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命符

为了向皇帝交差，讷亲、张广泗组织了新一轮军事行动。1748年9月19日，在对预定敌阵地屡攻不下的情况下，清军改攻喇底二道山梁，他们分左右两路进兵，当右路军到达沟口时，数十名藏兵从山梁上呐喊着俯冲下来，右路军有三千之众，相当于可以一百个打人家一个，却被吓得当场抱头鼠窜，逃回途中因拥挤自相践踏，又徒然增加了不少损伤。

尽管对前线清军战斗力之差已有充分认识和心理准备，也知道“汉兵素有不战自溃之名”，但当战报传至北京时，乾隆仍备感震惊。在他看来，清军即便不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以一当十，也不至于三千人被数十人吓得闻声远遁，“实出情理之外，闻之殊骇听闻”。

在此之前，乾隆对讷亲、张广泗或多或少都还抱有幻想，至此已完全失望，10月31日，他以光用奏折说不清楚，得当面商讨为由，降旨命讷亲、张广泗驰驿来京，“面议机宜”，张广泗的川陕总督印由傅尔丹暂行护理，所有进讨事宜，则由傅尔丹会同岳钟琪相机行动，实际上是变相解除了讷、张的职务和兵权。

乾隆降旨后不到十天，又接到前线战败奏报，这次藏兵也不过才二三十人，却趁土汉官兵熟睡之际，通过乔装改扮对马奈军营实施夜袭，最后不仅成功地杀伤兵丁、抢去大炮，还使清军已据卡隘尽失。乾隆阅后气愤至极，认为是清军平时毫无纪律，把打仗视同儿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金川自用兵以来，连吃败仗，大概多半不是因为纪律太严，而是过于松散懈怠造成的。总的来说，就是军纪不够严明，以致无一人称职，这岂是朕所能料想得到的！”

事实上，自张广泗奉旨赴川，对大金川发动首次大规模攻势起，金川战争持续了近一年半时间，耗资几及两千万两白银，已接近于雍正朝打了四年的清准战争所用军费。可是不但对付不了一个区区土司，还频频闹出笑话和丑闻，别说乾隆正因皇后之死而抑郁无比，就算没有这事，他恐怕也无法忍受。讷亲、张广泗到京后，乾隆并没有和两人就金川战事“面议机宜”，而是严厉痛斥他们在金川的种种失误，同时还决定对两人进行惩办。

首先遭殃的是张广泗，他被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罪革职，随即交刑部问罪。乾隆亲自出马，在中南海瀛台审问张广泗，就调度失当、偏袒黔籍将领、信用奸细等一一对其进行指责，张广泗不肯承认自己有罪，你说他多少，他驳回多少。

乾隆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面子，不由勃然大怒，竟下令对张广泗“批颊”，也就是当众打他的耳光。仅仅几天后，张广泗便以“狡诈欺妄，有心误国，情恶重大”，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讷亲告发张广泗，本也有将失败责任全部推到对方头上的意图，但他最终却并没有能够因此而脱身。乾隆说张广泗是“刚愎小人”，而讷亲则是“阴柔小人”，指责他贪图安逸，不亲临前线指挥打仗，只是一味想着如何迁移时日，一闻召回之旨，即如同得了活命符一般。

你要活命符，我现在就给你一张到阎王殿报到的送命符！乾隆以“退缩偷安，老师糜饷”罪，下令将讷亲革职押往北路军营，不久即将其在营门处斩，用来砍下讷亲头颅的那把屠刀，正是“遏必隆刀”，也就是其祖父遏必隆所留下的腰刀！

瞻对战争是金川战争的前奏和诱因，瞻对案与金川战争案紧密相连，因此此案也可以作为金川战争案的一部分。还在讷亲、张广泗被惩办前，已调京任职的庆复、原四川提督李质粹、总兵宋宗璋等涉案人员皆已遭到逮捕。庆复除了对放走班滚负有责任外，还被揭露出曾与李质粹等人上下串通，对班滚儿子及其所居住的碉楼进行保护，从而使得班滚无所忌惮，连“三年内不可出头”的约定都不肯遵守，在瞻对肆意招摇，对金川战争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经过审讯，李质粹、宋宗璋被双双处斩。本来庆复也要被砍头，但因他出身显赫，乃康熙舅舅佟国维的儿子，乾隆念其祖先为勋戚故旧，才加恩赐自尽，给了他一个全尸。

在1748年以前，被处死的大吏只有一个，即红包案首犯、步军统领鄂善。乾隆当时“垂泪谕之，令其自尽”，后来他自己还觉得不忍心，说：“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

从1748年起，以金川战争案、皇后丧葬案为标志，军政两界突然刮起一股贬黜、杀戮大吏和高级将领的风潮。一年之内，周学健、塞楞额、讷亲、张广泗、庆复、李质粹等人被相继诛杀或令其自尽，其中有大学士，有总督，有巡抚，有提督，每一个人的职务和身份都与鄂善不相上下。其余被贬革者更是不计其数，仅丧葬案就处分了大员一百多人，外界为之瞠目结舌，乾隆初年一度相对平静的宦海也就此被搅得天旋地转，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