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了解宏观经济的预备知识

克鲁格曼的责难与宏观经济学现状

上一章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懂宏观经济，这一章开始介绍宏观预备知识，我想先从克鲁格曼的责难与宏观经济学现状谈起。

2008年发生的金融海啸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颜面尽失，尽管在此之前并非没有人提出过警告。事实上，格林斯潘曾撰写80页的工作论文讨论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也曾于2007年在公开媒体上表示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并声称将来房价的下跌会比大家设想的要严重得多。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拉詹教授也在2005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警告，称金融体系承担了可能极高的风险水平。我曾于2006年3月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撰文指出，高居全球风险榜首的当属美国房产泡沫和经常账户赤字的不堪重负。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我们是否看到房产泡沫破裂的风险，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其造成的是如此大的灾难。经济学家到底为什么没有预计到这些？沿用一下克鲁格曼于2009年9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标题“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即“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

克鲁格曼在文章中批评和嘲讽的对象有两类：第一类是宏观经济学家，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查德教授，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教授，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教授。他认为，这些经济学家过分沉迷于数学模式在宏观经济学上的应用，将数学表达形式的优美误以为是真理，而没有关注这些理论是否有实际指导意义。第二类是金融学家，诸如芝加哥大学的法玛教授以及两位发明期权定价理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虽未点名，但业内人都清楚是指麦伦·舒尔茨教授和罗伯特·C.默顿教授）。法玛教授是“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者，克鲁格曼批评他无视金融市场泡沫的存在。期权定价理论的发明者可以说是衍生品市场的推动者。克鲁格曼认为这些衍生品的创新，由于没有受到充分的监管，从而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规模变得史无前例。

克鲁格曼在文章中还点名批评了血气方刚的芝加哥大学科克伦（John Cochrane）教授，他既是宏观经济学家，又是金融学家，撰有颇受欢迎的《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一书。很自然地，科克伦教授不久后正式对克鲁格曼予以回击。科克伦教授在对克鲁格曼的回应中还忍不住指出对方金融知识的缺乏。第一，克鲁格曼将资产定价理论中的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定价理论中的Black-Scholes模型混为一谈；第二，克鲁格曼将“有效市场”的前提假设理解为平稳的资产价格其实是一种误读。“有效市场”的前提假设本身与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并不矛盾。由于克鲁格曼的文章中不乏片面的理解和不公平的指责，科克伦教授不无感慨地回击：“您过去30年干吗去了？”（Where have you been for the last 30 years？）。2009年，我在韩国的某次会议午餐中与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聊起了科克伦教授的回应，她表示了对科克伦教授支持，但同时也承认科克伦教授的用语有点太过了。

克鲁格曼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相当长，其核心思想是对市场不能听之任之，现有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对市场中存在的各种摩擦研究不足。克鲁格曼扼要地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沿革，在这里我们正好参照一下。下面的介绍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借鉴了科克伦教授的回应以及布兰查德教授最近对宏观经济学前景的判断。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般被认为是对此前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总结。其中最著名的论断是对市场经济的推崇，书中认为“市场经济”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参与者的决策以产生最有效的结果和达到最高的社会福利。其实，《国富论》还可以被看作是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宏观经济学分为两大板块，一块研究经济的长远增长，一块研究经济周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除了对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公共政策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外，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旁听过他的经济思想史课程，我的导师罗默教授也旁听过几节课。斯蒂格勒教授就认为亚当·斯密第一定理就是下面这句话：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即“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的大小”。他还在1951年专门撰文探讨这个定理是否具有普遍性。由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该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罗默教授将此理论根源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因此，我们称亚当·斯密为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并不为过。

当然，通常人们提起宏观经济学，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周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恩斯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在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发生之前，经济学可以说是继承了“国富论”衣钵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Neoclassical Economists）的天下。这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包括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虽然他们也承认市场失灵的情况，比如“外部性”的存在，但他们对市场体系总体而言还是抱有信仰的，即市场不均衡的局面是短暂的，市场价格会进行调整并促使新的均衡的出现。然而，这种信仰被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可以说，大萧条造就了凯恩斯理论的诞生。凯恩斯质疑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监管者的情况下运作，他对金融市场尤其不屑。他认为金融市场充满投机并易受“动物精神”支配。他自己涉足金融市场的过程也充满了大起大落，虽然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他如何在大萧条之前从股市上全身而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一度在外汇交易上几乎破产。大家可以想想，连凯恩斯这位在国际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士都不能在外汇交易上稳操胜券，这足以说明外汇交易市场的复杂性。凯恩斯本人可能将他的失败归咎于市场的非理性。根据他对消费、投资、就业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周期中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率的高企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的积极干预非常必要。

凯恩斯的这一理论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学者，不仅在他所在的英国如此，在美国也是一样。萨缪尔森和托宾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回忆，他们当时有专门研读这本著作的学习小组。《通论》写得非常晦涩难懂，只有通过学习小组和激烈的争论才能搞清楚凯恩斯的真实想法。实际上，有些学者认为由于这本书包含了很多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就连凯恩斯本人在具体问题上也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比如，在衰退和萧条阶段，政府能否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提振经济？凯恩斯的答复经历过早期的否定和后期的肯定。这一问题之困难，即使到今天经济学家仍然是众说纷纭。

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尤其是以萨缪尔森和托宾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取得了话语权。所谓新古典综合派就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元素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调节理论结合的产物。如果只是轻微的波动，可以由市场调节来解决；如果市场受到大的冲击，政府应当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积极干预。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经济衰退的魔咒，操作层面的体现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应用。菲利普斯曲线概括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如果经济走向衰退，即在失业率偏高的情况下，只需容忍稍高一点的通胀率就可以改善失业率，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是菲利普斯曲线功成名就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创，菲利普斯曲线也明显失灵。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了滞胀，即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并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宣告了菲利普斯曲线时代的终结。其实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早就宣称，如果政府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话，人们会对通胀形成新的预期，最终结果将是需要越来越高的通胀才能维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菲利普斯曲线因而就是不稳定的了。滞胀正验证了这一断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包括卢卡斯、萨金特、基德兰德、普利斯哥特、巴罗等以更为严格和科学的方法探讨了经济周期的原因、特点、政府的对策。这批经济学家被称为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家或新新古典经济学家（New Classical Economists）。他们用的这些方法包括引入“理性预期”概念、一般均衡框架、动态优化工具、经济决策者的目标函数以及刻画企业生产函数，因此理解这些研究工作归属于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经过简化处理，也已纳入初级和中级宏观经济学课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凯恩斯的追随者借鉴了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严谨的数学方法，但在模型中引入了凯恩斯理论中的关键元素，比如价格刚性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这一批研究被统称为新凯恩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也称DSGE模型。DSGE模型虽然还不够完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中都凸显了许多不足之处，但已受到世界各大央行的关注。这两次危机促使经济学家们对此类模型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修订，但我觉得这类模型还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布兰查德教授在他2018年的一篇前瞻性文章中指出，过去我们希望用一套模型来解决所有问题的企图是错误和徒劳的。他认为应该有5套不同的模型，即纯理论模型、包含更现实的市场扭曲的DSGE模型、政策类模型、中初级宏观中的IS-LM等描述性教学类模型和预测类模型，以分别满足不同侧重点的需要。而我更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学需要一个根本性的革命，这一革命目前在时机上还不成熟，但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大数据的积累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进步，将来我们对经济人的刻画可以更为细致，比如我们可以纳入行为经济学中的各种元素和更复杂的风险偏好异质性，这可以帮助我们对宏观经济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做更为逼真的模拟。

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