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传统中

宋以来乡村组织重建[2]

——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一

按规定，每人发言20分钟，主持人给我50分钟，算是一种特权吧。我希望用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发言，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们作更精彩的陈述和总结。

我上次的发言，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充分的陈述。而且很多朋友对那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第一次听说宋代就从事新农村建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这让人觉得很惊奇，也很新鲜。我是读历史的，也是读哲学的，两个专业，我承认，都没有读好。这次发言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农村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多一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当时据说有2.1亿的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据说已经到了2.4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是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这种分散化小农经济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或者三千年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把它称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当然是引用了洋务运动的几个领袖的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变化，和“五四”感受到的变化，和我们当代感到的变化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躬逢其盛，经历了变局，我们也感受了困惑。我们想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然而我们也面临很多来自经验方面的挑战，西方理论不能解释，这也是我这几年来的困惑。这些年来，我利用到各地开会的机会溜出去，跑几个地方——所以没有像你们几个同志这样深入地在一个地方做个案调查——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内获取不同的经验材料，而后作出一些判断，以期理解我们自身的困境。

结合现实的一些杂乱感觉我重读了宋史，也重读了一些关于宋史的研究，多了一些体会，尤其是在读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大家的书之后。我们讲哲学史的时候，习惯按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去分类梳理，讲宋明理学，老围绕理、气、心、性来回折腾，好像他们这帮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家似的。但从当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来重新看待宋朝的历史，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就不一样。宋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对社会的重大变化，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一方面，他们从高层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层次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就产生了理学和心学，读哲学史的人都非常地熟悉了；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运动，理论的创造活动，其实是为了整个乡村组织的重新建构，这是我最近一两年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因为我强调这些方面，当然有可能把当代的一些意识，倒输到历史当中去。这种可能，我预先告知，是存在的。而且，我特别用当代的一些语言，来解释古代的一些术语。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输入了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感受。

二

一般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一些研究土地的专家都公认唐宋之间的一个重大变革：当时宋人考察到了一个现象，从东汉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基本消灭。宋初的统治集团，除了所谓的黄袍加身，原来的军功集团以外，大量地启用所谓的庶族地主阶级弟子当中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也就更加严格了，和政权相关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这样，被选拔的这些官吏都是来源于基层的，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而且，这种通过读书、科举选拔官吏的做法，宋代的帝王公开号召。这样就把仕途和财富更明确地挂钩，我们知道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帝王诱引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权力与财富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宋朝的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的流动。这个“高度”，我指的是和唐以及唐以前的朝代相比，是高流动的，是高分散的。第二是银本位制上升。因为从战国到秦汉，是金本位制，是两个币制，底层是铜，高层是金本位制。从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的中晚叶，金本位制就全线退出了。以铜和布帛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说明当时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宋与魏晋南北朝不同，大家可以看看《颜氏家训》，里面就记载了在基层当时有很大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是庄园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内部是非常自给自足的，几乎是不用货币的，缺的就是盐铁而已。到了宋代，银本位制产生了，这个银的第一个来源，除了本国的银矿的大量开采以外，还来自国外——主要是海外贸易。后来，大量地从国外输入银，到了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银进来了，日本的白银进来了，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又一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而来，造成了地权的更加流动化，促使农户和土地的配置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这样，宋就出现了我们解放前看到的，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社会的几大阶层，如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种情况，宋朝已经形成了，宋人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当时就流行了这样一些话，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这些话语都出自宋儒，尤其是公元1000年以后的宋儒，因为张载，还有二程，都出生在公元1000年以后（张载是1020年出生的，宋朝是960年建国的）。当时王安石变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当时不知道如何应对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加剧流动的管理，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以及如何来管理这个全新的社会，他没有经验——有感觉，没有经验。我们共产党要管理目前这样一个高流动的社会，高分化的社会，向货币经济转变的社会，也缺乏经验。当然，现在的规模，我反复讲了，和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比当时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但那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土地的高速流转现象。这样，社会的高度不稳定，一方面反映了世家大族的消灭，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权的高度分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城市的结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无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结构，和宋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幸好当时的社会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画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具有重大的社会学解读意义。自发的民间的市场开始形成了，因为过去的镇都是军制单位，城是行政中心，而市是贸易中心，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三者界线逐渐模糊起来了。上面我所讲的重大变化，史学家，包括当代的，都已反映到，但把这些现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方面，给解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社会的高速流动，使得传统封建社会的编户齐民也发生了困难。编户齐民是传统封建社会国家获取赋税的一个基础。在欧洲、在印度、在俄国、在日本，他们是编“村”齐民的，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编“村”齐民的村是作为赋税的一个统一单位的，而中国不是的。自商鞅变法以来，是编户齐民，国家是与农户发生关系，而不是与村发生关系，国家从来不承认村落的存在，所以在农户之上要建立起一个行政的架构，到王安石时就搞了一个所谓保甲的建构，以前有所谓的乡里的建构，直到我们现在，就成了村民自治的建构。其实，这些建构都是挂名的，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自治的。如果以为它是自治的，那么我可以这样讲，印度的、俄国的、日本的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村落，都是高度自治的，村长是民选的，而不是封建组织任命的，因此赋税征收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所以，选举是作为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不是所谓的自治存在的。如果有自治，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当代依然可以读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受到笼统的概念的制约，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这样高流动的社会，由于地权的分散和流转，大量的农民会失去土地，一失去土地他们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一流动就为匪为盗。社会治安在宋初一开始就相当地混乱，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是宋代把政治重心转入内政，而对边防无力加以干预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也产自宋儒的学说。这是我讲的背景。

三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这个现象第一次作出思考的，我认为是张载（1020—1077）。他在《经学理窟》里面有“宗法篇”，还有另外在《正蒙》和《易说》内也有若干个章节，都谈到了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他面对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组织的主张。关于重建宗法制，我们的书上都加以批判，认为它是荒谬的，倒退的。其实，它所隐含的意义是用宗法制来重建乡村组织。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原子化，两代和三代的家庭成为当时家庭的基本格局。大家知道，在唐代，法律规定，如果祖父母和父母在，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家庭制度；到了宋代，用法律来维持中型家庭制度，维持不住，它进一步分解成小家庭。几代以后，同一个宗族内部，有些小家庭丧失了土地，宗族无法维持。所以，宗法的制度要求以共同体的形式来重建。共同体，就是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组织，为稳定社会、为这个宗族内部的各个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叫做地方的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这个词是当代的词，但是其意思有当代的意思，也是张载的意思。他自己讲“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也就是说现在土地及家谱没有了，导致“人家不知来处”；他考察了历史的整个过程，就讲“谱牒之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国若无统，至亲也薄”，所以他就讲，“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就必须要重建宗族。他还讲，“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只能造几间房子，买几块土地，等等。死了以后，“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家传就熄灭了，所以，他的建议是要建一个宗法的组织。要维持这个组织，第一要义就是要修族谱，使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从哪一族出来的，要建立一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族谱就是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就是怎样建立权威，及一个权威组织。当代中国也建立了不少组织，但权威老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转的加快，家长，即小家的家长，就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的唯一来源。上面就是皇帝，皇帝之下就是官吏，底层社会的权威没有了，荡然无存。所以，要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必须有共同体内的权威。谁有权威？他的说法是宗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点复古，有一点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长子制，一般的就是长幼的原则和贤与不肖的原则同时并存。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则。这就是说，如果你德才兼备，虽然辈分较低或者说是旁支，也可以做宗子。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方面内容。他提出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确立财产权。他说，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财产权（就是我们说的两田制，它有自己的田），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共同体是会崩溃的，他明确提出要有财产权。这个财产权，要集中在宗族和宗子手里，后来有大量的实据说明，祠田制、祠田就是这个时候才建立起来的。第三个方面，大家知道，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家庙，庶民的祭祖是三代，只能允许有三代，而且只能在家里面设个家庙；在家外立个祠堂，那是士大夫的特权。他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重大限制，试图让老百姓，一般的农民，有立祠堂的权力。这整个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他还提出要立家法、设族会。（族会）每月一次。这个族会要实现什么意图呢？就是“扬善、罚恶”，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他的这个主张直接进入了他的弟子吕大钧《吕氏乡约》里面，这个《吕氏乡约》又直接进入了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村治里面，它都是从这里开端的。引领人道德向上——这是原话——要求族内“患难相恤，守望相助”，通过内部的调解机制来解决族内的纷争。这样，小家之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由他定下来了。关于程颐的理论，我这里不多说了，因为他们有过交流，我估计两者差不多——里面的学说也大体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内的祠堂、祭田。而且，程颐规定，从共同体内的全部的土地，即从私田里面要拿出五分之一作为公田，就等于我们1982年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没有了，拿出一部分土地，变成两田（口粮田、责任田），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俩已经把这个共同体的组建原则——经济的、政治的、谁是有权力的——都详细阐述了。经济的原则就是组建共同体的共同的资产，另外，还有文化建设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宋的文化建设、理学的重建，是为了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是赋予它以文化意义——如果没有文化意义，没有赋予它新的文化意义，这样的组织是无法建立和有效运作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因为家庭小，尤其是老婆讨进来以后——老婆是个很大的因素——或者说外来的媳妇嫁进来以后，她要把丈夫和孩子作为共同体，把她的利益要抬高。所以，宋儒反复强调原有的儒家训教，就是说你老婆带进来的那个嫁妆，可以作为你的私有财产，其他的一概不准，这就防止了共同体的内部由于外来媳妇的原因，使诸子的分家倾向扩大化。

在宋代，宋儒所做的都是理论上的建构工作，在实践的层面，这有个缓慢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宋史里面的一些描写，就是几代大家庭里面同财共灶的局面，包括唐史里面也有这样的叙述。第一次在理学方面的重建，是在宋代，从张载开始的。到了南宋的陆九渊和朱熹，他们进行的是第二波的政治的建设。政治的重建，是从朱熹开始的。朱熹非常重视张载和程颐的关于宗法的学说，所以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修《家礼》和《古今家祭礼》，以及《朱文公集》里面的有关的论文，而且把《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正、扩充。《吕氏乡约》在经朱熹修订以后，一直流传到解放以前，所以使梁漱溟得而践之。所以《吕氏乡约》里会有朱熹讲的一些建制，以及关于宗族的祠堂如何建，里面供几世祖，等等。那时规定可以供奉四世祖，就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这条到了明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宗族祠堂的格局。这个变化就是从迁祖开始供奉，迁祖作为供奉的第一代，这就形成我们现在在江南还看到的一些祠堂的格局——基本格局是明中晚以后定制的。这是创建出来的，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为了应对土地高速流转这样一个局面而制定出来的。对此问题，陆九渊也有很多论述，这里我也不一一加以展开了，关于宗族族田的产生以及如何使用，他都一一加以规定。

到了明代，邱濬有更完备的体制，具体的各种建议被逐一创建、试点。到了明的中期以后，就成为定制，由国家的法令来加以推广。这是我讲的宋、明两朝的实践过程。这其中还包括王阳明，心学的创始人之一，秉承了陆象山的心学，他讲的“知行合一，灭心中贼”，我们都知道。“灭心中贼”怎么解释呢？因为明中叶以后，市场上升了，货币大量进来了，拜金主义上升了，所以他按照传统的方式，要在道德方面进行约束，就制你的心。他知道，如果心坏，靠法律来制约是无效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心制不住了，那么我们只能以法治国。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明确感受到，如果德治不住，法还能治得住吗？我们现在是相反的。在王阳明的重建过程当中，他重点宣扬的就是乡规民约。他把北宋时期的吕大钧的《吕氏乡约》，还有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增加部分，都加以进一步的扩充。并且，他自己搞了一个《南赣乡约》，大概是在江西南部，后来在江西那一带，它也是广为流传的。

具体到了清代，朴学起来了——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为了躲避政治的高压，其实不然。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比宋儒明儒更大的精力，对先秦的不同典籍当中涉及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严密的考察，以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原来的样子。大量的朴学家都做过关于宗法制的考察，并有大量的著作问世。一直到清朝嘉庆、道光以后，龚自珍也看到了在土地的快速流转，人口的急剧膨胀之后，人们到处寻找土地进行开垦，以及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进入了山区后，与土著发生了冲突等现象。所谓的乾隆、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都是原来失去土地的农民，拿着玉米、拿着红薯、拿着土豆，向汉江流域，向长江上游，向湘西大规模地迁移，寻找土地，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了冲突，官府不加管理，后来冲突越闹越大，官府镇压，所以闹起来的起义。而且那些脱离土地、离开宗亲关系的农民，只能依靠所谓的民间宗教来加以组织，来进行自救，这样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清以来的所有的民间宗教，至少是南方农民的民间宗教，都是失地农民的自助组织，后来演变成所谓的青洪帮等。

第一批受到西方政治学说浸染的人物，像冯桂芬（1809—1874）——他写了《校邠庐抗议》，这本书大家都读过了——按道理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应该提出要建议会，要搞民主制。但像这样的人，其思考重心不在民主制。我们以为他是洋务运动中最早鼓吹议会制的重要人物，其实不然，他重点依然是鼓吹要在农村重建宗法制度。他的大量的相关言论，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包括他认为宗族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基础以后，集体收入派什么用，都要有严格的规定。对此我稍加列举：第一，要建立养老室，其中供养族内的老人；另外一个就是恤嫠室，要供养寡妇，因为古代男女有分，现在我们说的养老院，他要分成两个，男女各一个；另外还要建立育婴室，抚养族内的孤儿；第四就是养疴室，也即医院，要建立族内的乡村医院，来救济族内经济地位比较差的族人；第五是读书室，供族内贫寒子弟读书；第六是严教室，禁闭族内的那些不肖子孙，令其悔过；另外还有族田、公共水利、道路，都在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

四

具体的我就不加展开了，我最后概括几句。

第一点就是宋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农经济的基本样式在宋代已经出现，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前。首先，核心问题是农户经济和土地配置的不均衡性，引起了以地权为中心的阶层分化在族内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族内已经有了阶层分野的性质。要把阶层分野的性质约束在整个宗法共同体之内，为此，必须建立宗族的经济共同体，就是说要有族田。族田是这个集体存在的经济基础，他们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用国家法令来维系族田，以免其被后辈那些不肖子孙瓜分。其次，维系这个宗族组织，必须要有权威系统。关于组织内这个权威系统如何建立，宋儒有各种建议，比如要以血统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所以采取家长制的选举制，即各个家长来选，如150个家长，他们共同来选举产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作为维系宗族组织的最高权威。最后，就是文化建设。族人的共同认同是不能让族内的成员一直贫困下去，要有救济。这个文化建设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建设和族谱建设。族谱是为了追宗认祖，祠堂是为了春秋两祭，也为了调解内部的纠纷。这个祠堂的两祭，在祭祀的过程中要放音乐。这里特别强调了礼和乐的不同社会作用这个说法。因为礼讲分，讲等级，乐讲和，大家听同一个音乐，无长无幼，没有什么高低等级，加强族人的认同感。这样，任何一个族人衰败下去，族人都有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点就是，由这些运动的推广所获得的实际的收效，在中国南方比较有效，即在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比较有效。这是因为宗族内，人会增加，地却不加广，这是这个制度的天然缺陷。这个缺陷在丘陵山区得到了有效的弥补，这是因为可以通过向外开垦土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南部山区会有层层梯田，所有的土地都被加以仔细利用。当然，这也可以提高复种指数，南方的复种指数提高了，就是因为早稻引进了；到了晚明以后，南美的农作物引进了，有些不能被小麦和水稻利用的土壤，也被大规模地使用了，被红薯使用，被土豆使用，被玉米使用了，也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为什么中国北方宗法制度维系不足？和元有关系，元朝的扫荡，就使北方已有的宗法组织机构，大体上被打掉了。元明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北方，即黄淮流域。黄淮流域人口发生了最剧烈的动荡，人口耗尽了90%，所以这里的宗法组织基本上被打散了。现在黄河流域的人口，基本上是从山西，包括陕西一部分迁移过来的。这个迁移过程，持续了50多年，明初两朝皇帝在山西设立了类似“中央安置办公室”的机构，在那里迁移人口。所以到了晚明以后，顾炎武举兵反抗，寻找军事力量，特意去找大家族，一路往北走——因为国破家亡，所以他要举反清的旗帜——他到了北方走了几千里地，竟然发现没有宗族组织；一直跑到陕西华阴县，发现几个大概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宗族组织。他就专门研究为什么北方宗法组织解体，他有专门的考察，可以读他的《日知录》。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为什么南部山区丘陵的宗族组织可以延续几百年，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点就是说这些宗法组织的内在张力，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有内在张力。关于这种内在张力，宋儒明儒都讨论过，即到底增加好啊，还是缩小好，都讨论过，讨论结果是各有利弊。一般的主张是要有大共同体，为什么？因为小宗族制，分家制，社会分化严重，底层无法救济，骨肉相残。还有各种小的水利设施，道路设施无法供给，这都是他们当时考虑到的，不是我胡加进去的。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要提供乡以下的地方共同体的公共品，所涉及的内情与历史上的完全一样。历史在那里重复，这不是我添加给历史的东西。但是，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张力，我们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过程中也发生了。大公社制度，即大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把村落、家庭都打散了，是引起大公社制度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1958年末，一直到1961年，毛泽东最紧张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超过家庭，而到大公社的核算单位是什么。他找到了，你看他的文献，他以前以为是大队，后来让步，退到自然村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以我说了，自然村落是农民利益的最后边界——突破，就不容易维系。但是，自然村落的利益边界是有传统的。所以，我们解释了为什么1962年以后的小公社制度基本维系下来。这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以及内部隐含的矛盾。小公社制度的家和生产队之间，也有张力。这个张力，在中国南方小一点，在中国北方大一点。在北方当中，淮河以北的淮河地区，张力更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分田到户（单干）在安徽凤阳率先开始，完全有历史证据。所以，我讲这些的意思是，只要是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必然会发生分化，因为它缺乏这个宗法组织。宗法组织应该说是宋儒的一个发明，不是一种恢复，是恢复过程当中的重新创造，它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明代比较稳定，和宗法制度是有一定关联的。清朝的稳定，也和这个有关联。当然，人口一直在继续膨胀，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人口急剧膨胀，继续要增加土地，这引起了村民械斗，宗族间的械斗相当厉害。明后的宗族在中国南方比较正常。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南方调查的时候，他发现这种现象根本不是一般理论所能解释的。它的田，大量的是祠田、族田，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把它分掉了——但是，分田只是贫下中农的本性要求，这就解释了农户和共同体的张力。因为有这个张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的介入，即国家政策法律的介入，没有强大的文化建设，共同体组织就不可能维系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又那么容易地被解体了。因为社会内部存在张力，文化整个就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满足了个体小家庭的内心的渴望，它为了短近的利益，就把共同体给解体了——当然，当时人们有所反抗，但这个反抗很弱。解体以后，对生产力的暂时的增长，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现在的弊端也显示出来了。

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我们也可以简单化地把村民委员会作为组织个体农民的有效途径，而不同的价值相关者却赋予这个组织以不同的意义。西方人赋予它民主，国内的一些人赋予它民主，赋予它什么，等等，它承载不住。那么，其他的形式呢？当然，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形式，2006年又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人建议在县乡两级来建构一个农民协会组织，以增加农民的合作空间，等等。该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什么叫做组织？关键是要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权威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文化就是价值，说我们这样生活比那样生活好，就这个价值。我们有我们的活法，这恰恰是梁漱溟谈到的，这也成为梁漱溟的核心观点：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这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思想。这样，在货币主义、市场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要构建一个新农村，有效抵抗城市的消费主义的侵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到，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变为……然后，我们唯恐它们不发达，唯恐它们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为中心。这种心态是导致整个农村情况自身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

时间已到，我的讲话基本也结束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