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之路[6]

——梁漱溟论东西文化特质

有人称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然其本人却愿以“佛家”自居。事实上，在他内心深处更自诩是“救天下苍生”而降此苦难之世的圣人。人或以为狂妄，在他却是十分真诚的。

使梁先生负有盛名的，一是他的那部激起许多支持和反对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二是他别具一格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三是给他晚年带来很大不幸的那场与毛泽东的争论。关于那场争论的是非，无需我们在这里评说，早已判为失败的乡村建设实践，也不复引起我们的兴趣。然而萦怀着他一生思维兴趣中心的东西方文化特质及其比较，却是梁先生遗赠给我们时代的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

东方文化的核心是汉文化（另一支是印度佛教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虽曾多次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然在文化上莫不被汉文化征服。隋唐之际，印度佛教文化虽有取代儒家文化之可能，然宋代以强劲之势复兴的儒学（理学）终于在自身基础上统摄佛教文化的精华。儒家文化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虽历经挑战时有盛衰，然一直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到了近代，儒家文化突然遭受到十分强大且全然陌生的西方文化之挑战，这一全新的文化形态带着难以抵御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冲击着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到梁漱溟时代，大有奄奄待毙之虞。在强敌压境之时，梁漱溟提出我们民族应在三条道路中作出选择。一是全盘西化，二是复兴儒学，三是东西融合。在梁先生看来，东西文化并不是同类文化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而是路向全然不同的两类异质文化，故东西融合论好听但不切实际，余下的选择只有二途，或全盘西化，或再走一次宋明理学之路：复兴儒学。梁漱溟决然选择第二条道路：根据现代学理重新阐发原始儒学（孔孟之道）的精义，在此基础上借鉴和统摄西方文化之精华，为在西方文化入侵下茫然失据的中国人创立新的文化精神家园。当文化激进派将梁氏贬为“封建文化复古派”时，他们并不理解他的宏愿与苦心。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的基本前提实质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单线条，抑或是多线条的。如果是单线条的，那么我们只需按某种标准将同时但不同空间并存的不同文化安放到同一数轴的不同坐标上。这样，不同社会和文化就能在该数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无可否认，这种文化单线发展论已成为我国知识界的固定思维模式。然而梁漱溟坚持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发展取向，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多线条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发展取向。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从心理学—哲学角度，论述了这三类文化的不同取向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文化特征。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与《中国文化要义》两部著作中，梁氏将东西文化之不同路向和特点放置在社会学的论证之上。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斯大林历史发展模式图解中国历史成为一种风尚时，梁漱溟更注重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的特殊性方面。他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特征之说，关于缺乏超家族的集团组织之说，伦理本位之说，中国社会无阶级（严格地说是无等级）对立和职业分途之说，中国文化早熟（或理性早熟）之说，中国文化优劣之说，等等，都给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之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袭着巨大传统的中华民族每欲迈开大步走向现代化之时，都激起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因为我们无法割断过去而自由地选择未来。以为“转变观念”便能使一个文化古老的民族像一支军队那样步伐整齐地开往设定的改革目标，这是文化激进派的天真幻觉。

梁漱溟一生思考和著述几乎没有离开过东西文化比较的论题，从近百万字的五六部学术专著中选编二三十万字的选集，其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从条理一贯、自成体系的专著内选辑文字，势必割裂文字，破坏体系。经反复斟酌，我们选择两部著作，略加删节。一部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删除论佛学部分；一部是《中国文化要义》，基本保持原状。我们之所以没有选录关于乡村建设理论的专著，一是因为乡村建设的理论部分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得到更详尽全面的阐述，二是乡村建设的实践部分乃是理论的引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梁氏的乡村建设实践因其失败而不重要，事实上，梁氏的全部乡村建设实践之目的，乃是要在中国乡村创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的组织精神乃是传统儒家的伦理，而其组织形式是借用西方的团体组织。他试图用这种超家族而具家族情谊的伦理精神，似团体而无西方刻板个人权利、义务之分的社会组织，解决破产乡村紧迫面临的各种经济—市场问题，同时通过这种组织将分散无助的中国乡民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其实，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形态更寄托着梁氏复兴中国儒家文化的希望。事实上，如何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用何种组织形式组织起来，是孙中山、梁漱溟和毛泽东共同关心的大问题。但孙、梁都失败了，独有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用农民协会，用互助合作社，用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将数千年分散独立的农民组织成为单一整体，外以击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内以将亿万农民拖入现代化（工业化）的道路。这一成一败，是否说明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尤其是他对乡村组织的文化设计有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自中国农村分田单干以后，如何创建相互合作的组织形式依然是决定农村今后发展前途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