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讎廣義叙録

校讎廣義一 版本編

校讎廣義二 校勘編

校讎廣義三 目録編

校讎廣義四 典藏編

叙曰：

治書之學，舊號校讎。比及今世，多稱目録。核其名實，歧義滋多。《文選》卷六《魏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云：“案劉向《别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爲讎”二字據胡克家《考異》補）蓋校讎本義，惟在是正文字。然觀《國語·魯語》載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則次第篇章，亦稱校矣。此一歧也。而鄭樵《通志序》謂其《校讎略》之作，乃“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詳所論列，求書、校書之外，兼及類書、藏書。是此諸業，亦歸校讎。此又一歧也。逮章學誠撰《校讎通義》，自叙其書，以爲“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别，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録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其能推闡大義，條别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則雖求之、校之、類之、藏之，猶未足以盡校讎之能事。必也，明系統，精類例，使人得由書籍之部居類别，以見道術之源流異同。此又一歧也。

校讎歧義，具如上述。還語目録，何莫不然。《〈文選〉注》嘗引《别録·列子目録》，其文今存，蓋即劉向校書，隨竟奏上，合《漢書·藝文志》所指“條其篇目”之目與“撮其指意”之録而成之篇。是目録之始，在爲一書條篇目，撮指意，俾覽者得於籀讀之先，知其大較，其事甚明也。嗣班固《漢書·叙傳》述其志藝文，有“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録，略序洪烈”之語。持是以稽《漢志》體例，則班氏之所謂目録，已引申條一書篇目之義爲定群書部類；撮一書指意之義爲别學術源流。後來承響，遂有以爲治學涉徑之學者。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即是此義。此一歧也。而黄丕烈《汪刻〈郡齋讀書志〉序》曰：“余從事於此，逾二十年。自謂目録之學，稍窺一二，然閲歷既久，知識愈難。曾有《所見古書録》之輯，卒不敢以示人者，以所見之究未遍也。”考丕烈昔人列之賞鑒家，其精詣獨在版本，旁及校藏；於類例出入，學術派别，初未聞有所甄明。兹亦以目録爲言，則賞鑒校藏諸端，皆此學所有事矣。此又一歧也。然語及目録學界義之恢宏，近人張爾田之言，尤爲極致。其序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曰：“目録之學，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及一家一書之宗趣，事乃與史相緯。而爲此學也，亦非殫見洽聞，疏通知遠之儒不爲功。乃世之號目録家者，一再傳後，寖失其方，百宋千元，標新炫異。其善者爲之，亦不過如吾所謂鰓鰓於寫官之異同，官私著録之考訂而止；剖析條流，以爲綱紀，固未之有聞。”詳張氏此所謂目録，即前引章氏之所謂校讎，蓋籠括一切治書之學，而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爲之主。此又一歧也。

由上可知，蓋始有校讎目録之事，繼有校讎目録之名，終有校讎目録之學。其始也相别，其繼也相亂，其終也相蒙。若夫目録之名，昉諸漢也，目録稱學，則盛有清。雖徵之載籍，宋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嘗記乃祖頌“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側，原叔令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録之學。’”可據以遠溯宋初，然固未甚通行也。故自鄭樵而後，治書之學，統被校讎之名，其正詁遂轉晦。逮於乾、嘉，異書間出，小學尤精，古籍脱訛，多所改定。校讎本義，復顯於時。彼以類例部次爲主者，乃不得不别號其學爲目録。其在初興，章學誠嘗持異議，見意於《信摭》之篇。其言曰：“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别，最爲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絶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爲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奥。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争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説，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叙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别有目録之學，真屬詫聞，且摇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只求其義理足矣，目録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真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章氏云云，乃已習於固有之名，遂致譏於新興之學。然言雖駿利，殊鮮和人。則以校讎一詞，沿用最久，疊經變易，義陷模糊。不獨目録之學，拔幟樹幟，即專事是正文字者，且或改稱校勘之學，以自殊異。夫以偏概全，既涉淆混，求其副實，更造新名，此學術史中公例，無足驚奇，而況宋代已有此稱乎？此其所論，不免拘虚之見矣。其後若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云：“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爲後世校讎之祖。班《志》綴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徹源流，不獨九流諸子，各有精義，即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目録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讎也。世徒以審訂文字爲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爲目録，而目録之學轉爲無用。多識書名，辨别版本，一書估優爲之，何待學者乎？”所言雖推衍鄭、章，而已校讎目録二名交舉。張氏《〈劉向校讎學纂微〉序》又云：“《隋書·經籍志·簿録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漢時劉向《别録》、劉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知校讎者，目録之學也。”而德謙以鄭氏校讎一略，備論編次，因亦言：“夫《校讎略》中而備論編次之事，則校讎者，乃目録之學，非僅如後世校讎家但辨訂文字而已，是可知也。”則均徑以校讎即是目録。諸家之説，皆相亂相蒙之證，此二者之同異，與夫所以同異之故，胥治斯學所當先知者也。

至名稱而外，範疇若何，自來學人，亦有數説。“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訛，是爲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收采異本，上則補金匱石室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塘吴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吴門黄主事丕烈、鄔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之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之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吴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此洪亮吉《北江詩話》之説一也。“自劉、班志藝文，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自晁、陳傳書目，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海内流傳，或鈔或刻，不下百數十種，然亦分爲兩派：一則宋刊明鈔，分别行款，記刻書之年月，考前賢之圖記，此賞鑒家也。一則包括四部，交通九流，蓄重本以備校讎，鈔新帙以備瀏覽，此收藏家也。”此繆荃孫《〈古學匯刊〉序目》之説二也。“近世言藏書者，分目録版本爲兩種學派。然二者皆兼校讎，是又爲校勘之學。”此葉德輝《書林清話》之説三也。“綱紀群籍、簿屬甲乙者，則目録家之目録是也。辨章學術、剖析源流者，則史家之目録是也。鑒别舊槧、校讎異同者，則藏書家之目録是也。提要鉤元、治學涉徑者，則讀書家之目録是也。”此汪辟疆師《目録學研究》之説四也。嘗試考之，洪氏所言，乃就藏書者流立論，非一指治書之學。所謂掠販之輩，直書估之精於鑒别者爾，奚足名家？若考訂一項，則治書雖不廢考訂，然考訂之學，又非治書之學所能包，是二者但交相爲用而已。故所標舉，獨校讎、收藏、賞鑒三家可稱治書之學，而不及書籍部次。繆氏所陳，又隘於洪，蓋與黄丕烈同以鑒藏爲主。葉氏舉目録版本爲藏書家之兩派，謂皆兼校勘。然藏書亦自有其道，非目録版本而兼校勘即可盡者。至汪先生持論，殆以目録爲宗，其所云目録家、史家、讀書家者，皆目録學之流派爾，餘則併入之藏書家。見仁見智，廣狹之殊，抑又如此。

竊意四家所云，各存微尚，局通雖異，專輒無嫌。而今欲盡其道，則當折中舊説，别以四目爲分。若乃文字肇端，書契即著；金石可鏤，竹素代興，則版本之學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廣，異本滋多。不正脱訛，何由籀讀？則校勘之學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條既撮，爰定部類，以見源流，則目録之學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謹，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傷錮蔽，則典藏之學宜再次者四也。蓋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録，由目録而典藏，條理始終，囊括珠貫，斯乃向、歆以來治書之通例，足爲吾輩今兹研討之準繩。而名義紛紜，當加釐定，則“校讎”二字，歷祀最久，無妨即以爲治書諸學之共名；而别以專事是正文字者，爲校勘之學。其餘版本、目録、典藏之稱，各從其職，要皆校讎之支與流裔。庶幾尚友古人，既能遞溯而明家數；啟牖來學，並免迷罔而失鑒衡，其亦可也。

余以顓蒙，嘗攻此道，熏習既久，利鈍粗知。閒覽古今著述，其治斯學也，或頗具深思，而零亂都無條理；或專精一事，而四者鮮有貫綜。其極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於横通；主校勘者，或詳其底本之異同，而遺其義理；主目録者，或侈談其辨章考鏡，而言多膚廓；主典藏者，或矜祕其一廛十駕，而義乏流通。蓋甚矣，通識之難也。今輒以講授餘閒，董其綱目，正定名義，釐析範疇，截取舊文，斷以律令，明其異同得失，詳其派别源流，成書四編，命名廣義。俾治書之學，獲睹其全，入學之門，得由斯道。方聞君子，幸垂教焉。辛巳六月。

這篇叙録，是一九四一年寫的，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學習。劉衡如（國鈞）老師正在爲大學生講授目録學，爲研究生講授《漢書·藝文志》。我有幸得與門人之列。同時，也常向汪辟疆（國垣）老師請教詩學和校讎學方面的問題，因之對於這門科學發生了强烈的興趣。爲了鞏固自己的學習，也曾寫過幾篇文章。

一九四二年秋，我就母校之聘。那時，衡如先生仍然擔任着文學院長。工作非常忙，因爲知道我在繼續學習校讎學，並且計劃寫一部比較全面的書，就將這門功課派我擔任。這對我來説，當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誠惶誠恐的事。於是就一邊講，一邊寫下去。一九四五年，我改到武漢大學工作，擔任的課程當中，仍然有這一門。積稿也隨之逐漸充實。一九四九年以後，進行教學改革，這門課被取消了。隨後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離開了工作崗位近二十年，對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當然地無暇顧及了。

一九七八年，我重行出來工作，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生。考慮到如果要他們將來能够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則校讎學的知識和訓練對他們仍然是必要的，於是就從十年浩劫中被搶奪、被焚燒、被撕毁、被踐踏的殘存書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讎廣義》，結果是校勘、目録兩部分還保全了若干章節，至於版本、典藏兩部分，則片紙無存。但因爲工作需要，也只好倉促上馬，勉力講授。這就是後來由南京大學研究生徐有富、莫礪鋒、張三夕和山東大學研究生朱廣祁、吴慶峰、徐超等同志記録整理的《校讎學略説》。由於這類書籍的缺乏，這個紕漏百出的油印講稿近年來還一直在流傳，使我再一次地感到惶恐。

徐有富同志畢業之後，留校任教。和當年我隨劉、汪兩位先生學習這門科學時深感興趣一樣，他也對校讎學有强烈的愛好，並且有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的決心。因此，我就不僅將這門功課交給了他，並且將寫成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給他了。年過七十的我，體力就衰，對於校讎之學已經力不從心，難以有所貢獻，現在有富同志能够認真鑽研，總算是薪盡火傳，這也使我稍爲減輕了未能發揚光大劉、汪兩位老師學術的内疚。

根據我國民族傳統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録、典藏四個部分的校讎學，也許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我們將重點放在這門科學的實際應用的論述方面，而省略其歷史發展的記載。因爲，照我們的理解，校讎學與校讎學史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

寫好這樣一部著作，顯然不是有富同志和我所能勝任的。因此，這只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我們期待着教正。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程千帆附記於南京大學

附記

這次修訂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糾錯。《校讎廣義》一九八八年由齊魯書社出版後，二〇〇〇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了一次。當時我在韓國東國大學任教，遂由武秀成先生組織研究生做了該書的校訂工作，糾正了不少文字訛誤。此後博士生許浄瞳細讀全書，遼寧大學文學院李樹軍細讀《校勘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兩位研究生細讀《版本編》，分别寫出了校勘記。張宗友先生、潘素雅女史、北大博士劉貝嘉、高樹偉特地爲《版本編》配製了圖版。這次修訂便以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程千帆全集》本爲底本，充分吸收了以上校訂成果，特借此機會向他們致謝。二是增訂。重點爲《目録編》。《校讎廣義》原書一百四十萬字，而應用廣泛的《目録編》只有二十五萬字，内容略顯少了些。該書出版後，目録學理論與實踐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我們對該書内容作了相應的增加與調整，如《目録的著録事項》一章，我們增寫了附注、提要、案語三項内容，而將真僞、輯佚兩項不能算作著録事項的内容改寫成《辨僞書目録》《闕書目録》兩節，調整到《特種目録》一章。這樣，不僅内容豐富了，而且體例也更加經得起推敲。

《校讎廣義》出版後，文獻學得到了蓬勃發展，我也主編了《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與徐昕合寫了《文獻學研究》，還出版了《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鄭樵評傳》《目録學與學術史》《文獻學管窺》，並應卞孝萱先生之邀，撰寫了《新國學三十講·典藏學》。這次修訂，我便將他人與自己的一些新觀點與新材料，增加到《校讎廣義》的各編之中。

《校讎廣義》的出版合同到期後，一些出版社要重印此書，我都以需要修訂而拒絶了。但是修訂工作却進展得非常緩慢，於是我便時常回想起與程千帆先生合著《校讎廣義》的日子，我感到程先生温暖的目光，一直在關注着和鼓勵着我，使我不敢懈怠。當時全靠手工操作，需要不斷地跑圖書館去搜集與核對資料，由於有程先生的指導與督促，進展得十分順利。但是，我們再也不能回到從前，此書的修訂工作，斷斷續續做了好多年，如今終於告一段落，遺憾的是程先生再也不能爲我把關了，謹以此書的修訂本向程先生表達深深的懷念之情。在本書修訂過程中，張宗友先生、責任編輯潘素雅女史，還有幾位校對，付出了辛勤勞動，他們的敬業精神與深入細緻的作風令人感動，特向他們致以深切的謝意。希望此書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朝前邁進一步。期待着繼續獲得批評指正。

二〇一九年七月 徐有富於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