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公共关系的起源与发展
公共关系作为一种职业和学科，最早产生于美国。但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作为人类一种朴素的思想意识观念，作为人类一种不自觉的社会活动却早已问世了。随着商品经济的急速发展，商业主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人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影响到竞争的胜败，尤其是实力不相上下的对手之间，如果能找到一个“关系突破口”，这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们就开始找这样能起到润滑油作用的人物，通过他们运用一系列的手法，以影响竞争中关键人物的决策，从而一举打败竞争对手，这就是搞“公共关系”，或叫作“公关”，可以说，商业利润是促使公共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公共关系的起源
我国封建时代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传统文化重德轻利、重义轻法，讲究以孝、德治国，为人信为先。儒商备受当时和后代人的尊重，应该说中国古人做事更讲究“人和”，也就是更注重公共关系，虽无公共关系之名，实则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欧洲古代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于东方，重商主义、利已是传统，利为先、弱肉强食，因此才有东方文化难以理解的殖民政策、舰炮商务、奴隶贸易等。资本快速积累中为稳定社会关系逐渐形成重“法”的观念，近一百年在经济高度发达后反过来重视人道、人权、社会关系等，这是一种反思式的进步，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老路。
公共关系的源头可追溯到古代社会人类文明开始的地方——中国、古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国家。当时的统治者虽然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机器（军队、监狱等暴力工具）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但舆论手段的运用在处理其与民众的关系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当时统治方式的反映。虽然“公共关系”这个名词几千年前根本没有出现，但在当时，它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却早已有之。
1．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
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是从周武王伐纣前孟津之誓（《泰誓》）及之前的一系列活动开始的，很多活动都和公共关系相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国家分裂，各种势力不断重新组合，造成了一种社会动荡不安的政治氛围，这在客观上为各种思潮的发端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各种思想、言论的冲撞与吸收，造就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盛世。郑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是古代公共关系思想的极好体现。乡校是当时养老和比赛射箭的场所，老百姓常在那里议论和批评政府。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举足轻重，深受诸侯君王的器重与信任，形成策士游说成风、舌战艺术发达的局面。以齐国孟尝君为代表的“四君子”，家里都养了成群的门客，这些门客主要起提供参谋意见、收集信息情报和外交说服的作用。门客的功能和今天公共关系部的功能有着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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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三窟
战国时，齐国宰相孟尝君家中养了三千门客，其中一个名叫冯谖（xuān）。有一次，孟尝君让冯谖到他的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走前，冯谖问孟尝君收债之后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邑后就和债民核对了账目，而后说：“孟尝君不要你们还债了。”说完，冯谖当众把账单全部烧掉了，薛邑百姓为此非常感激孟尝君。冯谖回去，孟尝君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给我买什么东西了吗？”冯谖说：“我觉得你家什么都有，所以就自作主张给你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
一年后，齐王罢免了孟尝君的宰相之职，孟尝君只好回到封地薛邑。薛邑的男女老幼都去迎接他，孟尝君这时才体会到冯谖为他买“义”的意义。可是冯谖却对他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藏身的洞（原文是‘狡兔有三窟’），才能免除一死。如今你才有一个洞，还不能放宽心啊。让我再替你开两个洞吧。”接着，冯谖到了魏国，对魏王说：“孟尝君这个人非常能干，凡是接待他的诸侯，都能富国强兵。”魏王相信了，便把丞相的职务留给孟尝君。齐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用更隆重的礼节去请孟尝君再回去做宰相。冯谖这个时候才说：“现在三个洞都修好了，你可以放心垫高枕头睡觉，无忧无虑了。”
后来，人们用“狡兔三窟”来比喻藏身的地方多，便于避免灾祸。现在多用于贬义。
此外，那时人们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和思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同现代公关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基本一致。当然，这些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这种意识很分散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只是公共关系的萌芽活动。
明清时期，公共关系思想开始进入商业活动中。如酒店门口悬挂写着“酒”的旗帜，店铺门上悬挂“百年老店”招牌，人们经商活动中遵循“和气生财”准则，都是公共关系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到了这一时期，人们有了朦胧的形象意识，已经懂得良好的企业（店铺）名称对顾客的正面影响。民国初年，钱彭寿把他研究字号命名的心得写成一首七律诗：
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
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
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
新春正和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
这首诗迎合了人们追求吉祥美好的愿望，也反映了当时人的公共关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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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
秦朝末年，民众苦于沉重的捐税、繁重的徭役和严酷的刑罚。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秋，人们再也不能忍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秦王朝的统治，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摇摇欲坠。形势发展很快，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带领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便攻破了秦朝的都城咸阳。
刘邦攻入咸阳以后，看到秦王朝的残暴所带来的恶果，便召集各县的父老豪杰们说：“老百姓苦于秦朝的严刑苛法已经很久了，诽谤朝政的要灭族，相聚议论的要砍头。根据怀王与诸侯们原来的约定，谁先进关谁称王。我先攻入关中，我应管理关中。因此，我把你们找来，与父老乡亲们约法三章，杀人的判处死刑，伤人和抢劫的依法治罪，其余的秦朝法律全部废除。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替父老们除害，不是来侵害你们的，不要害怕！”
接着，刘邦又派人到各县各乡，将约法三章通告于百姓。百姓得知大喜，纷纷带着牛、羊、酒、食前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一再谦让不肯接受，说：“我们的军粮并不缺乏，不想再麻烦百姓了。”百姓们更加高兴，唯恐刘邦不做王。
2．西方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
考古学家发现，早在公元前1800年，巴比伦王国就发布过农业公告，告诉农民如何播种灌溉、如何对付地里的老鼠、如何收获庄稼等。这与现代社会中某些农业组织公关部的宣传材料很相似。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导致公众代表会议和陪审团制度的形成，它为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舞台，而这种变化所产生的舆论导向在当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从事法、道德、宗教哲学研究与演讲的教师和演说家，他们在当时被称作诡辩家，他们的演讲技巧被称为诡辩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他们的代表。亚里士多德运用严谨的思维逻辑和科学的方法写出《修辞学》，强调语言修辞在人际交往和演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修辞是沟通政治家、艺术家和社会公众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寻求相互了解与信任的艺术；他还提出在交往沟通中，要用感情的呼唤去获取公众的了解与信任，要从感情入手去增强演讲和劝服艺术的感召力和真切可靠性。为此，西方的一些公共关系学者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关系著作。这个观点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实践性艺术，从人类文明社会一开始就放射出自己灿烂的光芒。
古罗马时代，人们更加重视民意，并提出“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整个社会都推崇沟通技术，一些精通沟通技术的演说家往往因此而被推选为首领。据记载，古罗马的独裁统治者凯撒就精通沟通技术。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他通过散发各种传单来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便获得人民的支持。他甚至为此还专门请人写了一本记录他功绩的纪实性著作《高卢战记》，后来该书成为一部纪实性的经典之作广为流传。这些活动堪称古代社会公共关系实践活动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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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入川先树恩德后取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没费心思，就抢先孙、曹进了益州，真是宾至如归，他决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再也不离开了。
刘璋亲自出城迎接刘备，双方欢宴百日。然后商定，刘备北上帮助刘璋进攻汉中张鲁，只要取下汉中，就不怕曹操从北路进攻了。刘璋想要像当初刘表恩养刘备一样，之后把这位皇叔放在汉中，做自己的长城。他没想到，今天的刘备，早不是当初那个没有立锥之地的逃亡诸侯。
刘备统率数万兵马，浩浩荡荡进入益州和刘璋见面的时候，对方的张松、法正和己方的庞统都曾劝他，干脆就在这里袭击刘璋，一战给西川换个主子。刘备是聪明人，知道这样办，自己半辈子辛苦积攒的声誉就全毁了，并且未必擒下刘璋就可以平定整个西川。他微微一笑：“此大事也，不可仓促。”否决了急性子们的建议。
刘备戎马数十年，好不容易才有了半个荆州，现在事业蒸蒸日上，可不能因为贪图一时小利而毁了大局。反正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再等两年又何妨？刘璋不但给刘备增添了兵马，还把西川北边门户白水关守军的指挥权全数奉让，并且为他预备了丰足的物资粮草。刘备的兵数增长到三万，他送刘璋回成都，自己北上行进到葭萌关，就停了下来。此后刘备干了些什么呢？有进攻张鲁吗？史书上对此只写了十二个字——“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二、现代公共关系产生的社会条件
现代公共关系首先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公共关系的产生及传播，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短暂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1．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
20世纪以前，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很高，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物资供应也不丰富，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并不需要专门用心思去考虑公众的需要与情感。然而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充分涌流，社会上大量中产阶级出现，就迫使企业家必须高度重视公众的利益和要求了。可以说：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对公共关系的需要。
（1）公共关系适应了商品经济分工协作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2）公共关系是物质生产供过于求和市场重心从卖方向买方过渡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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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和尚推销梳子而且买得很好
负责人问甲：“卖出多少把？”答：“一把。”“怎么卖的？”甲讲述了历尽的辛苦，游说和尚应当买把梳子，无甚效果，还惨遭和尚的责骂，好在下山途中遇到一个小和尚一边晒太阳，一边使劲挠着头皮。甲灵机一动，递上木梳，小和尚用后满心欢喜，于是买下一把。
负责人问乙：“卖出多少把？”答：“10把。”“怎么卖的？”乙说他去了一座名山古寺，由于山高风大，进香者的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找到寺院的住持说：“蓬头垢面是对佛的不敬。应在每座庙的香案前放把木梳，供善男信女梳理鬓发。”住持采纳了他的建议。那山有10座庙，于是买下了10把木梳。
负责人问丙：“卖出多少把？”答：“1000把。”负责人惊问：“怎么卖的？”丙说他到一个颇具盛名、香火极旺的深山宝刹，朝圣者、施主络绎不绝。丙对住持说：“凡来进香参观者，多有一颗虔诚之心，宝刹应有所回赠，以做纪念，保佑其平安吉祥，鼓励其多做善事。我有一批木梳，您的书法超群，可刻上‘积善梳’三个字，便可做赠品。”住持大喜，立即买下1000把木梳。得到“积善梳”的施主与香客也很是高兴，一传十、十传百，朝圣者更多，香火更旺。
（3）证券民主化运动推动了公共关系的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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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建议，我国应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为类似于股票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并在沪深股市竞价发行后流通交易，将上市公司控制权由国家转给股民，制定《国有股被动表决权法》，政府依法管理国有股与行使上市公司政治控制权，实现政企、政经合理分开，扩大国民的经济决策参与权，使国有经济决策实现民主化与法制化。（郭洪涛，2004）
（4）民众的巨大压力迫使企业家放弃唯利是图的经营方针，采取赢利与公关并重的经营战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文明经营观念。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把它应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2．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
西方社会从封建制度向当代民主制度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公共关系产生的重要政治前提。
3．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公共关系是组织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能，它的发展与管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西方管理学领域中的两种思潮对公共关系的发展影响极大：其一是科学管理理论；其二是人际关系理论。科学管理理论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泰勒为代表。1911年，泰勒系统总结了他的管理学说，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生产作业标准化、工时利用科学化、管理权利层次化、劳动分配合理等原则。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比传统的经验管理有了重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泰勒在书中虽然强调了要在管理人员和广大工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其理论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控制机器的附属品——工人，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他把工人看成受金钱驱使的“经济人”（经济动物），把物质刺激当成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的唯一手段。他主张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用对钱和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管理。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然没有内部公关工作可言。所以在公共关系发展的早期，公关活动都是面对外部公众的。
影响公共关系发展的第二种管理理论是人际关系理论。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梅耶在著名的“霍桑实验”中，提出了如何激励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人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是：工人是“社会人”，劳动对于人来说恰如娱乐和休息一样自然；在为既定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人有自我引导和控制的能力；对目标的执着追求而取得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在一般情况人们不仅接受而且谋求责任；为解决组织的问题而激发的想象力、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是一种普遍现象。以后，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把泰勒的理论称为X理论，把人际关系理论称为Y理论。人际关系理论注意到了工人的人格尊严及个人价值，注意到了生产过程中要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组织内部公关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4．大众传播事业的发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公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的社会化使人们之间有了进行交往的迫切需求。只有占有充分的信息资源，一家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近代有了公路、邮政、报纸，才有了报刊宣传运动，有了公关的萌芽。进入20世纪，由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传、计算机、互联网等电子媒体的发展，使信息可以迅速地传送到每个人手中，公共关系从而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社会组织可以运用各种传播工具与公众进行沟通，从公众中采集信息，又把组织的信息传达到公众中间去，最终达到为组织树立形象的目的。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互联网中传播信息，具有更迅速、更广泛、更自由的特点。
三、公共关系发展
（一）西方公共关系的发展阶段
1．巴纳姆时期——现代公共关系的发端
19世纪中叶在美风行的报刊宣传活动，被认为是现代公共关系业的“前身”。“报刊宣传活动”，是指一个组织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雇佣报刊宣传员在报刊上进行宣传活动，以制造舆论，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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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姆的信条是“凡宣传皆好事”。这种把新闻媒介视为异己，或利用新闻媒介“愚弄公众”的现象，引起了新闻媒介的不满，报纸杂志率先刊载揭露实业界那些“强盗大王”的恶劣丑闻。据统计，1903—1912年的10年间，有20000多篇揭丑文章发表，同时还有社论和漫画，形成了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清垃圾运动”（又称为“扒粪运动”“揭丑运动”）。“清垃圾运动”的冲击，使工商企业意识到了取悦舆论的重要性。从此，企业和外界的隔绝消除了，“象牙塔”被“玻璃屋”取代，企业的透明度大大增加。不过，早期的新闻代理活动仍然免不了存在大吹大擂、搪塞了事、混淆视听和隐瞒欺骗的弊端。
（佚名）
2．艾维·李时期——现代公共关系职业化的开始
艾维·李（1877－1934），1903年，他开办了第一家宣传顾问事务所，成为向客户提供劳务而收取费用的第一个职业公共关系人。现代公共关系职业化由此发端。1906年，艾维·李向新闻界发表了著名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原则宣言》，他的信条：“公众必须被告知”。
艾维·李作为公共关系之父，不仅首创了“公共关系”这一专门职业，而且，他提的“说真话”，公众必须被告知的命题将“公共利益与诚实”带进了公共关系的领域，使公共关系这门学科从对一些简单问题的探讨上升为探求带有某些规律性的原则和方法，大大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由于时代的局限，艾维·李的咨询指导主要还是凭经验和直感进行的，缺乏对公众舆论严密的、大量的科学调查。因此，有人批评艾维·李的公关咨询只有艺术性而没有科学性。但无论如何，艾维·李作为公共关系职业的先驱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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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维·李时期的公共关系信条是：“公众必须被告之”“说真话”，主张企业管理遵循“门户开放”的原则。
（2）1903年艾维·李与帕克合作在纽约创办了“宣传顾问事务所”，成为公共关系历史上第一位向顾客提供公共关系咨询服务而收取报酬的职业公关人员，首创了公共关系这一专门职业。
（3）艾维·李曾先后被多家巨型公司聘请处理劳动纠纷和社会摩擦，他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公共关系实践活动奠定了其在公共关系历史上的地位，他被后人誉为“现代公共关系之父”。
（4）艾维·李的重要功绩，表现为他对公关所做的四大贡献：第一，提出了工商业应把自己的利益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的观念；第二，与最高决策者和管理人员打交道，并且只有在管理人员积极支持和亲自处理的情况下才实施计划；第三，与新闻媒介保持公开的畅通的信息交流；第四，强调使工商业具有人情味的重要性，并把公关工作做到雇员、顾客和邻居中去。
（5）艾维·李的公共关系咨询还存在凭经验、凭直觉来进行工作的不足，但艾维·李作为公共关系职业先驱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佚名）
3．爱德华·伯尼斯时期——现代公共关系学科化的成熟
公共关系职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公共关系由简单零碎的活动升为较系统完整的专业活动，并逐渐形成了公共关系的原则与方法，使公共关系自立于学科之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尼斯就是公共关系学科化的一名旗手。
出生于维也纳的奥地利裔美国人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L. Bernays）是著名心理学泰斗弗洛伊德的外甥。1923年，他以教授的身份首次在纽约大学讲授公共关系课程，同年出版了被称为公共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专著——《公众舆论的形成》。伯尼斯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把公共关系学理论从新闻传播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对公共关系的原理与方法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使之系统化、完整化，最终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新兴学科。伯尼斯不仅是一位公共关系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公共关系的实践家。伯尼斯公共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提出的“投公众所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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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德华·伯纳斯使公共关系系统化、科学化，他最终成为公共关系学这门独立新兴学科的创始人，他的贡献对公共关系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所著的《舆论明鉴》一书，是现代第一本公共关系学著作，也是公共关系学经典著作之一；他率先在纽约大学开设了公共关系学课程，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公共关系学引入大学教育的公共关系专家。
（2）爱德华·伯纳斯的公共关系信条是“投公众所好”。他主张，组织在决策之前，应首先了解公众爱好什么、喜欢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对组织有什么期待和要求，在确定公众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基础上，再进行有组织的宣传以迎合公众的需要。他认为，企业只有获得公众的谅解与合作，才能得到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才能够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爱德华·伯纳斯不仅是一位公共关系理论家，也是一位公共关系实践家，接受过多位美国总统和实业界巨头的委托，成功地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佚名）
继伯尼斯之后，1937年，雷克斯·哈罗博士在斯坦福大学开设公共关系课程。1947年，波土顿大学成立了第一所公共关系学院，培养公共关系学士及硕士。
1952年，美国的卡特利普和森特俩人出版了他们的权威性的公共关系专著《有效的公共关系》，论述了“双向对称”的公共关系模式，在美国被誉为“公共关系的圣经”。至此，公共关系正式进入学科化阶段，一门充满时代特征的、具有强大实用性的新兴学科以其崭新的身姿崛起于学科之林中。
1955年，全美有28所学校设置了公共关系专业，66所学校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
1968年，在学的学生发起成立了“美国公共关系学生协会”，当下即拥有80多所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会员。这些人成为美国社会各业从事公共关系活动的一支后备力量。
197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美的公共关系从业人员中已有54%具有学士学位，29%的人具有硕士学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共关系教育已开始按不同的行业分门别类地进行，各有一套不同的大纲要求，逐步向更细、更深入的领域健步发展。1998年，美国著名的公关学者詹姆斯·格鲁尼格主持了“卓越公共关系和传播管理”的课题研究，提出了一种“普遍原则，特殊应用”的公共关系全球化理论。
（二）中国公共关系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公共关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而生、同步而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拿来主义时期（1980—1986）
改革开放后，顺应企业发展和世界公共关系的成长，公共关系思想迅速进入我国，主要有以下两类标志性事件。
（1）公关部挂牌，公关从业人员出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较早地接受了公共关系思想的洗礼。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公共关系，主要是在沿海改革开放最早的深圳特区的一些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中率先出现。这些公司在运作过程中设立了公共关系部，招聘培养了一大批公关从业人员，开始了早期的公共关系业务。中国早期的公关从业人员在这些或洋或中的公关部里开始出现，一个崭新的职业群体开始浮出水面。
（2）国际著名公关公司登陆中国市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开始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国际公关界摩拳擦掌冲入中国市场。捷足先登的是世界上最早诞生（1927年）也是当今世界第二大公关公司的伟达公关（Hill & Knowlton），1984年率先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1985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博雅也向中国投来了深情的目光，与中国新华社下属的中国新闻发展公司联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公共关系公司——诞生于北京的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这些国际著名公关公司带来的新思路、新的国际操作规范，都极大地催发了我们本地公关公司的出现和成长。
2．自主发展时期（1986—1993）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公共关系作为拿来的事业经过本土的消化吸收已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和逐渐被社会接受与认知的氛围，有效地促进了公共关系事业的职业化，公共关系研究的学科化。这个时期公共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1）行业协会辈出，职业网络出现。1986年1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共关系民间团体——广东地区公共关系俱乐部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关系的机构。1987年6月22日，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公共关系在中国得到了正式确认和接受，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991年4月26日，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在北京成立，前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任会长。当时全国已有100多家公关协会或学会，其中包括全国性的协会二家、省级公关协会28家、地市级70家。这些学会积极发展会员，进行公共关系基本知识的培训与传播，它们对于推进公共关系事业的普及、促进公共关系职业的规范化、完善公共关系学科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公关出版物丰硕，学术成果推广快。中国公关事业的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趋向火热的公关学术成果的翻译、出版、推介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公共关系报的陆续推出有关。我国大陆第一部公共关系学专著《公共关系学概论》于1986出版；1994年，我国最大的一本公关巨著，550万字的《中国公共关系大辞典》问世；最早问世的一张公共关系专业报纸是1988年由浙江省公共关系协会主办的《公共关系报》。专业性的公共关系传播媒介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公共关系的普及和公关向纵深发展。
（3）公关培训活跃，教育层次多样化。1985年1月，深圳市总工会举办的公共关系培训班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1985年9月，深圳大学首先开设了公共关系必修与选修课程，从此公共关系开始步入高等学府的讲坛。199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山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关系本科专业，同时在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招收公共关系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从而使我国公共关系的学科化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即我国公共关系教育事业已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化和系统化的高层次学历教育阶段。
（4）公关关系科学研究和实践运作空前繁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两大国家级协会的推动下，每年都召开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讨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办的“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大赛”始于1993年，推动了中国公共关系事业职业化、规范化的健康发展。这对促进我国公共关系与国际公共关系的交流，促进中国公共关系早日纳入国际的轨道，加入世界公共关系的大家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5）国内外公关市场开始交流，国际公关职业市场正在开辟。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多次邀请世界著名的一些公关专家来华授业解惑，前国际公关协会主席、英国公关权威萨姆·布莱克教授，美国的公关专家格鲁尼格教授等曾应邀来华讲学，为国内公关界认识和了解国际公关市场，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公关服务，培养和输送国际公关人才创造了特定的氛围和环境，也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公共关系行业市场发展的潜力提供了机会。这一时期是中国公共关系理念传进千家万户的时期，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3．迈入成熟发展时期（1993至今）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全面启动，中国公共关系行业进入了全面的整合时期，公共关系行业开始步入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阶段，公共关系行业开始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关系职能部门渗透到各行各业。公共关系事业经过近十年的冲浪，开始步入稳步发展时期，扩展到各种社会组织和行业，如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银行、学校和党政部门，人们越来越重视运用公共关系手段来保障和促进自身的发展，各行各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关系的职能部门。
（2）职业公关公司开始成熟发展。20世纪80年中期到90年代初，名目繁多的公关公司风起云涌。90年代初中期，优胜劣汰后生存下来的一些中资公关公司渐渐开始走向专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的道路，在公关市场上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环球公关公司就是典型的代表。许多中资公司规模小，机制相对灵活，经营成本也低，同时优于外资公司熟悉国情和市场，因而在市场上也富有竞争优势。
（3）外资公关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1992年开始，美国爱德曼、奥美、福莱、罗德、凯旋先驱，英国宣伟等公司纷纷进入中国，积极导入公关新观念，着力于公关专业宣传，让业内人士了解像“认知管理”“危机和问题管理”“财经传播”“高科技传播”等一些公关的新观念。同时外资公关公司通过自身的实践，引进了公关的最先进的国际职业操作规范和标准。特别是一些先进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向中国的客户展现了极高的专业服务水准。让人们看到了公关更灿烂的未来，一些著名的公关公司代理的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运作的成功案例，让业内人士和中国客户备受鼓舞。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公关市场的发展，对中国公关市场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国际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4）公关教育立体化。公关教育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基本形成立体多维的学历和非学历交叉并存的局面。从低级到高级，公关教育的具体种类有：业余培训、函授教育、普通全日制教育、大学全日制本科教育。最高层次的教育是公共关系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这为我国日后培养高层次公关人才指明了方向。1997年11月15日，中国公共关系职业审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公共关系开始真正走上职业化和行业化的道路。这不仅完善了公关职业的成熟发展，极大推进了中国公共关系行业纳入国际化运作轨道，同时必将为中国经济真正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发挥巨大作用。
（5）政府公共关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高政府公关能力是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在新形势下研究提高政府公关能力的意义和措施十分必要。
拓展阅读
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特色概括
纵观中国公共关系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同行比较，中国公共关系突出地呈现出的鲜明特色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国公共关系已经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一些权威的中国公共关系组织均挂靠在中国的相关部门。
第二，中国公共关系发展不平衡。公共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为我国公共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中国公共关系学科不仅定位在新闻传播层面，更定位在企业管理层面。这种学科定位的趋势反映出中国公共关系更重视应用。追求实效性和应用性是中国公共关系的普遍要求。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