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竹在胸
早在开辟苗疆之初，主事管员就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时任镇远知府的方显力主对苗民招抚，认为实在不行才能用兵，用兵之后也还要“抚”，而且应重抚轻剿。他的这套策略一开始确有效果，不过由于过分注重招抚，最终又全都沦于失败。与方显不同，鄂尔泰视苗民为不通教化的蛮夷，主张如果苗民敢于抗拒官兵，就通过武治使其归顺，甚至还说：“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反是罪过。”
张广泗虽与鄂尔泰有特殊关系，也很敬重鄂尔泰，然而他对主抚、主剿都不赞成，所制定的策略是“剿抚并重”，即给予剿、抚同等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先招抚，如果不从，则绝不姑息，同时剿过之后，也允许对方请降。
鄂尔泰当时是云贵广西总督，开辟苗疆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但他的衙署在云南，来贵州较远，也很少来贵州，于是便授全权于张广泗，让他独立负责苗疆事务。至张广泗离开贵州，调任外省时，苗疆施政已经成绩斐然，“剿抚并重”也被外界认为取得了成功，孰料多年之后，他和鄂尔泰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却差点儿因叛乱而被扫地以净。
在张广泗回黔前，叛乱已延续达半年之久。明清按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将苗民分为生苗和熟苗，在清廷以往的印象里，比较强悍和容易滋事的多为生苗，但在这次叛乱中，熟苗也大量加入进来，其范围除传统的苗疆区外，还波及了周围很多所谓的“内地”州县。张广泗回黔后坐镇于镇远府，此处距离叛乱中心地区较远，但也已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他在奏折中报告说：“生熟逆苗互相煽惑，凶焰炽张，几乎有不可扑灭之势。”
张广泗能够通过经营苗疆成为封疆大吏，绝非偶然，他既有“鄂尔泰式”的精明干练，同时对贵州民情地形也非常熟悉。叛乱始发地古州位于贵州苗疆的腹心区域，张广泗做过黎平知府，黎平距古州较近，这给他了解苗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之后他又借口去贵阳，以重金贿赂苗民，冒着生命危险对古州苗区进行了侦察。
古州有一处名为诸葛营五丈台的制高点，乃三国时诸葛孔明留下的古迹，苗人传说在孔明登台之后，便无人能登，登则头疼。张广泗到即登台观察，苗人见状大惊，以为张广泗要指挥部队打他们，于是聚众于山下，用土炮对其进行恫吓。张广泗索性在山上夜宿，半夜趁大雾沿山背下山。苗人见他突然出现在山下，不知所以，“惊以为神”。有人用刀割他所穿的绣袍，借以试探，张广泗不但不为所动，还笑着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此处不错，为什么不割这里呢？”苗人为其胆略所慑服，从此便任其走动而不再加以怀疑。
古州侦察期间，张广泗“密记其道里远近，山川险阻、形势、屯储、战守之地”，有这样的底子，加上又有雍正朝开辟苗疆的成功经验，张广泗此番对平定叛乱可谓成竹在胸。根据对苗区和苗情的了解，他将分化瓦解的手法与“剿抚并重”结合起来，先抚熟苗，“责以擒献凶首，缴纳器械，阻戳生苗，不许放入内地”，继而集结大军于镇远，分三路同时对苗军所活动的生苗村寨发动猛攻。
张照在贵州指挥的时候，官军互不配合，各自为战，苗军则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现在反过来，缺乏统一指挥的苗军成了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对象，所部屡战失利，损失惨重。
在难以抵挡清军进攻的情况下，苗军被迫躲进了一个叫牛皮大箐的山区，此处林深树密，地势险要，且终年被雨雾笼罩，连靠近那里的苗民走进去有时都摸不清方向。张广泗见牛皮大箐易守难攻，便兵分八路，对进入山区的苗军进行包围和封锁，以防止其突围和逃逸。
牛皮大箐虽利于苗军隐蔽和打击官军，但山中缺乏粮食，无法长久坚持，因此在被围十余天后，很快就陷入了给养殆尽的窘境。张广泗趁机率官兵披荆斩棘，入山进行搜剿，在此期间，他采用了 “以苗攻苗”（也称“以苗弱苗”）的办法，从苗军内部予以攻破。这一套路在苗军日暮途穷之际显得相当有效，据张广泗说，传令之初，只是一个地方的苗人举报另一个地方的苗人，接着是邻近苗寨之间的揭发，最后发展到同寨的人都互相检举和擒捉，即便亲属亦不放过，“每寨多献至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
牛皮大箐一役最后以苗军全军覆灭而告终，此役结束后，张广泗对之前参加过起义的所有熟苗村寨进行回剿，除“胁从”叛乱的苗寨大部分得到赦免外，其余八百余座苗寨皆被捣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苗疆叛乱被张广泗彻底平定，他本人因功授贵州总督兼巡抚，世袭三等轻车都尉。这是乾隆继位后所取得的首次军事胜利，其遣将调兵的能力，以及和乃祖康熙一样注重后勤的特点，都在此次战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广泗围困牛皮大箐时，曾要求拨银八十万两，乾隆让户部立即拨出一百万两，攻下牛皮大箐后，又专拨六十万白银用于善后，并告诉张广泗“朕不惜费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贵州瘴气弥漫，在充分保证前线军需供应的同时，乾隆特命将大内专用的驱瘴药物运至军前，发给官兵，用以鼓舞士气。
苗疆平乱对当地苗民而言是一次空前的浩劫，苗民死亡人数之多、苗寨破坏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连张广泗也承认：“（苗疆）统计现存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乾隆对此深有感触，为了稳定苗疆，他宣布永远免除苗疆钱粮，“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苗民之间若发生诉讼，也不再需要照搬内地，而是可以遵照苗民自己的习惯解决，“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