学技术应全盘引进,多多益善。对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民主政治学说则应择善而从,可借鉴但不能照搬。对于中国精神文化方面的伦理道德,他认为不仅不能抛弃,相反应加以重新阐发,使之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孙中山认为,构成西方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但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却是家族和宗族。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结而没有整个民族的团结,这是形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基本原因,然而家族和宗族却又可以成为民族团结的基础。只要将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政治哲学充分发挥,只要将忠、孝、仁、义等家族伦理从家族、宗族推广到国族,那么经过重新阐发的传统道德,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量。其实,中国家族内部的过强凝聚力恰恰是中国社会涣散的根源,而社会涣散又恰恰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在本质上维持家族团结的传统伦理能否成为社会团结的普遍规范,这是大有问题的。在大力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纷纷从曾将他们约束其内的单位集体中走出来并在市场中追求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时代,除了用法律的形式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借以减少人们之间的利益纷争和维持竞争秩序外,宣扬谦让、克己、利他、服从的传统道德能否消除日益衰败的社会风气,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孙中山有关东西文化的论述涉及许多方面,我们可能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要求我们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理论面前,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时,要求我们既分析西方文化观念借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西方社会历史背景,又要分析我们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的不同特征,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