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1]
我们熟悉的现代学者和成功人士形象，或是埋头学术，或是在外奔忙，对他们来说，家庭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延伸或歇脚的旅店，家庭生活的和乐融洽与盎然生机已经干枯消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终其一生梁启超大概都是那个时代最忙的人，但家庭生活之于他就如水之于鱼，须臾不能离且乐在其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并非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或是其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而是其家庭生活乃至梁启超生命本身的具体呈现。出于父亲的责任和对子女的爱，他当然希望把自己的理想和经验传达给孩子们，但并非如当今的虎爸虎妈们那样急迫和焦虑，梁启超仍然依着自己一贯的修身之道，如是说，如是行，即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正是因为学问与生活打成一片，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很难总结出可称为“梁式家教法”的一套方法；在写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2]中，我们看到，除了嘘寒问暖之外，梁启超不厌其详地跟儿女谈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语气极其亲切平易，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还不时夹杂诙谐戏谑，就像孩子们的玩笑。
在这家常谈话中，一面是对传统家教精神的自觉承接。古人说“言教不如身教”，梁启超是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孩子们具体可感地看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所以不厌其详地描写事情细节和自己的内心活动。古人又说“父子不责善”，孟子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就是说父子之间首先应该注重情感的亲密融洽，如果管教过于严厉就会损害亲情，亲情受损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祥莫大焉），因此提倡两个父亲互换来教导对方的孩子（易子而教之）。[3]故而梁启超非常注重与儿女的情感交流，对他们投入“十二分的热烈”的“爱情”，而尽量避免责备和说教。
另一面，又主动将现代西方平等、自由等理念引入家庭关系之中。现代的平等、自由侧重于社会权利层面，与传统道德的侧重于精神层面并不矛盾，而恰恰是道德的自我更新。对此梁启超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自觉地将之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梁启超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随时述说自己的经历，倾诉情感，这一点确与古人有所不同。古人虽然讲究父子亲情，但在彼此关系上毕竟上下对待的意味多，平等交流的意味少；梁启超则更多采用平等交流的方式，但其背后仍不失父子的伦理地位。
这种基于传统教育根本的吸收融合，正是梁启超“返本开新”文化观的体现。教育的困境并非始于今天，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就面对跟我们同样的问题。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以“知识”为内容，为导向。与传统教育注重德育，以“成人”为目的（这一点东西方大体相同，因此可以称为古典教育）有根本的不同。“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梁启超发明的这个形容现代学校的比喻可谓一针见血，今天看起来尤其触目惊心。究其实质，教育的困境是所谓现代性带来的弊端。两百多年前自欧洲开端、进而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其主要特征是“世俗化”，就是重视人类生活中身体、物质的一端，而忽视精神生活，特别是道德、宗教层面。与之相应的是古典教育精神的失落，表现为重知识、轻德育。
那么，现代知识与古典道德是否不可兼得呢？梁启超通过早年的政治经历，结合切身的体验、对西方国家的观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德育统摄智育，将传统的修身之道贯穿于知识学习之中。在其后半生，梁启超奔走呼吁且亲身投入教育实践，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因为大多数人正热切地走上这条“现代教育”的道路，根本不想回头，改革教育任重而道远，其在清华研究院等处的试验，效果也很有限。
家庭教育是梁氏教育实践的另一块田地，在这里，他耕耘的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较少受干扰、主动性也更强，其效果可以说是理想的。家庭教育之于梁启超并非仅是试验田；作为一个父亲，在学校教育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家教首先是一个补救行动，事实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正因为如此，梁氏家教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才更具学习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