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战争中的德意志帝国

◆ 试图挑起各种可能引起战争的国际因素

德国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说：“这场战争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是这个民族生活的方式和他们利用所有力所能及的资源去训练加强军队，要分辨出军队和百姓之间的区别是不可能的，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了一体。整个世界已经靠最直白的文字目睹了这些国家战争的发生，世界上的各大军事政权都在这集中力量中面面相觑。”

◆ 鲁登道夫将军为德国战败谴责政府

回顾德国历史，这位指挥官直接表示，位于柏林的政府应该为这次战争的失败负绝大部分责任：在最需要齐心协力抗战的时候，政府却让人们漠视军队关于在民宿中休息的强烈需求。他谴责德国政府首脑无法做到“把战争和胜利的欲望附加在整个民族身上并且使他们无条件听从命令”，无法完成“伟大民主的协约国”的成就。

◆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加入谴责行列

对于这次战争的失败，前政府官员领袖是这样解释的：“德国现在已经人心散漫，这次的失败便是这个影响的后果。”饱受被迫停战时期摧残的提尔皮茨前海军司令，用一个精妙的比喻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德国现在的处境跟路德宗教改革时期的一样，它是一匹良驹，只是需要一个好马夫。”在战争的前几个月，提尔皮茨曾经十分沮丧地抱怨“在黑暗中摇摆不定”的政府大臣，拄着拐杖的他渴望能够用一种类似于军乐一样振奋人心的东西来激励德国。与此同时，提尔皮茨还在想，到底什么时候俾斯麦重新上台来把德国的事务处理好。他的愤怒和忧虑都体现在以下的文字中：“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但是上层社会却没有一点独立想法，这是令人震惊的，这也是德国治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或许人们的力量能够拯救我们，但是现在一切只取决于社会等级制度和阶层。无论是胜利或者失败，我们都需要将国家制度推向民主。”

以上都是作为德军总司令和海军上将的鲁登道夫和提尔皮茨，对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无能所发出的感慨。前者认为“死板和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的本质必须是为战争服务的”（这句话并非出自阿尔弗雷德本人），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鼓动政治首脑，同时又惋惜对方欠缺理解力和控制力。对于提尔皮茨来说，他很生气，因为自己的毕生心血——舰队，被保护过头了，他是总司令部唯一一个认为战争不会在1915年4月1日之前结束的人，因此总是被攻击为悲观主义者。

◆ 其他国家普遍认为德国的效率是一个奇迹

这个大国呈现给世界的却是另一副面孔：坚定的决心，高效率的军队运转，充足的准备，精良的配置，使得他们自信地朝着战争冲突的漩涡走去，丝毫没有踌躇不定和分裂对抗。人们所体现出来的团结和热情也并不是表面上的。对于这个民族来说，面对这场战争的第一反应是，积极提供他们各自拥有的资源储备去打败侵略自己领土的恶霸（德国人民被政府引导认为，这一场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一个德国作家在战后文章中说，德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绝对团结”的冲突怪圈。经过了3年战争洗礼的鲁登道夫上将，略带沧桑地写道：“在1914年，我们容光焕发，每个人都充满爱国和自我牺牲的激情和自信，而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动力，去让我们的人民忘掉充满了苦难悲伤、失望和压力的3年，用激情、力量和自信取而代之，只有带着这些激情，人们才会拥有斗争的动力。”

1916年，在专题《死于援助》中，弗里德里希·诺曼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指出，由于过去两年中人们所经历的贫困和死亡都是超出自己想象的，也许是和平时期人们的一生都不可能会接触到的，这些经历导致人们心态的变化，认识到战争的真面目，“正是因为如此，你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曾经被卷入过他所憎恶的事情中”。正因为如此，民众对上层政治层才会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因为这让人感觉到是上层社会发动了战争，但是却要下层的人民去承受这样的后果和负担。一位曾经在德国国民军中服役的士兵曾写道：“必须要简单直白地向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需要一直战斗，因为他们不知道。”

◆ 破坏德国团结的审判

在这些日子里，平民们兴高采烈地将期望投向战争之神，并且跟随着它引诱人心的指引，希望能够干净利落地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最后却被悲痛和沮丧包围，使德国的发展停滞不前并且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发展模式，比起在战争初期的时候把“这些日子”和“战争”放在嘴边一直说个不停，现在的人们反倒一直在念叨和渴望着和平。

是德国人民缺乏战斗精神吗？一个与德国生活有过亲密接触的美国人说：“无论如何德国人总是给我一种感觉，好像他们战争冒险的决心都是与生俱来的。”在那种严厉控制的高压下面人们毫不犹豫地接受政府命令的现象，就可以印证他这个说法。这种证据还包括在对于升旗和庆祝的规定中，体现在全民反间谍的浪潮中，体现在对国内中立常住民详细信息的收集活动中。

◆ 为国家服务的产业制度

当战争在国家中突然爆发的时候，高度发达的军事体系的好处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城市生活的节奏马上就能在当地军方的指挥下变得井然有序，可以说跟军队并无两样。整个国家的机构都马上被军队所支配，整个国家的工业产业都要以服务战争为使命。在一个每位已经到了服役年龄的男性市民都是潜在士兵的国家，能做到这点不足为奇。法尔肯海恩上将表示说：“科学和工程相互调节适应，整个工业结构为了战争而改变模式，这整个过程都不能忽视国民的努力，这些都几乎毫无声息地发生了，所以几乎在敌人知道之前，所有的战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把所有的利益和努力都集中在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事物上，就需要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给丢掉。对于这个特殊的工业体系，当然要有一个特殊的专门的工业委员会，因此，一个帝国的工业委员会就此组成，来进行有效率的管控和人力资源分配。通过良好的人力资源转换，还有现成的军队去阻止任何潜在的问题发生，这个临时调整十分成功。在德国的工业情况下展现出来一种新迹象，就是在很多工作领域，允许数目可观的女性来参加工作，这个特点在其他国家也有所展现。尽管人力系统运作十分具有效率性，但在战时，失业率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拉特瑙计划的长远影响

对于一个长远持久的近代战争计划来说，德国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去应对，当英格兰介入的时候，就意味着外贸经济的完全坍塌，食物和原材料成为当前需要摆在第一位去考虑的东西，每一个东西都要被最大化地利用。国家的所有材料和资源都必须保存好，并且对被征服地区的资源和中性资源都要有安全保障计划。

在沃尔特·拉森诺博士（一个大规模电力公司的经理）的建议和指导下，一个不同寻常的经济动员开始了。一个有36个分区的办事处被建立了起来，并与战争部进行联系。首先，国家的全部资源都要查明并且记录在册，对于所有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的分配和利用，都要有明确的规划和考虑；在加快生产这方面，也已经有了新的方法；在材料稀缺并且无法从外地输送的地方，会安排一批化学家去研发出替代品。政府负责这些任务的成员非常多。并不是说德国的工业毫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新框架的存在，而是“事情已经被处理妥当”，真正的经济专政也已经初见雏形。

◆ 计划是怎样被执行的

在实际情况中，这个计划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政府亲自接管所有与战争耗资相关的事情，包括各种企业机构和所有在商人手中的原材料，以及组织所有在那个时候有能力解决资源短缺问题的行政人员和科学家。所有的产业都被仔细分了类别，所有资源库存的详细目录也已经被制作出来了。“对于布料和金属行业，命令者会说：‘现在你的工厂和所有的原材料库存都已经充公了，为了使这个转变显得不那么粗暴不讲理，在1月份你还是可以拥有10％的库存以供你私人使用，在2月份减少到5％，在这之后你就只能遵循战时规定将所有东西交公了。’”

当这些企业和这些科学家及专业人士被政府有序地调用时，制造商则被集中在一起去解决有特定需求的商品或者替代品供应问题，而不是跟以前一样专注于工人。在不同的时期，有关实验结果的研讨会都一直在持续地举行，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有一些却因为难度太大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就比如说在镍和橡胶工业，两者的技术都十分不成熟，所以一直没有取得突破。然而，在炸药制造业却研究出了棉花的替代品；硝的替代品也从氮气中提取了出来，解决了不能从南美进口硝的问题；在导电方面，锌线也被研发出来代替了铜线。

◆ 化工业是所有产业中改革最成功的

拉森诺博士认为，不考虑难度，化工产业本身就是当战争爆发时首先需要保护的工业，不管是在冒险性、主动性或是发明能力，在全部工业领域中都应该排在第一位。几乎是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有新的安排。从金属，到化学原料，还有黄麻、精纺织物、印度橡胶、棉花、皮革、皮囊、亚麻和马毛织品，这些工业都是建立在有限的公司之上的，甚至有部分是贴现公司。

德国银行为了各种行业建立的战时公司，收到了政府的命令与制造商联合，意向是买卖各种原材料并且在商业上获得一定的利益去推动经济的发展。据估算，大概有80％的德国工业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了战争服务当中。

◆ 采取措施阻止战时牟利

战时牟利的丑闻已经惊动了政府，在此之前，政府已经承诺会在战后向战争利润征收一定比例的税。鲁登道夫直白地承认说，追逐私利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在1916年拉森诺博士发表的声明中就有一个解释，或者说是一份道歉，他写道：“我们已经接受并且一直在遵循战争的秩序，并不是想充实我们自己，而是牺牲我们自己的和平秩序来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如果不是有详细的政策规定了未来的资源分配，使得我们能够去利用到这些东西，不然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在这么大一个平台上去完成这些事情的。”他继续补充道，“我们都赞同政府向我们征收所得税或者没收战时所得利益，因为没有人可以通过战争去谋取私利。在战争期间，无数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无数人贡献了自己的财产，现在是减少这些情况以及反思和放弃的时候了。无论如何，通货紧缩都不会持续太久。我们工业的力量完全是建立在有冒险精神的公司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精神在未来也不会消失得太快。”

◆ 发展战后经济的准备

最后一句话，指明了一个与国内的商界领袖相关的政策，即便是在战时条件和环境下，他们希望在恢复和平之后进行再一次的大调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树敌重重的德国究竟要怎么独善其身，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面对贬值的货币在商业贸易和流通中的不利处境，德国决定采取前所未有的大型工业合作。政府发表声明说，这次全面的工业合作并不会得到国家的经济支持，但是有关与这次合作的所有事务都会被放到第一位。这个有关于战后经济重建的所谓“国家委派员”已经被任命了，企业联合会开始以超常的速度运转并且要管理更多的事情。所有的苯胺染料公司都被合并成一个大公司，这正是此次改变的一大表现；另一个则是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所发起的大型煤炭合作。

当一个重要的煤炭商人将汉堡—美国航线和德国北部劳埃德航线连起来的时候，金融和造船业都被联合了起来。在银行业表现杰出的领导者，同样也能把造船公司经营得很好。关于建立海上贸易航线的计划已经初步显形，“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工业巨头都准备妥当且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海上贸易航线上，只怕会铩羽而归。在1916年的6月份，赫尔巴林把这次的海上贸易航线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最血腥、同样也最愚蠢的战争’”。

◆ 鲁登道夫认为这个复杂的机构令人不甚满意

德国这个大型复杂和系统的组织并没有达到鲁登道夫上将认为的理想状态，他认为一支浩大的军队应该是全部人都在军事管理下遵循军队纪律，对此他的解释是“很有必要将我们剩余的力量投入到其中，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后勤，不管是军需供给或是其他的政府服务行业”。

当听到逃避言论的时候，鲁登道夫认为，这个国内的管理系统是有缺陷的，并对其十分不满。他抱怨说：“我一直都觉得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勤，所有人的斗志都应该是一样的。”他认为对于在前线战斗的士兵来说，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跟在后勤做补给的女人们是不一样的。并且，这个分成两半的津贴，对于士兵家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会增加他们的忧虑。他赞成一个包括了女人在内的辅助机构服务的提案。

◆ 军事主席并不满意这个提案

在1916年12月，这个建立辅助服务机构的提案在国会通过。鲁登道夫却认为这个提案不伦不类，完全不是德国军队所需要的。他“连续两年”向国会提议要修正这个法案，以及其他对于逃兵和拒服兵役的男人的措施，以便可以加强前线参战的军队力量。

提案成立了一个战时办公厅，为的是登记16到60岁的男人注册入伍。除非是作为志愿者，不然女性是不允许也不会被要求进入军队的。事实上，在男性的义务工作中是包括志愿者工作的，但是这对于提案要求的“完全利用资源”又是相悖的。

在经济方面，德国的情况又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在战时德国，不仅向其他国家借了贷款，还向自己人借。所以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战争贷款是否是一个好的投资，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只有投资者自己才知道。如果他们能付得起税，当然这次投资就是好的，就像有人表述过，每个人其实都只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在战争贷款中并没有投机，尽管证券交易所的经济表现依然十分活跃。

◆ 赫弗里希和德国的财政

德国的战争金库填满了过去收集的金银珠宝，现在已经被交给了国家银行，同时，一些为了防止财政虚空的措施也已经开始实行。黄金都被贮藏在国家银行，在私人贸易方面，对黄金开启了封港令，由此导致了在与外国进行交易的时候要用纸币来进行，所以就由政府来进行所有必需品的采购工作。银行已经不是可以拿黄金换钱的地方了，纸币也变成了合法的交易货币。金币的贮藏，对于人们和政府官员来说，都只是为了开心和炫耀。

赫弗里希在1915年开始着手管理财政部门，他在国家银行很高兴地宣布道：“我们用钱，但是不会用完，钱用在铁路的修建上，通过铁路来运输我们需要的东西。当这一列火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钱便用出去了，但是又会通过战争贷款的方式回到我们手中。”

赫弗里希认为英国的战争税收方式已经过时了，所以想要提高德国的征收税率，以便于维持正常的国家财政预算，但是能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德国军队的成功。所有的事情都在轨道上运行，这全都要归功于德国在战争中所赢得的财物。赫弗里希说：“这数百万的财宝全都是由战争的领航人所赢得的，所以在以后，也应该由他们来使用这些资产。”赫弗里希于1915年8月的这番话中所说的这些“领航者”，还“依旧在与沉寂的事业作斗争”。

◆ 硬币已经完全从贸易流通市场上消失了

但是“赫弗里希参与管理德国经济越多，中立国家的货币贬值就越严重”。德国经济直到“完全与黄金不相关”的时候开始下跌。在1915年和1916的上半年，有短暂一段时间的繁荣，这完全归功于大量钱币的流通——一番“经济繁荣都是伴随着货币通胀的景象”。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并没有喊暂停，反倒是特殊借贷机构在不断地增多，战时信贷银行也为了小商人的利益而建立。这些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都暂时增加了德国恢复经济的信心。

当战争一直持续，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的时候，货币的状况就变得不理想了。纸币流通得越来越多，小面额的零钱变得越来越少。1917年的一位通信员写道：“我们在流通中投入了大量的硬币，但是消失得也特别快，没有人可以说出所有流通的硬币到底去哪儿了，但是有流言说肯定是农业家把这些埋进了土壤里面，这样就不用把这些硬币换成纸币了。”邮票有时候也被用来代替小额零钱，但是始终是不方便的，因为很容易被弄脏，被撕烂或者遗失。跟工业领域一样，金融领域领导人的想法同样是没有考虑战时的条件，而是一直在憧憬着战后的和平条件。有关于合同货币和和平贷款的可能性的计划，已经被列入了考虑范围。

◆ 生存的难度在不断提升

橡胶、汽油、铜、木材、皮革，还有食物、脂肪和油，这些库存里面的必需品都在不断减少，面对这种情况，德国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着，直到人们把目光全部放在如何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上，甚至有些人为此会采取一些疯狂的手段。鞋跟、轮胎和其他用橡胶做的物品，在损坏之后都被其他的材料所替代，一位作家在提起“迄今为止都还未发现一种不会损坏的橡胶”的时候说道：“那些在出租车上面的橡胶就是不会损坏的。这些东西名义上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坏了，实际上现在都还在使用，但只供观赏。”这还是在1915年的时候。

当橡胶轮胎不再使用的时候，这些轮胎的材料换成了水泥，换成了皮革磁盘，换成了成圈的金属线，结果便是，出租汽车都被出租马车代替，尽管剩下的马都只是一些老弱病残，那些良种马当然是被拉去打仗了。在很早的时候，机动驾驶和骑自行车就已经被禁止了。再晚些时候，对于运输货车的强烈需求，已经因为汽油和润滑剂的缺少而不得不减少，最后不得不用不纯苯来代替汽油，结果导致汽运和空运的效率大大降低。油料的缺乏意味着在国内的部分地区需要度过无数个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这样便被动形成了一个迟钝的环境，人们无论在心里还是精神上都是灰暗的。当寒冷再附加于这种状况上的时候，寻找煤炭资源似乎变得更难了，脉搏的跳动也更加慢了。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对于煤炭的问题，相比于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更难的是怎么把这些资源给运输过来。

◆ 金属收集，更好地帮助了军需品制造

官方第一次正式进行金属收集是在1915年，那个时候所有制造军需装备的金属都是从炉床或者圣祠里面获得，然后被熔化成为夺取人命的工具。厨房的铜质烤箱门也被拆下来供军需用，取而代之的是铁门，与之相同的还有锅、壶和盘子。公共建筑有铜质的屋顶也被拆下来了，教堂的铃铛也被摘除，铸造厂应该能为此大赚一笔。据估算，从厨房和屋顶所得到的铜材料可以供军需品使用两年。因为铜质的屋顶在当时非常流行，所以当时也进口了很多铜材料来建造屋顶，其中有一栋因为金属材料收集而被拆除的建筑物，是不来梅的市议会厅。

对于这些收集的材料，官方给的补偿价格是按重量来算，完全不考虑艺术价值，尽管有一些传家宝还是会被允许留在持有者家里。由于对金属的需求量远高于供给，这次的官方征用情况就变得越来越严峻，对于金属的搜查也越来越广泛，直到铜制艺术品已经完全从私人家里消失。一位瑞典女士表示，她亲眼目睹了一起在柏林发生的有关金属收集的事件。这件事发生在一家面包店中，两个警察冲进了店铺并且开始抢夺店铺中用来展示蛋糕的黄铜盘子，这个时候面包店主很激动地朝着警察大喊：“你们去城堡那边的警察局，你们去拆他们的门把手，那玩意儿比我店里盘子的铜多了去了，你们放开我的东西，我还要靠这些家伙吃饭。”但是这个警察要去拆的实际上是骑兵的总部以及一位富翁的住宅，所以最终那个门把手还是没有被拆，面包店的盘子则依然被带走了。

◆ 用棉布代替纸张的尝试

有序的节省和政府发起的材料收集，是德国全国上下在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孩子们把捐赠品带去学校，女人们收集起大量的纸张，每个人都保留着吃完水果所留下的果核，为了能提取出珍贵的油。国内有所谓的国家金属周、国家木材周和国家黄金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捐赠一些由黄金制成的珍品或者是小装饰品，政府会拿一些铁制品与之交换。如果说在战时牟利的商人的家人，在关键时期换了无数的金银珠宝，那这种牺牲看起来是很心酸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对于棉布的短缺，政府当然是希望民众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是当英国政府宣布这个重要的材料是走私货的时候，一切情况都似乎变得紧张起来。商品交易必须要有序地组织好，并且只有必要的棉花织物才能被制造出来。在1916年2月份，纺织品工人也已经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下。还有更多的措施，包括对衣物制造、用票券去分配，对每一件衣物所用的布料都有控制，当然，正如我们后面所能看到的，替代棉布的材料也已经被找到且外观不错。在1917年，用纸做成的儿童服装和女士上衣都已经投入使用，纤维、蓟草和毛发都被用来制造衣物，这些纺织品都不经久耐用，但都是因为战时特殊需求才制造出来的。

这个国家的荣誉感和积极性，有一段时间是由技术的展览和有效率的适应性所调动起来的——电力公司变成了军需品工厂，炮弹厂代替了机械厂，锅炉工人建造起战地厨房，雨伞制造商研发出防雨衣物，人们一直都很满意看到自己国家自给自足的一番景象，然后才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需求。

◆ 对于衣物的增长需求出台了相应的法律

政府在1916年2月份完全掌控了全国的纺织品，包括部分制衣厂。相应的库存也被国家仲裁处以一定的价格征用，这里面包括毯子、床上用品、家庭日用织品和手帕，以及其他任何可以用于陆军、海军、国防以及狱囚的东西。在这个时候，铁路工人已经不再穿制服工作了。大概一两个月后，女人和孩子们的衣服布料的长度都要由普鲁士战争部来规定，而组成的特殊委员会也特地出台了一份详细材料用量表。

在这个时候，德国的女人们似乎要用身上的衣物使用布料的多少来表明她们的爱国之情，所有的服装模版都以推广维也纳时期的风格为主。其中推广的“经济适用裙”，也因为样式太丑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对于追逐巴黎时尚的风气是改变不了的，女人们宁愿通过走私也要得到关于时尚的资讯和新闻。对于衣服的规定和皮革的短缺，并没有阻挡她们穿长裙和高筒靴，而她们的帽子，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会仿巴黎模特的最新款。闭关锁国并没有衍生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但是人们的创造力却将新的材料用到衣服制造上，比如羊毛窗帘和毯子，都被改造成了冬天的长袍和外衣。

◆ 布票的发行和限制的增多

1916年6月10日，这一天标志着布票的发行，这是第一个为了保护穷人的规定，防止富人把一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给买走。这些富人被要求以更高的价格去购买奢侈品，而不是去买大众所需求的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附加要求被提了出来，比如说只能以布票去购买一些物品，有部分高价商品同样也在布票可兑换的商品行列中。布票是在人们各自生活的区域发行的，在领布票之前还要回答许多问题。如果说确实能证明你缺少衣食，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允许，并且这些情况还会进行存档。布票不能转让，只能用在领票的时候所提的要求之上，而不能用于其他。不同的票一定只能用于不同的指定商品。布票的发行，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只是在德国可以很好地适用”而已。

整个1916年，这个系统都在很好的实行当中，直到当年的秋天，全国上下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布料供应紧张。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二手布料、亚麻和鞋类的交易已经完全交由政府经手了，甚至旧衣物的交换都要由当地政府来管理，而且只能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交换。当有人买了新衣服的时候，就要把旧的衣服捐出去，以便退伍的士兵可以穿。

在1916年之后，1917年的管理会更加严格也在意料之中。对于内衣和长袜的分配标准也更加严格，每个人每三个月只能拿到两双长袜。在4月份的时候，鞋子也被归入了布票所能交换的东西之内，每个人每年只能拿到最多两双鞋子，但是质量差的皮革使得这项规定并不能很好地执行。除了士兵，没有一个人能穿上质量好的鞋子，所以政府号召所有人，将能省的衣服和鞋子都省下来，这样，一个关于最少衣物持有的规定又出台了，对于已经达到最大衣物拥有量的人，是不能领布票的。

◆ 食物供给开始短缺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新的规定限制，政府想要通过发放救济来延缓结果的到来，但是这一天终究还是会到来。覆盖尸体的寿衣只能用一块纸织物，葬礼上明令禁止穿鞋子和袜子。对于德国这种已经习惯于用政府规定的物品来满足需求的人民来说，相比于一个更加独立和民主的国家，似乎遵从会显得更容易一些，但是由于生活越来越艰难，民众对于战争的质疑声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大。

就算战时的经历再怎么困难悲惨，也比不上食物短缺给大众带来的恐慌。在最开始的时候，谁也不会预料到这种事关生死的事情会发生。很早，在同盟国不再跟德国一起战斗的时候，大众已经意识到了这句话的真谛：“一个不严格控制食物进口路线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一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英国的边境封锁，以及潜艇示威游行，这一系列的事件都给德国“上了一课”。

早在真正的饥荒在德国开始蔓延的时候，德国就假装过“食物紧缺”来吸引中立国家的支持，这件事也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与此同时，德国也在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时候能顺风顺水地解决，有时候又会因为党派偏袒冲昏头脑而不明智且有失公正，时而勇猛，时而悲凄，且满口诡辩。

◆ 农民拒绝以收购价出售农作物

当全国的资源供应清单被列出来的时候，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出台了。政府当局在1914年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的食物足够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撑到下一个秋天，对于我们现在拥有的食物，必须要好好分配，这样才能在明年秋天丰收完成的时候还有余粮。我们一定要支撑到战争结束，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坚持下来，为得到永久的和平而战斗。”在11月的时候，柏林市场上出现了一吨黑麦卖55美元的情况，政府随后出台了最高价格政策，从资源的存储量去制定价格。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开始对面包有限制，德国的“战时面包”几乎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新的面包做法是，小麦面包至少要加百分之十的黑麦，而黑麦面包至少加百分之五的土豆，最多的时候，可以加百分之三十的土豆到面包里去。

农民对市场隐瞒自己的收成，商人只把东西卖到价格最高的地方（价格和运输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新政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农民不会被强迫提供农作物，因为政府对土地平权论者简直“太温柔了”，所以农民认为，“平权论者是普鲁士最大的毒药。他们不仅不会做出牺牲，还绞尽脑汁地想要骗到这个充满了无私奉献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的每一滴血汗”。

农民还是可以继续持有大量的牛和猪，用本来应该给人吃的谷物去喂养这些牲畜（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从俄国进口饲料了），但是小本经营者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们觉得会养不起这些牲畜，所以便选择把这些猪牛宰杀掉。

◆ 对于猪的处理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最开始杀了太多的猪，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委员会调查认为，为了节省脱脂牛奶之类的高蛋白食物，建议把这个国家百分之六十五的猪都处理掉，这样就不用省出粮食来喂猪。关于这个结果，有一位作家写道：“第一，一下子多出来了很多猪肉，但是几个月之后又一下子没肉了。”这位作家继续写道，正是这一次错误，证明了德国这个效率机器并不是不会出错的，他说，“如果你能看到，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一群‘猪猡’聚集在柏林开会，这其中包括数据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农业学家、商人，还有一个政府人员，在商量要杀多少猪才能达到一个食物链中蔬菜和肉的平衡，他们确信这次会议的结论会被接受并且被执行，你可能会说‘这就是所谓的德国效率’。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杀了太多的猪，以至于肉类供应不足的问题又出现了。”

急促和粗心的肉类处置，导致了不止一点的浪费。大众虽然对猪肉的大存储量感到安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会有猪肉短缺的这一天，这又会导致平时最常见的肥皂变成奢侈品，因为这需要猪的脂肪做原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国内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把猪养肥”。

“对于军人和重体力工作者来说，肉类所提供的脂肪是非常重要的。不养猪，不把猪养肥，都是对国家的不忠。不要一头猪都不留，要把猪圈塞满。”这些话并没有考虑到小本经营者的情况，因为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养猪或养牛的经验。

◆ 面包券是如何发行和控制的

在统计学家和其他的专家已经决定了必须要节省食物原材料的时候，各种方法就应运而生。在1915年年底之前，一个战时玉米公司已经成立——董事会包括了工业巨头和政府代表。在1月份的时候，政府已经控制了玉米的供应，所以对玉米的控制权已经完全落到了战时玉米公司和当地市政组织者手中，从那时起，分配都一直做得很好。在对分配的方法进行了一些实验之后，“面包券”脱颖而出，政府当时还发表了一个长长的声明来向公众解释，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规则的无理由遵守，就是民众最严肃和重要的责任”。

第一次关于面包的分配是每个人每天7盎司多一点。数量随时都在改变，直到1917年5月1日的大下跌，正是在绿色蔬菜收成的前一个季节，这次的下跌导致了德国柏林林登大道的一次示威游行，大约两千名工人游行了两个小时来显示他们的不满。面包券的形式也一直在改变，或者说是多种多样。它被分为好几个部分，相对于一条长面包来说，有些人则会得到碾碎的面包屑或者是小块的面包，面包券的正中间是一张面粉票，人们可以选择想要面粉或者是面包。有一段时间，中间的面粉票被换成了黄油票，再到后来又变成了两张不同的票。如果想要在饭店或者食堂得到一块面包，那就必须要保证来换面包的人有一张完整的面包券，并且不能缺斤少两。每当有人被邀请吃饭的时候，还需要带上自己的面包和黄油。

◆ 她们不讨论战争或者和平，而是谈论黄油

到了1915年的秋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庄稼收成并不好，肉类和油类都十分短缺。政府启用了新一轮的价格监管，当地政府被赋予了更大权力，特别是对肉类消费的管控。对不同种类的食物都配备了相应的管理部门，比如说“国家土豆部门”。

这是一个什么资源都匮乏的秋天，但是人们对于这个秋天最大的感觉便是黄油的缺乏。在店铺前排很长的队等几个小时，就为了拿到黄油，这种情况还衍生了一个新的词汇——“黄油队”。黄油吸引了整个国家大部分人民的注意力。在《法兰克福日报》上，有一篇这样的报道：“无论是谁听过德国女人们的对话，听到的内容永远都是有关于黄油的。好像这些女人只对黄油感兴趣，她们丝毫不谈论战争或者和平，只谈论黄油。”

在部分地区发生了暴乱——打碎窗户，破坏摊位，或者是类似的游行，但都不是非常具有破坏性。警察有能力迅速平定叛乱和把一些有苗头的暴乱扼杀在摇篮里。很快，在国家发行的票券中又包括了黄油、牛奶、肉类和肥皂，再往后还有鸡蛋和其他的日常用品。这样就减少了大街上群众的数量，并且也减少了发生暴乱的概率。

◆ 肉类的减少使问题变得严峻

最开始为了限制肉类的消费，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将周二和周五设为无肉日，也就是在这一天，商店或者饭店都不会有肉类供应。出于对官方政策的呼应，以及肉类的持续减少，使得政府有必要发行肉票。直到1916年10月，肉票还是由当地政府来控制的，在此之后才上交给国家管理。尽管如此，屠夫还是只有一点肉可以拿去卖，对于这种情况，有些屠夫就规定了，一周七天，每天来换肉的人的号码都不一样，这样可以避免没有肉的尴尬。有时候还会用鸡蛋来代替猪肉和牛肉，直到鸡蛋也开始短缺，以至于每个人每周只能拿到两个鸡蛋，到后来甚至是每两周一个鸡蛋。比赛是由强者赢得，家禽当然也是养得起的人才能获得。在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市，有一次动物园的大象受伤了，所以必须被宰杀，于是在市内的一家餐馆就开始无票售卖大象肉。对于鱼和蔬菜来说，前者的价格开始一路飙升，而对于后者来说，最难吃的蔬菜便是供应量最大的蔬菜——洋葱、卷心菜和萝卜。

1916年，战时营养办公室在5月份成立，目的也是为了阻止最严重的情况发生，由赫尔·冯·巴托基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有分配所有生活必需品、原材料和其他商品以及饲料的权利，这个权力包括了控制贸易、消费、进出口和价格制定。在12月的时候，战时营养办公室的权力由于战时紧急处的成立变得更少了，包括为战场输送食物的部门都转交到了紧急处的名下，冯·巴托基的任务也变成了管理和分配给老弱病残及无业女性食物。

◆ 大多数食物替代品都难以入口

1916年到1917年的秋冬，罐头蔬菜已经被禁止销售，这些蔬菜要被保存到来年的春天，这样才能可持续到来年丰收。在1917年秋天的时候，这些本来就缺乏的蔬菜存量，更是从一个月12磅跌到了9磅，面包的存储量在丰收之前面临着短缺。为孩子和病人提供的牛奶，对于45岁以下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是奢侈品。在糖分变得越来越难摄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替代品——糖精。糖果和巧克力都很贵并且很难得到。政府出台规定说，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会在孩子们的食物里增加糖分。

当食物供应短缺的时候，超市里就会出现很多替代品，用掺杂了水的牛奶来代替牛奶；鸡蛋以粉末或者是胶囊的形式来发放；把一磅黄油调和成两磅使用等等，这些方法都被证明对于节省食物是很有效的。肉类的替代品是香肠，看上去一点也不好吃；而替补咖啡也被美国女人认为是“最难喝的茶的替代品”，然而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咖啡替代品，很愉悦地一边聊天一边喝着咖啡，甚至是等咖啡放凉再喝，说不定在谈论这些痛苦但是有吸引力的话题的时候，这种咖啡正是绝配。

◆ 违法走私与合法购买

这一段时间里，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富人区发生了一些故事，他们花大价钱去走私一批咖啡，就为了在和自己的朋友聚会时饮用。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奥地利，据说咖啡“跟钻石一样稀有”，当然价格也跟钻石差不多，如果你相信这件事的话，那么对于一个维也纳妇人，去到意大利德里亚斯特花了800美金买50磅咖啡这件事，你肯定也会相信。

走私和违法交易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普遍的，一般都是在深夜通过非法途径来进行交易，内容通常都是只能以票券来兑换的东西，又或者说是普通人不能持有的东西。一个外国居住者表示，只要你知道途径，就可以拿到任何法律规定不能拿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不正当地获取那些东西，只有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才会这么去做。”她补充道。

走私和暗中高价购买，使得不义之财的聚集形成了一股恶势力波浪，这导致城市很多中产家庭和穷人都陷入了一个几乎无望的境地。因为政府所给的食物分配远远不够提供每一天工作所需要的体力，据可信赖的报道，食物生产者会给自己保留充足的食物，当他们存储了大量土豆的时候，就会提高土豆的价格，他们之所以拉这么长的战线，就是为了在大众饥荒严重的时候一下子把土豆储存给贡献出来（已经提前说明了不用票券或者在政府政策规定下售卖），这样看起来不那么卑贱。

◆ 公共食堂在主要城市建立起来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负担，公共食堂一般都是在食物物美价廉的地方开张，现有的公共食堂都是在和平时期由慈善家建立的，在战争期间，来食堂的人明显增多了，与此同时，由市政府或者是个人承办的新中产阶层食堂和大众食堂，每一天都把营养餐提供给孩子和妇女。有一些是由当地妇女组织赞助的，有一些则是由社会妇女义务组织经营的，比如说美国商业贸易所。除了公共食堂，还有一个跟这个性质差不多的当地机构叫做移动的汤食堂，或者叫做“装满了匈牙利汤的大炮”。因为这个食堂的汤，会沿街送到每一个碗里或者桶里，当有人确实付不起饭钱的时候，这个汤就会免费供应。

由于“人们不论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饮食习惯”，对于家庭主妇们来说，要用跟平时不一样并且更少的食物去养活一大家子人实属不易。学术讲座、实际操作、经验总结再到战时烹饪手册，都提供了一些帮助。最开始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女人们“成群结队地”去参加经验交流会，“认真地听，并且热烈地鼓掌”，“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学到的烹饪方法都跟家庭成员的口味相悖。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她们还是选择根据战时的食谱来烹饪”。但是拥护严格节约的家庭主妇协会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们建立了一个咨询建议局，会推荐一些有关烹饪新配方的一些聚会。最终，牛肉汤、李子汤、土豆和卷心菜布丁这一类奇怪的配方，都出现在家庭主妇们的烹饪菜谱中。

◆ 公共餐馆的客流量达到了顶峰

煮过土豆的水不能被倒掉而是要留着做汤或者卤汁；为了让茶的味道一直都保留着，李子的叶子要跟茶叶一起去煮，之后风干，作为后面茶叶的一个替代品；有一些家庭重复利用咖啡渣，这样煮出来的咖啡也比仿制咖啡味道要好。

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公共吃饭的地方会减少，因为食物会越来越少，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这些公众食堂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不断增多，因为人们会喜欢去熟悉的地方寻找慰藉。一个住在柏林的外国人写道：“当你不能再忍受的时候，你会拿起钱包里面仅有的零钱，去一家餐馆，慢慢花一个晚上去吃一顿还算不错的饭菜。”咖啡馆、酒吧、饭店和酒店，就像戏院和戏剧（一段时间之后）一样，相辅相成。这句著名的俗语“人们往往是从众的”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现象。从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冬天起，这些场所便开启了最繁华的一段时光。尽管酒吧的服务不怎么好，提供的酒的质量也非常一般，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去。在柏林的一家酒吧，只有当权者才能被服务，所以顾客每次来酒吧时还要自己带椅子过去。慕尼黑的酒吧在晚上6点才会开业，但是当地人都会用杯子砸门催促酒吧在4点钟开业。

◆ 国内各种商铺的激烈竞争

不能说国内的各个部门都感觉到了一种压力，事实上，极大的不公平同样会导致冲突，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在当地，战时营养办公室的政策执行受到了很大阻挠。为了支撑北德国地区的生活和出口给中立国家换取货币，巴伐利亚被分配了大量的日用品，同样地它还被分配了大量的肉类以供军队食用。这件事是非常招人恨的，所以普鲁士的游客为了更好的食物便闯进了巴伐利亚的度假村。在面包比柏林好，肉类、蔬菜、水果、糖类和其他水果都很充足的慕尼黑，对巴伐利亚的特殊待遇，也受到相应的分配部门的支持。

当军队的配给都比普通民众要更多更好的时候，当局就出台了一项规定，指明士兵所得到的分配食物和生活用品，必须要与普通民众共享，这一点是鲁登道夫上将和最高军队指挥者所诟病的。士兵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逆转也就此开始了，现在并不是从战争后方送来大量的食物给前线，而是从前线把他们的食物送回一部分给家里。

◆ 食物产量并没有解决需求量的问题

对于德国来说，食物产量的增加才是真正解决食物紧缺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国内的食物产量并没有跟上需求量，尽管政府一直在呼吁，尽管战争都发生在城市地段，尽管很多士兵会被送回来种地和耕田，尽管用有亚硝酸盐的替代品来进行耕种。人们的消沉和重重阻碍还是使得粮食的产量一直在下降，“当人们再也无心种地、贸易和卖出自己的粮食的时候，当人们直到属于自己的食物都会被无条件拿走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父亲或者儿子在伊瑟河、在索姆河、在莫兹、在德里纳战死沙场的时候，当权政府再怎么去鼓励、去说服，人们都不会再次对生活燃起希望。即便是政府认为最温顺的人民都这么想，更别说战争本身了。”价格的管控和消费规定的出台并不足以应对这一切，不对市场分配进行控制，没有农民的支持，这些政策最终还是会失败的。

◆ 从已占领的领土上获取食物和生活用品

尽管要将德国向已征服的地区，比如比利时、法国、波兰和塞尔维亚进行征收的历史细节在本文中叙述清楚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对公平和平衡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德国对原料的其他需求，还得通过历史的其他方面去了解，需要去到那些对原料争夺十分激烈的地方。对于这件事，鲁登道夫是这样平淡记载的：

“在战争中，被占领的地方就要进贡粮食，这是不可避免的，逐渐地在这方面也变得坚定起来……很明显，进贡食物这件事对于当地人民来说有很大压力。”鲁登道夫漫不经心地谈到了使用比利时的所有火车来缓解运输压力这件事，并且对因为错误的量度导致俄国的全部车辆都不能使用表示遗憾，“我们从被征服国家大量征用粮食和日用品，许多工厂在战争封锁和需求的情况下都必须要牺牲掉，以便为制造枪支和弹药收集足够的钢铁。逐渐地，钢铁的需求量可以被满足了。”

◆ 对比利时和法国变本加厉的强征豪夺

然而他会感觉到，德国对这些被征服领地的态度逐渐从冷漠变为同情。鲁登道夫告诉我们：“如果不考虑我们的需求，比起在国内采取的部分措施，对这些被征服地区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他认为人道主义这个理念是荒谬的，并且他对在德国宣扬民主的敌人所提出的政治宣言感到哀叹，他认为人们在一个真正慈善的德国政策下生活是不会满意的。对于被征服领地的教育、宗教和法律条款的规定，他沾沾自喜地说：“我坚信只有德国才会对被征服国家如此上心去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一直主张在立陶宛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他再次强调说：“我们自作主张地忍让了这么久，就是想要把无酵面筋粉送到犹太人手中。”无论这件事是否需要批准，犹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中间人。无论是在获得皮毛、兽皮、铜线、黄铜、破布或者是废铁这方面，国内战争部都是有需求的，而犹太人或许能帮上一些忙。

战后调查和报告，展示了上千万吨的羊毛是如何从比利时和法国运过来，为了给德国做制服或者是帮助国内市场运转；成千上万的工厂（据统计仅在法国就有26000座工厂）是如何被拆除或者是被强制拆掉里面的机械设施；比利时的马、牛和猪是如何被带走直至比利时国内几乎找不到任何马的踪迹，养殖的剩余库存也不到原始数量的一半。难道德国乡下为了生存而杀掉自家猪的妇女，和弗兰德斯被抢走猪拿去缓解战争压力的农民心中没有共通之处吗？“我们一直都在为和平而奋斗着。”德国妇女说道，“如果政府真的在为战争尽心尽力的话，还需要我们去承担这些后果吗？”

◆ 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和森林都被开发了

在专人的管理下，部分被征服地区的农业已经很系统地被开发了，有先进的拖拉机和其他设备来进行耕作，有炮兵部队提供的马匹，整个工作都很有序地推进着。举个例子，法国北部将近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完全由德国军队耕种开发的，还有百分之二十是由当地农民和军队一起耕种的，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单独由农民耕种的。军队收成的粮食有一半是自己耕种的，另一半是双方合力耕种的，剩下的百分之三十留给农民，当然有很多都用来付期票了，这些在战后都是可以赎回的。

波兰的良好森林同样需要开发。在当地见到的数个伐木场，木头和木浆都被送去前线或者是送回德国的工厂，此外还收获了一些有价值的衍生品——树脂、木炭和化学原料。德国人还在法国、比利时、波兰和塞尔维亚都打了矿井，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德国提供煤炭。在这个时候，德国面临的燃眉之急就不是原料的产量问题了，而是运输的问题。尽管士兵们被召回去从事铁路上的工作，将原料运输到有需求的地方，那时候的铸造厂还是会因为燃料的缺少而延迟开工，所以在德国国内很多家庭都得不到供暖。在城市里面，女人们用小型马车或者任何她们能够利用到的东西去运输煤炭。在运输问题中，有一个燃眉之急就是润滑剂的减少，但是这些润滑剂可以从罗马尼亚的油井中夺取。罗马尼亚在食物方面的配备是非常好的，以至于鲁登道夫毫不犹豫地说：“在1917年的时候，只有罗马尼亚真正意义上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从湍流中解救出来。”

◆ 被驱逐流放和囚犯的工作

在被征服地区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地的机器和工人，是要留在本地还是要送去德国工作。许多工厂和工作室都是在本地运营，比如说波兰的理发店、伐木场和铁路。当地人，无论他是否对德国的统治持反对意见，都要参与土地耕耘，或者为军队做工程和为征服者服务。比这个更差的是，“由于英国封锁边界导致的失业率上涨”的压力，德国当权者决定找到合适的机会把一定数量的德国人放逐，这些人都是从农场里解放出来的。无论是放逐到法国或者是比利时，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悲惨的故事。在波兰和俄国，这些人都已经精疲力竭。

关乎德国工业命脉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狱囚的劳动力，或者是那些在数量上远超其他人种的俄国人。他们在农场里与女性农民肩并肩工作或者为了建设新建筑而做一些重体力活，总之，比起闲着，这些俄国人更喜欢忙着。

◆ 德国女人的战时工作

在男人全都出去打仗的时候，国内的空虚位置则需要女人去填补，要去适应最困难最不熟悉的工作，直到这些工作不再需要她们。当男校长走了的时候，受过教育的女人顶替了这个位置，其他的职位也是这样的。女人开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在站点检票、洗窗户、开电梯、送牛奶和煤炭，甚至类似于修建铁路这种重体力活都要由她们做。从邮递员到驾驶员，从贴海报到扫大街，还有开大货车，都变成了女人的任务。

当然在休闲阶层，还是有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时尚、娱乐以及一些私人事务上的女人，但是多数的女人还是想要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己之力。最开始她们去做一些针织，或者去红十字会做义工。后来随着全国妇女服务联盟的成立，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为士兵的家庭服务、调查情况、询问需求、协助照顾孩子以及补充营养，为母亲们寻找安排挣钱的工作，收集和分配衣服等等。对于每一个想为别人提供帮助的志愿者，都有相应的工作，而对这些工作的回报也是非常慷慨的。其他的机构，还为社会上的女性提供技能学习服务，比如园艺、做饭、家政收集和制作蔬菜水果罐头等。

◆ 收集残次品并修复

在物质方面，人们不断向慈善机构捐赠物品。箱子就放在讲台上，这样孩子们就可以随时把他们的礼物放进箱子里来捐赠给那些病人或受伤之人。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涌向在柏林蒂尔加滕公园的兴登堡的雕像，把金钉、银钉或者钢钉钉进这个雕像或者其他地方的小雕像。许多条件好的家庭承担起孤儿的饮食起居，或者给条件差的孩子提供娱乐方式，抑或者是收养或半收养这些孩子。

从现在来看，似乎德国在各方面都显示出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它将残废的士兵重新安置好生活。它将一个人送去战场，让这个人变成残废、失明甚至是截肢，接着，它会动用一切资源和技术再重新将这个人组装起来，然后把他送去工作。奇迹正在发生。在很多情况中，病人都重新恢复了身体机能，然后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装上的假肢，使得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像正常人一样活动。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失去了双腿的工程师，在一条重要的铁路上开快车。盲人、军人和任何有需求的人，也给安排了特殊的训练，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当然也有新建的部门专门应对新情况，比如建立一个专门为一条腿的人工作的农场。

◆ 为什么要把莱茵河沿线城市放在第一位

在这整个乱局中，有一个还在迅猛发展的中心，便是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沿线城市，似乎是战争之神的同盟。在这里，工人的补给都比其他地方要多，就算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也比不上他们。事实上，他们被允许有超过普通民众三分之一的配给。埃森市是这一带的中心，在这里，军需品的生产日以继夜没有停歇，是克虏伯（德国大军火制造商世家）的发源地。这里最大工厂的拥有者冯勃伦夫人和哈尔巴赫（克虏伯的旧姓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在战时，这家工厂基本变成了一个政府部门。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除了在家生活的极好条件，还有厂方对工人的固定慰问。战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就让这些工人的心里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想法，既有对英格兰的憎恨，又有对自己的努力的不满之情。在军事规定下，他们每天工作8个小时（三班倒），一周工作7天，吃的饭只有豆子和土豆，没有一点油水，睡觉则跟大家一样，睡在拥挤的营房中，他们成为了促使社会发展的因素。

在战争的早些时候，汉堡也是一个工业聚集中心，大概有5万人日以继夜地工作，“时刻为汉堡的明天准备着”。一些海上巨人，如排水量为5.5万吨的“俾斯麦号”战舰和排水量为3.2万吨的“提尔皮茨号”，都是在汉堡的港口制造的，不少水手在战后，就在这里被训练成一个老练的海上商人。在1916年的时候，港口生产的舰船的总排水量已经达到了74万吨，还有另外的10万吨在建。

◆ 在战争的压力下，团结和谐逐渐消失

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小时，所有的团结与和谐都是建立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上的，用以激励各方和各阶层。社会学家暂时放弃争吵而站到同一个战线，但是在1915和1916年之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政治问题并引发了争论，1917和1918年，则引起了实际的分歧和灾难。在议会大臣中，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一直周旋在各种冲突和意见之中，由于他的努力，使政府保持了稳定和不偏离轨道。

在一些反对领土合并的社会学家，和建议采取极端措施打压英国的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之间，大臣们的方向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了。

众所周知的潜艇争议，导致了1916年3月冯·提尔皮茨的下台，因为德国皇帝要在他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之间做出选择。提尔皮茨向政府递交了辞职信，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冯·提尔皮茨结束了将近19年的在三位财务大臣辅佐下的国务卿生涯，他一直为帝国海军服务。在与美国的争端中，为了得到和平，德国政府一直处于任人操控的状态。在社会学家的内部争论中，由于将威廉·李卜克内西对大臣的演讲打断，冯·提尔皮茨被告上军事法庭并且入狱，这是1916年的大事。在来年的7月，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向国会大厦的反政府压力屈服，随后辞职。

◆ 关于革命的谣言传遍了德国

米凯利斯博士、冯·赫特林伯爵和巴登，在马克西米利安王子带领下的一些活动，使接下来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在这里也就不详细述说了，但是整个国家加剧了不安的状态是毋庸置疑的。关于革命的谣言也越来越多，而罢工和暴乱则要求有警察来维护秩序。有许多迹象表明，20年前在卡尔·舒茨预言下的谣言即将成为现实。这里有一句话出自卡尔：“我很害怕在未来的某一天，现实情况会逼迫德国人去与德国皇帝争夺自己的命运，但是等那一天已经来临的时候，恐怕要阻止灾难的发生就已经太晚了。”

文/玛丽恩·哈克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