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鼠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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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禁锢的生活来描绘某种禁锢的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实的事件，两者都是合理的。
——丹尼尔·笛福
这篇小说里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某一年的奥兰城。通常认为，这些事件不该发生在那里，情况有点反常。奥兰城仅仅只是一个平凡的城市，它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城市而已。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本身非常丑陋。它的外表很平静，单从它平凡的外貌，很难看出它和同纬度的其他商业城市有什么不同。不过时间久了，你就能观察出它的不同寻常。比如没有鸽子，没有树木，没有花园！在这样的城市里既看不见鸟儿扇动翅膀，也听不到树叶落地的沙沙声。总之，这是一个毫无生机、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只有通过天空才能看得到季节的变化。春天意味着有大量的清新空气，有小贩从郊外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太阳炙烤着过分干燥的房子，墙上落满灰色的尘埃，人们只有躲在紧闭的百叶窗里才能过活。秋天一到，又总是暴雨，到处泥泞不堪。只有在冬天，才算迎来了晴朗宜人的日子。
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常用的途径就是打听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以及如何死亡。在我们的小城，不知是否是天气所致，三者都是以大致相似的方式进行的，被以同样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上大家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自己的嗜好。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富裕。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商业上，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追求一些简单的乐趣，如做爱、看电影以及享受海水浴。但他们很明智，所有的这些乐趣被理所当然地安排到了周六晚上和周日，而其他日子需要用来挣更多的钱。每到傍晚，离开办公室后，他们就准时地聚集到咖啡馆里，或结伴到马路上散步，或者就待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年轻人喜欢寻找一些新鲜而猛烈的刺激，上了年纪的人的嗜好，也不过就是参加个滚球协会，或是在朋友和圈子里的宴会上打打纸牌、赌赌钱。
有人肯定会说，这些现象并非这座城市所特有。的确，我们同时代的人都这样生活。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忙到晚，然后把剩下的时间消磨在纸牌、咖啡和闲谈上，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了。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城市和地方，那里的人不时地对生活之外的其他事情抱有幻想。通常情况下，这并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些许改变，可是这种幻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收获。而奥兰城恰恰相反，它是一座完全不带幻想的城市，换句话说，它是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城市。因此，也没有必要来详细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活恋爱方式。男人们和女人们，不是因后悔他们所谓的“爱的契约”而迅速离婚，就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安于两个人的夫妻生活。除了这两个极端，通常没有中间状态。这也谈不上独特。和其他城市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对于爱情通常是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奥兰城较为特别的是人们经历死亡的艰难。说艰难也许不太恰当，更准确地说是痛苦。生病绝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在有些城市和地方，有人生病了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顺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关怀和体贴，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奥兰城，极端的气候、忙碌的生意、恶劣的环境、短暂的黄昏、对生活幸福的追求等，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行。所以一个病人在那里会感到相当的孤独。一个垂死的人被困在因炎热而噼啪作响的墙壁之后，而其他人不是在打着电话就是在咖啡厅里讨论着汇票、提单以及折扣等，这个垂死的病人会感到怎样的孤独？试想一下，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这个干旱之地，当死神来临时，该是何等难受！
这番介绍也许能使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这其中没有添加任何夸大的成分。所有这些描述想要强调的，都是这座城市的外表和生活的平庸。一旦生活成了习惯，人们就能毫无痛苦地度日。既然这座城市也有了这种习惯，我们也就认为一切都已趋于完美。从这个角度看，生活也许就不是那么动人了。不过，在这座城里至少没有发生过混乱，人们的坦率、勤劳和热情总能赢得游客的好评。这座城市没有什么风景，也没有植物，甚至没有灵魂，一切都好像在休养生息，却能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把人带入安静的梦乡。另外要说句公道话，奥兰城周围的风景确实美得无与伦比，它坐落在一个平坦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海湾。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城市是背着海湾建造的，如果不走上一段路，你是看不到美丽迷人的海面的。
奥兰城的生活正是如此，所以这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的，尽管那是我们将要记录的灾难的先兆。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很自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写报道的人来说，他不能顾及这些观点的差异，他的任务仅仅是在他了解那些密切影响人们生活的真实发生的事件，且在那些事件有成千上万的见证者可以做证的时候，他可以对大家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机缘巧合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入了他要叙述的事件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当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使只是个业余人士，也总是要用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作为指导的。现在，本故事的叙述者收集了如下材料：第一，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第二，其他目击者的叙述，因为他的角色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第三，最终得到的文字档案，他可以从中抽取一些他所认为有益的片断，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引用它们。他还打算……
是时候让评论和舆论的注意力转向这个故事本身了。有关这个事件的头几天的经过，我还需要说得详细点才行。
2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离开他的诊所，在楼梯口中间，脚下踢到一只死老鼠。当时他没多想，只是把它踢到一边就下楼了。但是，当他来到街上时，细想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他又转回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守门人。而守门人老米歇尔对这件事的奇怪反应，使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发现不同寻常。在他看来，楼道里出现死老鼠非常奇怪，仅此而已；而在守门人看来，这简直荒唐可笑。他断言这里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楼梯上确实有一只，而且差不多已经死了。但守门人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这栋楼里没有老鼠。这只老鼠肯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那天晚上，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到过道的尽头窜出一只湿漉漉的老鼠，摇摇晃晃地朝他这边爬过来，然后又停下来，像是在找回平衡，然后又向前移动了一下，原地转起圈来，发出小声的嘶叫后竟然倒在了地上，从它咧开的嘴里吐出一摊血来。医生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那摊吐出的血又勾起他的心事。他已经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要出发去一个山里的疗养院。回到家，他的妻子正遵照他的嘱咐躺在卧室里。这是为这趟劳累的旅途做些准备。她看见他时微笑了一下。
“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她说。在床头灯的亮光下，医生注视着那张转向他的脸。他的妻子已经三十岁，尽管带着病中的倦容，但在里厄看来，那张脸还一如她年轻时的模样。这也许是因为她的笑容胜过其他的一切。
“想办法再睡会儿，”他说，“护士十一点才来，我中午把你们送去火车站。”他吻了一下她微微渗出汗水的额头。她的微笑一直伴着他走到门口。四月十七日，也就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守门人在过道上叫住医生，咒骂着那些搞恶作剧的家伙又在大厅里放了三只老鼠。而且那些老鼠显然是被人用捕鼠器抓来的，流了很多血。守门人拿着那几只老鼠站在门槛好久了，他想咒骂几句以便让那些干坏事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但是没有人过来。
“看着吧，我会把这些家伙一并抓起来。”老米歇尔嚷着。
里厄更加困惑，他决定先从外环的几个街区开始他的巡诊，那里住的都是些比较贫穷的病人。那些地区垃圾收集要晚得多。他开着车沿着笔直的土灰色公路行驶时，留意着被丢在人行道上的垃圾箱。他一路上数着，在烂菜叶堆和杂物里发现了差不多有十二只老鼠。
他巡诊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慢性哮喘病患者，他躺在一间既是卧室又是餐厅的小房间的床上。这是一个面孔生硬、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他面前的毯子上放着两盘豆子。他原来半坐在床上，见医生进来，他向后仰了一下身，想喘口气，重新发出老哮喘病人的那种呜呼声。他的妻子拿来一个面盆。
“咳，医生，”打针时老人说：“昨天它们都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吗？”
“他是说老鼠，”他的妻子补充道，“有邻居抓到了三只。”
老人搓着手接着说：“它们跑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能看得到，一定是老鼠闹饥荒了！”
里厄很快发现这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结束后他开车回家。
“有一封您的电报，先生，在楼上。”老米歇尔说。
里厄问他有没有看到别的老鼠。
“哦，没有了，”守门人说，“没有再出现过，我一直在这儿盯着，那些坏小子不敢来捣乱。”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的母亲次日来。她因为儿媳外出养病，所以过来替儿子料理家务。医生走进房间时，护士已经在那儿了。他看了看妻子，她穿着定制的长裙，化了淡妆。他走过去笑着对她说：
“看起来好极了，气色不错。”几分钟后，他们到了火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她看着车厢的隔间说：“这对我们来说太贵了，不是吗？”
“你需要这些。”里厄回答道。
“关于老鼠的传闻是怎么回事？”
“我也解释不了。确实有点奇怪，不过会没事的。”
然后他语速很快，请她原谅他对她的疏忽，他本该一直守在她身边。她摇着头，意思好像是叫他别再说了。但他接着说：
“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说得真好，”她眼里闪着亮光，“我们要重新开始。”接着她转过身，背对着他，望向窗外。站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这时传来了火车头的哧哧声。他温和地喊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她转过身时，他看到她的脸上已满是泪水。
“别这样。”他低声安慰道。微笑又出现在她满是泪痕的脸上。她深吸了一口气：“你回去吧，一切都会好的。”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转身走回站台。现在，他立在站台上，只能透过玻璃窗看她的笑容了。“亲爱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他叮嘱着，但她已经听不到了。
在火车站站台出口的地方，里厄碰到了治安法官奥顿先生，他还领着自己的儿子。医生问他是不是要去旅行。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奥顿先生，看起来像是人们以前所说的“高雅人士”，脸上总是带着几分忧郁。他亲切而简练地回答道：
“不，我在等我的太太，她去探望我的家人了。”火车鸣起了长笛。
“老鼠……”治安法官说着。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转向出口处。“老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答道。这时，他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的身上，因为他手里提着一箱子死老鼠。
那天下午，门诊刚开，一位叫雷蒙·朗贝尔的年轻人拜访了里厄。听旁人讲他是一名记者，早上就已经来过。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神情坚决，眼睛明亮，给人一种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穿着运动外衣，说话开门见山。他正在为巴黎的一家大报社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需要咨询一些关于当地人的卫生条件方面的情况。里厄告诉他情况并不好。不过，在双方进一步交谈之前，里厄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如实报道。
“当然能。”朗贝尔说。
“我指的是，”里厄说，“你能否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的谴责。”
“全面的，恐怕做不到，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想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
“不，”里厄平静地说，“还没那么糟糕。”他问这个问题仅仅是想知道朗贝尔的报道能否做到坦率而又毫无保留。
“对那些有所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意义的。”里厄补充说，“因此我不能为您的报道提供依据。”
“您的话简直和圣茹斯特如出一辙。”那个记者笑着说。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人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就他本人来说，不会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
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我想我理解您的意思。”他起身告别时说道。
医生把他送到门口，“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有点不耐烦了，“是的，我理解，请原谅我的打扰。”
在和他握手的时候，里厄告诉他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他可以写一篇有关的报道。
“啊，太好了！”朗贝尔叫起来，“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下午五点，医生又要进行另一轮出诊时，碰到了一个人，尽管还很年轻，却有着深陷的脸颊，眉毛又浓又粗。这个人名叫让·塔鲁，里厄在公寓顶层的西班牙舞者那里碰见过他几次。他正抽着烟，眼睛盯着下面楼道上一只垂死挣扎的老鼠，这只老鼠就快没命了，正在做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用那双灰色的眼睛注视着医生，带着深沉的目光。他跟医生打了招呼，表示这件事很奇怪，老鼠都从洞里跑出来死了。
“的确，”里厄说，“让人感觉很不安。”
“是的，我们从来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我发觉这还挺有趣，可以说是相当有趣。”塔鲁把他的头发捋到后面，又看了看那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然后对里厄笑着说，“可是说真的，医生，我觉得守门人要负很大责任。”
这时医生看到守门人立在房子前，背靠着入口处的墙，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当里厄医生向守门人说明新发现的死老鼠时，老米歇尔回答道：“是的，我知道。我每次能看到两三只。但别处的房子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他看上去沮丧而焦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双手不断地摩挲着脖子。里厄问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守门人没说自己不舒服。照他的说法，这是着急上火的缘故。老鼠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它们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八日的早上，医生去车站接他的母亲回来时，发现老米歇尔的脸颊凹进去更多了。从地下室到一楼，楼道上竟然有十几只老鼠倒在楼梯上。邻居的垃圾桶已经填满了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也不惊讶，“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这是个满头银发、身材矮小的老太太，有一双温柔黑亮的大眼睛。
“见到你真让我高兴，贝尔纳，”她说，“这些老鼠改变不了什么。”医生点点头，母亲一来，一切都将变得容易多了。
不过，里厄还是往市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认识里面的主任。他问那个人有没有听说最近有大量老鼠露天死亡的事。主任叫梅西埃，他说自己已听说，甚至在他离堤岸不远的办公室里也发现了五十多只死老鼠。他们也很担心，他问医生这件事的严重性。里厄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他认为灭鼠行动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
“是的，”梅西埃同意了，“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签发命令的。”
“很有必要。”里厄回答。他的女佣刚刚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里也发现了几百只死老鼠。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市民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从四月十八日起，人们在附近的工厂和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有时碰到还在抽搐的老鼠，人们不得不上去踩死它。从远郊到市中心，里厄先生经过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市民们收集到的成堆的死老鼠，它们被丢弃在垃圾桶或臭水沟里。那天晚报抓住死老鼠这件事，责问当局为保障市民的安全，是否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阻止这种让人恐慌的情势蔓延。而事实上，市政府根本没有制订应对计划，但总算在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随后卫生部门收到了一条指令，每天从黎明开始收集死老鼠。收集起来后，再用两辆专车把老鼠运到垃圾焚化厂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街上死老鼠越来越多，每天早上的收集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死亡：它们像潮水一样从屋角、地下室、地窖还有污水管涌到光亮的地方，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走路摇晃，原地打转，然后倒在惊恐的人们身边。晚上，在走廊和巷子里到处都能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尖细叫声。早上，下水道里都是死老鼠，它们的尖脑袋上满是血迹，有些已经腐烂发胀，有些身体僵硬，但胡须还翘着。市中心也一样，住宅楼或后院里死老鼠一堆又一堆。甚至在行政大楼和学校操场的偏僻角落里也有，有时候还出现在露天咖啡座旁，后来又蔓延到阅兵场、大马路、沿海公路的步行区，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每天早晨清理完死老鼠后，地面上能暂时干净一会儿，但不久后死老鼠就又陆续出现，一直持续一整天。在人行道上，不止一个夜行人踩到过刚死不久还有点弹性的老鼠尸体。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它的体液，让它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这个素来平静的小城，几天之内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就像一位身体非常强壮的人突然感到体温飙升，血流像野火一样燃烧不停。固有的宁静被打破了！
事态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兰斯多克信息处（对各种问题迅速反应的机构）的注意，在电台做了一次谈话节目，宣布仅仅四月二十五日一天就有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被收集并焚烧。这个数字震惊了公众。在此之前，人们还只是抱怨这个有点令人反感的意外事件而已，而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目前还无法估计其影响程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事件的危险了。只有里厄医生的患哮喘病人，那个西班牙老头儿继续摩挲着两只手，笑着重复着一句话：“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带着一种老人的童真。
四月二十八日那天，兰斯多克信息处报告当天收集的死老鼠数量共有八千只，城里市民的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指责政府，要求其采取根除的措施。有些在海边有房子的人扬言要搬去那里。但到了第二天，信息处又宣布这个怪现象突然停止了，卫生机构收集到的死老鼠的数量微不足道，整个城市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在楼房前停车的时候看到在路的尽头，守门人正吃力地走过来，他拖着脚，低着头，四肢张开像发条一样摇晃着。老人挽着一位神父的胳膊。里厄认识这位神父，碰见过他几次，他是帕纳卢神父，一位博学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城里很受大家尊重，甚至连那些不关心宗教事务的人对他也十分敬重。里厄等着他们走近，老米歇尔眼睛发亮，呼吸急促。他说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刚才想出来走走，但他的脖子、腋下和腹部剧烈疼痛，不得不请求帕纳卢神父帮忙。
“这只是发肿，”老米歇尔说，“我可能有点用力过度了。”医生将胳膊伸到车门外，用手指在他的脖子根按了按。那里有一个木头结似的肿块。
“你先回去躺下，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回来时再来看你。”老米歇尔离开后，里厄向帕纳卢神父询问他对老鼠事件的看法。“噢，”神父说，“这肯定是一场瘟疫。”在那副散发着智慧的眼镜后面是他微笑的眼睛。
午饭后，里厄正在重读妻子从卫生所给他发的平安抵达的电报，这时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他是市政府的公务员。他曾长期忍受着主动脉萎缩的病痛。因为他家境不好，里厄给他免费治过病。
“您好！”他说，“您还记得我吗？现在我这儿有另外一个病人，我的邻居出了点事，请您快点过来一下。”
他声音听起来气喘吁吁。里厄想回来之后就去看守门人。几分钟之后，他就到了位于郊区芳草路的一幢矮房子前。在新修的、因油漆未干而发出难闻气味的楼梯中间，约瑟夫·格朗正走下来迎接里厄。他五十多岁，肩膀很窄，身材瘦弱，留着泛黄的胡子。“现在好点了，”他一边朝里厄走过来一边讲，“我刚才觉得他真是没救了。”
他擤着鼻涕。在顶楼也就是三楼，里厄读到左边的门上有一句用红粉笔写的话：“请进，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一根绳挂在吊灯上，下面倒着一把椅子，桌子被推到角落里。
“幸好我及时把他放下来，”格朗总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但很难，“我刚要出去，就听到响声。当我看到门上的字后，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但是他发出的呻吟很奇怪，可以说像是在经受莫大的痛苦。”
他捋了捋头发，“我想那样一定很痛苦。我就冲了进去。”
他们推开一扇门，里面是一间明亮而简朴的小屋，一张黄铜床摆在墙角。一个胖胖的小个子躺在黄铜床上。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充血的眼睛看着刚走进来的他们。里厄突然屏住呼吸，这时好像听见角落里有老鼠在小声叫唤，但并没什么动静。里厄走到床边。他不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摔得不太重。当然还是有点窒息，需要拍一下X光片。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并安慰说过几天就能好起来。
“谢谢你，医生。”那个小个子病人气喘吁吁地说。里厄问格朗是否通知过警察局，但他却露出窘迫的神情。“没有，”他说，“我只想着最紧要的事了……”
“这是当然的，”里厄打断他，“让我来吧。”但是病人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装出自己没什么疼痛，身体还好的样子。
“请您放心，”里厄说，“这只是走个程序。”
“噢。”那个病人倒在床上，小声哭泣起来。格朗摆弄着胡子，走到病人身旁。“坚持住，科塔尔先生，”他说，“您要知道，里厄医生是个负责任的人，如果你自杀，里厄医生会被指责的。”科塔尔说刚才是他一时糊涂。现在心里很乱，他只想安静一会儿。里厄开了一个药方。
“很好，”他说，“我们先把这事放下，我过两三天再过来，但不要再做傻事了。”在楼梯台阶上，里厄告诉格朗，他不得不通知警察，但他会要求警察过两天再过来录口供。“今天晚上一定要看好他。他有家人吗？”“我也不太了解他家的情况，不过我会看着他的。老实说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人总要互相帮助。”
在下楼时，里厄机械地朝角落望去，问格朗这个区的老鼠有没有全部消失。格朗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别人跟他讲过这件怪事，但他向来不太关心街道里的传闻。“我还有别的事要关心。”他解释道。
里厄和他握手告别。在给他的妻子回信之前，他还要赶去看看守门人的情况。
一路上，卖晚报的人大声叫喊着最新新闻：鼠患已经结束。里厄到了守门人那里，老米歇尔半个身子探出床边，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支着脖子，痛苦地把暗红色的胆汁吐到垃圾桶里。他费了好大劲才缓过来，重新躺回床上。他的体温升到了三十九点四摄氏度，四肢和颈部的淋巴结都出现了浮肿。在他的腹部有两个黑斑在渐渐扩大。体内的疼痛使他发出痛苦的呻吟。
“就像着了火，”他说，“这畜生要把我烧死。”从他发黑的嘴唇里含含糊糊地说出这些话，他转向医生，突出的眼球因疼痛而流出泪来。他的妻子焦急地看着医生。“医生，这是什么病？”她问。“什么病都有可能，目前还不能确定。至今晚为止，必须禁食，让他多喝水。”确实，守门人已经口渴得要命。回到家后，里厄打电话问他的同事里夏尔，他是城里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不，”里夏尔说着，“我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没有局部发炎的高烧病例吗？”
“稍等，我有两个淋巴结肿大的病例。”
“这还不算异常吗？”
“噢，那取决于你的‘正常’是什么意思。”里夏尔回答道。
那天晚上，守门人开始说胡话，体温升到了四十摄氏度，嘴里诅咒着老鼠。里厄尝试用固定术处理脓肿，在受到松节油的烧灼时，守门人号叫着：“啊！这帮畜生！”
但那个淋巴结仍然肿着，摸着像木头一样硬。守门人的妻子惊慌不安。
医生跟她说：“晚上您在这里看着他，有什么事马上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一阵温热的微风吹过潮湿泛蓝的天空，风从远处的郊区吹来花的芬芳。清晨街道上的喧闹似乎比平日更加生动悦人。整个城市里，一星期来人们经历的那种无声的恐慌消失了。妻子的来信也使里厄放心多了。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楼下守门人家里。事实上早上守门人的高烧已经退到了三十八摄氏度。这个虚弱的病人躺在床上微笑着。
“医生，您看他现在是不是好多了？”他的妻子问。“还要等等。”但到了中午，高烧一下子又升到了四十摄氏度，病人一直喊个不停，又开始呕吐。颈部的淋巴结一碰就疼，守门人真想把他的脑袋从身体上拿掉，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的另一头，哀求地望着里厄。
“请您听我说，”里厄说，“他需要隔离接受专门的治疗。我马上给医院打电话派救护车过来接他。”
两个小时后，在救护车里，医生和老米歇尔的妻子俯视着病人，从他布满蕈菌的嘴边，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那些该死的老鼠！那些该死的老鼠！”他脸色铁青，呼吸短促，全身淋巴结凸出。他摊开四肢瘫在铺位上，好像要用它把自己裹起来，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呼唤着他。老米歇尔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停止了呼吸。他的妻子放声大哭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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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米歇尔的死标志着这段令人担忧的时期结束了，但同时也标志着另一段更加困难的时期开始了。在后面的一个时期里，人们起先的困惑开始变为恐慌。我们的市民事后回忆，他们从未想到过我们的小城里竟会成为守门人得怪病和老鼠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亡的地方。显然，他们的思想都处在这个错误之中，他们的想法需要重新修正。但是如果一切到此结束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对此习以为常的。可是除了守门人和穷人外，市民中还有一些人也走上了老米歇尔的道路。自此，人们才真正害怕起来，开始对其认真思考起来。
在展开叙述新事件的细节之前，讲述者认为提供另外一个见证人对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一时期的看法大有裨益。我们已经在前面的讲述中提到过他，让·塔鲁。他已经在奥兰城待了几天了，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市中心的大酒店里。表面上看来，他好像过得非常舒适。然而，虽然城里的人对他已经非常熟悉，但却没人关心过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刚开春的时候，人们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见到他。他时常出现在海滩上，他喜欢游泳。这个爱笑的家伙，似乎对所有的娱乐都很喜欢，但又不沉迷其中。事实上，人们了解到他的唯一习惯就是殷勤地接待来自西班牙的舞者和歌手，其接待的数量在我们城里着实算得上多了。他留下的那些笔记本也算得上是对那段艰难时期的一种早期记录了。但那是一种不寻常的记录，写作者好像刻意用了一种疏离的笔调。乍看之下，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在努力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这里的人和事。在整个慌乱时期，他记录着那些将被历史学家忽视的历史。我们可能指责他性格怪癖，并猜想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他不仅仅留下了这些特殊时期的笔记，里面记录了大量次要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但有它本身的重要性，而且还会阻止读者对这位有趣的人过早地作出判断。
塔鲁的记录是从他刚来到奥兰城那天开始的。他的日记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对这个丑陋的城市感到满意。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一段对装饰在市政办公室的两尊铜狮子的描写，还有他对城市无树、房舍不雅和城市布局混乱的宽厚评论。塔鲁甚至在其中记录了他在地铁和街道上听到的对话，而且没有添加任何自己的评论，除了后面的一则关于一个名叫坎普斯的人的对话。这也是因为塔鲁加入了这场在两个地铁售票员之间的谈话。
“你认识坎普斯吗？”其中一个人问。
“坎普斯？那个长着黑胡子的高个子小伙子吗？”
“就是他。那个扳道工。”
“是的，我想起来了。”
“听说他死了。”
“哦！什么时候的事？”
“在出现鼠患后不久。”
“啊，当时他身上有什么反应？”
“我也不太清楚。开始是发高烧，接着，由于他身体本身不是很好，他的腋下肿了起来。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死的。”
“但他看起来跟其他人一样健康啊！”
“不，他的肺不好。他原先在合唱团吹号，这对身体损耗很大。”
“原来是这样！”第二个人总结道，“吹号对身体确实没什么好处。”
塔鲁自己猜测，为什么坎普斯明知吹号对身体不好却还要进合唱团，他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坎普斯听从上帝神秘的指引，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接下来的一篇里，塔鲁对他住处的窗户对面阳台上出现的场景印象深刻。他所住饭店的房间朝向一条横贯的小路，墙角的阴影下总有一群猫在酣睡。午饭后，整个城市仿佛因炎热而沉睡过去了，每天这时就会有一个小老头儿出现在小路对面的阳台上。他带着一种军人的风范，梳着一头齐整的白发，身材笔挺，神情严肃，他一边“喵、喵”地唤着小猫，一边把纸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扔到小路上。那些小猫大概以为这是一群乱飞的白蝴蝶，都被花香吸引着来到小道的中间，小猫用它们的爪子试探着碰碰纸片。这时那小老头儿便用力向小猫吐痰。如果吐中了一个“靶子”，他就大笑起来。最后，塔鲁似乎对这个城市的商业非常着迷，无论是城市的外表，还是都市里的热闹景象，甚至包括城里人的生活乐趣，好像都是为了满足生意的需要而设。这种特质（这是他在日记本中使用的词）得到了塔鲁的赞许，在他赞扬的评论中，每一句都是用感叹句结束的。
在这个来访者的笔记中，以上列举的仅是一些表面上给人以个人评论感觉的段落。其中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也许会被读者在不经意间漏掉。比如在他的笔记中，记述了有一次，他发现酒店前台因为死老鼠而记错账，他在后面加了一段话：“疑问：怎样才能做到不浪费时间？回答：去体验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方法：在牙医的候诊室里选把不舒服的椅子坐着度过整个白天；星期天下午待在阳台上；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作报告；选择一条最不舒适、最漫长的铁路旅行线路站着旅行；到演出剧场的窗口排队但买不到票；等等。”
在这些不着边际的思考和表述后，我们突然读到一段对城市里的有轨电车的详细描写，它的车厢样式，它模糊不清的颜色，它一贯的脏乱。然后他用了什么也表达不了的“真古怪”一词做了结论。
接下来，塔鲁写了许多关于鼠患的迹象，以下是他的记录：
“街对面的那个老兄和往常不一样。猫都不见了，也许是因为大量的死老鼠引发了猫们的捕鼠天性。照我看，它们是不可能吃死老鼠的。我记得自己养的猫是讨厌死老鼠的。它们应该是跑到哪个洞里去了，那老头儿也无可奈何。他现在头发也不似先前梳得精细，身体也没先前健壮，仿佛有什么心事。他在那待了一会儿，就转身回去了。但在他回屋之前，他对着空气漫无目地吐了口痰。”
“今天，城里的一辆电车中途停了下来，因为在车上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但不知道它是怎么钻到那上面去的。两三个胆小的女人立刻下了车。老鼠被人扔出去之后，电车又发动了。”
“酒店的夜班值班员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他跟我说他预感到这些老鼠会带来一场灾难。‘当老鼠从船上跑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他这样的预测会发生在船上，但对于城市，还没有人证实过这一点。但他却对此坚持己见。我问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他说他也不知道，灾难是预测不了的。但如果是一场地震在酝酿的话，他是不会感到意外的。我承认有这种可能，然后他就问我是否对此有所担心。”
“‘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我对他说，‘是寻求内心的平静。’他终于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发现酒店的餐厅里，有一家子特别滑稽。父亲又高又瘦，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扎着笔挺的领口。头中间是秃的，左右长着两簇灰色的头发。一双滚圆的小眼睛，细长的鼻子和一张没有曲线的嘴巴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有教养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来到餐厅门口，然后站在旁边，让他那位小得像只黑鼠似的妻子先溜过去，然后活像两只卷毛狗的一双儿女跟在她屁股后面。到了餐桌旁，他要等妻子坐下了他才坐下，之后两只卷毛狗才爬到他们的座位上。他对家人不用爱称，跟他的妻子说话就像在诵读课文，而跟他的孩子又换上一种坚决的口吻。”
“‘妮可，你的表现很可耻。’小女孩听了都要哭了，这是自然的。”
“早上的时候，小男孩对鼠患的故事兴奋不已，他想在餐桌上讲几句：‘菲利普，在餐桌上不能谈论老鼠。以后不准再提到这个词。’‘您说得很对。’那只小黑鼠说。”
“两只卷毛狗把鼻子埋在食物当中。猫头鹰用头做了个简单的动作表示感谢。”
“这是个绝妙的例子，城里人们都在谈论老鼠的事。报纸都刊载了相关的内容。平常题材比较广泛的本地专栏，现在几乎全是对市政府的批评：‘这些老鼠尸体是会腐烂的，我们的官员难道不知道这严重威胁市民的健康吗？’酒店经理话题也离不开老鼠，抱怨这是件让人恼火的事情：在这么高档的酒店电梯里竟然发现了老鼠，在他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于是我安慰他说：‘但是所有人都碰到了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这个，’他回答我说，‘弄得现在我们跟其他酒店都一个样了。’”
“他是第一个告诉我高热病例的，酒店用人中有一个人得了这种怪病。我很吃惊，人们都为此感到担心。”
“‘请您放心，这种病不会传染。’他急忙殷勤地解释道。”
“我就跟他说，传不传染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知道了。原来先生和我一样是个宿命论者。’”
“‘我可没有预先对这类事情有任何感知，另外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告诉他。”
从这里起，塔鲁的日记开始讲述那场引起大规模公众恐慌的高热病的一些细节，不安的情绪已经在公众中蔓延。在记录中，他还讲到在老鼠消失之后，那个小老头儿终于找到了他的猫，他重又耐心地玩起了那唾液飞弹游戏。塔鲁在其后记述了大约十二个相同的高热病例，其中大多数都以死亡告终。
作为另一个补充材料，塔鲁对里厄医生的描写插在这里正合适。就作者的判断而言，这段描述是相当可靠的。
“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肩膀宽而有力，国字脸，黑眼珠，高鼻梁，下颌突出。黑头发剪得很短，嘴巴呈弧形，厚厚的嘴唇总是紧闭着。他看起来有点像西西里来的农民，黝黑的皮肤，黑胡子，整天穿着深色的衣服，但很适合他。”
“他走路很快。过人行道时也不变换步伐，但当他走上对面的人行道时总是轻轻地跳着过去。他有些心不在焉，开车的时候经常拐弯后忘记关掉转向灯。他从不戴帽子，很有专家学者风度。”
4
塔鲁的描写是非常准确的。里厄医生对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非常清楚。在守门人的尸体被隔离后，他给里夏尔打电话，询问他对这种由腹股沟开始的高热病例的看法。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里夏尔说，“有两位死者，一个是在发病四十八小时之后死亡的，另一个则是在发病三天后。而且第二例病人在发病隔天的复诊中有完全康复的迹象。”
“如果您那里出现新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给城里的其他几位医生打了电话，询问的结果是最近几天时间里有二十个左右的相似病例，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又给当地医疗协会主席里夏尔打电话，建议他对新病例进行隔离。
“可是，我对此也无能为力。”里夏尔说，“这样的命令只能由省里发布。另外，是谁告诉您这种病有传染的危险？”
“没有明确的依据，但是目前病人的症状绝对令人担心。”
然而里夏尔一再表示这事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他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反映这些情况。
说话间，天气变坏了。守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弥漫，洪水般的大雨从天而降，这场突如其来的骤雨过后，是一阵难挡的酷热。海面不再是原来的深蓝色，在漫天的大雾之下，海面上泛着灼人眼球的银灰色的光芒。春季的湿热让人对即将到来的炎热夏季的干爽心生期盼。在沙滩上，螺旋状的大雾渐渐向城里弥漫。在粉墙中间，在街道旁沾满灰尘的橱窗上，在肮脏的黄色电车车厢里，人们感觉被天空囚禁了。不过，里厄的那位西班牙老病号是另外一种感觉，他非常喜欢这种鬼天气。
“天气越热越好，就像煮着你一样。”他说，“这样的天气对我的支气管倒有点好处。”天气真的很热，这感觉和人发热一样。的确，整座城市都在发高烧，至少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里厄医生。但他知道这是十分不理智的。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几天碰到的烦心事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天早上他为了科塔尔的事特地去了趟芳草街，警察要向他了解情况。他想他现在应该放松一下，设法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到了目的地之后，他发现警察还没来。格朗正在楼梯口等他，于是他决定先到他家里坐坐，开着门等。这个市政职员住着两间屋子，里面的家具都很简陋。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白色的木制书架，上面摆了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还能读到被擦去一半剩下的两个字——“花径”。
据格朗说，科塔尔这个晚上睡得很踏实，好像恢复得不错。但是他自己早上醒来的时候，却头疼得厉害。格朗看起来非常疲惫和不安，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把桌子上一个很大的装满手写稿的档案袋打开了又合上。
他告诉医生其实他对科塔尔不太了解，但相信他家里还是有点资产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楼梯上碰到时互相问候一下而已。
“以前，我跟他只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门口台阶那儿打翻了我带回家的一盒粉笔，里面装着红色和蓝色的粉笔。科塔尔正好要出去，就帮我把粉笔捡了起来。然后他问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是用来做什么的。”
格朗就向他解释说他在复习拉丁文，他读书的时候学过，但现在已经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他跟医生说，“别人告诉我学习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文的字词。”
所以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拉丁文的词。他用蓝粉笔把这些词的词性变化和变位的词尾先抄上，又用红粉笔写上不变的词根。“我也不知道科塔尔听懂了没有，但他好像挺感兴趣的，又向我要了一支红色的粉笔。我当时只是有点奇怪，但谁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是这样用的。”
里厄本想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主题，但这时警官跟他的秘书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口供。医生注意到当格朗提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把他称为“那个不幸的人”，甚至有一次他用到了“残酷的决定”这样一个说法。在谈到当事人自杀的动机时，格朗在措辞上格外纠结。最终他把这归结为“抑郁的内心”这个原因。警官询问科塔尔之前是否有什么行为暗示了他的“自杀决定”。
“他昨天来敲过我的门，”格朗说，“向我借几根火柴，我就给了他一盒。他说很抱歉打扰我，不过邻居之间，他希望我不要介意。他还向我保证归还我的那盒火柴。我叫他留着用好了。”
警官又问这位公务员，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好像总想跟我聊聊，但那时我正在忙工作。”格朗转向里厄，带着一副难为情的表情补充说：“一件私人的事。”这时，警官想去看看病人。里厄认为最好是他先过去和科塔尔讲一下，让他对问讯有点心理准备。里厄到他的房间时，科塔尔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法兰绒睡衣坐在床上，带着一种焦虑的表情。
“是警察来了，对不对？”
“是的。”里厄说，“不过别担心，他只是例行问讯几个问题。”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也不喜欢见警察。里厄安慰他：“就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就没人再来打扰你了。”医生转过身正要朝门口走去，这个小矮子科塔尔又叫住了他，在医生走近床边时，他拉住医生的手说：
“医生，对于一个寻过死的人，他们该不会动粗吧？”里厄端详了他一会儿，最后向他保证绝不会发生那种事，并且他也会在这儿保护他的病人。科塔尔似乎这才放心了。里厄把警官叫了进来。他们向他陈述了格朗的证词，并问他是否可以具体讲一下他的行为动机。他没有看警官，仅仅回答说“抑郁的内心，这样很好”。警官严厉地问他是否还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激动的科塔尔有点生气地说“不”，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我得跟您重申一下，”警官用一种生硬的语气说，“现在是你打乱了别人的平静。”里厄示意他别说了，问讯也就此停止了。
“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警官叹了口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最近人们都在议论高热病……”
然后他问医生这件事是否会对市里造成严重威胁，里厄表示不好说。
“一定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警官总结道。
无疑是天气的原因。随着白日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摸起来都黏糊糊的。每出诊一次，里厄的担心就又增加一点。那天晚上，郊区一个老病人的邻居手按着腹股沟，边呕吐边说着胡话。他身上淋巴结肿得比守门人的还要厉害，有一处已经开始化脓，裂开了，就像因熟透而裂开的水果。回到家，里厄给省药品站打电话。当天在工作笔记上他只写道：“否定回答。”城里各处都电话通知他也出现了相似的病例。显然要治病就先得试试切开脓肿，划出十字的手术切口之后，从淋巴结里就流出了带血的黏稠的脓水。病人的四肢竭力向外张开，切口上血流不止。病人的腹部还是出现了黑斑，腿上的淋巴结停止化脓后又重新肿了起来。大多数时候，病人通常在腐败的恶臭中死去。
关于鼠患的新闻，本地报纸一言不发。因为老鼠死在街上，而人死在家里。报纸只关心街面上的传闻。与此同时，政府和行政官员正在碰头商议。既然每个医生只遇到两三个病例，就没有人想过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这只是个数字累加的问题，一旦加起来，总数就令人吃惊。仅仅几天工夫，死亡病例成倍增长。对那些担心这种怪病的人来说，很显然这是一场真真切切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事来看他，这位同事叫卡斯特尔，比他要年长。
“显然，”他对里厄说，“您已经知道这是什么病了？”
“我在等待分析结果。”
“我知道，而且我不需要分析。我在中国做过几年医生，并且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看到过几个病例。当时人们也是这样，只是没有人敢叫出它的名字罢了：决不能惊动公众。接着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说的：‘这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它已经在西方国家绝迹了。’是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那些死者。去干吧，里厄，你和我一样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里厄沉思着。透过办公室的窗，他看着天边环抱着半圆形海湾的峭壁。蓝色的天空中一片灰暗的云彩随着下午的到来慢慢淡了下去。
“卡斯特尔，确实，”他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但一切都证明这就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来，朝门走去。“您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我们吗？”老医生说，“它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好多年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绝迹？”里厄挺起肩膀回答，“是的，您不要忘了，它在巴黎再次出现时，也是在它绝迹了二十年之后。”
“是的，但愿这次不要比那次更糟糕，但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哪！”
5
“鼠疫”这个词终于被第一次提及。在贝尔纳·里厄站在窗后的这一刻，请允许叙述者对医生的迟疑和吃惊做一番辩护。因为差异很小，他的反应也和大多数市民一样。灾难本是常事，但当它落到自己头上时，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灾难。历史上，鼠疫和战争都曾多次发生，然而处在鼠疫和战争中的人们也会同样惊讶。事实上，和城里的市民一样，里厄医生也感到猝不及防，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这种犹豫，也同样要理解这其中同时存在着不安和自信的矛盾心理。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们会说：“这太愚蠢了，仗打不了多久。”战争显然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但这并不影响它打下去。蠢事总是存在，如果人不整天考虑自己的话就能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这方面，我们的市民和世上的所有人一样，都只关注自己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是完全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会有瘟疫。瘟疫是一种和人类无关的东西。人们告诉自己瘟疫只是一场噩梦，终将消失。然而它又总是不消失，而且还一场噩梦接一场噩梦。真正消失的是人类，而且首先是那些人道主义者们，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的市民并不比其他人更应该受到责备，他们只是不够谦虚谨慎，这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总是认为他们对一切皆有办法，认为灾难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继续忙他们的生意，为出门旅行做准备，自行其是。他们怎么可能想到会发生使他们前途毁灭、往来断绝、交易停止的鼠疫呢？他们幻想着自由，然而一旦瘟疫来临，谁都不可能自由。
尽管里厄医生已经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有一些分散在各处的病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于鼠疫，但危险对他来说依然像做梦一样不真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医生，他对于疾病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有比一般人更强的想象力。透过窗户看这城市，小城平凡依旧，想到即将到来的令人担忧的灾难，医生焦虑不安。
他在试着回想他所知道的关于这种疾病的一切资料。一些数据从他的记忆中浮现出来，他回忆起历史上三十几次大鼠疫曾造成近亿人死亡。但死近亿人又算什么呢？人只有在打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那近亿像种子一样被掩埋的尸体不过是想象中的阵阵青烟罢了。医生想起了君士坦丁堡的那场鼠疫，据普罗科佩记载，它一天就夺走了一万人的生命。一万的死亡人数相当于五个大的电影院里的观众人数。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把这五个影院的人都集中到出口处，再把他们赶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死去，甚至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堆积成山的无名氏里找到几张熟悉的面孔。但这自然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那么谁又知道那一万张面孔呢？总之，像普罗科佩这样的人所留下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七十年前，在中国广东，当那里的居民意识到灾难的时候，已经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但是，在一八七一年，人们也没有统计老鼠数量的有效手段，只是做一个大概的估算，显然这样统计出的数据很不准确。但我们尽可以推算一下，如果一只老鼠有三十厘米长，那四万只头尾相接的老鼠是……
医生猛地站起身，他太放纵自己的想象了，眼下是不应该这样的。有几个病例并不是疫病，只要留心照料，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就可以了。他早已把症状记在心里：病人发红的眼睛，肮脏的嘴唇，头痛，腹股沟淋巴结发炎，口渴难耐，说胡话，身体出现黑斑，体内产生撕裂感，最后……结论是，在里厄医生的脑海里闪过一句话：症状吻合，他的医学手册里列举的一系列病症：“脉搏混乱，身体稍微动一下就能带来死亡的后果。”是的，在这些症状的最后，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病人，他们因耐不住性子而移动了身体，这加速了他们的死亡。
医生依然站在窗边。窗外是春天晴朗的天空，而室内则回响着一个词：鼠疫。这个词不仅包含了科学期望赋予它的定义，还夹杂了一幅幅不同寻常的画面，显得与这个灰黄的城市格格不入。城市这时候刚刚苏醒过来，熙熙攘攘的，但还不至于嘈杂，总之它是快乐的，如果说快乐和无趣可以并存的话，那就是这座小城的真实写照。如此清净、悠闲的平静几乎毫不费力地否定了关于灾难的所有传说：雅典城，臭气熏天没有鸟鸣的停尸所；马赛的犯人把病人的尸体推进深坑；普罗旺斯正在修筑高大的围墙以阻止鼠疫的疯狂蔓延；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潮湿的病床已经腐烂得快贴到地面上，病人被吊钩拉着；十四世纪黑死病期间，随处可见戴口罩的医生；米兰墓地里有活人在寻欢作乐；恐怖的伦敦城里到处是装满死人的手推车，从晚上到白天随时随地能听见人们无休止的呻吟。不，所有的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个春日的平静。看不见的电车叮当地从窗外驶过，生动地反驳着这里的残酷和疼痛。只有那片海，在星罗棋布的房子的尽头，见证着这个令人担忧的世界，它从没有平息过。里厄医生注视着这片海湾，想到了卢克莱修所讲述的在海边点燃的柴堆。在夜晚的时候，雅典人将死去的人运送到那里，但柴堆上的位置不够用了。为了将自己的亲人放到上面，那些活着的人举着火把相互扭打在一起，他们宁愿进行流血的战斗也要为亲人的尸体抢到位置。我们可以想象，在平静、阴暗的海水旁边那些被鲜血染红的柴堆，夜晚中打斗用的火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迸发出火星，有毒的浓烟弥漫着升向一直注视着他们的天空……
但是理性压过了浮想联翩的思考。“鼠疫”这个词已经被提出来了，灾难已经降临到这块土地上，它带走了一两个人，这也是事实。现在应该做的，是明确地承认必须承认的事实，驱赶心头的疑虑和阴霾，采取恰当的措施。如果灾难就此停止，最可能的情况是一切都会好转。而如果相反，我们也知道了灾难的真相，那么首先要弄清楚是否有方法对付它，并最后战胜它。
医生打开窗子，城市的喧嚣立刻响亮起来。附近的作坊传来一阵短促的口哨声，还有工匠来回拉锯的声音。里厄振作起精神。只有日常工作才是能够确定的，其他的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些琐碎的事，对此我们无能为力。要紧的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6
当外面通知格朗来访时，里厄医生还沉浸在他的思考中。作为市政厅的公务员，他的职责涉及很多方面，所以他也定期做一些统计工作。这样他就被安排去负责统计死亡人数。出于乐于助人的天性，他同意亲自给里厄送来每次统计结果的复印件。
医生看到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他的邻居科塔尔。公务员手中挥舞着一张纸。“医生，统计数字显示，”他宣读到，“在四十八小时内共有十一人死亡。”里厄先是跟科塔尔打了招呼并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格朗连忙解释道，是科塔尔自己坚持要过来感谢医生并为他给你造成的不便道歉。但里厄马上把注意力转向了统计资料。
“我们开始吧，”里厄说，“也许我们应该先给这个病取个名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进展。请你们跟我走一趟，我要去一趟化验室。”
“好的好的，”格朗一边跟在医生后面下了楼，一边答应着，“每样东西都应该叫出个名字。但它叫作什么呢？”
“我不能告诉你，再说这对你也没什么用处。”
“您瞧，”公务员笑着说，“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们朝着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没说话。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此处短暂的黄昏在夜晚降临之前早已退下，第一批星星出现在还泛着白的地平线上。几秒钟之后，街道上亮起的灯光模糊了整个天空，人们闲谈的噪声似乎也提高了一个声调。“请原谅，”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我要去乘电车了。夜晚对我来说太神圣了，正如我们那儿的人常说的‘时不我待’。”里厄早已注意到出生在黑山的格朗有这种癖好了，他喜欢引用他们当地的俗语，然后加上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无聊的格言，就像“梦寐的时间”或者“仙境般的光线”。
“嗯，”科塔尔说，“这是真的，晚饭后就不能有人留在他家里了。”里厄问格朗是不是要回市政厅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去做自己的工作。“原来如此，”里厄想说点什么，“那事情有进展了吗？”“从我开始做这件事起，多少有点。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进展不是很大。”“那它是关于什么的？”医生说完就停下了脚步。格朗含混不清地嘟哝了几句，把他的帽子严严实实地扣在他的两只大耳朵上。
里厄对他所说的关于个人成长的故事还是一知半解。这时公务员着急离开，他快步走上了马恩大道，道路两旁种着枝叶茂盛的榕树。到了实验室，科塔尔对里厄说他今天过来其实是希望医生给他点建议。里厄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那张统计报告，他请科塔尔在就诊的时间再过来问他。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了主意，告诉他明天要去一趟他们街区，明天下午办完事后他就顺道过去看他。
送走科塔尔，医生又想到了格朗。他想，如果格朗在鼠疫中会发生什么，而且还不是现在这场也许不算很严重的鼠疫，如果是在历史上的那些大鼠疫中呢？“他就是那种在这种情况下侥幸逃脱的人。”他想起好像在哪里读到过一种说法，说鼠疫会放过那些脆弱的人，首先受到威胁的反而是那些体格健壮的人。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公务员有点神秘莫测。
第一次见到格朗，他不过是个市政厅的小公务员，神态动作都说明了他的身份。他身材瘦长，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故意选特别大的衣服，想着这样可以穿得久点。他下牙床的大部分牙齿还在，而上面的都已经掉光了。他笑起来时，先掀开上面的嘴唇，嘴巴看起来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和修道院道士一样的走路姿势，总是贴着墙根悄悄溜进门缝里，还有他身上那股烟酒气和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就只能想到他是一个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专心地核算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者是年轻的秘书为写关于新增的生活垃圾清理税的报告收集材料。即使在一个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也好像是天生的市政府的临时工，每天领六十二法郎的薪水，做着些默默无闻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在职员登记表的“鉴定”一栏里写的评语。自从二十二年前他拿到了学士学位后，由于家里缺钱，他就没有再进修，而是接受了这份差事。据说本来别人跟他说有希望很快转正。显然，这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证明他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市行政方面的棘手问题。他错过了那次机会，之后他们又跟他保证给他一个可以让生活过得比较宽裕的秘书的职位。诚然，格朗不是那种想飞黄腾达的人，这从他忧郁的笑容中可以得到证实。他想通过勤恳的劳动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因此可以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期望已经使他心满意足了。他之所以接受人们提供给他的这份差事，也正是出于一些可敬的原因，正如人们所说的，是出于对理想的忠诚。
他这个临时工一做就是好几年，这期间生活开支大幅上涨，而格朗的工资虽然有那么几次一般的加薪，但还是少得可怜。他也跟里厄抱怨过这些，但似乎没人理会他的意见。这也是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是他的特征之一。实际上他本来能够提出要求，即使不是那些他不确定的应得权利，至少还有别人对他做的保证。但是当初雇用他的办公室领导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而继任者又想不起当初做的保证到底是什么了。但归根结底，是格朗没有适当的言辞。
正是这个最后的特征最形象地刻画了我们这位同胞，这点里厄也注意到了。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点使他一直写不出那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者做些他的这种情况下必要的活动。这么说吧，“应得权利”这样的字眼他更加难以说出口，何况他自己也不是那么坚定，也不想用“作出的保证”来要求当初做保证的人给予他应得的东西，因为这未免显得过于大胆，而他只是个地位低微的小职员。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诸如“好意”“恳请”“感激”这样的套话，因为他觉得这有损他的个人尊严。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我们的同胞就这样一直干着这份卑微的工作，直到如今上了年纪。之后，就像他跟里厄说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发现物质生活还算有保障，只要做到量入为出就好了，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也从市长——一位本市的工业巨头——所发表的演说中得到了一句证明，市长极其肯定地指出，到底（市长反复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的道理都在这个词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饿死。不管怎么样，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到底让格朗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值得学习的。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在本市或是别处都是很少见的，他们一贯勇于坚持他们正确的思想。从他所说的只言片语中，我们看得到他的善良和感性。在如今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种品质。他可以毫不羞涩地承认他深爱着他的姐姐和外甥们，他们是他唯一的亲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想起他们，让他时常感到悲伤。他直言不讳他最喜欢每天下午五点从他们街区的教堂传来的钟声，它们柔和地回荡在空中。但是当他提到如此简单的感触时，每一个很小的字眼也要绞尽他的脑汁。到底这个困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每次碰到里厄他总这样说：“唉！医生，我实在想学学怎么表达自己。”
那天晚上，医生看着公务员离去的背影，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格朗想要说的话：他可能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直到进了化验室，里厄才安下心来。他明知这样的想法很愚蠢，但他还是无法相信，在这个连职位低微的公务员都有高尚的癖好的城市里，鼠疫竟真的会降临到这里。更确切地说，是他很难想象在鼠疫中还会有人坚持着这样的怪癖，所以他认为鼠疫不会真的在我们的市民中蔓延开来。
7
第二天，里厄提出了被人们认为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省里终于为此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里厄表示：“现在人群中已经出现了恐慌，而谣言只会夸大事情的真相。”省长跟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马上开展行动，但不要声张。”另外他又认为这只是虚惊一场。
里厄开车载上卡斯特尔，一同去省政府。“省里已经没有血清了，你知道吗？”卡斯特尔问道。“我知道。我给药品站打过电话，那边的主任也急得很，血清需要从巴黎调运过来。”“但愿不要花太长时间。”“我已经给巴黎那边发电报了。”省长待人和气，但很容易激动。
“先生们，那我们开始吧。”他说道，“需不需要我总结一下现在的情况？”里夏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已经很清楚情况，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老卡斯特尔粗声说道：“问题是要确定这是不是一场鼠疫。”两三个医生听到这个名字都惊得叫出声来。其他人则似乎还有点犹豫。至于省长，他竟跳了起来，机械地转身向门口走去，好像是为了去确认一下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有没有传到门外的走廊上。里夏尔却说根本不必要为此惊慌，现在能够确切证明这只是一种腹股沟并发症，任何不当的假设，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将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边安详地捋着他那发黄的胡须，一边抬起清澈的眼睛向里厄这边望了望，然后慈祥地看着在场的人，再次强调说他心里很清楚这就是一场鼠疫，但是，当然正式地承认这个事实需要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其实他也清楚这就是使他的同行们退缩的原因，但是为了使他们安心，他也就自愿承认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很激动，说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讨论不是好方法。
“现在的重点，”卡斯特尔说，“不是研究讨论方法的好坏，而是要让这件事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时里厄一直没有说话，大家就问他是什么看法。
“这是一种伤寒病性高热，同时伴有腹股沟淋巴炎和呕吐症状。我对病人的发炎部位做过切口。在化验室里进行的分析显示它里面包含一种短小形鼠疫杆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有一部分病菌的特异性变化并不符合典型病例的描述。”
“里夏尔说还要斟酌一下再下定论，一批实验分析已经开始几天了，等统计结果出来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措施。”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里厄接着说：“当一种病菌可以在三天之内使脾脏的体积增大四倍，在肠膜上引起橘子大小的淋巴结肿块，并化成黏稠的脓浆，这就不允许我们再继续斟酌下去了。传染源在不断扩大，如果疫病继续以这样的速度扩散下去而不加以阻止，要不了两个月，半个城市的居民就可能死亡。所以，你们想称它为鼠疫也好，或者高烧也罢，这些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要去阻止它夺走半个城市居民的生命。”
里夏尔又说道：“不该把目前的情况看得这么悲观，另外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被证实，因为病患的亲属们都还没有受到感染。”
“但其他人都死了，”里厄强调道，“好吧，当然传染性从来不是绝对的，除去我们所知的一个无限增长的数字和急剧减少的人口数量。这不是说把情况看得太过悲观，而是这样的情况要求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这时里夏尔想总结一下目前的情况，以找到阻止这场疾病的方法。“如果它没有停止的迹象，那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措施；而为了实施这些措施，就需要确认这是否是一场鼠疫，而目前看来还没办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
“现在的问题，”里厄坚持道，“不是去了解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够严厉，而是现在必须使用它们以阻止半个城市的居民送命。剩下的仅仅是行政事务，我们的国家体制已经安排了一个省长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是当然的，”省长发话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正式地确认这是否是一场鼠疫传染病。”
“即使我们确认，”里厄说，“它还是会夺走半个城市居民的生命。”里夏尔马上紧张地插了一句，“事实是我们的这位同行相信这是一场鼠疫，他对症状的描述可以证明这一点。”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想描述病症的意思，他只是在陈述他所见到的。而他所看到的，正是腹股沟淋巴结炎、黑斑、高热和四十八小时内死亡。“难道里夏尔先生，您可以负责任地断言不采取任何严厉的防疫措施，疫病就会自己停止？”
里夏尔迟疑了一下，看了看里厄，“那么请您来告诉我您的观点吧，您可以断定这就是鼠疫吗？”“您提这个问题就不对了，这不是用词上的问题，这可关系到时间哪！”“您的观点是，”省长说，“即使这不是鼠疫，当前及时的预防鼠疫的措施也必须开展起来。”“如果硬要我说出个观点，实际上正是这个。”在场的医生们开始互相议论起来，里夏尔最后总结道：“我们要负起责任行动起来，把它当作一场真正的鼠疫来对待。”这个说法得到了医生们热烈地响应。“我亲爱的同行，这也是您的意见，是吗？”里夏尔问道。“什么说法对我来说无关紧要，”里厄说，“只是我们不应该无视半个城市居民的生命安危，那样的话，这就可能真的会发生了。”
在一片不快的气氛中，里厄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那个弥漫着难闻的油污味和尿骚味的郊区。他看到一位垂死的妇女在喊叫着，她的腹股沟血淋淋的，她转过来面对着他。
8
会议的第二天，高热病人的数量仍在增加。连本地的报纸也好像感染上了这场高热，语气热情了许多，但它们对病情的报道也仅限于使用一些含沙射影的文字。第三天，里厄看到省政府很快在市里各处贴出了小布告，但颜色是白的，位置都选在城市最隐蔽的角落。从布告上很难看出政府机关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不严厉，他们好像为了不惊动舆论而做了很多努力。布告的开头宣布，最近奥兰市出现了几起严重高热的病例，目前还无法确定它是否具有传染性。这些病例的特征并未达到令人真正担忧的程度，相信市民会保持镇静。尽管如此，为谨慎起见，省长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些措施只是为了防止瘟疫，市民应给予理解并照办。省长完全相信市民会对他个人的努力给予精减的配合。
布告接着列举了具体的措施，包括通过在下水道注入毒气来实施科学灭鼠，并对水源进行严格检测。布告还提倡市民尽量讲究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诊所去。另一方面，所有病人家属必须及时上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病人在医院的特设病房内进行隔离。此外，特设病房有特殊设备用以救治病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治疗。另外几条补充条款规定病人的房间和所乘坐的交通工具必须消毒。最后要求病人家属也接受健康检查。
里厄医生突然转身离开布告处，向诊所的方向走去。
正等着他的格朗，看到他时又抬起手臂向他挥舞着。
“好的，”里厄说，“我知道了，数字又上升了。”昨天，市里死了十几位病人。医生告诉格朗晚上可能会过去看他，因为他还要去科塔尔那儿一趟。“您是对的，”格朗说，“他从您这里很是受益，因为我发现他变了很多。”“这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有教养多了。”“他以前不是这样吗？”格朗犹豫了一下。他不是说科塔尔从前没有教养，这个词用得并不准确。这个沉默寡言的人的举止是有些粗鲁。他全部的生活就是在他的房间和一个简陋的饭馆之间，出入神秘。平常他是个葡萄酒和饮料的代理商，渐渐地他也有了两三位来访者，看来是他的顾客。晚上，他有时会去屋对面的电影院。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好像比较喜欢看强盗片。总之，在任何场合，这位代理商都显得孤僻而又多疑。
但据格朗说，现在他似乎变了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觉得他开始极力想与人接近，和他们待在一起。他经常找我说话，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去，而我又一直不知道怎么拒绝他。除此之外，他还是挺让我感兴趣的，想来可能是因为我救过他的命。”
自他开始有自杀的倾向开始，科塔尔就一直没有接待过客人。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他都试图博取人们的好感。还从没人像他一样跟这些杂货店的老板讲这么多奉承话，还有耐心听烟店的女店主唠叨个不停。
格朗说：“烟店的女店主是条十足的毒蛇，我曾警告过科塔尔，但他说我错了，应该还要看看人家好的方面。”
有那么两三次，科塔尔拉着格朗去城里的高级饭店和咖啡厅。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出入这些场所。
“在那里挺好的，”他说，“而且那里面的人也好相处。”
格朗注意到里面的服务员对这位代理商照顾得特别周到，当他看到科塔尔为他们大方地消费时，他知道其中的道理了。科塔尔看来对别人回报他的殷勤十分在意。一天酒店服务员把他送到门口，还帮他披上大衣时，科塔尔对格朗说：“这个伙计不错，他可以证明。”“证明什么？”科塔尔迟疑了一下。
“哦，这个……证明我不是个坏人。”此外，他的脾气阴晴不定。有一天杂货店的老板稍稍对他怠慢了些，回到家后他就怒气冲天。“这个浑蛋，他拿的小费不比别人少。”他一个劲地诅咒着。
“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还有一次格朗在烟店那里看到了奇怪的一幕。本来他们正在热烈地谈话，然后那个女店主谈起一桩最近发生在阿尔及尔引起议论的逮捕事件。这个案子有关一个年轻的公司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那个店主说，“那么我们这些老实人就能松口气了。”
但她的话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科塔尔这时突然激动起来，没说任何抱歉的话，转身就往店外走去，只剩格朗和店主还立在那里。
后来，格朗还跟里厄讲了科塔尔性格上的一些其他变化。科塔尔一直保留着自由主义的观点，他最爱说的话是“大鱼吃小鱼”。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就只买持正统观点的报纸来看，你甚至不敢相信他居然还像炫耀什么似的，在大庭广众面前读报纸里的文章。还有，他病好之后下床没几天，格朗要去趟邮局，他恳请格朗帮他给他远方的姐姐寄一张一百法郎的汇票，这是他每个月都寄的。但是格朗正要走的时候，他又说：“给她寄两百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一直以为我不关心她，其实我很爱她。”
后来他和格朗有了一次奇怪的谈话。格朗在科塔尔的一再要求下不得不回答关于自己每天晚上专心干的小事情。
科塔尔说：“那么，我猜你是在写一本书。”
“如果你这么想，就算是吧，但我做的事比这要复杂得多。”
“啊，”科塔尔惊讶地叫了一声，“我也想和你一样这么做来着。”格朗听了很吃惊，科塔尔接着吞吞吐吐地说做艺术家就要忙很多事情。“为什么？”格朗问道。“那是因为艺术家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所有人都知道这点，所以他要承担更多的事情。”布告贴出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照我看，是老鼠的事把他搞晕了头，跟其他很多人一样。这就是原因。或者他是在害怕高热病。”格朗回答道：“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听听我的看法……”
这时灭鼠车正巧从房间的窗户下经过，发出一阵巨大的噪声。里厄停止了说话，直到两个人又能听见彼此讲话的声音，里厄心不在焉地询问公务员的看法。公务员用一种严厉的目光看着他说：“人类有需要自我反省的地方。”里厄耸了耸肩，学着警官说道：“我还有其他事要忙。”下午的时候，里厄和卡斯特尔一道开了个会。血清还没有运到。“另外，”里厄问道，“血清真的有效吗？这次的杆菌很特别。”“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卡斯特尔说，“这类生物一直存在着特异性，但是，从源头上讲，它们属于同一种类。”“这也只是您的猜测，事实上，我们对它还不完全了解。”“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所有人都在等这个结果。”
一整天，医生一想到鼠疫，就觉得自己的头隐隐作痛。最后，他承认自己是害怕了。他去了两次挤满人的咖啡厅，他也和科塔尔一样，感觉自己需要沾点人气。里厄发觉这种想法很愚蠢，但是这也让他想起自己答应过要看望那位代理商。
晚上，医生发现科塔尔坐在他家餐厅的桌子前。当里厄走进去时，桌子上还摊着一本侦探小说。可是夜幕已经降临，而显然在夜幕中是很难看书的。一分钟前，科塔尔大概只是一直坐在那儿，在黑暗中思考着什么。里厄问他的身体状况，科塔尔重又坐了回去，嘟哝着说他很好，要是能保证没人来打扰他就更好了。里厄提醒他不能老一个人待着。
“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那些专门找麻烦的人。”里厄就不说话了。“我也不是指我自己，希望你能理解。我在读小说呢。里面讲到一个倒霉的人一天早上突然被逮捕了。别人一直在留意他，而他却一点都不知道。别人在办公室里对他议论纷纷，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册。您觉得这公平吗？您认为别人难道有权利对一个人做这些吗？”
“这要看情况，”里厄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总之不能长时间地封闭自己，您要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有点生气，说他成天在外边走动，如果有必要，整个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做证。甚至在街区之外，他也有不少朋友。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屋子里更暗了。郊区的街道也开始热闹起来，外面的灯一亮起来，就响起了一阵轻松低沉的欢呼声。里厄走到阳台上，科塔尔也跟着他走了出来。和城里的傍晚一样，从周围街区的上空吹来一阵微风，夹杂着人们的闲谈声和烤肉的香味。一群吵吵嚷嚷的年轻人走上了街道，一路上他们欢声笑语，一股自由的气息渐渐膨胀起来。夜晚，看不见的船只拉起响亮的汽笛，从海面上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传来熙熙嚷嚷的声音。这个动人的时刻对里厄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因为他所知道的那一切，这一刻却显得那么的沉重。
“能把灯打开吗？”他对科塔尔说。灯光一亮起来，这个小矮个子眨巴着眼睛望着他。“医生，请您告诉我，要是我生病了，您会在医院里照顾我吗？”“为什么不？”科塔尔又问，那么人们是否会逮捕一个住在诊所或医院里的人。里厄回答说这种事发生过，但是一切还取决于病人的身体状况。“我，”科塔尔说，“我对您有信心。”然后他请求医生让他搭车进城。
到了城里，街上的人已没有先前那么拥挤了，灯光也少多了。一些孩子还在门前玩耍。在科塔尔的要求下，医生把车停在了一群孩子面前。他们正一边玩着造房子的游戏，一边叫嚷着。但他们当中的一个，黑发梳得平整，脸上却很脏，用吓人的明亮的眼睛盯着里厄。医生移开了视线。立在人行道上的科塔尔，握了握医生的手。他说话声音沙哑，发音困难，还往背后看了两三次。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医生，这是真的吗？”“人们总是议论，这很正常。”里厄说。“您说得有道理。要是死了十个人，那世界末日也就到了，我们不该这样死。”发动机已经开动了。里厄的手握着变速杆，但他又注视着那个孩子，发现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带着严肃而又安静的神情。突然，没有任何过渡，那个孩子对他笑起来，露出整排的牙齿。
“那我们应该怎样？”里厄边对孩子笑着边问道。科塔尔突然紧紧抓住车门，极其激动地用痛哭一样的声音喊道：“一场地震，一场真正的地震。”说完就撒腿跑开了。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在城里奔波，忙着和病人家属及病人商量和讨论。里厄从来也没有觉得他的职业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都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多说话，并且带着惊恐和某种不信任，对他们的病情避而不谈。
这是一场他还不是很习惯的战斗。快到晚上十点的时候，他的车停在了老哮喘病人的屋子前，这是他最后一个要看望的病人。里厄感觉连从车座上下来都有些困难。他停下来环顾昏暗的街道，看到夜空中的星星出现了又消失了。
老哮喘病人靠在床上。他看起来好多了，还在数着鹰嘴豆，数过一遍后就把豆子从一只盘子放到另一只盘子里。他带着高兴的表情欢迎医生的到来。
“那么，医生，这是霍乱吗？”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在报纸上，广播也公布了。”
“不，这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样，”老人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太言过其实了，嗯？”
“不要相信那些谣言。”医生说。
他给老人做了检查。现在他就坐在这间简陋的饭厅中间。是的，他害怕了。他知道明天一早，郊区里还会有十几位腹股沟发炎、身体蜷缩着的病人等着他。仅有两三个病例在做了切口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去医院接受治疗，而他知道医院对穷人意味着什么。“我可不愿让他去给他们做实验。”一位病人的妻子这样跟他说。他不去给他们当实验品，那他就会死，这就完了。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根本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说到“特设装备”病房，他知道那是什么：两间由其他病人整理出来的房间，窗子被堵上，缠着卫生纱线。如果瘟疫不能自行结束，仅靠政府现在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完全阻止不了的。
然而晚上的官方公告还是持乐观态度。第二天，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告省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市民的积极配合，已经报告了三十位左右的病人。卡斯特尔给里厄打电话。
“那些房间能提供多少床位？”
“二十四个。”
“现在城里的病人确定不止三十个吗？”
“有些人害怕，其余的大多数是没时间申报。”
“有没有注意尸体的掩埋工作？”
“没有。我给里夏尔打电话，告诉他一定要采取全面的措施，但他没回应。我又说需要建立一道真正针对瘟疫的防线，要是不严格控制的话等于什么都没做。”
“然后呢，他怎么说？”
“他说他没有权利。依我看，死亡人数还会上升。”事实上两个停尸间三天内就被塞满了。里夏尔认为需要征用一所学校作为备用医院。里厄焦急地等待着疫苗，并切开出现在病人腹股沟的淋巴结肿块研究。卡斯特尔又钻进他的故纸堆，希望找到阻止鼠疫的方法。
“老鼠得了鼠疫而死亡，或者与这类似的病。”卡斯特尔总结说，“它们身上成千上万的跳蚤携带了这种病毒，所以跳蚤引起了感染，如果不及时阻止的话，那么感染的人数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里厄听了之后默不作声。
这时候时间好像停止了。太阳吸干了最后几场暴雨留下的水坑，从晴朗的蓝天中漏出一道黄光，在初起的热浪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切都渴望着安详。然而四天里，高热病却出现了惊人的四级跳：死亡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第四天由一所幼儿园改建的备用医院宣布投入使用。直到现在，我们的同胞还继续在用玩笑掩饰他们内心的不安，但现在走在街上时，他们显得更加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目前的措施还远远不够。”
“我得到了数据，”省长说，“情况确实令人担忧。”
“很明显，它们不仅仅令人担忧。”
“我马上请示总督的指示。”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挂了电话。
“指示！他还真有想象力。”
“血清怎么样？”
“本周之内能到。”
通过里夏尔，省政府要求里厄写一份报告，用来寄到殖民地首府去申请上面的指示。里厄在其中放入了一份详细的临床诊断描述和一些数据报告。同一天，又有四十个左右的病人死亡。省长出面负责此事，就像他前面说过的，从明天起加强实施规定执行的措施。要严格控制病人的申报和隔离。病人的房间需要在封锁后进行严格消毒。病人家属必须接受安全检疫和隔离，在可能的情况下，市里会安排病人的埋葬工作。一天之后，血清由飞机运抵。它们暂时可以满足目前在治的病人。但一旦瘟疫暴发就不够用了。上面回应里厄的电报说保障库存已经耗尽，新的生产工作已经开始。
这时候，从周围的郊区开始，春天的气息飘进了街道。小贩花篮里的玫瑰花凋谢了，沿着人行道，它们的香味飘散在整个城市中。从表面看，一切都没有改变。电车在高峰期还是那么拥挤，白天却又空又脏。塔鲁还能看到那个小老头儿，他还在往猫身上吐口水。格朗每天晚上还是回家干他的神秘工作。科塔尔到处转悠。奥顿先生，那位预审审判长，仍整天带着他的家小。老哮喘病人还在捡豆子。我们有时候还能碰见那个叫朗贝尔的记者，总带着一副镇静有趣的表情。傍晚，一大批人拥到马路上，电影院门口还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此外，瘟疫也好像退去了，几天中死亡的人数只有十来个。不久，死亡病例突然直线上升。在死亡病例又重新达到三十人那天，里厄盯着省长寄给他的急件说道：“他们已经害怕了。”急件上写着：“正式公布鼠疫，开始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