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郁打败你之前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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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剖析

抑郁症不仅仅包含一两个症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想法、感觉、行为和体验构成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开发了一个评估和对这种难以捉摸的、不断变化的痛苦复合体进行分类的系统。如果我们给予的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症”,这意味着你的抑郁状态(悲伤、对一切活动不感兴趣)已经持续了两周,而且你至少有以下症状中的四种:

●感觉自己毫无价值或内疚

●难以集中精神或做出决定

●疲劳或精神不振

●失眠或嗜睡(睡眠过多)

●没有食欲、体重减轻或增加

●情绪激动或活动迟缓

●出现死亡或自杀的念头

在做出诊断前,我们会排除可能会引发抑郁症症状的医学方面的问题,如甲状腺失调。我们也会分析在你的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我们通常不会把一位正因为失去自己深爱的人而感到痛苦的人诊断为抑郁症患者,除非其抑郁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同种类的抑郁症

抑郁的表现方式有很多。你可能像我们刚刚描述的那样患有重度抑郁症,或者你可能患有持续大约两年时间但程度较轻的抑郁症,我们称之为“情绪障碍”。你也可能同时患有情绪障碍和重度抑郁症,这样你就会被诊断为“双重抑郁症”。许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后会患上产后抑郁症。

你需要记住双相障碍(过去我们称之为“躁狂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和症状。患有双相障碍的人时而情绪低落,时而狂躁,处于狂躁状态时他们会感觉兴高采烈,拥有过高的自尊和充沛的精神。他们说话时语速很快,思绪混乱,他们可能显得极其愚蠢,而且似乎不需要很多睡眠。他们可能会冒不必要的风险,或是性欲异常强烈。拥有上述狂躁症状中的几种,但不是很严重的人的病症被称为“轻度躁狂”。

如果你曾感觉狂躁或轻度狂躁,那么你可能就患有双相障碍。你的治疗师或心理医生可以为你进行诊断。把你的狂躁症状告诉他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患有双相障碍,而且正在接受药物治疗,你的医生会为你制订一个具体的计划。

如果你患上了双相障碍,仅仅依靠抗抑郁药物可能会让你的情况更糟糕。许多双相障碍患者经历了一种“循环”,当他们只服用抗抑郁药物时,会进入一种焦虑狂躁的状态,他们会经历从抑郁到焦虑狂躁的情绪突变。但是,无论你是单相抑郁(没有狂躁的症状)还是双相障碍,本书都可以帮助你避免在未来发作,并在治疗抑郁症期间获得更好的成效。

抑郁症的成因

抑郁症没有分界线。无论收入、受教育程度、种族、性别、成就或相貌如何,任何人都可能患上抑郁症。受抑郁症之苦的名人的名单可以写满好几本册子。这些名人有鲍比·达林(Bobby Darin)、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比利·乔尔(Billy Joel)、朱迪·加兰(Judy Garland)、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J.K.罗琳(J. K. Rowling)、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

抑郁症的成因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他们一定能在父母养育他们的过程中找到自己患上抑郁症的原因。确实,你可以花几年时间坐在一位治疗师的沙发上,试着挖掘童年被虐待的可怕回忆,但这么做可能毫无意义。研究者提出,有1/3至2/3的抑郁症成因与你的遗传基因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抑郁症与你的脑化学因素有关。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其他化学物质水平的不同可能会使你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即便如此,一些其他的因素——从你被抚养的方式到长大后的经历——可能会使你抑郁发作的风险更高。例如,你的父母不仅传递给你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的基因,他们可能还用导致你感觉无助或自责的方式与你进行沟通,使你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关于抑郁症成因的理论有许多,这表示抑郁症有许多不同的生化过程。你的抑郁症可能是由诸多生化模型中的一种或几种造成的。你应该记住这一点,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你的治疗效果。

许多患抑郁症的儿童的父母也是抑郁症患者,所以他们在尽力照顾孩子的同时可能过得很艰辛。那些缺乏爱心的父母、具有不认同感的父母,以及控制欲太强或太挑剔的父母养育的孩子,长大后容易患上抑郁症。如果你的父母向你传递了混乱的信息,如“我爱你,但现在别来烦我”,那么你也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儿童时期的性虐待是抑郁症的一个重要致病因子,而且,如果你的父母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离婚、分居或去世了,那么你在成年后更有可能变得抑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你是如何被照顾的:如果失去父亲或母亲使你获得的照顾、爱和关注变少了,那么你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就更大。对儿时经历的回忆可能会受你当下情绪的影响,如果现在你感到抑郁,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回忆起过去的负面事件。尽管如此,研究显示,回忆中的偏见不是引起抑郁的成年人讲述糟糕童年经历的主要原因。

在几乎所有被研究过的当代文化中,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症,其概率是男性的两倍,这种差异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在老年时期消失。其中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从女性体验到的激素变化,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社会中拥有更少的权力,更加关注如何取悦别人,以及可能更容易陷入反刍中等。但是,女性和男性都可以从认知行为疗法中受益。

哪些因素会引起抑郁发作?有一些因素会让抑郁发作的风险更高。配偶去世、离婚、分居,以及严重的情感冲突是抑郁症的重要病发因素。在婚姻中经历冲突的女性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婚姻美满的女性的25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女性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失业也是一个致病因素:对于许多人来说,失业不仅意味着失去收入,也意味着失去认同、人际交往和成就感。失业不一定会导致抑郁症,但如果你常常感到抑郁,你就会倾向于以最悲观的方式把失业看成羞耻、失败和无助的象征。

在一项研究中,60%的抑郁症患者报告在过去9个月内经历过重要的紧张刺激事件,而非抑郁人群中只有19%的人报告经历过这类事件。即使是日常的烦心事也可能累积到一定程度并导致个体患上抑郁症。例如,工作中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旅行的压力,巨大的经济压力以及与其他人发生的不愉快的争执和矛盾。尽管像这样的压力在大部分人的生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你的基因可能会让你在面对这些事情时更脆弱。如果从基因上来看你有患上抑郁症的倾向,那么这些压力事件让你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将会提高250%。但是,你的基因也可以保护你。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尽管成为被虐待的受害者会令你在成年之后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但这也取决于你的遗传基因。如果你的父母没有遗传给你抑郁症的基因,那么你就不太可能变得抑郁。你的基因可以帮助你或伤害你,它们甚至可以保护你免受父母的伤害!

抑郁症的后果

从多个层面看,抑郁症的代价很高。它会导致更高的旷工率,更低的生产效率,以及更高的精神残疾率。目前抑郁症患者中大约有80%的人说他们的日常功能受损。研究者发现,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人每周的生产性工作时间会减少5.6个小时。以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卡伦为例。有时候她无法起床去工作;工作的时候,她常常会坐在电脑前反刍自己的人生有多么糟糕;她会耽误本应该完成的工作。这只会让她感觉更糟糕,因为她担心自己会被解雇。

抑郁症患者更有可能养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不运动和不健康的饮食。“我会吃冰淇淋和饼干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卡伦告诉我,“但是,吃完之后我会感觉很糟糕,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失控了。”对于一些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使他们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抑郁也会让他们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和中风,甚至会影响艾滋病的病情,而且,患抑郁症的老年人寿命更短。

抑郁症通常不是一种一次性的体验。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许多人的抑郁症会反复发作,有时候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卡伦在来找我之前就经历过两段抑郁的时期。在全世界,抑郁症是排在前几位的人生负担之一,只有围产期并发症、下呼吸道感染、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艾滋病和痢疾超越了抑郁症。

但是,抑郁症给个体带来的最不幸也是最不必要的后果就是自杀。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可能性比普通人高30倍。我的朋友肯(Ken)就是一位不幸的受害者。

我是在多年前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肯的。当时我对需要和孩子们相处的工作很感兴趣,但这并不是受强烈的求知欲的驱使,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孩子很可爱,和他们一起工作很有趣。肯当时担任研究员,他非常支持我和我的工作,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一起吃午餐,我会拜访他和他的家人;我们一起探讨研究项目,谈论八卦新闻以及任何我们想到的话题。他总是笑得很开心,会给出有趣的评论,或是说一些支持和鼓励我的话。

肯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他的任何个人问题。他似乎从来不会悲伤。他永远不会抱怨自己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吃午餐的时候,他通常会喝一杯马提尼,有时候喝两杯,但我从没见他喝醉过。他和他的妻子卡洛琳(Caroline)会邀请我去他们家品尝美味的家庭料理,我们会坐下来开心地交谈。我总是能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所带来的温暖,男人之间不需要说自己有多么关心对方,但心里能感知到。然而,我亏欠肯太多了,真希望我曾经开口告诉他,他对我有多么重要。

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我离开了纽黑文,继续扩展我的学术生涯——获得研究资助、编辑书籍、做所有我期望去做的那些事情。我对儿童行为疗法非常感兴趣,所以当时我在考虑往这个研究方向发展。我会偶尔给肯发送邮件,有时候我们会在电话里交谈。但我已经身在异地好几年,基本上不了解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当我正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学时,接到一位耶鲁大学的同事的电话。他告诉我:“肯去世了。他自杀了。”

我很震惊,而且很困惑。“我从没感觉到他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说道。突然,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据说,他很担心自己会被解雇。”我的同事继续说道,“当肯的妻子和女儿睡着的时候,他走进车库,打开煤气罐,自杀了。”

当见到卡洛琳的时候,我可以看出她灵魂的一部分已经被撕扯成了碎片。她坐在位于纽黑文郊外的维多利亚式旧房子的厨房里,想着自己怎么才能支付所有的账单。卡洛琳向教堂和她的朋友们寻求过帮助,他们在这段艰难时期帮助过她。但是,她脸上的笑容和温柔似乎已经消失了。当她说起肯的时候,她的眼神似乎很迷茫。“他这么做,我太生气了,他居然把我们丢下不管,”她说道,“他知道我会尽我所能地支持他。但是他却被压垮了。”

随着我和卡洛琳的深入交谈,我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肯,一个我不认识的肯。他是一个酗酒者,他抑郁、孤独和绝望。当时,他是临床心理学领域的明日之星,怎么会寻求不到自己需要的帮助呢?但是,他看不到任何出路。他去世的时候,卡洛琳怀孕了。

一个人的死亡不是简单的统计数据的增加,而是许多领域的丧失,他的世界的消失,在所有爱他的人的世界里他的位置的消失。肯的女儿苏珊(Susan)握住我的手,说道:“鲍勃-莱希(罗伯特的昵称)”好像我的名字中有连字符号一样,“鲍勃-莱希,你不会离开,是吗?”她向我展示她的玩具娃娃,我拥抱了她。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我能够回想起失去他时我是多么悲伤,而认识他时我是多么高兴。我想让我的生命足够宽广,能够容纳这种失去的意义。尽管我享受和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一起工作,但我想,研究抑郁症对我而言会更有意义。很幸运的是,认知疗法的创始人亚伦·T.贝克博士(Dr. Aaron T. Beck)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提供专业培训。我想,那就是我将要去的地方。后来我真的去了。

我并不害怕在想到肯时感到悲伤。他给了我动力去做我此后一直在做的事情。只要他的精神、他的亲切,以及他的痛苦在我的心中和记忆里,我就知道我可以帮助其他人在人生中的黑暗时期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