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三个年轻人

一九二〇年，中国。

这个年头似乎平淡无奇。一年多以前五四狂潮在神州大地上引起的震动趋于减弱，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各类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种种研究和讨论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

新思想向纵深和广大而去。二三月间，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在北京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月，邓中夏来到长沙，和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老朋友毛泽东一起商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六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公开活动。

这一年的八月。四川宜宾，岷江与长江干流交汇处。

江草萋萋，汽笛一声，轮船离岸了。在各色鞋履纷纷踩过的某处甲板下方，朦胧光线从接缝处渗入，竟然在狭小空间内勾勒出一个蜷缩着的人形。这叫“赶黄鱼”。买不起船票的人，通过相熟的海员接应，把人藏在甲板下面，只要不被船老板发现，就免费搭船。当然，这很危险，只有孤注一掷的人才会这么不惜命。

轮船将顺流而下，经重庆，到上海。甲板下面的这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去上海。

几个月前，刘炽荣还是四川陆军的一个兵。他出身佃农，家里最有出息的兄长是军校毕业后在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任副官的大哥，大哥原本为他设计的前程是读成都军事训练班，将来带兵打仗，可是部队过绵竹时，刘炽荣偶然拜访了大哥的友人王伯乔，改变了人生道路。这王伯乔是个读书人，当时是中华书局成都分局的股东。交谈中，刘炽荣脱口而出自己写的两句诗，“学以贵其能致用，之乎者也欲何求”，王伯乔见他颇有报国志向，当即写信给上海中华书局本部，推荐刘炽荣进入书局印刷所学技术。随即，他又给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沈为美写信，托他待刘炽荣到上海后给予关照。

做了十几天压舱底的“黄鱼”，江声灌满双耳，夜夜不能成眠，刘炽荣终于抵达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呼吸到了长江入海口的空气。他以刘剑华（后改为刘华）为名，进入中华书局印刷所绘图制版课当学徒。

视线转回到北京大学校园，未名湖畔，两个青年学生邓中夏和瞿秋白在一片夏虫最后的鸣叫中整装待发。

邓中夏，二十六岁，湖南才子，李大钊的得力助手。眼下他即将从北大毕业，胡适为他推荐了赴欧美留学的机会，父亲⁽¹⁾为他在农商部谋取了一个好差事，但他都拒绝了。邓中夏要去的地方不远，就在京汉铁路长辛店（今北京丰台区内）。

一边打背包，邓中夏一边在思忖，这一次在长辛店要待更长一点时间，多试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路子怎么走。邓中夏已经对长辛店熟门熟路，这是他的“点”。一年多前的春天，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团员分成若干小组去乡村厂矿讲演，他本人分到长辛店、赵辛店组，结识了一批老工人。

瞿秋白，二十一岁。他是江苏常州人，在北大已经学了三年俄文，能够阅读俄文版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著），⁽²⁾并由此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产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瞿秋白也是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之一。不久前，北京《晨报》请他担任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纪实采访，这会儿，他收拾着行李，一会儿将眼镜戴上，一会儿又放下擦拭，难以按捺将去亲眼看一看那苏俄“新国家”的兴奋之情。

时间转眼到了一九二〇年深秋，当邓中夏忙碌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时，身在上海的刘华接触到了中华书局印刷所内部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在其成员引导下，他利用工余时间秘密完成排印红色传单的任务，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与此同时，在从哈尔滨去往莫斯科摇摇晃晃的列车，瞿秋白开始了《饿乡纪程》的写作，也开始了他的通讯报道。

抵达的最初几个月，瞿秋白只吃得上黑面包，后因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他的口袋稍微宽裕些了，便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革命事迹。他放弃了唯一的一点甜蜜——把购买定量供应的食糖的钱省下来，去买厚厚的理论书籍。

这是一个属于年轻革命者的时代。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开学了，接下来，到五月一日，邓中夏又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掀开了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幕。而到了一九二一年秋天，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瞿秋白已经当上了东方大学的翻译和助教，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瞿秋白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翻译，引起陈独秀的注意。当陈独秀回国的时候，提出瞿秋白应该回国工作。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瞿秋白回到了北京，随身行李十分沉重，全部是他的“糖”——俄文原版书籍。稍事休整，十五日，他出席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纪念德国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召开的大会，作为第一项议程，瞿秋白唱起了他在苏联期间首译并为之定名为《国际歌》的苏联国歌“L'Internationale”。⁽³⁾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社会破坏得彻底，

新社会创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从今要普有天下。

……

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在破碎、喧哗与动荡中，有一批年轻人探索着中国该向何处去，他们的行迹由内而外，由此及彼，遍布了天涯。在未来不久的某个时间，刘华，邓中夏，瞿秋白，这三个性格、禀赋、籍贯和出身都不尽相同的年轻人，将会在上海一所弄堂大学的课堂里相逢，与成百上千人一起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次巨大转折。我们之所以在本文的一开始就把视线投射在他们身上，也许是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受自由意志支配的行程。不约而同，他们都选择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漫长征程，并且再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停休。他们的生命乐章，将在“从今要普有天下”的主旋律中交汇，上升，回旋，饱满至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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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中夏父亲邓典谟，字钦甫，晚号庸庵老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先后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任职。

(2)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和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妇女与社会主义》《我的一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等。倍倍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研究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认为为了根本改变无产妇女的现状，必须根本地改造现在的国家制度及社会组织。

(3)《国际歌》是由欧仁·鲍狄埃在1871年作词，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谱曲而成的歌曲。《国际歌》曾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20世纪20年代，苏联以《国际歌》为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