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启超家教之精神导向

梁启超子女（包括弟侄）的成才，首先在于他们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其中启勋、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懿、思礼还到海外留学，有的虽没有到海外留学，但在学问上得到梁启超较长时间的亲自指点，如启雄、廷灿。其次，梁启超还专门为子女延请家庭教师，以补现代教育之不足，如思顺在日本时专门为她请了不同学科的教师，再如梁启超曾请他的弟子谢国桢在家坐馆一年。但是，如果仅仅将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老师或家庭教师，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子女成才、成“人”，那么如今只要家境稍好谁又不能？我们除了让子女选这个名校、那个名校之外，还进各色各样的补习班、才艺班或单独为子女“开小灶”、请“名师”，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然而，现在又有谁家能比得上梁家呢？更何况家长的付出也往往不尽如人愿。所以梁家满门俊秀的背后一定还有更为根本的东西。

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梁启超本人的家庭教育。诸家言梁氏家教之方法亦多矣，如营造良好家庭氛围，表达父爱毫不含蓄，照顾子女无微不至，给予孩子充分自由，重视孩子的学习兴趣，言教与身教相结合，发挥孩子的“传帮带”作用，等等，所言均不错，但仍未深入到梁启超家教最根本的东西。这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梁启超教育子女时时处处流贯、浸润着儒家文化（尤其是修身之学）的血脉、精神、意蕴，无论是平时的言传身教，还是亲自给子女的授课（如1918年在家给儿女讲《孟子》）、与他们的大量通信等，无不如此。

梁启超所受儒家文化（包括修身之学）的影响首先来自家庭，然后又薪火相传给儿女（包括弟侄）。其祖父梁维清是一名秀才，不仅通过科举业接受儒家文化，而且还承继白沙心学之传统（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县白沙里人，人称“白沙先生”，明代与王阳明并称，其开创的学派称为“白沙心学”），在日用酬酢间践行儒学，砥砺人格。他以宋明义理、名节教导后辈，日与后辈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乐道。父亲梁宝瑛是一位乡绅，也持守着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梁启超《哀启》）母亲赵夫人，知书达理，相夫教子，谨守家风，以贤孝名闻乡里。祖父、父母的善言懿行、精神人格如时雨之化，滋养了童年梁启超的文化生命、德性生命，打下了深厚的儒家文化、生命之学的根基。青少年时代梁启超走出家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进一步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文化（包括修身之学）的教育。后来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有许多儒学研究著作或论文，如《儒家哲学》《孔子》等。可以说，在梁启超的一生中，其思想言论、为人处世到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血液、气息、精神。所以在其家教中，儒家文化（尤其是修身之学）如春风化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都融入子女（包括弟侄）们的生命、精神中。具体而言，梁启超家教的儒家文化（包括修身之学）之精神导向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典范教育。所谓典范，即人格典范。儒家的学问，不仅指形成思想体系，而且更是指成就人格典范（如君子、圣贤）。儒家代表性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无不是一代人格典范。梁启超为人往往以这些人物为榜样，以他们的思想、行为来要求自己，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道德人格。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称赞其人格云：“此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矣。”故梁启超注重以自己的人格典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包括弟侄）。他致书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一起讨伐袁世凯时，写有《从军日记》，目的是以自己为典范来教育子女。他对大女儿思顺说：“此《记》（即《从军日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所谓“最有力之精神教育”，就是指人格的典范教育，即以自己这一时段的经历来教导子女如何面临困境、处理家国大事。

2．经典教育。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如果经典能代代相传，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命脉就不断。儒家一直重视经典的研究、教育、传承，翻一翻《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库中汗牛充栋的历代经学（包括五经、四书等）研究著作，就很容易明白这一道理。经典教育包括诵读、阐释、体悟、践行等环节。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这种教育旨在以经典中的思想来指导学子为人处世、立身树德。梁启超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儒家经典教育。思成11岁时，梁启超就教他读《孟子》，要求熟读成诵。22岁时思成惨遭车祸，住在医院，推迟一年留学美国，梁启超认为正好借此机会温习经典，要求他在医院“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养之文句，细加玩味”。梁启超有时还在家里给子女讲经典，如1918年暑期，在家给思顺、思成、思永等讲《孟子》（他写信给二弟启勋，还希望他也来听）。他认为，尽管年龄不大的孩子们不一定能懂，不过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也能打一个初步的人生根基，待“数年之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家讲《孟子》，意在使《孟子》的思想因子在子女未来的生命中发酵、显现，从而涵养德性、锻造人格。

3．仁慈教育。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仁”，表现于家庭，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作为父亲，梁启超在子女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一个“慈”字。他关爱、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这种慈爱，尤其在家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在这些家书中，我们看到慈父之爱到处流淌，“爱”透纸背，无比亲切。如对儿女常用昵称、戏称，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二女儿思庄为“小宝贝”，三女儿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思成、思永、思庄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经常写信给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指导他们的学习。在子女专业的选择上，他既考虑学科的发展，又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如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国内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对生物学不感兴趣。他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责骂女儿，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得到父亲的支持后，思庄选择心爱的图书馆学专业，后来成了一代图书馆学家。甚至对子女的爱情婚姻，梁启超也心细入微，如思成与徽因的爱情，就是他有心促成的，婚后又教导两人如何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以至两人的爱情婚姻成了现代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对于子女为人处世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他也加以批评，如曾批评思成不懂处世之道。

4．忧患教育。孟子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在忧患中成才，在忧患中兴国。可以说，儒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将这一意识贯穿在子女的教育中。他虽爱子女，但从不溺爱，而是教导子女在忧患、挫折中成长，以此磨练意志、砥砺人格。如他对思忠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磨练出来。”他认为，安适的环境易使子女懒散堕落，而困苦的境遇反而使其砥砺前行。1912年梁启超结束流亡日本的生涯，回到国内，一时名利双收，生活舒适，子女也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而1916年他与蔡锷冒险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有可能失败，而导致整个家庭陷入困顿，使子女重新过上艰苦的生活。他认为，如果万一失败对子女的成长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而即使成功也不再做官，否则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他对思顺说：“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虚度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能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当思成遭遇车祸，身体落下终身残疾，并推迟一年留学美国时，他开导思成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总之，梁启超常对子女提撕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们在较为困苦的环境中立德成才。

5．功夫教育。儒家学问最讲究功夫，功夫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学问功夫，包括为学所需要的方法、手段、技巧、时间等。如朱熹提出，为学“譬之煎药，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如此学问乃有所成。所谓“大火煮”，是指学习的前一阶段要猛烈用功、研习；所谓“慢火养”，是指后一阶段要优游涵泳、细细体悟。后来曾国藩对子弟言学，也承继朱熹之法。梁启超吸收朱熹、曾国藩的这种功夫，要求子女为学“猛火熬”和“慢火炖”二者并用，但他因材施教，因病发药，看到思成和思庄太过用功，于是与朱、曾之法稍异，他们更强调前者，而梁更强调后者。他致书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饫，使自得之。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功夫。”对思庄也如此说：“姊姊来信说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担心，但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对思成、思庄这种学问功夫上的具体指点，可见梁启超家教重功夫教育之一斑。此外，对思顺、思永等也有相关的功夫指点。

以上所言，只是一个大概，其实内容远比此丰富，读者可在本书的题解和原文中进一步去感受、体验、吸取。总之，梁启超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包括修身之学）影响的现代学者，在其家庭教育中充分贯彻了这种文化的精神、理念、方法，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说明儒家文化（包括修身之学）对于塑造孩子的道德、人格，提升其学问、能力，均具有相当大的积极影响。这也就是我们编辑、选评梁启超家教文献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