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的脚步，有时走得很慢，其实，正在期待着一种新的力量来加以推进。

这年7月，深圳就来了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

一辆面包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着驶向宝安，车上坐着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等人。⁽⁷⁾

南国盛夏，溽热难耐，加上公路高低不平，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农田荒芜，还有倒塌的房屋。据陪同考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深圳一地名）的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⁸⁾

骄阳似火烘烤着大地，热浪中夹杂一种不安定的情绪。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到达宝安县城深圳，跃入眼帘的是两条半街，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人称：“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亮，偷渡不停。”

宝安与香港以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从1952年到1977年，宝安县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 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 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⁹⁾

为了加强反偷渡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知道后，就找了20多位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

会议上，习仲勋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香港那边比我们好。”文富祥直言不讳。

“好在哪？”

“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¹⁰⁾

文富祥所在的凤凰大队位于宝安凤凰山脚下。相传南宋末年，文天祥的侄孙文应鳞为躲避元军，历经艰难来到凤凰山下隐居，繁衍生息，因此，村子里的人都姓文。

文富祥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从小时就听老人说，自己的祖先是文丞相，要讲忠义。“开始我还跟年轻人说，别的村可以去香港，我们村不行！但是拦不住啊，都是穷逼的。”

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了收容站，他问一位被关押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往香港跑，年轻人回答：因为日子过不下去。⁽¹¹⁾

据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回忆，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被关押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习仲勋流泪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¹²⁾

习仲勋又去了中英街。那是一条长不到250米、宽不到4米的小街，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街东侧属中方，街西侧属英方，使用同样的方言。但是同一片阳光下，那一边景象繁荣，这一边萧条冷落。反差巨大！

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老百姓还会跑。他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不跑后天跑，光靠堵是堵不住的。”⁽¹³⁾

因此，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他还说了一句大实话：“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¹⁴⁾

其实，这也和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一个意思。

习仲勋临走时给了方苞“尚方宝剑”：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过去“文革”前允许做的，“文革”后自己不准做的，你现在可以恢复，只要法律没有规定说是犯法的，你大胆地去试。⁽¹⁵⁾

习仲勋还让幼子习远平陪自己的妻子去深圳亲眼看一看。习远平回忆：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¹⁶⁾

同时，习仲勋又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省委、省革委会听了工作组汇报后，于1978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报告提出：3至5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游览区和边防城市。

苦难的边境小县有希望了，丢荒的田地开始出现了耕作的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