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战略

从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

人类总是“瞻前顾后”。回顾“以往”，史家难达共识；展望“未来”，处于全球化的今天，更陷入“不确定性”的困境。“宏大叙事”已被解构，很少有人再敢以“规律”的名义推断“未来”。

然而，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而“实践”总是指向“未来”。故而总希望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寻找某种确信。于是“科学”与“卜筮”结伴而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附带诸多“如果”或“假设”的推论。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中，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无疑是重要一笔。

1987年，经过多年思考后，邓小平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追赶战略确定为“分三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人均GDP只有250美元，翻一番人均为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总体看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GDP超过1万亿美元，当然人均数还很低，但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30—50年代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在1987年前，邓小平对中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表述为“分两步走”：第一步，1980年至2000年，时间为20年，目标是人均GDP 800—1000美元，实现小康社会。第二步，2000年至2030—2050年，人均GDP 4000美元，目标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真正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1987年，邓小平将“第一步”（1980—2000年）分为“两步走”，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不少人以为此一发展战略是由邓小平首提，其实这源于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参与了此报告的起草工作。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发展战略目标，时间是“到本世纪末”（1965—2000年），且“分两步走”（第一步1965—1980年，第二步1980—2000年）。具体来说：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此一发展目标，后因1966—1976年“文革”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主政后，决定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才重新回到被搁置十余年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而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战略追赶目标与时间，是以1956年毛泽东的设想为依据的。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后，毛泽东设想用50—60年时间赶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1.7亿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赶上呢？完全应该……假如我们再有50年（到2006年）、60年（即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

而在1957年，毛泽东出席苏联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苏超美”口号。

毛泽东提“15年超英赶美”口号，其时，赶超的指标是“钢产量”，而非“GDP”。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其“总路线”即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实现“赶超战略”，时间与速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三年“大跃进”，不仅“欲速不达”，且造成经济全面失调与衰退，发生大饥荒，迫使中共在1962—1964三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事后，毛泽东曾感叹：看来“超英赶美”起码需100年时间。

若再往前追溯历史，“超英赶美”可能是中国全部近代史设定的“民族使命”。

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促成“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都曾提出“10年内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发展战略，“揖美追欧，旧邦新造”，这是1912年民国建立时期定的《国歌》中的词句。

概而言之，邓小平“分三步走”，与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的“追赶”使命，既有渊源相承，也有自身的鲜明特点。

就“相同”而言，都是“赶超英美，富强中国”，相同的发展目标，说明此一目标是近代中国设定的“民族的历史使命”。就“相异”而言，康、梁只提出“目标”，但根本没有机会付之实践，毛泽东一代人有机会付之实践，但“欲速不达，栽了大跟斗”。不过，前30年的努力，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物质与文化基础。邓小平在“追赶时间”上吸取“欲速不达”的教训，将时间放长，更重要的是“分三步走”的前两步，可以说出乎中外多数人的预料，实现了预期目标。

在当前，思考邓小平“分三步走”的战略，并展望中国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前景，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能否接近或实现第三步走的预期发展目标？

中国“超英赶美”意味何在？

邓小平在“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提出，到2030—2050年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总量赶超美国”，这一目标的实现有无“悬念”？

以2000年为截点，邓小平的前“两步走”就人均GDP 800美元而言，已超额实现预期目标，但“小康社会”并未完全实现。（所谓“小康社会”，邓小平指“百姓日子好过，但不富裕”，又因“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故百姓间贫富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实际情况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分配差异在持续扩大。）故而中国共产党将2000年的“小康”，重新界定为“初步的”，而后承诺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

从2002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当中国加入WTO之际，国内舆论陷入了“狼来了”“与狼共舞”的惊慌，但其后中国GDP的增长高速且平缓，连续超过英、法、德、日，这一现象激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何时超美”的预测，在一些西方著名学者与智库的预测中，中国在“最近的未来”GDP超过美国“已无悬念”。

最乐观的预测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给出的“未来时点”：2015年。他提出：

“中国可以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GDP的25%，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1/3。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及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肯定会大幅提升。”

其他欧美智库和学者给出的预测，在时间点上稍有差异：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前不久刊文预测是2018年；瑞士经济学家卡尔森、英国霍兰德的预测是2020年；首创“金砖四国”的奥尼尔与高盛的预测是2027年。

近10年来，关注中国发展前景与东西方战略地位变动的欧美学者，争议的中心已不是“中国能否超美”，更非“何时崩溃”，而是“何时超过美国”。乐观的预测在2020年前后。不乐观的预测在2050年前后。无论乐观还是不乐观，诸预测皆在邓小平“第三步走”的范围之内。

中国能在“不太长的未来”实现“百年追赶之梦”，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与意义。

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给出的原因与意义最为简约、朴实。其主要依据是“后发优势论”：即“任何处于技术相对落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但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才能将“可能”转为“现实”。

（1）该国应有有效动员和配置自然与人力资源的能力；

（2）该国有能力将西方先进技术与国内要素相协调；

（3）该国能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实现工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暗含着对中国现存“政体”与“执政党”的“评价”。中国“政体”在实施追赶战略时的“有效性”，有可能对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发出挑战。麦氏的结论是：“中国在改革时期已经表现出更具有这些能力，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假定这种能力将会消失。”“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990年西欧、日本水平，届时中国将完成追赶任务。”其意义，与其说是“中国崛起”，远不如说，“这是中国的历史复兴”，恢复到中国自宋明以来直到1820年，曾经占有的亚洲与世界地位。

美国学者萨布雷曼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之下》（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中表示：

“中国将在相当短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出现相当贫困国家成为最大经济体的现象。”

在不少欧美学者看来，即使在单一指标（GDP）上“超过美国”，其意义是“200年来，东西方关系将发生重大调整，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重心，将发生自西向东的战略性转移”。在我看来，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国内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实现邓小平第三步发展战略（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接近或者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但对其“意义”的判断，需十分谨慎。

首先，到那时，中国是否能恢复1820年前在亚洲与在世界曾经拥有的国际地位？

前些年，国内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热衷讨论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朝贡体系”：尽管出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重建“中国中心”叙事的强烈需求，关于“天下—朝贡体系”的重新叙事，是否包含着民族自信之后的民族自傲之情？这须引起警惕，关于此类重叙，能否被周边国家所接受，那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其次，到那时，是否会导致200余年来“中弱—西强”的国际关系被彻底颠覆，进入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中国霸权的新世纪”（例如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

对这一“意义”我们尤须警惕。要知道，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从来“反对霸道，主王道”，且从来满足于《易经》所谓的“九五之尊”，防止“物极必反”。根据中国传统智慧，一个实行“霸权”（霸道）的国家（如当代美国），从来不是被“外部敌人”推翻、替换的，而是被自身不断膨胀的霸权重负压垮的。

对此，我坚决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是不会将“替代美国霸权”作为未来中国的最高发展战略的。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当头”“永不称霸”，绝非一种掩护“崛起”与“扩张”的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传统智慧使然。在此一问题上，东西方历史观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

向左、向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中国向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飞奔，不仅“超英”，还直朝“赶美”而去的时候，国内却陷入了愈演愈烈的发展目标（价值目标）之争——中国发展的目标，是民主、均富，抑或是单纯地追赶？

近几年，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知识界再次展开发展战略之争，此次争论没有聚集在“追赶及其时间”上，而是集中在民主与“均富”（共同富裕）两大发展目标上。关于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及如何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温和者集中在“取有余而补不足”的转移支付和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激进者主张组织工会，改变劳工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在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邓小平就防患未然，发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

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姓“社”还是姓“资”无关，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会造成“两极分化”，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故而，邓小平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然而，30余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形式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极难兼容。1996年，绝大部分乡镇集体企业通过“改制”而私有化，至于“国营企业”，通过“改、转”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转型为“国有资本”的存在形式。市场经济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更是“两极分化”的根本机制。

的确，邓小平一再发出过“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1987年，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1990年，邓小平警告，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区域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相应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都会紧张起来”，那“就会出乱子了”。至1993年，邓小平终于承认，“两极分化自然而然地出现”，并认识到，“财富分配的问题”远比财富增长问题复杂得多，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但是，他告诫人们，这个问题必须“用千百种方案、方法”解决。其实，中国历代儒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真理。贫富贵贱过于悬殊，则离社会大乱不远了。故而，欲实现太平，应该是一种“必其民无甚富，亦无甚贫”的相对平均状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只做到“贫而均”，但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三大观念，其中，核心词是“社会主义”。中共十四大认为，存在一个“邓小平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邓小平给社会主义的判定是，“一个公有制，一个共同富裕（或按劳分配）”，且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如何再次“修正”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以与实际状况相协调？这给中国共产党出了一道难解之题。中国左翼厌恶贫富分化，关注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希望共同富裕，但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且与全球化接轨的今天，现实的分配方式乃是“改革”后的生产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那么，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重建“公有制”吗？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那么，退而求其次，加大二次分配的“转移支付”力度，或进而改变一次分配领域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大幅增加劳动者分配的份额呢？这是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通常做法。但是，欧洲国家现在不是重患“福利国家”病吗？“共同富裕”，路在何方？中国左翼也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

尽管不公平的私有化政策已经受到质疑，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依旧主张，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唯一的选择是进一步私有化与“政治民主化”。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关注“贫富分化”，但坚决主张，“市场经济”与“贫富分化”无关，在“好的”或说“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既有“效率”，又很“公平”。故而，贫富分化是由“权贵资本主义”或说国家拥有过多的“国有资产”而形成的。他们要求进一步私有化，即土地私有化与国有垄断企业的私有化，认为只有彻底私有化才能建立“效率且公平”的完全市场经济。左翼将上述观点视为浅薄与无知。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不只是“西方化”，更是“普世”的“价值”。“民主”的实现形式只有一种，就是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宪政、议会、多党、普选”等一套制度安排。民主不仅“普世”，且有重要实际功能，即选举与多党轮替才能克服一党长期执政无法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一党执政也是司法不能独立，中国无法进入“法治社会”的总根源。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将改革开放30余年出现的社会负面现象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在左翼和右翼的争论之外，继续高度认同“追赶”与“民族复兴”目标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可以归入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范畴。当他们从现代化的成功进程中获得足够多的自信时，通常提出回归本土化的要求，以此增进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进而重建民族文化认同。他们关注“贫富分化”，更多是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对“政治民主化”的看法与自由主义大相径庭，他们也要求“政治民主”，但他们所讲的“政治民主”主要是指执政者（党和政府）能够有效地反映和代表民意，对百姓的普遍要求给予有效回应。这与传统儒家民本思路十分接近。他们之所以排斥西式民主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怕乱。他们对政治制度通常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考察，即是否有利于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地发展。而这一切，主要服从于他们的最高价值目标：“赶超”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这一目标出发，民族主义者通常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肯定态度，他们赞同“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因而肯定“中国道路”的实际引领者与推动者。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是企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重返传统文化，试图从中寻找为现行政体辩护的思想流派，但至今未找到共同的学说。

中国崛起将引发“文化复兴”

现在回头来看，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包括了三大目标，即战略赶超、政治民主化与共同富裕。这三大目标，各有其路线图。

就“战略赶超”的目标而言，我相信麦迪逊的“有条件的后发优势理论”。当然，靠低地租、低薪酬、高投资、高污染、高出口的发展战略已走到尽头，中国共产党已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所谓转型，首先指“扩大内需”以降低“出口与投资”在增长中的比重。而意欲扩大内需，则要着力调整内部分配结构；其次指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指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更主要指整个经济在“科技与品牌”战略的引领下，向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提升。因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创新愈加成为关键。对此，我持乐观的态度。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需要更加留意。如前所述，关于“政治民主化”，目前中国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用西方议会民主制取代中共一党执政制，这不是“政体改革”，而是一场“政治革命”。一是在维持“一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在执政方式上推进“民主化”进程，尤其是逐步扩大“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如将村民自治扩大到乡镇自治。

在未来十年，中国发生一场类似苏联、埃及那样的“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极小。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与其说是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还不如说是高通胀的产物。

至于对“民主”的第二种理解，我以为在“转型”的压力下，中国会逐步推进。看来，中国的现行政体根本无法纳入西方主流政治分析的框架，尤其无法纳入其“专制政体”的分析框架。

“共同富裕”近年来逐渐成为政策和舆论的焦点。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平等”，这是不现实的。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让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这不仅应该，且是可能实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不足而补有余”会引发“社会革命”，相反，“取有余而补不足”达到财富均等，亦会引发社会动乱。事实上，中共已从“共同富裕”向“民生建设”退却，将社会主义主要理解为“社会保障”。

近些年来，中央新增财政重点向中西部倾斜（2011年，西藏自有财政收入约为90亿元，而中央转移支付770亿元，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对口援助经费）。城市财政向农村倾斜（城乡一体化建设），公共财政向事关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倾斜。这些政策调整，使百姓受益。据我的观察，中国亿万中老年农民是十分满意的。

在上述三大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的前提下，中国要实现追赶目标，还有赖于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发展。

亨廷顿曾提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前后两阶段论”，并指出了“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阶段，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引领现代化。两阶段交接的时机：一是该民族自身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而出现大量问题。因此，这两大动力推动着整个民族“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实现新的民族认同。

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接近“两阶段”交替的临界点，在文化上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

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日渐兴起；在学术界，费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领域本土化的呼声增强。

但总体上讲，中国主流知识界依然是“西化论者”。高等教育几近“全盘西化”。文化上，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单向输入国”，留学运动亦然。此外，西方“普世论”，给中国考察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带来了诸多困境，比如“政体论”与“社会经济阶段论”一度流行但说服力不足。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交织了“古—今”关系的叙事，“中—西”地位关系的变动，将直接影响中国自身“古—今—未来”结构叙事。这是一件大事情。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追赶目标的实现将增强民族自信，从而引发“中国文化复兴进程”，建立新的“中—西”关系，以及“古—今”关系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