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最初质疑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场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的高潮席卷中国中南和东南广大地区，这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捻军起义。太平天国是小农中国两千年来周期性爆发的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起义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制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纲领，企图在小生产基础上，通过财富共有、平均分享的办法，建立起农民与手工业者理想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²⁾的“小天堂”。但是，这种“小天堂”像夜空的流星一样，虽然光芒夺目，却无法持续存在。农民领袖们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后，侈靡恣肆，竟不弱于他们的对手。“小天堂”从理想层面返回实际层面，成了对农民一场新的剥夺。农民运动终于不敌对手血腥的屠戮，从高潮转入低潮。

章炳麟后来在倡导革命时，曾以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1906年他在为《洪秀全演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说：

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³⁾

这里虽然主要从推翻清王朝这一点上立论，但有意复兴太平天国的事业，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继续，这一态度是鲜明的。1902年他所拟定的《中国通史》史目，将《洪秀全考纪》特别列入⁽⁴⁾；1903年他为白浪庵滔天著、黄中黄译《孙逸仙》一书题辞，称赞孙文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是“掩迹郑、洪为民辟”⁽⁵⁾，郑，指郑成功，洪，为洪秀全，民辟，即民众领袖。承袭了郑成功、洪秀全的事业而成为民众的领袖，对孙文的这一评价，说明在章炳麟的心目中，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是值得承袭与效法的对象。

章炳麟的同时代人，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暴的影响。而章炳麟后来对这场农民运动产生强烈共鸣，除去他本人的经历外，与他的家乡、他的家庭特殊的遭际，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章炳麟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仓前镇，宋、明以来就相当繁华，因为这里是漕米集中与转运的重要处所，仓前即以众多米仓耸立在镇后而得名。这里当然也就成了太平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地方。不仅仓前一地，浙江杭嘉湖整个膏腴之地，都是如此。但是，经过战乱，到章炳麟出生时，这里已是满目疮痍。《光绪余杭县志稿·田赋志》中述该县“咸丰之季，迭被兵燹”，同治四年（1865）浙江巡抚马新贻奏报，余杭县荒芜未种及流亡未报并掘壕荒废田2180顷有余，零地614顷有余，零山2248顷有余。从马新贻到他的后任李瀚章、杨昌濬，连续几届浙江巡抚都奏请蠲免余杭应征银钱，其理由如《光绪余杭县志稿·恤政志》所录马新贻奏稿列称：“浙江杭州等府属自遭兵燹，元气大伤，闾阎困苦，民间粮产或限于人少，或开垦无资，以及流亡未报，被贼挖掘濠垒遽难挑浚者，实与寻常灾荒不同。”⁽⁶⁾与余杭县相邻的安吉县，乾隆年间户口已达18468户，丁口71937人；咸丰年间户口达近3万户，丁口13万人；同治三年（1864）土著户仅存3500户，丁口6838人，另有棚民烟户78户，丁口144人。户数仅及原来九分之一，丁口仅及原来十九分之一。到同治十年（1871）方增至土著户4108户，客户3291户，棚民464户，丁口23500余人。户数、丁口数均不及原来的四分之一。⁽⁷⁾安吉知县刘兰敏说，该县是时“人民摧残，庐宇倾圮，不毛之田，漫山猕谷，不可疆理。邑之居民，皆来自江、淮、徽、歙、台、宁诸郡，生土著者仅有孑遗”。他的前任汪荣更说，战乱后人物凋残，“老成硕望，百不一存，文学之士，存者亦十二”⁽⁸⁾。这一状况，在杭嘉湖地区极具代表性。

但是，战乱之后，并非只是凋蔽与荒芜。江浙农村土地关系经由这场战乱，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曾国藩1863年一份奏稿中说过，太平军初兴之时，“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⁹⁾。根据记载，当时太平天国基层政权首领监军曾命令“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¹⁰⁾。太平天国失败后，土地关系的这种改变，在不少地方给保留了下来。由于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废，大批外来移民占地垦辟，形成新的自耕农群。田主权势衰落，佃农地位也有了明显改善。正是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这些改变，使江浙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且不多久之后便有了新的发展。温鼎《见闻偶录》述当时湖州南浔的情况，更极有代表性。《见闻偶录》说：“粤逆平后，户口凋残，镇之四乡，荒田计十之三，乏人开垦，汙莱满目。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凡一圩中无主荒田无不占踞耕种，搭盖草棚，每圩被占者不下数十百亩，秋收仅钱粮数百文，向之业主，不敢顾问。”《见闻偶录》又说：“近来佃农输田主租额不过六七斗，顽佃或仅输三四斗，不敷纳粮。同、光以来，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¹¹⁾江浙农村还出现了永佃制，田主只有田底权，田面权归佃户，“佃户欠租，业主遂不能起田”，佃户由此也有了较多发展生产的热情。《萧山县志稿》在记述永佃制产生经过时，便指出，它系“至洪、杨时，田主无权，民心大变”，乡民“私议”而成。⁽¹²⁾清廷，特别是坐镇江、浙的各级官员，面对农村土地关系的所有这些变化，至少采取了接受既成事实的默认态度，有的还故意纵容，加以保护。农村土地问题的有限解决，小农经济活力的加强，成了战争创伤迅速得到医治、社会经济重新得到发展的重要动力。因之，正如《乌程县志》所述，战乱之后，“流亡既复，垦辟荒芜，租税既轻，愈修蚕事，曾不数年，桑绿如海”，“自还乡以后，岁丰人和，见夫士秀于庠，农力于野，商贾填于市肆，熙熙然若不知为甫离兵燹也者”⁽¹³⁾。

太平天国在江、浙等地所引起的社会变动，不仅使章炳麟这一代人重新思考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使他们深切地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特别是土地平均分配及小农经济活力问题。章炳麟后来举起反满旗帜，立志推翻清朝统治，呼吁“均配土田”，要求保护“中人以下”利益，显然与这一历史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章炳麟的家庭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江、浙期间的特殊遭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运动对章炳麟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

章家发达于嘉庆、道光年间。根据《章氏家谱》记述，章炳麟的曾祖父叫作章均，字安圃，又作安溥，号治斋，曾任训导，教于海盐儒学，董理家业，经营数十年，成为仓前镇上的富户。道光八年（1828），他捐钱三万缗，创建了苕南书院，并以其余资存典生息，充当膏火费；又捐田千亩，建立了章氏义庄，“凡族中孤寡废疾老弱者，月赡粟米，贫者婚丧给费；开义塾以课合族子弟入学，补廪中式，皆给资”⁽¹⁴⁾。章均于1832年去世。章均生有六个儿子，章炳麟的祖父章鉴是章均最小的儿子。章鉴，字晓湖，曾入县学为附贡生，援例为国子监生。章均去世时，他已30岁，六个兄弟分了家。他因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籍，精研30年，起初仅为亲戚治病，其后时为贫者治疗。太平军占领余杭期间，苕南书院毁于战火，仅存基址石坊；义庄券册，也焚毁无余；章鉴转徙避匿，不得不以行医为活。当时，太平天国设立乡官，章鉴曾被任命担任此职。但是，他并不想卷入太平军与清军征战的旋涡，所以，在一次为太平军将领治好病后，他便“浼言辞职”，获准后，居于乡间专为贫民治病。⁽¹⁵⁾同治二年（1863）在太平军失败前一年去世。章鉴生有四个儿子，章炳麟的父亲章濬是章鉴的长子。章濬，字楞香，一作轮香，生于1825年，廪生，屡试优等，但一直未能中举。太平军攻占浙江时，他取了《章氏家谱》伴着章鉴带着全家到处躲避，历时三年。1863年左宗棠率领清军至余杭县东南闲林镇时，他赶去“献地图，并陈善后策，颇见用”⁽¹⁶⁾。战后返回家园时，家中已无余财，只留有田一顷。章濬悉心钩稽章氏义庄田地，努力加以规复，并游历江南、浙西诸县，了解各地情况。从表面看，章濬改变了乃父置身事外的态度，转而与清军合作，但是，实际上，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家乡一带战后如何恢复与发展的事宜。1867年，新任杭州府知府谭钟麟延揽他入幕相助，1869年，为镇压捻军，谭钟麟调任河南按察使，“从军佐幕府者皆有功”，谭钟麟邀请章濬一同前往，章濬竟“以母老辞”⁽¹⁷⁾，表明他的政治态度与章鉴其实一致。返乡后，他热心勘荒修塘，规划东乡水利，也利用家传医学，时常为贫者治病。他所立的《家训》，叮嘱子弟：“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尔曹当知之。”⁽¹⁸⁾实际上，是要求子弟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濬于1890年去世，去世前曾从容遗命：“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¹⁹⁾死后入敛，只准穿汉、唐、宋、明相沿的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而不准穿清代官服补服。章家特别是章鉴、章濬的这种对清廷若即若离的立场，使章炳麟接受太平天国的社会影响，对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与动摇，有了来自家庭的内在渊源。

直接触发章炳麟对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怀疑的，是章炳麟的外祖父朱有虔。朱有虔，一名有泉，字左卿，一字秉如，浙江海盐人，出生在显宦世家，本人为庠生，曾历任各大吏幕宾，撰有《双桂轩集》20册，1874年他在首册封面上改题为《双桂轩诗文集》，1884年又改署为《秋芳馆漫录》。⁽²⁰⁾1876年，他来到余杭，亲自课读外孙，前后四年。

章炳麟在其自定年谱中说：

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暇亦时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顾宁人著述大旨相晓，虽未读其书，闻之启发。⁽²¹⁾

1933年，他在纪念辛亥革命22周年的讲演中，对此说得较为详细：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²²⁾

稍后，他在回忆少年事迹时，说法又与此略有不同：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²³⁾

在此之前，章炳麟曾一再说及当年因读《东华录》而产生“逐满之志”的事⁽²⁴⁾。虽然没有提及朱有虔的名字，但足可与他晚年的回忆相印证，说明其事绝非向壁虚造。

给了他以震撼性强烈刺激的，是雍正年间发生的文字狱吕留良—曾静一案。

曾静，湖南永兴人，于雍正五年（1727）令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策动这位岳飞的后裔起兵反清。曾静在致岳钟琪的书信中，列数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等十大罪状，要岳钟琪本着“尊华夏贱夷狄”的宗旨，诛灭雍正，为汉人复仇。岳钟琪向朝廷告发。曾静被捕入狱。审讯中，供称思想渊源于吕留良《四书讲义》。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桐乡人，生于明末，尊程朱理学，服膺夷夏之防大义。《东华录》雍正七年四月说他“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所谓“邪书”，指的是吕留良的主要著作《四书讲义》。吕留良认为，君臣之义、夷夏之防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后者尤重于前者。曾静案发时，吕留良已去世近50年，雍正下令将他及其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将他的另一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将他的孙辈及家属发遣宁古塔为奴，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或戮尸，或凌迟，株连九族。

吕留良—曾静案，是清代文字狱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清王朝由满族人作皇帝，满族亲贵在朝廷中占居支配地位。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特别忌讳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因此而屡兴文字狱，对一切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文字、著述，都严加惩治。康熙年间浙江富商庄廷因刊刻《明史》如实叙述清朝前史而被开棺戮尸，株连被杀者70多人。后来，安徽桐城人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多涉及南明史事，并沿用南明年号，甚至奉南明为正统，在翰林院编修任上被告发，同族16岁以上全部被斩首。雍正年间，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因以《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试题，被诬指为“维止”二字系将“雍正”二字砍去首部，下狱庾死，仍遭戮尸。类似文字狱，都在章炳麟思想上激起了狂澜。他同情无辜的牺牲者，而王夫之、顾炎武、吕留良等人用以反清的所谓华夷之辨，则正给章炳麟质疑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根据。

当然，章炳麟这时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理性结论，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热血少年面对不平之事所产生的感情冲动和义愤。但是，它已足可表明，在“反满”意识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后，经过太平天国的鼓吹，这一意识又复活了，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一意识仍在传播，并在青少年一代引起了共鸣。

1903年章炳麟在为邹容《革命军》所写的序言中曾感慨万千地说过：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²⁵⁾

洪氏，指洪秀全。曾，曾国藩。李，李鸿章。罗，罗泽南；彭，彭玉麟；邵，邵懿辰；刘，刘蓉；罗、邵服膺二程的“洛学”和朱熹的“闽学”；彭、刘服膺陆九渊的“金溪之学”与王守仁的“余姚之学”。衡阳，指王夫之，他所著的《黄书》，特别强调华夏与夷狄的区别。

章炳麟所叙述的事实证明，反满的意识并不因为有华夷之辨观念的存在就自然地产生。曾国藩非常钦敬王夫之，还曾刊刻《船山遗书》，湘、淮两军的首领对《黄书》都很熟悉，对宋、明理学家们所述的夷夏之防全不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效忠于清廷，全力翦灭太平军。这当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同大清王朝紧紧捆绑在一起，利益、权力、地位的一致性，完全压倒了《黄书》观念上的影响。这反转来也说明，文字狱的历史，王夫之的论述，之所以能在章炳麟情感上、思想上激起波澜，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章炳麟这一代人、这一批人心目中，大清王朝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再那么值得信赖，它的权威性、它的合法性已从根柢上动摇，这使他们对现存政权产生怀疑、进行反省和批判有了可能。

最初的质疑是稚气的。但是，在得到默许和鼓励后，章炳麟便有意识地去拭抹历史灰尘，了解清王朝统治的真相。他后来回顾说：“十九、二十岁时，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²⁶⁾“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²⁷⁾经过较为自觉的反省，稚气的质疑开始转变为对清王朝统治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强烈抗拒。当然，从这种情绪发展为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实际行动，还有着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