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江湖”是一个复杂的语词，“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绝非故弄玄虚的台词，而是对人之政治生存本质的一种直观洞察。在中国文化史的语境里，“江湖”尤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今天的美学研究依然有必要坚持其“感性学”的最初意涵，那么，一种“江湖”的美学也就必不可少。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性记忆来自“江湖”，准确地说，来自有心人精心创作的“诗化江湖”。如果说魏晋时期对“山水”的发现催化了中国文人高士阶层的自由心性，那么宋元明清以降的“诗化江湖”则渗透并建构着大多数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游民阶层）的日常感性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承认美学研究不仅仅需要关心“山水”中的少数人，还需要关心“江湖”中的多数人，那么就有必要关注“诗化江湖”逐渐得以生成的通俗文艺经验史。

从《水浒传》到金庸小说，从古老的舍生取义故事到今天大众文化中的情义闪光，体现着正统礼法伦理观的“义”和承载着人之自然身体机制的“气”分别从儒、道两家的理论话语中涌现，在“诗化江湖”的审美经验中逐渐融为一体，构成了把握中国人总体性情时无法绕开的核心概念“义气”。本书中所讲的“义气”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用语中的“义气”。此处“义气”既有“兄弟义气”的意思，又有一种“使动”的复杂意涵，即“使‘气’成‘义’”——让身体性的“气”化为伦理性的“义”。说到底，这就是“礼”的效用，也是“江湖”得以“诗化”的一个重要工序（具体的论证，请参考后文）。结合当代的文化生活语境，追问“义气”可能具有的伦理与美学意蕴，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出于这一学理上的动机，本书以“义气”为主题，把造就“诗化江湖”的通俗文艺现象在历史中的投影片段串联起来，试图审视其中的文明底蕴。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个更加“感性”的动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作为一个80后的重庆人，我自幼就耳闻目睹了太多转型过程中的“江湖”故事。同时，在时尚的电视剧、电影中，在流行音乐与武侠小说里，一种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和对“义气”的内在信赖构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文化氛围，包裹着我童年时期身处的那个底层生活空间。读博士之后，我一直试图重新理解这样一种生活体验。2015年，我结识了舒可文老师，她关于“经验史”写作的理想鼓励了我，使我决定尝试通过捕捉历史片段、总结一以贯之的观念的写作方式，完成这样一本小书。我把这次写作定义为一种实验、一次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我相信，一旦通过学术的、理论化的手段，将我从小切身体会的生活经验及其反省呈现出来，一些涉及社会安稳、文明法治的话题也可以随之得到深化。

这本书除了是一次实验性质的“经验史”研究，还试图提供关于中国自身现实问题的理论。“义气”与“江湖”在我这里并非仅仅是历史经验，还是一整套解释中国的理论架构。当然，这个理论架构的阐释力是局部性的，但我希望根据在局部范围内的阐释，能够彰显出不同于西方理论的思维方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必然要让研究的核心集中在经典文本当中，同时拓展经验分析的广度和深度。让“经典”的“一以贯之”和“经验”的“千变万化”相结合，这是我想通过这次写作与大家分享的一种学术态度。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三篇从不同角度切入“诗化江湖”现象及“江湖知识人”主体问题的文章；下篇则是一系列专题研究，试图从电影和流行音乐等通俗艺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尤其是香港流行文化）中的伦理政治话题。最后的“尾声”则是对本书主旨的一个开放式的重新解释。之所以是开放式的，是因为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只是，如果加入太多枝节性的讨论，难免会分散主题。因此，本书以这样的篇幅告一段落，并非是说关于“义气”的话题就此终结。相反，这本书其实只是开端，是对中华文明之底色展开一连串询问的发语词。

本书的撰写端赖舒可文老师发起的“经验史”研究小组的共同努力，其中的章节部分曾发表于《探索与争鸣》《天涯》《读书》《艺术评论》《戏剧与影视评论》等刊物和“凤凰网文化”等网络媒体，“义气江湖”一章中部分内容曾题为《义气论》，获得《探索与争鸣》第二届青年创新征文大赛一等奖。在此，我要向舒可文老师、《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老师和其他杂志的编辑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也要感谢在本书写作中不断提点我思路、帮助我寻找素材的各位师友。义气犹在，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