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时期
立国建制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奠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具体表述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定位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问题。当时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举共产主义的旗帜，还是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作为捍卫中华民族利益和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中国的共产党，党内外还有很多争论。毛泽东正是要处理这一复杂而棘手的理论问题。
仔细分析毛泽东的文本不难发现，毛泽东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化”，因为在当时党内存在的一种主要思想危险，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派，“言必称苏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照搬套用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中那些主张再造文明的知识分子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采取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他所主张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任何主义的中国化。他是完全承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普遍性意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20]基于这一看法，毛泽东对那些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论调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毛泽东也多次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道理是普遍真理，而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每句话、得出的每个结论都普遍适用。
在革命年代，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简单概括为“造反有理”四个字。这里所说的“理”，既有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意，也有中国传统所说的“天理”“天道”“道理”之意思，蕴含着中国文化中所强调的道德理想。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普遍主义维度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书斋中的哲学工作或理论工作，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明中国未来的道路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方案。在从哲学上解决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后，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就中国从何处来、处于何处、要向何处去等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系统论述，特别是提出了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论，并在此框架下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总体框架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通过如下方式得到处理的。在政治上，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的“国体”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但毛泽东同时强调，这种共和国只是“过渡的形式”，待将来条件成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首先强调：“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阶段共产党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完全一致，共产党所要求的，就是“循名责实”，把政策落实下来。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认为这种经济政策就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22]
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利用资本主义而不是拒斥资本主义，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又节制资本主义发展，以避免中国变成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新中国”）之后，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要追求的第二阶段理想。“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23]
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变化，使毛泽东改变了原先关于新民主主义将是一个较长社会阶段的判断，而加快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但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亟须思想理论上的指导。1956年，在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夕，毛泽东提出了新的理论任务：“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4]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结合”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第二次结合”则形成了以十大关系论和人民内部矛盾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思考的首要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中共八大曾经做出决议，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但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也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25]显然，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是不能用敌我之间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在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回答了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基本问题，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发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特点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高远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通过斗争，而作为斗争主体的无产阶级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道德觉悟。毛泽东早年也强调要发扬“心之力”，宣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晚年还吟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为激发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斗志，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融入了陆王心学的很多元素，如强调诚心、信心、决心，相信精神和信仰的力量，重视思想和文化上的革命，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一切皆有可能，事在人为，强调忠诚牺牲奉献、无私无畏、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等。毛泽东经常讲愚公移山的故事，目的是要激发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强调：“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6]对于激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扬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将革命进行到底，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世界，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意义不容低估。
兴国改制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拓展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的主要贡献是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丰富了其基本原理，使中国社会主义展现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强化了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中的若干要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逝世及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主义需要重新上路；在国际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开始出现危机的苗头，美欧也在忙于处理国内事务，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开始凸显。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推动改革开放，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推动中国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对邓小平而言是一个考验。
邓小平深知，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扬光大，对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一些观念、政策和做法进行改革，就必须充分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和毛泽东思想。他强调：“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7]在这段话中，虽然重心是在最后一句话，即强调发展。但邓小平深知，发展的前提是继承，否则就会丧失发展的立足点。在思想创新过程中，如果不讲继承，理论的发展就会面临很大阻力，正当性会受到很大削弱。
为了确立改革的正当性，邓小平还树立起了毛泽东作为改革者的形象。他多次引述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那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8]
邓小平的一大改革智慧，就是在改革开始时首先确定哪些方面是不能改的，是改革必须坚守的底线。这就较好地处理了“变”与“常”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很多改革案例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尊重“常”，改革常常变成瞎折腾或颠覆，使人民对未来丧失确定性预期，造成动荡和混乱。为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此框架中，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不厌其烦，利用各种场合强调、重申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理论原则，是为了回应当时存在的各种右的和“左”的社会思潮。作为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邓小平在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上头脑敏锐，判断准确，处理干脆利落。80年代中后期，当有人试图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时，邓小平绝不退让，几次采取坚决措施，避免了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或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防止了中国出现苏东剧变局面。
改革要能够顺利推进，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不能背上历史包袱，要避免各种无谓的争论，避免各种掣肘和内耗，轻装上阵。为此，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但不争论的前提是，中共中央对中共党史、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很多重要历史问题和相关人物要做出权威评价，一锤定音。为此，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在党内讨论的基础上，于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邓小平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提出了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70年代末期，邓小平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产力标准，到了90年代初，他对这一标准做出了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9]“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一方面敢于直面现实，承认了“姓社姓资”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树立标准，帮助人民释疑解惑，定纷止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一直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中，这似乎已成为难以撼动的教条。为了给中国的改革建构理论基础，邓小平倡导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0]这一思想打破了很多无谓的隔阂和条条框框，把计划和市场恢复到了“工具”“方法”“手段”的地位，避免了很多经济体中曾经盛行的“计划经济崇拜”或“市场经济崇拜”，摆正了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目标、驾驭方与市场经济作为工具、手段和被驾驭方的关系，是兴国改制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拓展的核心工作。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兴国改制时期真正实现了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完成了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夙愿。
在不触及底线和原则的领域，邓小平诉诸常识思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鼓励人民群众“大胆试，大胆闯”，给人民群众的自主自由创造留下了较大空间。对于一时尚无定论的具体问题或操作性问题，邓小平倡导“摸着石头过河”，坚持效果评价；对于一些新出现的问题，鼓励探索，不急于下结论，做判断；对于思想理论的态度，不教条、不拘泥、不僵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外的思想理论观点，合之则用，不合则弃。这一思维，在常识和思想理论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思想的傲慢和理论的自负，也为思想理论创新留下一定余地。
在话语风格上，与毛泽东的旁征博引、娓娓道来、风趣幽默相比，邓小平的发言和表达则具有一语中的、要言不烦、生动活泼、贴近大众的特点。“小康”“共同富裕”“搞活”“翻两番”“两手抓”“不出头”“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无论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话语，增添了思想理论话语的生动性和吸引力。
国内外公认，兴国改制时期的最大特色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本人也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但需要强调的是，兴国改制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有序的、可控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特别注重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把这一原则放在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他强调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31]
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问题上，邓小平之后的历任中央领导人都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江泽民曾经强调：“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中央的权威，是极端重要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大政方针和法律制度，以及重要工作部署等等，必须统一，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绝不能各行其是。”[32]针对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江泽民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33]维护党的领导和大一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是兴国改制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的生命线。
兴国改制时期，思想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在于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不能离开实践谈理论，离开现实谈理想。对此，江泽民说过：“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如果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就不是真正的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34]胡锦涛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35]正是基于问题导向的实践原则，江泽民和胡锦涛才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兴国改制时期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并以其为指导，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较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兴国改制时期的特点则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和实践智慧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中国这艘巨轮经受住了“后冷战”时代各种激流险滩的考验，实现了中国模式的发展壮大。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一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强国定制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提升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强调要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将获得相应的提升和巩固。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36]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对未来3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新的战略筹划。
借用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演变的长时段来看，如果立国建制时期是正题，兴国改制时期是反题，那么强国定制时期则构成了合题。在合题阶段，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尽管如前所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但仍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模式必须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进一步显示自身的优越性。
第一，新中国建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党的色彩逐渐淡化，而执政党的色彩越来越浓。受制于执政党的执政惯性和利益思维，部分领导干部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日趋淡化，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的领导意志和领导能力均出现问题，自我革命动力不足，在很多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党内和军队中的高级领导干部腐败使全社会震动，党组织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先锋队”性质受到损害，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加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造成严重威胁。“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37]邓小平的这句话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适用。
第二，经过多年积累，中国社会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区域、阶层、贫富分化，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转型，周边地缘政治恶化等问题呈现出叠加效应。国内颠覆破坏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与国外反华反共势力里应外合，企图制造事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38]
不仅如此，当代中国和世界均处于迅速变化的状态之中，中国发展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动态环境——社会结构与利益群体愈来愈复杂，以个体为单元的主体意识日益牢固，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几亿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快速跨域流动，网络科技与社会媒体爆发性增长，知识界的意识形态争论既情绪化又混乱，各级公权力机构的独立性也正面临被传统血缘宗派关系与权贵资本主义两头侵蚀的危险——这些复杂的情势更让公共治理的挑战加剧。”[39]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生产和商品消费机制把所有人都变成了“经济人”和消费者，并不断激发和制造人的各种欲望，塑造出一些欲壑难填的“占有型”“消费型”人格。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上难以弥合不同人群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呈现出多极化趋势，越来越难以整合。随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贫富分化效应造成了一批对党和政府均不满的极左和极右人群，党和政府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公共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
第四，当代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快速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革命已在各个领域展开。与此相应，现代社会的信息、资本和权力开始向掌握资本和技术的企业家、资本所有者转移，党和政府掌握话语权越来越难。目前，中国已出现了包括网络、实业、传媒、金融、文化、教育等产业在内的自成体系的企业集团，也出现了手握数万亿巨额资本的金融资本所有者，部分企业主在得到经济权力后通过贿选、操纵选举等不法手段，进一步攫取政治权力。一些企业家、企业或产业联盟已经握有要挟党和政府的巨大资源，是共产党继续驾驭资本和企业，还是被它们所驾驭，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第五，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总体衰落的趋势不断持续。出于挽救自身衰败命运的本能和实际需要，它们在惊慌恐惧之余可能联合起来，利用中国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力度。
面临上述形势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知难而上，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角度，在挖掘利用汇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有益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和巩固中国模式的思想理论基础，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1）针对部分国民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精神上的自卑或自大状态，强调要坚定、树立、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面对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对当代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的自信。强调“四个自信”的实质，是要改善中国人民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克服各种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确立起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增强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定力，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2）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者，要坚定革命意志，发扬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并以此为基础，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变世界”“改造社会”的社会革命进行到底；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重申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红色基因、提高领导能力等增强党的领导合法性；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的交流对话，激发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抱负。
（3）针对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越来越高的期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避免过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GDP总量的增长，而要考虑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关系，把经济建设放在更大的系统中来考虑，考虑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包括重视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大格局中来看待，避免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单兵突进而造成的各种失衡、失调、失和现象。为保证发展的整体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尽量遏制和减少现代化带来的弊端，使中国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发展、文明升华和引领时代的新阶段。
（4）针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权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其核心内容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0]
（5）针对民族团结的新需求，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国各民族的祖国认同，共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发挥中华文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力量，加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党同伐异、零和博弈、抱残守缺的心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出并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强调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提出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新哲学，即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思想或观点，深化并拓展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围绕新时代“强国定制”的时代主题，面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人类文明发展和全球治理进行了高起点、多维度的思想理论建构，必将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在思想理论创新的风格上，如果说毛泽东体现了较多的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邓小平体现了较多的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习近平则体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革命理想与实践智慧的有机统一，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0年历程表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主题，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和挑战，因而也有不同的思想理论建构。但是，立国建制时期、兴国改制时期和强国定制时期又统一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的统一主题就是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涵不断丰富，从“富强、民主”到“富强、民主、文明”，再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最后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体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想一以贯之的坚持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来自新中国建立后70年的丰富实践。从立国建制时期1.0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到兴国改制时期2.0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再到强国定制时期3.0版的中国社会主义，中华民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创造，也体现了中华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注释
[1]《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144页。
[2]参见张维为教授本项目中的相关内容，另参见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4]语见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第八章 有志竟成”，载于《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5]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页。
[7]《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9]同上，第209页。
[10]任建树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1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12]参见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
[13]同上，第11、29、32页。
[14]同上，第57页。
[15]同上，第97页。
[1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第4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9]同上，第533—534页。
[20]同上，第533页。
[21]同上，第678—679页。
[22]同上，第683页。
[23]同上，第683页。
[24]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5]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28]同上，第143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30]同上，第373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342页。
[3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33]同上，第603页。
[34]同上，第339页。
[35]《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9页。
[36]参见201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
[3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227页。
[39]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40]参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