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装斗争拉序幕，打响反抗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

｜交战时间｜　1927年8月1日

｜交战地点｜　江西南昌

｜交战双方｜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第10师一部，第20军，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及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共2万余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3军第23、第24团，第6军第57团，第9军第79、第80团，警卫团，约1万人

｜指挥将领｜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张发奎、朱培德

｜武器装备｜　双方差距不大，使用数量最多的是汉阳造步枪，还有捷克九七毛瑟马枪，德国1924式毛瑟步枪，以及手枪、机枪等

｜交战结果｜　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事武装力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凭借手中的军队，以“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手段，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极端野蛮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0万人以上被杀害，共产党员由6万余人减少到1万余人。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大屠杀，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一枪，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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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民主革命又屡遭挫折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推动下，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党人在大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包含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的解释，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正式改组国民党。从此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创建革命军队，并从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底，平息了广州商团叛乱，先后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等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以后，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担任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建的叶挺独立团，成为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部队。但在后来一系列的事务上，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味妥协退让，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实际上逐步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所控制。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由广东出师北伐。在工农革命运动的配合和支援下，北伐军长驱直入，迅速消灭和击溃了封建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但窃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要职的蒋介石，却加紧同西方资本主义、地主和买办阶级相勾结。蒋介石先后在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区制造反革命流血事件，接着，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当时，由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争权夺利的各种矛盾，汪精卫一贯伪装成国民党左派，不少人对汪精卫抱有幻想。所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是武装起义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在共产党内部争论很激烈，陈独秀坚决反对进行武装斗争。在革命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为了挽救革命，全党强烈要求进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于7月12日排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为领导核心。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共产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组织一支5万人的队伍。由于汪精卫当时还伪装成国民党左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共产国际关于要共产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组织一支5万人的队伍的这个指示转告了汪精卫，使汪精卫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步伐。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叛变，并以“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手段，杀害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杨闇公、萧楚女、彭湃、恽代英、夏明翰等，在这场反革命屠杀中英勇牺牲，共产党员也由6万余人减少到1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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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决定，指示全党实施武装反抗，举行武装起义。中共中央经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当时武汉虽有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但要在武汉举行起义是不行的，因为武汉像个锅底，我方控制的部队人少，反动势力占了优势；九江也不行，因为九江地区几乎三面是水，后方活动地区也不大。这时，党所能影响或掌握的贺龙、叶挺部队，借东征之名名正言顺地集中南昌。所以，最后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会后，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先到九江联络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19日，李立三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也奉中央命令到达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第11军的驻地九江。当时在九江的有叶挺的第24师，贺龙的第20军，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在九江一带，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叶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广东惠阳人，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在校期间阅读大量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反袁称帝的斗争；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到福建漳州加入粤军，在第1支队任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任第1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副、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与叛军激战竟日，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1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长，不久调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领该团担任先遣队，一路猛打猛冲，长驱直入，屡战皆胜。在汀泗桥战役中，下属部队进攻受阻，率部迂回侧后，大败守敌后乘胜追击，继又率部突破桃林铺防线，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迅速冲垮敌军核心阵地，占领贺胜桥。攻打武昌时指挥部队突入城内，会同友军攻下蛇山，迫使敌军投降。在北伐作战中因多谋善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后被提升为第4军第25师副师长、第11军第24师师长。

贺龙的第20军是共产党掌握的部队。贺龙，湖南桑植人，1914年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受同盟会之托，组织湘西暴动讨袁；1916年率21名青年持菜刀夺占芭茅溪盐局，并打出桑植县讨袁护国民军旗号，任总指挥，史称“两把菜刀闹革命”；1917年参加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任湘西援鄂民军第1路游击司令；1918年至1920年，在湘军中任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1921年任湘军游击第2支队司令；1922年率部入川，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四川“讨贼军”混成旅旅长，与吴佩孚纠合的四川军阀部队作战；1924年返湘任澧州、湘西镇守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独立第5师师长。率部队在湖北荆州一带时，被旧军阀包围，要解散这支部队。由于共产党的努力，这支部队才由荆州开到武汉保存了下来。后因率部在湖北、河南等地作战屡战屡胜，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为著名的左派将领。所部因常受反动派的欺压，加上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做了很多工作，很早就倾向革命。

此外，这些部队中还有不少军官是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被充实到了国民革命军中。聂荣臻到达九江后，就到部队去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意图，说明只有起义才有出路的道理，并指示部队的干部作好起义的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当时正在实施东征讨蒋计划，东征讨蒋的部队都在九江。汪精卫计划以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为讨蒋主力，顺江东下。东征部署分两路：一路以唐生智的部队为主，在长江以北沿江向南京方向发展；一路以张发奎的部队为主，在长江以南沿江向南京方向发展。共产党所能影响和掌握的贺龙、叶挺部队是张发奎的先遣队，可名正言顺地借东征之名集中南昌。

在共产党准备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在军队中的“清共”活动。7月24日，张发奎正式通知叶挺、贺龙：把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叶、贺本人立即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得悉军事会议将要“清共”的内情后，专程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并将军事会议将要“清共”的内情告诉他们，随即决定叶挺率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第20军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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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大批干部到达南昌后，于7月27日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二方面军之第11军第24师、第10师一部，第4军第25师之第73、第75师，第20军；第五方面军之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等部，共2万余人。前委成立后立即对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一是起义日期，因准备工作来不及，将原来的28日推迟到30日；二是指挥问题，为了统一指挥起义部队的作战行动，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三是成立委员会，成立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以商讨起义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就在起义即将举行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从九江连发两封电报指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张国焘是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后，前来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复电意见的。共产国际复电内容是：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可把军队中我们的同志转到各地农村去。30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电报为由，主张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以没有成功把握为由，反对起义。张发奎，广东始兴人，1911年底投广东模范团当兵，1916年毕业于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回粤军由排长逐级升至旅长。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师长，次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作战中，因有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4军军长。1927年4月，宁汉分裂，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6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入赣准备讨蒋。7月宁汉合流后，追随蒋汪反共。前委经过两天的争论，认为张发奎是一个多变的人，靠不住。周恩来等认为，我党不能依靠张发奎，而且张已深受汪精卫的影响，决不会同意我们起义的。当天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31日晨，再开前委扩大会议。此时，张发奎要叶挺、贺龙去庐山开会，否则8月1日要到南昌来，据闻，同来的还有汪精卫和孙科。于是，经周恩来等人的据理力争，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举行起义。前委遂于当天中午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第五方面军朱培德部之第3军位于樟树镇（今樟树市）、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二方面军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南昌市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3、第9军各一部和第6军的第53团，共3000余人。加上南昌附近的敌人也不过6000余人，这个情况表明，共产党掌握起义的部队在南昌占绝对优势，有把握在敌援兵赶到以前，迅速歼灭敌人，取得起义的胜利。

会后，根据前委的决定，贺龙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身份发布了起义的作战命令。各部队随之加速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叶挺、贺龙在起义前夕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布置了战斗任务。准备起义的各部队对进攻目标进行了全面侦察，有的还调整了营地，以便于在战斗打响后接近和消灭敌人。31日下午，起义总指挥部的作战命令逐级下达，同时还规定了起义部队的识别标志和当晚的口令。朱德遵照前委的部署，把敌军的几名团长请来一起喝酒、打牌，随后又将他们扣留，从而削弱了敌军的指挥力量。此外，中共江西省委为配合起义，召开了各革命团体主要负责人会议，要求他们在起义中坚守岗位，听从统一指挥。

31日晚9时许，第20军一个副营长投敌告密。情况十分严重。前委当即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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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开始起义。刘伯承曾任第15军军长，在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转道陕西来到武汉，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刘伯承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时间多，实际上是周恩来的军事顾问。

起义军用的是原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沿用的还是原来国民革命军的旗帜。起义军佩戴的标志，在起义的晚上是白毛巾，白天是红领巾。起义前一个晚上的口令，是“山河统一”。按照前委的作战计划，贺龙部攻打敌军的指挥机关和第9军第79团，叶挺部攻打敌军其余几个团。起义战斗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

在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敌警卫团因得到叛徒告密而事先作了准备。第20军第1、第2团发起进攻时，敌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了起义部队前进的鼓楼门洞通道，并向相距不远的第20军指挥部疯狂扫射。贺龙当即亲自指挥部队从正面冲上鼓楼，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打开了通道，又派部队绕道从后院翻墙冲入敌阵，终于将守敌歼灭。

与此同时，在敌军务团驻地，战斗也全面展开：在贡院敌第3军第23团驻地，我第24师第72团发起攻击后，敌因团长不在，失去指挥，慌忙夺路外逃。在遭我火力阻击后，被包围缴械。

在新营房敌第3军第21、第24团驻地，我第73团一部会同广东北江农军，事先傍敌宿营，并依据地形，秘密布置了兵力。战斗打响后，敌来不及组织抵抗，即被缴械。

在天主堂敌第6军第57团驻地，我第24师第71团发起攻击后，敌仓皇外逃，但被火力击退，遂转回天主堂内据险固守。这时，我方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勇敢地冲开了敌人牢固防守的大门，另一部分指战员也翻越城墙，从背后夹击。敌军被迫缴械投降。

在小营房敌第9军第79团驻地，敌军与我第20军教导团只有一墙之隔，我军事先以换防拜访为名，看清了地形。起义打响以后，我军一部从正门冲入，其余的三面越墙而进，许多敌人未及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

在老营房敌第9军第80团驻地，我第20军第6团等部，对敌发起突然攻击，敌乱作一团，黑夜中四处溃散。

此外，在江西省政府，南昌卫戍司令部，第2、第6、第9军留守处，牛行车站等地，起义部队经过短促激烈的战斗，也全部消灭了敌人。起义部队还打开监狱，救出一百多名群众。到8月1日黎明，南昌城内外的敌军，除有一部分向进贤、丰城方向溃逃外，大部分被我歼灭。至天明，全部肃清敌人，共缴枪5000余支，起义战斗取得了胜利。

8月1日中午，聂荣臻在马回岭得知南昌起义已经取得胜利后，立即发动了第4军第25师的起义。该师参加起义的有：以周士第为团长的第73团全部，第74团的一个侦察连，第75团中由一营营长孙一中联络的3个营。当时决定：利用午睡时间，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开出驻地，黄昏前到德安集结。

部队出发不久，张发奎带着卫队乘火车追来，遭到起义部队火力阻击，张仓皇跳车逃去。8月2日，该部胜利到达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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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根据中央的决定，仍沿用“左派国民党”旗帜来号召革命，并采取了下列措施：

（1）以“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历数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种种罪行，表示了今后继续奋斗的决心。由宋庆龄等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是一篇声讨蒋、汪反动派的战斗檄文，宣言提出的7项主张，明确要求推举全党信任的领袖，重新组织临时革命领导机关。联席会议的宣言则进一步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坚持执行三大政策，建立革命的新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6项任务。

（2）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武汉和南京国民党反动当局相对抗。8月1日上午，以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的有7名在南昌参加起义的中央委员和全国各地党部与海外华侨支部的代表共40余人。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的经过，接着议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和财政、宣传、农工运动、党务等委员会，以及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构。会议宣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于最短期间，确立一革命之新根据地，以便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一切党国大计，重新选举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以便指导全国革命运动，使能有更正确更迅速的发展”。

（3）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随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议决并发布了一批重要命令：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林祖涵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刘伯承兼任参谋长。同时免除了朱培德江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姜济寰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江西省政府8月2日即开始办公。

（4）起义部队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编成第9、第11、第20等3个军。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贺龙任第20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第11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并兼第24师师长；聂荣臻任第11军党代表。起义军共有15个团。

为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起义前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如《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以及《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执监委会对时局宣言》等。第二天，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场上，旌旗蔽日，欢声震地。起义领导人、地方党政负责人和群众一起庆祝这一人民胜利的盛大节日。会后，南昌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达6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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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率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领起义军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并接受外援，待实力充实后，再攻取广州。

8月3日，起义军未经整顿，即开始撤离南昌，准备沿抚河南进，计划经瑞金、寻乌进入广东。由于部队撤离仓促，也由于南昌四周敌军的截堵，原定参加起义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第26师之一部以及湖南农军等，均未能赶到。在赣西地区，也曾有部分农民武装准备迎接和响应起义部队，但因起义部队行经赣东而未能与之会合。

从南昌到临川，是南征的开始阶段。当时正值盛夏，道路崎岖，战士负荷重，伤病员逐日增多。加之敌人胁骗居民躲离，又导致了部队给养的严重困难。“这样的行军，若以平常军队，决不能维持，只有鸟散。但起义部队有政治理想，有战争目标，上下融洽，军心如一，虽在困难地步，即极苦之兵士，亦无怨言，只知向前是生路。”但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也有一批不坚定分子离队叛逃。从南昌出发不久，第10师师长蔡廷锴到达进贤时，率部脱离起义军东去，第20军参谋长陈浴新及第20军第5团约700人叛逃。此外，还有一些人员动摇离队。起义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受到损失。到临川后，前委着重研究了加强宣传教育的问题，着手整顿党和军队的组织，并正式组建了以新战士为主的第9军（实际兵力约一个营）和第20军第3师。未及在南昌参加起义的陈毅和其他数百名同志这时兼程赶上了起义部队。在萧志戎、李井泉率领下，临川的农军和部分学生也参加了起义部队。

起义军各部队因减员较多，在临川休整3天，然后继续南进。从临川出发以后，起义部队中普遍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印发贺龙的《告官兵书》，向指战员阐明革命对解放贫苦工农的意义；草拟《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宣传党对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和政策；还在各部队召开党员大会和革命军人大会，由领导亲自作报告；总政治部还组织宣传小分队，沿途开展宣传鼓动。在组织上也作了一些人事调整，加强党的基层工作。这些措施，都使部队的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张发奎为保存实力，听从叶剑英的建议，在率部返回广东途中另走赣州、大余一线，使起义部队免除了后顾之忧。先头部队于25日进到瑞金以北的壬田附近地区。

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使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极为惊恐。这时，国民党驻守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率4个师9000人从赣州进到会昌、瑞金，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壬田，调黄绍竑率2个师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企图堵击起义部队。

25日，起义部队首先与钱大钧部第50、第60两团在瑞金壬田遭遇，贺龙亲自指挥第20军向敌攻击，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击溃了敌人，并乘胜于26日占领瑞金。起义部队进至瑞金后，即与敌军展开了激战。随后，在得知敌重兵驻扎会昌，妄图截击我军的计划后，前委决定于8月30日发起会昌战役。起义部队以一部兵力占领会昌西北的洛口，阻击黄绍竑部，集中主力1万余人，猛攻会昌钱大钧部，驻会昌的钱大钧部9个团，据山凭险死守，起义部队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于30日下午4时攻占了会昌。计歼敌4个团，俘敌官兵9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等物资。9月2日晨，黄绍竑部2000余人，窜到会昌，又被起义部队击溃。三战三捷，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会昌战斗后，起义部队陆续返回瑞金。是役，经激烈战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部队也伤亡1700余人，战斗力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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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经一个月的行军战斗，减员近万人。中共前委和参谋团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改道经福建长汀，再沿汀江、韩江进入东江地区。9月上旬，起义部队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由会昌经瑞金进至长汀。在起义部队即将进入广东之际，为了在广东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政府、建立革命根据地，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连续在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召开会议，对一系列重大纲领、政策，以及入粤路线，作了反复的讨论。草拟了农民解放、劳动保护等条例，研究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组织办法以及财政、经济、税收政策等。对革命委员会成员和军事指挥员作了调整，计划将军队扩编为4个军，并在广东开办新的军事学校。部队入粤的路线，由于伤员和辎重需经水路运输，乃决定不由寻乌入东江，而改由汀州经上杭取梅县，后又决定主力绕道取潮、汕，以取得海上接济。在瑞金，前委还批准了贺龙、郭沫若等同志入党。

起义部队稍作整顿后，主力经上杭入广东。起义部队在经福建向潮汕进军时，广东省委广泛组织了农民暴动以响应。在海丰、陆丰、潮州、揭阳、兴宁等许多县，农民都占领了县城。沿途人民对起义部队的接待极为热情。傅连暲主持的长汀福音医院，全力为起义军服务，救治了许多伤病员。9月24日，起义部队进占汕头，国内外敌人为之震动。在汕头，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积极开展活动，并发布保护民众团体和商界同胞的安民告示，出版报纸。这时，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汕头，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决定，开始着手建立南方局并与前委一起研究和计划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

起义部队占领潮、汕前后，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三河坝的我第25师；以黄绍竑部经丰顺（今丰良镇）进击潮安；以3个师和潮、梅警备部队共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经汤坑（今丰顺）进击揭阳，寻求我军主力决战。中共前委和参谋团决定：留第20军第3师和第11军第24师一部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主力6500余人于27日集中揭阳，向汤坑推进，迎击由河源来犯之敌。这时，曾遭我重创的钱大钧、黄绍竑等部，在得到3个多师的增援后，又以优势的兵力组织对起义部队的包围；而起义部队在一再分兵之后，主力却分布在揭阳、潮州、三河坝3个地区，战场形势于我十分不利。9月28日，贺龙率领第20军第1、第2师和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首先在揭阳县汤坑地区与敌相遇。起义部队先击败了潮、梅警备旅，接着击溃了薛岳部第2师，随即又与陈济棠第11师等部展开激战。由于连续苦战，最后未能突破陈济棠部敌军的防线。9月30日，起义部队被迫撤退转移。同日在潮州，周逸群率第20军第3师第6团和教导团的一个总队，抵抗黄绍竑部两个师分两路发动的进攻，激战数小时，终因兵力对比悬殊，潮州失守。接着，汕头也被迫放弃。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周士第指挥的第25师，英勇抵抗敌钱大钧部3个师的进攻，激烈的战斗从10月2日开始，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最后，因无后援，起义部队被迫撤离阵地。

在战场形势恶化的情况下，10月3日下午2时左右，前敌委员会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有前委、革委成员和其他军政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周恩来抱病讲话，李立三、彭湃、叶挺等也发了言。会上传达了中央决定的精神，宣布今后要继续战斗。关于人员的去向，决定武装人员突围去海陆丰，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由农会干部护送，分批从海上撤退。但会议刚开完，起义部队就在乌石地区遭敌伏击，指挥机关和第24师被打散。几天以后，未遭伏击的第20军一部，由于和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在敌人的包围和少数坏分子的造谣煽动下被缴械。至此，起义部队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

从乌石突围的起义部队1000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历尽艰险到达海陆丰地区，随即扩编为红2师，成为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主力。从三河坝撤离的起义部队，在和上级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后，由朱德、陈毅率领，艰苦转战于赣、粤山区，后于1928年初进入湘南，举行湘南起义，在十多个县掀起巨大的农民革命风暴。1928年4月，这支部队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随后为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南昌起义虽然没有达到南下广东，支援当地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的战略目的，但南昌起义的意义是伟大的，它的经验教训也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借鉴。

首先，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一是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部队，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骨干力量。二是起义部队的南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教育了经过地区的广大群众，为后来红军在瑞金、会昌等地创建中央根据地创造了较好的条件。1929年1月，为发展革命根据地，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向赣南进发，红4军转战来到赣南、闽西地区后，由于这一地区的广大群众受南昌起义部队的宣传影响，群众基础较好，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很快在这里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随着中央局的到来而成为中央根据地。

其次，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一是起义成功后没有经过整顿就南下广东。南昌起义因时间紧迫，许多部队没有经过教育，思想比较混乱，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第24师就有两个团长不可靠，想换掉他们，也没来得及安排。直到南下途中才采取措施，将这两个人改任副师长，离开他们所掌握的部队。其他部队连这样的整顿也没有，致使在南下途中很多人逃离起义部队。以第10师为例。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做前卫。但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一下子带跑一个师，令人十分痛心。二是南下广东的战略选择不利于部队的发展。当时计划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那是不现实的，因为从“四一二政变”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残酷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总的形势是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革命低潮。再说，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如果当时整顿好部队，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起义部队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就可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重重，只要善于利用他们的矛盾，是可以不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的。因为，南昌周围的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敌人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敌情来说，一个是朱培德的第3军，一个是程潜的第6军，再就是张发奎的剩余部队。而程潜的第6军，主力没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只有一个团；朱培德的第3军已被起义部队消灭一部，余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拢来，需要一段时间，就是地集中起来，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强，容易对付。至于张发奎的部队，我党的力量很强，各团都有一些党员和农协会员。这次除参加起义的部队之外，其剩下的部队就不多了，只有第12师和第25师的第74团，这两个师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因此，张发奎的部队也是不难对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