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工厂”地位的造成

百年积贫积弱的中国，直到20世纪中期（1950年）棉纺织工业还只有500万锭，仅及同年美国棉纺织业（2179万锭）的1/4、印度棉纺织业（1022万锭）的1/2；毛纺织工业还只有13万锭，仅及同年英国毛纺织工业（516万锭）的2.5%、美国毛纺织工业（303万锭）的4%、日本毛纺织工业（96万锭）的14%；关系重大的化纤制造业，在1950年时的中国还是“零”。这就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65年间，中国纺织业先是奋起直追，接着是全力赶超，到后来竟一变而为“世界工厂”，是何等的来之不易了。

这里，讲几个发人深思的“历史情节”。

其一，中国纺织工业“大规模建设”首战的中南海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听取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一五”时期纺织工业扩大棉纺织能力180万～250万锭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后，毛主席最后拍板：“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要在五年间建设300万锭的棉纺织工业（相当于60个5万锭中型棉纺织工厂），实非易事。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揭开了大规模建设纺织工业的序幕。根据中共中央这一“顶层设计”迅速展开的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北京五大纺织工业新基地的建设，后来如期竣工投产。当初似乎很难达成的五年扩大300万锭产能的目标，到1958年基本实现。万事开头难，新中国成立后65年间，中国纺织业总共建设了1.15亿锭的棉纺产能；而最初的300万锭，竟是出自中南海的最高决策，是毛主席最后拍的板。

其二，周恩来总理的一项特殊安排：由国务院直接召开全国棉花会议，亲自过问其事。

20世纪60年代前期，“大跃进”的后遗症显现，全国棉花严重减产。最低时（1961～1962年）年产仅七八十万吨。纺织工业跟着大幅度减产，最困难时国家只好削减布票定量，号召人民节衣缩食渡难关。而恢复发展棉花生产，又存在粮棉争地、粮棉比价等棘手问题，迟迟难于取得进展。这时，周总理做出了一项很特殊的安排：改由国务院直接召开每年的全国棉花会议，并亲自过问其事。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批转会议报告，部署下一年度的棉花生产。从1965年2月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起，连续多年成为惯例，直到1975年将棉花产量发展为238万吨。

其三，中国合成纤维制造业的从“零”起步。

1957年秋冬，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组织一个化工化纤考察团，由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带队赴日本考察。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出访前的考察团时，周总理说了如下一段话：“中国6亿人口，人多耕地少，光靠天然的农产品要解决好温饱有困难，吃饱穿暖都有问题。派你们到日本去考察，看看他们的技术如何，如果好的话，有可能买他们的技术设备来建设中国的化肥厂增加粮食，建设中国的化纤厂发展化纤，解决温饱问题”。

考察团后来选定了日本仓敷公司的维尼纶制造技术。国家计委在1963年批准引进仓敷成套设备、技术，建设年产1万吨的北京维尼纶厂。中国的合成纤维制造业由此起步。这件事在当时甚至成了国际要闻。

其四，李先念的幽默。

1972年初，钱之光老部长在国家计委支持下，向中央提出了以石油、天然气为起始原料建设大型化纤企业的报告。送国务院业务组后，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当即同意，并联名向周总理报送“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年产合成纤维24万吨”的方案。周总理随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即请主席批示。”毛主席圈阅表示同意。于是，国家计委就和纺织工业部作出了建设上海（金山）石化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天津石油化纤、四川维尼纶厂四个大型化纤厂的安排。总投资概算73亿元，用外汇7.4亿美元。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在世界范围都是少有的。当时，年已72岁的钱之光老部长，从此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四个大化纤建设项目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钱之光又跟分管大化纤建设的焦善民副部长商量：把全国化纤产量搞到50万吨后，第二步再搞50万吨，这样，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有望得到更好的解决。这个宏伟设想又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全力支持。于是，就有了动用巨资建设特大型化纤企业仪征化纤厂和上海石化总厂二期工程的安排。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副总理对钱之光老部长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化纤不搞到100万吨，不让你到八宝山见马克思。”

就这样，在李先念、余秋里、钱之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顶层设计”下，中国出现了化纤制造业大发展的局面。1986年生产百万吨（101.7万吨），达到了李先念10年前提出的目标。到1994年钱之光老部长安详离去、安卧八宝山革命公墓时，中国化纤工业已发展到年产280万吨。

中国工业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当然非一日之功、一事之功，而是多种因素、多种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解决一个人口大国的人民大众衣被供应问题，本来是个大难题，反过来又成了纺织工业大发展的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更应该看到把中国纺织工业推向世界一流水平的领导力量。从“人民衣被甚少”、国家不得已用“发布票”来保障城乡人民低水平消费需要，到近年城乡纺织品服装市场接近“极大丰富”，纺织品、服装出口“全球占比达三成”“衣被天下”，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多么大的工程！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的执政理念、治国之道的重大经济建设成就，并典型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本文在前面罗列了若干“历史情节”，就是要用事实（史实）来解析这一奇迹般的经济现象。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重视纺织工业，并具体过问纺织工业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决心在较短时间内，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大众的温饱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毛泽东主席作为大国政治领袖，直接过问纺织工业的“一五”发展规划。周恩来作为大国总理，直接参与全国棉花会议议事。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在这些“历史情节”中得到了最具体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65年间，在纺织工业大发展的进程中，有若干最为关键、最为成功的发展战略：纺织系统自己发展纺织机械制造业，立足自力更生解决新厂建设和生产技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技术装备问题；纺织系统与化工部门联手发展化纤制造业，解决纺织工业大发展不可或缺的纺织原料资源问题；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原料）资源、两个市场”实行“国际大循环”；加快发展服装业等深加工行业，拓展纺织产业领域，增加纺织生产附加值。前两项大战略的定案和具体部署，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领导人直接过问下实现的。后两项大战略的提出和具体部署，也是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中国纺织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65年间的大发展，典型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执政能力。

中国纺织工业的超常发展，并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它已在一个重要方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物质生产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正在多个方面惠及世界人民和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毕生从事纺织工业的“纺织人”，笔者为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