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重看中国百年思潮
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很有资格谈这个题目，应该是研究经济史的人来讲工业化的问题。但这个题目具有挑战性。我把我不太成熟的思考先讲一讲，也求教于大家。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后发工业化”，谁是先发？严格地说，先发就是英国。英国是“自发”（或者“原发”）的工业化国家。其他的国家，较英国而言，都可以说是“后发”。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时，法、德、意、美等，要么在革命，要么面临统一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后，它们的工业化才能逐步启动。
如果我们笼统地把英、法、德、意、美看作第一波先发工业化国家，那么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可以说属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可以说是嵌入到整部世界近代史的大问题。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主要结合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并以印度作为一个参照背景，谈一谈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几个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要谈一谈如何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史与思潮。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几个特征
（一）“被”而能动
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特征是“被”而能动。首先，中国是“被”工业化的。一句话，中国是被打入了近代。如果不被“打入”的话，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中国还在自己的王朝循环史中运动。它不太可能通过内部的力量、自己一步步地完成向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转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就是中国不能按照原有的轨道和秩序发展，被迫进行了“开放改革”。开放，是指对外开放；改革，是指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因必须适应开放的情形而进行改革。这与1978年之后主动性的“改革开放”正好是相对立的。
中国工业化的启动是被动的。当然，“被”而能动，就不错。“被动”工业化启动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为1865年，江南制造局在这一年创立，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在这一年溃败。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于工业化的启动是有共识的：不买西方的产品，而是买机器，买制造产品的机器。中国“被而能动”的工业化之路是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开始的。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从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起步。
（二）以军事工业为先导
第二个特征，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军事工业起步的。
在当时，最直观的经验就是武器不如人，战场上一败再败。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深刻意识到冷兵器对抗热兵器的劣势（这些词是后来的词，但认识是洋务派的认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差不多是面对面的战争。箭和弩虽可远距离攻击，但最多也就200米内具有杀伤力。西方洋枪火炮可远程射击，还没等你看见敌人，就已经被置于死地了。用长矛大刀怎么去应对坚船利炮？西方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而中国仍使用冷兵器作战；而且制造热兵器的整个技术，中国无从知晓。恐惧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在当时的具体意义就是指中国人碰到了此前未曾见过的战争形态。之前的战争，多为北方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抗。汉族人在长城内外遇到的是骑在马背上的敌人。在那之前，春秋战国的中国人是在战车上作战的。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战争形态转变为可以骑在马背上作战。这是中国文化史、军事史以及政治史上的大事。
到了清末，更重大的变革出现了——冷兵器遭遇到热兵器。恩格斯说过，火药的发明和炮兵的形成，是整个欧洲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的主要原因。没有炮兵的话，欧洲封建主的城堡足以自卫；有了炮兵，摧毁城堡易如反掌。这时，中国人碰到的正是西方工业化以后的现代军事装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面对面的战争从此就变成了远程战争。“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指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正是因为问题之急迫，决定了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从轻工业起步，而必须从军事工业开始。
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第一步是轻纺工业，是从容易机械生产的轻纺织业开始。
在英国最先突破的就是棉花纺织业。这个突破表现在英国完成了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随着海外扩张带来的原料与市场的开拓，需要改进棉纺的方式。珍妮纺纱机应运而生，手纺变成机纺，一个人纺一支变成同时纺多支；纺纱技术提高之后，织布的技术也就需要提高。纺纱与织布率先机械化，这是工业化的第一步。而后，大约是在1763年左右，同类的机器组织在一起，工厂就建立起来。马克思把工厂制度的形成看成是工业化的开始。工厂形成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动力从何而来？英国优势在于，雨量丰沛、河流短促且数量较多，正好可以利用地势落差形成水力，为机器提供动力。因而，起初英国的工厂只能建在有落差、能产生水能的地方，由水力带动大机器。欧文的棉纺工厂就设在深山老林里。用水作动力的话，工厂就是高度分散的，不可能有城市化。因而，对机器动力的需求推动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80年前后，蒸汽机进入纺织厂。蒸汽机作为新动力的代表，特点是方便移动，因而，工厂就可以在港口，尤其是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选择厂址。此类工厂集聚，就形成了现代工业城市。
传统的城市一般来讲是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比如，中国古代的“城”是行政中心，“镇”是军事中心，宋以后“城”“镇”两词模糊起来，可以合用。“城”里有很多人消费，“市”大规模向城浸入，城、市逐渐合流。从宋代开始，破墙开店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城市的消费，来源于直接的和间接的农业剩余。它通过两个渠道实现：或者是地主把地租带到城市里去消费，或者国家通过农业税将财富集中在城内消费。这样的城市的规模不可能太大。只有城市自身有生产力的时候，城市的规模才可能扩大。中国纯商业的城市，据我所知是在明中叶以后，尤其是白银资本进入之后。白银大规模输入到中国，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而现代城市一般是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则有工厂的集聚、产业工人的集聚、工业资本的集聚，及消费的集聚等。这是现代城市。也可以说，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
轻纺工业的突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工厂制度随后扩展到其他生产领域，最终扩展到农业领域。其中的利弊我们先不讨论。轻纺工业在英国的第一次突破确实是人类整个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是必然出现的。但现在很多人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首先，手工业转化为制造业，如果完全依靠国内市场的话，一个制造业发展起来，相应的手工业就被摧毁，这就使得工业化必然依赖于广阔的海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即全球化，一点没错。工业化必然伴随全球化，伴随着向外寻找原材料和拓展消费市场。工业化必然依赖本国之外的更大的市场来满足本国制造业的输出需求。其次，工业化对于动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要用蒸汽动力，就要消耗木材，所以英国工业化初期的生态破坏是全面的。英国又遇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其煤炭埋藏浅，容易开采。从此动力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英国的工业化从轻纺工业起步，迅速过渡到制造纺织机器的重工业，很快进入钢铁时代。重工业也包含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推进了海外扩张，以攫取海外的原材料、拓展更大的市场。
像英国这样的先发工业国家，他们的顺序是农业，到轻工业，然后到重工业。但是非西方国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西方的殖民入侵，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长技”指的就是军事重工业，优先顺序是重—轻—农。从重工业开始就面临一个问题，大量的资本从哪里来？如果以轻工业为主，农民把棉花卖给企业，企业把布卖给农民，这样轻工业的产品就以农村市场为主。当然，在资本介入的情况下，工业品和农产品有剪刀差，对工业有利，对农业有损。但轻纺工业还是可以通过市场在城市和农村构成一个循环的。如果跳过轻工业，直接开始重工业的话，那就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了。
洋务运动一展开，就面临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的“一五计划”也面临这个问题。能一直从农业中汲取吗？它可持续吗？
（三）国家主导
后发国家始于重工业的现代化面临一个可否持续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第三个特点：国家起着关键的作用。
英、法等先发国家的工业化是市场主导的。但这也不是像自由派经济学家讲的，政府越小越好，政府也是参与经济活动的。越后发，政府的参与力度越大，比如，德、日。德、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就很明显。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它很快就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本工业化的资金，最开始也主要来源于农民，提高农民的税收，也就加重了农民负担。有人统计过，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这些年，日本的农民起义一共有130多次。因而，日本也不能完全依靠搜刮农民来完成工业化。所以，日本从1874年开始入侵琉球，1884年又开始进攻台湾。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又从中国搞走了台湾以及朝鲜（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日本把它们当作“次国土”来经营，对台湾的开发力度就比较大。然后它又敲诈了中国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收入的8倍。有了这笔白银后，日本的现代化资金到位了，大量投资军事工业。没有这两场战争，不会有日本的崛起，不会有日本的“脱亚入欧”。
这两次冒险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反而是正面的。甲午战争后，中国本来应该掀起反日的高涨情绪，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紧接着就是举国向日本学习：日本是怎么把中国打败的呢？因为日本是向西方学习的。那我们就要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从1896年到1915年，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的十年，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狂潮。
再看一下印度的情况。印度建国后，重要的战略部门都是国营的，国营的成分很高，在国营之外还有私营部门、在农村建立的合作部，即三种经济形式并存。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将印度工业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军工、原子能、铁路，是国营的。第二类，煤炭、钢铁、飞机、造船，主要是国营的。这两类产业中原有的私营部门仍然保留，与原来的私营业主达成妥协，但新增的一律国有。第三类，国家计划管制的工业，像汽车业、拖拉机、机床、重化能源工业。三类之外，轻纺工业、小工业，可以私营，但有很严格的审批制度。当然这个布局后来也出了很多问题。农村的农业、小手工业，建议走合作化组织道路。这条路根本没有走通。这种经济形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实施的也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也出现与中国类似的问题，难以持续、经济失调。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印度有相似之处。中国原来的设想是走一段新民主主义道路，再进入社会主义。原来预期这个过程大概会有10年到15年。但它为什么后来这么短，到1953年就结束了？1950—195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中国急剧地转向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新富农起来了，农村贫富分化开始。1950—1951年党内有一个辩论，即土改后的重新分化论。
第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土地集中，加大对农业剩余的提取，推动工业化。土改以后，把地主的七亿亩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也把附着在土地上的地租分给了农民。由此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所谓“改善”，就是以前以杂粮为主的、半饥饿的状态，变成了现在稍微吃饱了一点，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多吃一次白馍。这多了的“白馍”，一部分就是原来地主的地租。
原来地主收取地租后，自己消耗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作为商品粮提供给城市。现在把地分掉，就是把地租分掉，也是把商品粮分掉了。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城里人的商品粮就锐减。当时城市需要多少粮食？大概700亿斤。当时城里粮食主要通过农业税来征收的。把土地分给农民了，就是农业税比较重一点，农民也接受了。当时农业税大约在12%—15%之间，虽然已经很高了，还是比普遍地交给地主的地租要低。
农业税当时主要征实物——粮食。全国86%的土地是种粮食的，农业的主要产出是粮食。即使是1956年粮食生产的水平较高，粮食总产量超过了3000亿斤，但是面对城市700亿斤的需求，粮食税缺口还差300亿斤。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去农村强征。这一方式列宁采纳过，在苏联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实施过；这种方法在中国行不通。第二种是用钱买。但是当时就是以农业为主体，没有钱收购。为了保证城市的粮、油、棉等的基本供给，就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业税之外，进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一种隐蔽地将农业剩余向城市、向工业输送的渠道。这就是要搞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军事现代化有着急迫的需求。经过这一次战争，中国共产党痛感没有军事工业不行。虽然解放东北的时候，留下了一些日本的军工产业和技术人员，但总体上还是严重不足。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在战场上争夺而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产业。有一句歌词叫做“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话说得不错。假如共产党的武器军事装备是自己制造的，必然要增加解放区农民的负担，共产党就无法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整个昂贵的武器装备不在解放区生产，没有增加解放区的负担，再加上官兵比较一致，就是大家都过得比较清苦。这是共产党在解放区生存下去的基础性条件。而国民党的武器装备，一部分自己生产，一部分用钱买。钱哪里来？当然是搜刮来的。搜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搜刮，一种变相搜刮。抗战以后，逃到重庆，直接搜刮不到了，就只有变相搜刮。抗战中期以后，大量依赖于印钞，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国民党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无力装备一个昂贵的现代化军队。
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首先迫切需要的是军事现代化的成本。现代化的第二个成本就是教育。过去读四书五经，教育成本不高；尽管这样，穷人家读书也要依靠宗族。比如清代大学问家戴震就依赖宗族的帮衬。新式教育起来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新式的学校以后，教育就昂贵了，教材很昂贵、师资很昂贵、校舍很昂贵。中小学校舍问题不大，清朝下令把祠堂、庙宇、道观征用来做校舍。但是大学由国家组织，把学生输送到新式学校，成本就很高。这些成本落到地富阶层和工商阶层的身上，这些阶层的子女就优先进入新式学校、优先留学。所以中国的这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来源与这些阶层有很大关系。这些学生毕业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现代部门吸纳他们，常常大量进入军队。新军的中低级官员，大多和这些阶层有很大关系了。
第四，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和美国直接对阵，中国要发展现代工业，得到了苏联的帮助。1954—1958年，赫鲁晓夫执政，为了拉拢中国，苏联比较无私地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张柏春等写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很详细地介绍了这段历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很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提出“一化三改”的口号。“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小农业、改造手工业。这样就废除了私有经济，建立起来全盘的公有经济。公有经济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国有经济，一个是集体经济。1953—1956年全国完成“一化三改”。到1956年，全国的分散的小农被组织进各自的合作社（高级社）里。这个变动史无前例。但其实对经济影响不大，粮食产量还是上升的，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北园乡实地考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由于毛泽东的威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
我们讲，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叫计划经济。这时的中国工业化彻底由国家主导。在“二战”后独立的其他许多国家，国家主导的能力有弱有强，但也都是由国家主导来推行工业化建设，包括“亚洲四小龙”里的日本、韩国。
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是改革开放以后被人们批判最多的地方。然而，必须要看到，国家主导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重工业优先也可以表现为“先强后富”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有两条路：如果外部国际环境和平，中国就走农、轻、重的道路，老百姓日子会好过一点；如果外部环境险恶，老百姓就得勒紧裤腰带，中国被迫走上重、轻、农道路。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一场大争论。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农民的革命、一场土地革命。农民把共产党抬到北京，在北京执政，按道理应该让农民休养生息才是，但是紧迫的工业化任务，恰恰是需要把分掉的土地集中起来。土地经过公社机制，实际上就是国有化了。我们是在国有化的土地上展开新一轮的工业化与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规模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没有那么快的工业化速度，全世界资本都往中国汇集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争论中所表达的观点，本质是让老百姓收紧裤腰带，先有实力反击侵略者，结束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然后再来解决老百姓的富裕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叫大仁大义。
但毛泽东大约在1955年、1956年开始意识到重—轻—农的难以持续性。他写《论十大关系》，就是想改变原来的战略。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在哲学基础上，完成了从“革命辩证法”到“保守辩证法”的转化，回到了传统儒家的中庸辩证法。革命辩证法讲两点论、重点论和对立转化论：重点是强弱可以转化，弱的可以变强，所以斗争是绝对的，转化是绝对的，稳定是暂时的，平衡是暂时的。这就是《矛盾论》的基础。对于一个革命党，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但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相关表述不是这样的。文中，毛泽东讲以重工业为主并占有绝对地位，这是重点论；他继续讲：如果要发展重工业，那就要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显然，重点论被悄悄转移了，两者要平衡。我称这种辩证法为“保守辩证法”，事实上就是儒家辩证法——两点论、重点论、平衡论。平衡论有保守精神，维持事物的原状而不是使原事物向对立面转化。但可惜的是，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代替它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右”以后，毛泽东又回到了革命的辩证法。
改革开放是对这个战略的调整。它以富裕优先、民生优先的战略改变了“先强后富”的战略，将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生建设为中心。不管怎么说，没有前30年“重轻农”的积累，也就不会有后来“农轻重”的转型。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表现为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然后快速提高农产品价格。当时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0%—100%，而城市的销售价格却没有变。所以，80年代初农村里出现了新景象，城市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国家每年要掏出一二百亿元，等于是直接补给农民的，农民的日子当然好过些了。到了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生育的强化、农民负担的增加，才有朝野关注的“三农”问题。
市场经济改革后，对于前30年由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人们批判最多。在批判的同时，我们首先要看到，前30年要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本身就有矛盾；其次，国家主导的前30年工业化为后30年积累了基础，这个基础包括农业基础、教育基础以及工业化的体系基础。没有前面的基础，后面的“先富后强”的转型不可能实现。
二、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史
当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均不再可能。对于所有的后来者而言，都不得不遵守一种严酷的逻辑：要么自身实现工业化，主动争取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相对较好的位置；要么放弃工业化的目标，将本国的命运寄托于先进国家的“善意”。对于这种严酷的逻辑，所有的抱怨和愤恨都是苍白无力的。同时，对于后来者而言，由于先进国家的工业化优势已经彻底改变原有的世界秩序，这使得原生性的“自发工业化”历程就不再具有重复的可能性，自此以后，所有的工业化都必须是“自觉的工业化”。而对于中国近代史，也要从这种工业化不可抵挡的现实性的客观角度加以理解。所谓“古今中西之辩”等观念意义上的争论，最终都必须依附于这个主线索。
（一）近代的中心任务是重建能够引领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政权
近代的起点是清王朝的衰败。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它也已经进入了王朝衰败期。中国的王朝没有超过300年的。一般来说前100年到120年是上升时期，后100年是下降时期。清朝的盛极而衰大概可以说是以白莲教起义为开端的。即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清王朝也进入了盛极而衰的过程。至于西方的入侵是延缓还是加速了它的衰败，人们无法断言。总的来说，清王朝是因为衰老失血老迈而亡。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整个财政已经全部控制在西方手中，以后上台的执政者都没有钱，都靠出卖主权来换钱。袁世凯、北洋政府就是这样，一直到蒋介石。
工业革命我们可以讲是由洋务运动启动的，但当时国家不可能承担起实现工业化的任务。王朝衰败以后，最大的任务是重建国家的统一。这不是一般的国家统一，这个统一国家的任务是要实现工业化。不是像明朝那样，通过军事革命建设政权那么简单——这样的革命不需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现在这场革命，不仅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还要满足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百年的中心任务是重建引领这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政权。
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条件下，无法完成工业化。印度也有过争论。最后基本认定通过殖民政府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必须独立。国家政权的独立、版图的统一，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这个条件。直到1944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国家，现代工业因素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不超过10%，而且这10%还大量掌握在外资手里。从经济角度来讲，作为传统农业国，中国是以小农经济、手工业为主体，没有办法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因而，从1911年到1949年的30多年间，中心任务是重建统一的国家。袁世凯没有能力，失败了。国民党因为无力抗击日本人的入侵，而且国内政治也没有统一，也失败了。
在中国思想界，现代化和西方化开始是混杂在一起的。因为工业化是发展于西方的，所以最早流行的是“西方化”这个词，后来才引入了“现代化”。比如1929年，胡适在一篇论文里还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1934年，上海《申报》发起了关于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讨论，在当时大部分人还以为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时候，《申报》就提出废弃西方化，采用现代化。对于这件事情，冯友兰在他的《贞元六书》里面有所记载。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有一章专门区分现代化和西方化。现代化是指标，与工业化、城市化有关，包括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提高、人均寿命提高等表现；西方化是其他地方没有，而为西方所独有的，例如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艺复兴、个人主义、社会大于国家等观念。但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等，是不是西方独有的？还是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而必然到来的？它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副产品，还是西方独有的？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从这30年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这要到1935年蒋介石提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才确定下来；抗战中国民党才逐渐明确在工业化中应该以重工业为主。也就是说，在1935年后国民党才逐渐明确，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且与技术和教育有关，可以通过西方化逐步地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里。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
从这条线索来看，近代思想中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牢牢把握工业化的主线索。国民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太晚，也总摇摆；或者说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太早，国民党没有做好准备。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在解决了各派军阀后开始“围剿”共产党，1935—1936年，全国范围内还比较安定，又是丰收年。恰恰在这个时候，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高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之前的批评国民党转变为向国民党靠拢。当时，成立了资源委员会，蒋廷黻、翁文灏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个委员会其实就相当于国防委员会，全国的资源都被吸纳在里面。当时该委员会准备做各种资源、矿产的勘探，也吸纳了大量留学、懂技术的知识分子进来，为抗战效劳。但一直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不能和日本打。国民党推动工业化的意志并不坚定。
因而，近代以来，我们虽然提出过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但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纠缠在政体里，更长期地纠缠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一代最聪明的头脑纠缠在软塌塌的概念中。理论是混乱的，但情绪是清晰的。一个骄傲的民族把自己的历史文化看得一钱不值。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在哪里？没有自尊心的话，自信心在哪？一个一无是处的民族如何向西方学习？反过来讲，若背负了传统太多的包袱，又该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两种情绪都没错，但辩论的方式是纠缠于“文化”概念——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个类似概念。这些概念是能讨论清楚的么？
（二）如何理解百年激进思潮
1949年后，我们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仍然是追赶的百年中国梦——有一个典型的词叫做“迎头赶上”。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批判“大跃进”很容易，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激进思潮不是毛泽东独有的，可以说这种激进思潮是贯穿中国整个近代的。
毛泽东提出要“超英赶美”需要15年，后来缩短到10年，参加了莫斯科的会议后说只需要两三年。这种急切的心理不是他一个人的。康有为在《日本政变考》的序里说：只要按照日本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三年小成，五年可观，八年十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这也是“十年论”。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十年之内建成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的铁路。现在中国的铁路才9万多公里，解放战争后留给我们的铁路也只有2.8万公里，其中有一多半还是俄国、日本在东北建造的。孙中山对中国工业化考虑之简单让人唏嘘。1913年议会民主制框架下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胜，宋教仁当时也说要在三五年内可以与列强并驾齐驱。
我们现在可以说，对于近代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任务的繁重性与复杂性，历代的政治思想家与领导人对此都缺乏充分认知，都把迎头赶上的时间缩得太短。但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历史中的事件，是先贤的错误认识，如今还不是这样么？我们这个民族很焦虑地等待新的产业部门出现，新生物啊、新能源啊，等等。这个焦虑的起因就在于我们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现在新能源等出现了，我们要迎头赶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急迫。这个现象是需要解释的。我的解释是：第一，中国人确实曾经非常阔气，我们一讲就是三千年文明。这是高度的骄傲、自负。对华夏绝对有信心。这种心理早在周秦以来就建立起来。第二，这个骄傲还被牢牢地记住。所以近代以来因落后、积贫积弱所积攒的气，比其他所有民族国家都强，产生了迎头赶上的氛围。我认为，“迎头赶上”的思想是中国后来所有激进思潮的总根源。而每次激进主义的预期失败，并没有平息这股思潮，反而是认为前面的人还不够激进，后面的还要更激进、更彻底。
当然，在百年激进思潮之外，不是没有保守的思潮。在近代思想中也有坚持以农立国，排斥大工业的。在中国这一派很少，但是在印度，这一派有很大的市场，比如甘地。甘地的整个建国思路和尼赫鲁不一样（如果甘地在世时间更长一些，印度的工业化就会更曲折）。《甘地自传》里讲到了他和印度一位纺织厂主的辩论。甘地的意思很清楚，一个英国的工业化就把全世界搅扰得不太平，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工业化呢？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保守思潮。我们现在不要认为它是彻底保守主义就批判它，它在当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考虑的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状态。如果走向现代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就要被肢解。肢解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怎么安排？甘地看到这个问题，因而鼓吹家庭纺织业。这就是他的经典形象。当然他这么做也考虑了印度的物质条件：因为印度比较热，对于纺织品的需求比较简单。甘地鼓吹家家有纺织机，自己解决穿衣问题。从印度当时的生活来说，从暂时的情况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长远来看，如果真的按照甘地的设想发展，在西方已经工业化、已经军事现代化的条件下，即使印度独立了，能够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么？如果所有非西方国家不走军事工业化的道路，它能维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吗？能改变被侵略挨打的局面吗？印度是这样，中国这个被半殖民地化近百年的国家也是这样。
在中国，选择这样一条保守的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不是一点没有，当时研究工业化的人物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这么设想过。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他认为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也没有问题，解救农村之路在于“都市工业化”，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缓解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压力。但“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就改变了思路，明确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一定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此后，他到德国、苏联考察，更加确定这一点。保守的工业化道路在现实面前，也让位于激进思潮。
毛泽东说“大跃进”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孙中山的发明，这是有道理的。“迎头赶上”这个词是孙中山创造的。它最早出现在1905年同盟会创立后孙中山办的《民报》上。1905年后，在《民报》与保皇派创办的《新民丛报》两份报纸上，开展了关于革命还是改良、共和还是立宪的辩论，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保皇派的理论是进化论，先从君主专制，再到君主立宪，最后到民主共和，这是不能逾越的。孙中山为了批判这个进化论，提出“迎头赶上”。他当然也认为民主共和是好的，不过他不同意进化论：你跟在人家后面是不能赶上的，要迎头才能赶上。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孙中山认识到搞军事工业、搞器具不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政体才是核心；但当时中国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西方政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来不及去思考有着自身丰富经验的中国政治应该如何与之对接，因为立即要改。不立即改也不行——不富强就会被瓜分，要富强就要改变政体。因而，我们是在面临被瓜分的紧急情况面前，要引进更好的政体。在政体上有两个争论：一是君主立宪好还是民主共和好。到1908年西太后和皇帝都死了，君主没了，君主立宪派自动就败了——这种理论不是在辩论中被驳倒的，它是在强大的历史现实面前失败的。如果当时皇帝和西太后都还在世呢？我估计清王朝自行崩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平心而论，清朝的几百年统治人民大体上都是接受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明朝做得好。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更加仁政爱民，直接的农业税一直没有增加。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向西方支付战败赔款，它宁愿卖官也不愿意加农业税。
我很赞同孙中山的判断，不迎头赶上是不能赶上的。因为中国积贫积弱，元气还没有恢复，你跟在别人后面跑，要跑得比前面的人还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别人在前面跑会犯错误走弯路，那我们可改弯取直。所以迎头赶上要等待别人犯错误的那一次。但即使你这样赶上了，别人赶上你也容易的。“迎头赶上”带来的悖论很明显——西方强所以跑得快，我们弱所以跑得慢；现在跑得慢的人要比跑得快的人还要快，这是个悖论。这确实是我们近代的一个重大的悖论。这两个判断同时为真又恰好相反，是辩证的。如果说一个判断100%为真，另一个判断100%错误，那思想的选择就太容易了。在一个民族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它的真理是分裂的。当两个对立的判断都构成一个真理，这个民族就陷入了漩涡中。渐进论、进化论有它的道理，“迎头赶上论”也有它的道理。只不过在激进的民族心理中，迎头赶上成为主流。迎头赶上论、跨越式发展论、超常规论，都是一个意思。
（三）社会主义平等也是内在的诉求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导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它同时要完成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消灭阶级。而这两个任务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工业化既需要实现产业资本积累来实现扩大再生产，也需要对生产流程的监控来保证工业品的治理和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要实现资本管理和生产流程监控，客观上需要大量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而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的存在，又必然反过来强化一个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就像“泰罗制”所揭示的那样，这是由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随着工业化的深化，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无疑会不断扩大，不仅进一步加深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也在社会结构内带来阶级不平等的“复活”。
这两个任务现在看来绝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泽东在1958年用“大跃进”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说都失败了。但这两个问题都是真实的，都缘起于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如此，平等也如此。我们一直把孙中山看作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实他哪里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哪里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他害怕什么？害怕分化。1905年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提倡节制资本，即扩大国有资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劳资阶级的冲突，深深地震撼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他们看到了西方是强而富的，但是贫富分化却极为严重。“一战”以后，这个震撼就更为普遍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某种基本共识——只不过在不同的知识分子那里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是个“好词”，是要避免由工业化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分化。
承认西方的强和富但是拒绝西方的贫富分化的第一人，还是严复。严复最激进的、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即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差不多完成了自由主义与启蒙的基本立论。严复认为自由、民主是西方富强之根，但是与此同时，他已经看到西方强则强矣、富则富矣，却贫富分化严重（《原强》）。这也为他最后转为儒家埋下了伏笔。他认为在儒家的“三世论”里，最好的是“太平世”。“太平世”里面有几条是西方做不到的。第一条是“家给人足”。儒家的社会理想没有那么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小康即可。第二条是“贫富不相悬殊”。古人讲如果贫富相差十倍则相顺，“百倍相仆，千倍相奴”。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孔子讲“不患贫而患不均”，讲的就是有差别但不能太悬殊，以至于富者可以凌辱贫者。第三条是“刑措不用”。这是比较高的境界，就是有法律监狱但不用。第四条是“比屋可封”，就是指“雷锋”很多的意思。按这四条去看西方，西方并不理想。后两条和前两条是有关系的。家给人足、贫富不相悬殊，而后才有法律和道德效果。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儒家一种论述，儒家还有一种说法是“饱暖思淫欲”。改革开放告诉我们，“饱暖思淫欲”比“仓廪实而知礼节”更真实。古与今的最大文化差别（不论中外）是看到每个个体情感当中的欲望（物欲），要限制欲望，就要修身。而工业化以后，资本主义则强调个体，强调利益，认为欲望的实现就是满足。它的优点是鼓舞人竞争，使得财富大量涌现，缺点是人与人关系的高度恶化，也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严复后来非常强调教育，引进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这后来逐步成为我们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如果教育不行、教化不行，所有的政体都是表面的、肤浅的。
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都表现出相当强的警惕情绪。对于中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坚持着中国知识精英一直追寻着的“大同理想”。
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同时发生的是公有向私有转变。只要计划向市场转轨，所有权必然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这点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私有制和市场相比，我认为市场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所有权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我们用30年的经验才知道市场的厉害——它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心理效应是无孔不入的。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其实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是不一样的。在原来的国有企业当中，劳动者和国有财产固定结合，厂长几乎没有资格解聘自己企业的劳动者；现在的国有企业则是以国有资本的形态存在，劳动者普遍雇佣化。在普遍雇佣化的市场中，人也成为商品，所谓“人力资本”。这个词说得那么直白又让人反感。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们只能妥协，人既是目的本身也是手段。人是供自己用的手段，你出卖劳动力换取货币。人也是相互利用的手段。现在人利用自己劳动力不够，还利用自己的器官与身体。在市场经济面前，很多伦理显得很无奈。
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把欧美、日本70、80年代的“先进”技术设备引入中国，逐步淘汰了40、50年代的苏联技术和仿制苏联的技术，这样使整个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当然，依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工业体系下的工人，随着设备的逐步淘汰也被淘汰出去了。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公有向私有的转轨，整个生产方式也悄悄地转型，也带来了分配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阶层的重新形成。这个现象在党的官方文件中也已经默认了。十五大文件中说的是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十六大文件具体分了许多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每一个要素就是一个阶层。资本要素就是资本家阶层，技术和管理作为要素是中产阶层的来源，劳动作为要素就是劳动阶层。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就是家庭承包制下劳动者直接和自己的土地相结合而来的小农阶层，他们的子弟转化为农民工。农民工的定义非常复杂。这里面还没有提土地要素和权力要素。如果将土地作为要素，那它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这从来是一笔糊涂账，其实这是贫富分化的重大来源之一。不同的要素获得相应的报酬，就是一个阶层。各个要素之间的力量配置使各个阶层获得的份额不同。
三、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道路的什么位置？
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央的判断是——我们离我们的目标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近。我认为，至为关键的尖端技术的全面突破就在今后二三十年。技术分为尖端技术、先进技术、成熟技术和衰败技术。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如果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永远处于西方发达国家衰败或者成熟技术的层面，那设备的更新只是加快了西方国家的折旧，促使它投入高端技术研发的动力更强。目前，中国到了从先进技术向尖端技术突破的时候。技术是买不到的，因此我们要独立地自主创新，向尖端技术突破。这个全面突破需要二三十年，主要是重装备业和材料工业。比如大飞机，是整个工业体系达到先进体系的标准。
现在令人忧虑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追赶过程中，国内矛盾集聚；并且，如何对这些矛盾做判断，也是众说纷纭。如果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恰当，会不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如果现政权无力加以稳定，那么我们赶不上甚至衰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在即将追赶上西方的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因为前有拦堵，后有追赶。劳动密集型产业随时可能走投无路，这是“后追”；买不到先进技术，全面封锁，这是“前堵”。在全面赶超过程中，前堵后追若不能突破的话，就是我理解的“中等收入”的陷阱。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现在看这两大问题基本解决了（之所以说是“基本”解决，是因为我们把大量青年人搞到大学里去）。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如，如何安置两亿多的农民工？解决这个问题在世界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在发达国家早期，在后发国家如印度、南美等，都产生了大量贫民窟。中国要在不造成贫民窟的情况下，把农民工安置在城里，使其有稳定的就业、体面的住房、一定的保障。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为尖锐的问题。单说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一件事，就很棘手。2007年以前，上海外来人口的孩子被分散在农民工子弟学校里，脱离了义务教育。2007年以后，上海制定新的政策，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外地的孩子安置于当地的公办学校中，另一种是用市财政资助那些收纳外地孩子的民办学校。当时这三四十万的外地孩子需要3800万元的财政支撑。这个问题刚解决又产生了新问题：农民工子弟在公办学校里分不分班，分不分校？义务教育结束后，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参加中考？如果允许参加中考的话，那也应该允许他们参加高考。但上海市民激烈抗议，说这样做的话外来人口就占用太多本地人资源。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中考，他们就得回到原籍地，教材不衔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还有幼儿入托等问题。公办的托儿所投入大、门槛高，于是“黑托”出现。这有办法解决么？其实，但凡劳动力导入的地方，就会有为农民工建立起来的复杂的低端市场，囊括了食品、餐饮、旅馆、教育、医疗、交通等方方面面。因为他们工资低，要降低消费标准，要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盖房子或抚养孩子。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价格竞争激烈。当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时，大量伪劣商品就充斥市场，而我们的工商标准是照搬西方的，标准太高；小的工商业主不可能登记，政府只能是运动式管理。因此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近几年国家扩招后，又产生700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理论上这些毕业生应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但目前能提供的中等收入的职位还没有那么充分。在市场经济下，要想扩大中间阶层，第一要实现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中高端转换，这是产生中产阶级职业的先决条件。第二是政治意愿。
中共中央现在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对此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能不能完成创新与转型，是能不能正常崛起、实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关键；第二个判断，如果真的完成了追赶目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二百年东西方历史的叙事要被改写。如果真的到了这么一天，改写是需要语言的。我们要随时为这种语言做准备。如果从自然科学来看，要做好的是研制出替代技术，尤其是在替代进口尖端技术方面实现突破。那么对于从事文科研究的人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就是要重建自己的“话语”。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历史时刻没有准备，西方知识界反而起了变化，比如说沟口雄三。他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等，其实是写给日本人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是俯视的。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仰视日本，而变为平视，甚至俯视，很多时候还把日本的失败经验当作教训，因为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就趴着不动了。现在我们对日本不是仰视，是俯视。日本对我们也是俯视。这两个俯视谁对？沟口雄三认为应该这样看待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第一，不能以西方人观点看问题，而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第二，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中国为标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的。什么时候以中国为方法，至今没有答案。所以我们要讨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讨论不下去的，因为要讨论中国道路，已经有既定的方法在那里、有既定的标准在那里。用既定的方法与标准是无法讨论新事物的。此外如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他也提出不以西方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来考察中国整个的近代运动，尤其是当代30年。另外，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理解中国》中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前任驻华大使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也对方法论提出批评：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的概念、标准看中国屡屡出错，西方也因此付出很大代价。
因而，我们必须要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放在60年的发展脉络中，把60年放在整个近代史当中，放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种思维方式才是有效的。可惜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这种自信，他们依然陷在“五四”之后的模式中，以西方为标准、以中国为衡量对象。什么时候可以以西方为参考、以中国为标准，更准确地观察中国事物？我认为这是年轻一代人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老一代人向年轻一代人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