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重庆的私塾、义学和书院

老重庆的私塾、义学大约相当于初级教育阶段，书院相当于中级教育阶段。老重庆的读书人，当然也是这个体系培养出来的。

那么，这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老重庆的私塾、义学和书院又是什么状态呢？

◎ 私塾

目前发现重庆最早的私塾记录，是在东汉的南川。儒士尹珍（贵州牂牁人，其老师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曾到南川云济桥（现龙济桥）设馆教学。

南宋初年的文人叶梦得（1077—1148年），在他的《避暑录话》一书中，记录了重庆一位塾师（私塾老师）的故事：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人士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甚重爱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能略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

叶梦得的老爸叶助，曾经在达州当官，叶梦得从小就跟他爸到处走，也在达州待过一段时间。这位乐老师，显然是一位私塾老师，“生巴峡间”，应该是生于三峡奉节一带，算是重庆人。那时的私塾老师，生存状态似乎不太好，这位很有学问的塾师，“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两间做教室，一间做家人的起居室。这位乐老师，是个耳朵，家里穷，经常揭不开锅，老婆当然脾气就不会好，乐老师则总是笑嘻嘻的，逆来顺受。一天，过了中午，家里没有米了，老婆一气之下，冲到教室，拿起教鞭，抓住乐老师衣服，给了乐老师几下狠的，乐老师急忙挣扎开，刚刚跑出教室，就摔倒在地，孩儿们一边大笑一边扶老师起来——叶梦得这家伙不地道，把乐老师的笑话写进了他的书里。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开始普及的一个时代。陆游有首诗《秋日郊居》有“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句，自注云：“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冬学老师（俗称冬烘先生那种），教的熊孩子们，一天到晚闹麻了，这位傻乎乎的教书先生（据案愚儒）却非常护犊子。

明清时期，私塾发展最为迅猛。

《大足县教育志》对这时期的重庆私塾，有个大致描述：重庆私塾分为两个大类，散馆和专馆。散馆，就是塾师在自己家里设馆，四周小朋友到塾师家里求学。专馆则是请的家庭教师，既可以是有钱人请个老师来家里，专教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以祠堂、会馆、村庄为单位，大家集资请一个老师来教大家的孩子。

磁器口鲤氏学舍（办学于乾隆年间，旧址在现磁器口大门不远处的翰林院茶馆）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族塾。族塾，就是一个家族办的私塾。鲤氏学舍，为清初磁器口孙氏家族的族塾，很多孙家以外的人来附读（附读是要交钱的）。这家私塾以考取了两位翰林（黄钟音、段大章）而闻名遐迩。

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也不分年级，几岁的和十几岁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时候毕业一说，要么考起秀才去读县学府学，要么认得字就可以回家了，反正只要按年交学费，你可以读到地老天荒。不过，一般来说，从启蒙识字开始，到会写像样八股文和应试诗，差不多要十年时间，所以叫“十年寒窗”。

教私塾挺辛苦的，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基础的孩子凑一堆儿，连教材都不一样。小明开始学《三字经》了，小勇可能还在认“人口手”，有的小朋友刚开始对对联，有的就已经背完《论语》了。

私塾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成启蒙的地方。厉害一点的塾师，可以教到同学们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绝大多数塾师，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落第的童生（没有考中秀才的就叫童生），所以最多也就能完成蒙学而已。

那时私塾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四门功课：写字、读书、作文、珠算。其中，写字、读书、作文三科是重点。

古人重毛笔字，字写得不好，基本上不要想有上升空间。所以古时候读书人的毛笔字都是幼儿学，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比现在大多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写得好。

私塾教读书，重读不重讲，也就是一个“死记硬背”。估计老师都没有学通，所以只好用笨办法，背下来再说。每天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反复背之前背过的，这叫“温书”。每月初一十五，要集中把以前背过的全部拉通再背一遍，这叫“温长书”。

写作文是重头，学童把该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声韵各书都背熟了，就开笔。一般要学三年才有资格开笔，开笔从对字、联句开始，然后写一句两句作文，陆续开始学习写诗，这些叫“窗课”。

每年正月十五大年后，各私塾塾师就要在自家门口和十字路口，张贴写在红纸上的开学通知（即招生广告），内容是：“某（塾师的姓）馆择吉于某月某日上学大吉”。家长们见通知，就去私塾和老师面议“束脩”（即学费）。根据有钱无钱、学童年龄大小、已经学到什么程度……价格都可以商量。

每个私塾装修都差不多，必须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开学时，要对孔子像焚香三跪九叩，然后再跪拜老师。塾师的讲台上，必须有批红（批改作业）用的红色墨水，还有砚台一个、戒方（类似惊堂木的东西）一块、篾板（竹制，长约两尺，用于打手板）一根、签筒一个（有点像算命用的抽签的那个竹筒，里面装满竹签，上面写着学童名字，用于记录上下学、抽背书的轮次），最后还有一根签板（上厕所就去领一根，没有还回来之前，其他人不得上厕所）。

老重庆的私塾，束脩按年计算。根据老师的水平和知名度，以及学生家里贫富程度，一般一年从三五斗谷子到三五石不等。学费可以一次交，也可以两次（端午、中秋）、三次（端午、中秋、春节）交。开学时间多在正月中下旬，一直上到次年正月初一才放春节长假，这期间只有三天休息（端午、中秋和圣人节，即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

每天教学时间，上午8—12点，下午2—6点，中间不休息，不许离开座位，撒泡尿都要先拿签板，一有不对，就板子伺候——哪像现在的老师，根本不敢碰孩子一根指头，那时候，打手板是家常便饭，严重的还要打屁股。

通常是上午识字，下午背书。从逐句背、逐段背，到背熟一本，这叫“包书”，读完若干本后，还要一起通背，有时候要求一口气背十几本。

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开始推行私塾改良运动。江津是重庆地区最早推行私塾改良的地区，1909年就成立了私塾改良会，第二年，清政府学部（类似现教育部）颁行“私塾改良章程”，要求各私塾先教政府规定的教科书，然后才准教“四书五经”。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完成。从綦江的数据看，到1936年7月，全县268所私塾，无一所完成改良，到1939年，綦江还有220所私塾，其中完成改良的只有40所。

1949年后，重庆还有大量私塾存在。

据《重庆教育志》记载，1949年，铜梁县有私塾161所，学生3252人；1950年，璧山全县有私塾170所，学生2907人，潼南也还有100所。到1953年，江津白沙一个镇，就有私塾38所，塾师51人，学生870人。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重庆私塾才全部停办。

◎ 义学

义学，就是慈善办学，为那些没有钱的穷孩子准备的学校。出钱办义学的，多是当地士绅、商人（商会）或者官员。在古时候，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义学，重庆好人多，当然义学也多。

义学是汉朝的四川什邡县令为自己的部属所创，此后大兴于全国各地。

义学的经费来源，一般是善人捐赠现银、土地（收租付给老师工资），还有人捐赠铺面、企业股份（民国初年，江津人古玉辉就把自己创办的郎酒公司部分股份捐赠给古蔺县的一所中学，作办学之用。真希望现在郎酒公司的股东里面，还有这所中学的名字）。

重庆这地方，办义学比较晚，而且基本上都是官员（主要是各地知县）兴办。目前的记录，最早的义学是康熙初年（可能是1662年），永川知县沈镛在璧山来凤驿东街首创，然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万县知县张永辉捐献义学一所。此后，大足、合州、巴县等地，也陆续兴办义学。

重庆创办义学的最高峰，出现在道光年间。道光六年（1826年），巴县知县刘衡奉四川总督令，要求各乡镇捐资创办义学。道光年间，巴县一口气建了至少15所义学，而原重庆府境内建了89所义学。刘衡是一个很值得怀念的巴县县令，此人对读书人非常好，建义学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道光三年（1823年），还在垫江当县令的刘衡，就在垫江率先大规模建立义学。他命令垫江县的东、南、北里（里，为过去的县辖行政单位，类似于县辖区）捐赠银两，在全县设立义学21所，后来又把县里的庙产、没收的盗匪财产等充做学田。他不但建义学，还经常自掏腰包补助巴县的读书人。

秀山县建立义学的时间也比较早。乾隆元年（1736年）秀山才建县，上级领导认为秀山这地方人才不多，不出读书人，不同意在秀山办官学。当时秀山的学生，都只能去附近的酉阳附读。于是秀山县令夏景馥不服气，自己掏腰包，在县城办了一所义学，专门招县城内外的贫困孩子读书。

从乾隆到光绪年间，江北厅（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江北区、渝北区）境内建了38所义学，1902年后，这些义学全部改为初等小学堂。

乡学也是义学的一种，设在农村各个乡，一乡一所。南川第一所乡学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所有学生全部免费读书。道光五年（1825年），时南川知县彭履坦捐银400两，募钱6000多贯，设东南西北四路，分设乡学22处，每处每年有10石谷子的费用，不足费用由当地乡绅补足。

整个清朝，原重庆府辖区内（大约相当于未直辖前的重庆市），共建义学166所（缺江津、潼南数据）：

巴县一位叫金熉的乡绅，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出来，在栋青场谭家湾办了一所敦本义学。他把这些充作校产的财产（有20多间房屋、年租36石的田土，以及山林等），委托给南岸老君洞代管，由老君洞的一代代住持负责放佃、收租、聘请老师。

巴县乡绅廖春瀛，不但捐献上万两开办海棠溪义渡，还把自己家里的余房捐出来办义学，自己经常亲自给学童上课（他本人是贡生。秀才中成绩比较好的会选送进京城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曾经在磁器口鲤氏学舍读过书的进士黄钟音［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士，入翰林院，后任广西按察使。太平军时守梧州，被俘，不屈而死］，也在他的义学求过学。

让人吃惊的是，重庆最偏远的城口县，居然由乡绅士民捐款，整个清朝期间共捐修义学27所，让很多经济发达县份都自愧不如。

◎ 书院

书院就和私塾、义学这类草台班子不同了，有点像现在的中文类专科学院，不但有教育功能，还有研究功能，很多书院还时不时请人来讲学、办辩论大会，很有档次的样子。书院有官办，也有民办。

唐以前，重庆一地的书院情况不详。唐朝有巴州儒学、开县儒学，这是政府所办的早期书院，但缺乏详细的资料。重庆可考的书院，自宋朝始。

重庆主城的第一个书院，在宋绍兴元年（1131年）与府文庙、县文庙同时建立。重庆府文庙，旧址在现在的29中，巴县文庙，在下半城原26中旧址。府文庙很大，其旧址包括现29中、国贸中心直到新世界百货后面402路车站。府、县文庙就是以前的官学。

但是就大重庆范围而言，早在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合州就有儒学了。夔州（治所在现奉节县）儒学建于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江津县学始建于1064年，忠州县学始建于1096年——这些官办书院都比重庆主城早。

我国民间书院，也是宋朝盛行。在重庆辖区内，最早的两所民间书院都是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2年）在江津所办，一是江津县知县冯忠创办的五举书院，二是南山经院。此后，还有夔州的静晖书院、莲峰书院、竹林书院、少陵书院（建于杜甫夔州草堂旧址）；合州的濂溪书院；涪州的北岩书院（原程颢的钩深堂）；忠州的宏文书院；铜梁的龙门书院；巫溪的凤山书院等等。

重庆府辖区内，历来共办各种书院89所（不包括官学）。如果按重庆直辖市算，稍微有点名气的书院有152所。

重庆主城最大的书院东川书院，其源头已不可考。早期是缙云书院，不知道何时设立，乾隆三年（1738年）重建，旧址在巴县县学右边，大约在现在的道门口附近。乾隆十五年（1750年）被并入设在治平寺（现罗汉寺）藏经阁的渝州书院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渝州书院搬到炮台街洪崖坊（现洪崖洞景区对面，原市政协旧址），改名川东道所辖的东川书院，一直到民国时期，更名重庆联中，后来再更名重庆七中——算是重庆折腾得最久的书院了。

东川书院还分了一个理科班出去——光绪十九年（1893年），东川书院增设经学课程，4年后，经学板块独立出来，从书院划了一个小院子，成立“致用书院”。1900年，致用书院增设数学专业（那时叫算学），数学专业的师生们闹着独立，就又裂变一个小书院出来，这个小书院叫“算学书院”，是重庆地区第一个数理专业学院，不过好像学生极少，不到现在一个班的规模。东川书院也是最有钱的书院。成立伊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书院年收入（学田收租折算）430多两银子。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每年除了收租343石，还有各地地租、房租收入865两9钱银子。到清末，东川书院就阔了，名下拥有田地、门面价值七八万两，年收入几千两银子。当初，来读书的同学们没有补助（膏火钱），老师收入也低，校长（当时叫山长）一年束脩仅120两。到了清末，校长年薪高达1000两，同学们也有奖学金了，每个月小考的优等生都有数两银子的奖励，考中乡试第一名（举人）的，奖银50两。

那时，有政府背景的东川书院办得很轻松，乡下自筹资金办书院，还是很难的。

巴县迎龙（在现在南岸区茶园那边）当年曾办了个鹏云书院，筹资就花了37年。从嘉庆五年（1800年）开始，乡民刘庆广四处化缘，最终劝得乡里26人，一个人捐银一两。就用这区区26两银子，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以此生息。刘庆广把这笔银子交给老乡刘庆梅、张怀远管理运营，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距离当初募集26两银子已经37年过去了，这笔钱终于被滚到了可以成立书院的额度，这时，由刘家后人刘灿黎出面，用这笔来之不易的银子，创办了鹏云书院——我们必须向这些为了办学，坚持37年之久的前辈致敬！也向运营这笔银子37年而不贪分文的前辈致敬！

重庆书院课程，一般有经学（“四书五经”）、史学（《资治通鉴》等书）、声韵（诗词声律）、书法等。书院课不多，每月只初一、十五两天讲书，每次只讲两页。逢一、六和三、八之日，老师仿科举考试出题（“四书”题、试帖诗各一道），做好后交山长亲自批改。山长必须三天内批改完，然后召集同学们讲解。每天同学们有严格的自学课程安排。完不成要遭打板子。

书院有定期考试，称为考课。考课成绩优秀的，有奖金，称为“膏火钱”，有些成绩好的贫寒子弟，靠这个膏火钱就可以维持生活了。由官府出钱开支奖金的，叫官课，书院自己所筹经费支出奖金的，叫私课。书院考课比较密，每月至少两三次，多的时候五六次。

书院学生分两种，已经是秀才的，叫内学，其参加的考课叫内学考课，没有考上秀才的童生，当然就是外学了。

书院除了科举应试教育，还会经常邀请名师来讲座。一些书院甚至有自己的学术特色。比如武隆的白云书院，就以传授王阳明的“心学”为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