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皇帝当什么人了

自奉天亏空案开始，乾隆朝的执政已出现了由宽到严转变的趋势和迹象，但这还不是根本改变。在发现宽大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流弊后，乾隆显然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政纲定位于宽仁相济，因此屡屡强调宽猛结合、刚柔并济的所谓“中”，若用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是他企图“在过于仁慈的祖父和过于严厉的父亲之间寻找出一条中庸之道”。

既能得祖父之名，又可如父亲一般求实，这自然是好，可惜世上从来就没有如此完美的选项。1748年2月，也就是乾隆东巡的前一个月，江苏沛县、萧县再次发生流民抢劫店铺的求赈事件，同时福建也爆发了被称为“老官斋教案”的起义，这显然是吏治继续滑坡、社会矛盾激化的某种征兆。军界状况同样令乾隆忧心忡忡，官场侵贪和军营怯懦素来都是一对亲兄弟，在瞻对战争中就暴露出的怯懦腐败、疲玩不振之风，到了金川战争不但没有丝毫起色，反而变本加厉，这正是前线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的摇摆式执政已走到了死胡同，皇后的去世正好给他提供了以发泄情绪为名，将施政彻底由宽变猛的契机。这对一众官吏尤其前朝旧人和老臣而言，自然不是什么福音，在皇后丧葬案、金川战争案中被处决的塞楞额、张广泗、庆复、李质粹等人，都是雍正遗留下来的老臣，讷亲虽然在乾隆初年的权臣中年纪最轻，一度也最得乾隆宠幸，然而他其实也是由雍正选拔上来的。

鄂尔泰去世后，昔日两大前朝元老，只剩下了张廷玉。尽管鄂尔泰这个政敌已经不在，但由于不受乾隆青睐，张廷玉在朝中也并不得意，乾隆东巡前夕，他曾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为由乞休，未得准许，只得继续留在京中，结果正好撞上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当年冬至，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了“泉台”二字，乾隆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但不宜用于皇后。他指责以张廷玉为首的翰林院官员“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下令全部罚俸一年。

与其他在两案中被惩处的大吏相比，张廷玉所受处分可谓不值一提，可即便如此，还是让老头子吓破了胆，于是他再次向乾隆恳请并获准以“原官致仕”。

名利场进去困难，退出更不易。按照雍正遗诏，张廷玉身后可配享太庙，清代异姓大臣配享太庙者共十二人，张廷玉是其中唯一的汉人。鄂党对此一直很不服气，此时鄂尔泰虽死，鄂党势力却并没有即刻散去，鄂党成员、大学士史贻直多次向乾隆进言，称张廷玉并无功德，不应配享。张廷玉得知后，唯恐乾隆真的被史贻直鼓动，遂进宫陛见乾隆，“免冠呜咽，请一辞以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给他写一个诏书，保证不取消他的配享资格。乾隆对他这种近乎要挟的请求颇感不快，但还是同意照此办理。

皇帝破例施恩，按例次日张廷玉应亲自进宫谢恩，但他因年老天寒，选择了派儿子代往。张廷玉的这一做法在他看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疏忽，但在乾隆看来，却是无情无义，不敬君上的表现——我“施与特恩”，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和条件，你却过河拆桥，从此视我为陌路，连见一面都不愿意了，你把皇帝当什么人了！

当天下午，乾隆即命军机大臣汪由敦传写谕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汪由敦是张廷玉的门生，张党成员，他赶紧派人到张府传信，让张廷玉有所准备。张廷玉大惊失色，惊慌失措之下做了一个极其愚蠢的举动，即皇帝命他明白回奏的谕旨尚未送到张府，他就慌慌张张地跑到宫中请罪。乾隆一看，就知道是汪由敦泄露了消息，想到自己打击朋党十余年，然而朋党积习犹存，他当即大发雷霆，将张廷玉痛骂一顿，其后又降旨将他赐予张廷玉的伯爵削去，以示惩罚。

就在张廷玉心惊胆战，丧魂落魄，只想早点远离京城这一是非之地，回乡过安稳日子的时候，皇长子永璜突然病逝。永璜在皇后丧葬案中遭到乾隆的严重鞭挞，被剥夺了继位资格，之后便郁郁寡欢，染病去世时与皇后案仅仅相隔一年。

乾隆虽然不喜欢永璜，但他毕竟是长子，又生下了皇长孙绵德，所以感到很是哀伤。张廷玉做过永璜的师傅，当然必须参加丧礼，但他归乡心切，刚过初祭，即奏请启程，此举再次触怒了乾隆，痛责张廷玉：“漠然无情居然到这种地步，你还有良心吗？”

这时正好蒙古亲王、额驸策棱去世。策棱也是配享太庙的功臣，乾隆便借题发挥，说有资格配享太庙的不是开国功臣，就应该是征战沙场的名将，鄂尔泰能够配享本来都属过优，但他尚有开苗疆之功，你张廷玉毫无建树，又对朝廷没有忠心，凭什么还能配享？

随后乾隆便以大学士九卿议奏的名义，修改雍正遗诏，罢张廷玉身后配享（在张廷玉死后，乾隆才以眷念老臣的名义，仍令配享太庙）。

张廷玉竹篮打水一场空，灰溜溜地回了老家，但在老家也不得安生，又因牵扯其他案件而遭到问罪，以往三代皇帝给予他的赏赐被全部追缴。经过这次问罪，张党被完全击垮，门生故吏各寻出路，连张党骨干、张廷玉门生的吴士功也投奔了史贻直。

曾几何时，在张、鄂两党过往的大战中，吴士功、史贻直还各为其主，彼此激烈厮杀过一番呢，可见物故星散，时代真的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