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宇声的这部书稿在我的案头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我看得很慢，一是年纪大了，眼力与脑力日趋不济，往往是看了后面忘了前面，还要再回头去看；二是我被这部厚重而又扎实的著作所深深吸引，有些章节须反复寻绎，一再揣摩，读得心神凝聚，渐渐沉入明末清初那血与火的历史情景之中。
姜埰在明代诗人中的确非常特殊。他生逢乱世，仕途偃蹇，命运多舛。进士及第以后，他原本被授予离京城不远的密云知县，不料却被别人挤掉了，只能被改授仪真。北人南迁，自然有许多不便处。南下赴任后，他勤政爱民，廉洁公正，殚精竭虑，处处维护百姓利益。十年仪真任上，口碑民望俱佳。后返京面圣，授礼部主事。此时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将尽了。即使面对如此危局，姜埰仍是“赤心事上，忧国如家”。仅在崇祯十五年（1642）半年多的时间，他就竭尽言官之职能，秉直上疏30余通，所奏皆是针砭时弊、弹劾权贵的棱角分明之言论，其中不乏诘问诏旨，触及崇祯痛处，所谓批逆鳞之语。结果是龙颜大怒，招来大祸，不仅身陷刑狱，还被残酷地施以“廷杖”，差一点丢了性命。此后，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姜埰被遣戍宣州卫，然于将赴戍所之时都城陷落。明亡后，姜埰虽未曾如其座师倪元璐以及黄道周等义士那样以身殉国，但他的忧愁更多，苦难更甚。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家人时聚时散，加之受过“廷杖”，身体羸弱多病。眼见得大势已去，心神俱焚，数不完的痛楚，流不尽的清泪。他清醒地面对现实，万般无奈中艰难度日。有道是“长木之毙，无不摽也”（《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子木语），“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史记·淮阴侯列传》）。故南明弘光朝以原官召用，鲁王更授以兵部右侍郎，姜埰皆不就，而甘于与其弟姜垓流寓苏州，并在真州、苏州、莱阳间奔波。正是所谓“天下大乱，无由安国；一国尽乱，无由安家；一家皆乱，无由安身”（《吕氏春秋·谕大》）。姜埰可谓生不逢时，苦难尤多，作为明遗民，其经历堪称典型。
有两个问题须拈出来相与辨析。首先是姜埰后半生念念不忘自己是大明子民，明室臣子，他被崇祯贬戍宣州卫，实则并未曾到戍所，但他至死不忘君命，将宣州视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家破国丧，至亲暌离，却不以盛衰改节，不以存亡易志，一灵咬住，心系宣州敬亭，其晚号“宣州老兵”，诗文集名作《敬亭集》，即是明证。入清以后，又避地徽州，祝发黄山，晚节弥坚。临终时更再三嘱其二子：“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敬亭之麓。”其子尊乃父之遗愿，葬其于敬亭山西麓之赵子冈。今天看来，不能不说姜埰之迂，纯属愚忠之辈。以遗民自居也就罢了，何苦要以一个亡国之君的贬斥之命来约束自己呢？详察细究，此正是姜埰坚持民族气节，誓不出仕清廷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思想基础。联系他拒不出仕福王与鲁王，那是看清了历史大势，头脑清醒的表现，否则如王觉斯、钱牧斋之流，是何下场呢？而不允许二子安节、实节去考清廷的科名，则充分体现出他忠信刚毅、浩然自守的节操。倘若如“江左三大家”般行事，姜埰何以为后人以“贞毅”相称颂？况且，我们不能以今人之是非观去苛求于古人，更不能以现代人的观念强加于遗民姜埰。作为一朝遗民，逢此罹难，愁病相加，孤臣泪尽，竟何以堪！这位贞毅公，初心不改，守正不阿，临危完节，其人格精神历来是为人称道的。宇声在其“评传”中对这一点分析得非常细致，也评论得相当中肯，结论也特别精到：
明遗民是衡量过忠孝关系的，但那是个忠孝不能两全的时代，忠于故国故君的选择是明遗民的清醒意识，是决定其身份的政治特质所在。若抛弃了忠而言孝，则明遗民就不成其遗民了，像吴梅村、侯方域等失节之人倒有了理由，他们正是迫于孝的压力而失去了对遗民使命的坚守，出仕的出仕，应举的应举。我们考察明遗民，时时感受到他们所受到的孝的压力，他们往往在痛苦中，将国置于家之上，将君置于父之上，坚守遗民之道，毅然有所不为。
这是针对王渔洋在忠孝问题上对姜埰的指责而言，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视角，知人论事的议论，所言甚是。王渔洋的微词纯属个别人的言论，不足为训。
其次，是或以为明亡后，姜埰因了岳父为盐商等原因，物质生活并不贫乏，他于仪真、苏州置屋造园，与一般生活困顿的遗民不可同日而语。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廓清。显然，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其痛苦主要不在物质生活层面上，精神上的摧折与煎熬才是他们深哀大痛的根源和关键。亡国之恨，故园之思，肝肠寸断，未有已时，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是也。心既已死，屋园不过是徒有而已。
姜埰的深哀大痛，明亡前后的不幸遭遇和颠踣困厄，都写在他的诗中了。读其诗，未尝不想见其人，而读宇声的“评传”，则姜埰其人，更是活生生地就在目前。不仅如此，因宇声的“评传”将传主置于广阔的历史情境之中，诗、史交相印读，也令人清晰而真切地感受到明王朝覆灭前后那段悲惨的痛史。
说来姜埰写诗略晚，中年以后始渐趋成熟，这也恰恰说明其诗多是有感而发。他早期诗作显然受到“明七子”的影响，模古韵味浓重，特别是他仿陶的痕迹，一望而知。山河破碎之后，则是宗法杜陵，诚如朱彝尊所言：“公晚岁始自为诗，风格一本杜陵。”这是因为，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亦孤身飘零，疲惫不堪，心系江山社稷，忧心如焚，故其诗风“沉郁顿挫”。姜埰于明亡前后的心情意绪，与杜甫息息相通，引杜为宗，自然而然。故其诗即事生情，直抒胸臆，突出的是一个“真”字。关于姜埰诗作的写作背景，以及思想倾向、艺术特色，宇声在“评传”中均有详尽而精彩的分析评论，读者自可展读领略，无须我再赘言。
宇声是我数十年的朋友，与其他尊我为师，不若以好友相称为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南师大办一期高校青年学者进修班，当时系里命我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同时也上一点古代文学课。宇声山大毕业后成为这个班的学员。宇声为人谦和，朴实好学，文笔清畅，磊落不凡。我们常常互相切磋，同学共勉，也多有合作。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宇声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博览强学的治学作风，史料既丰赡，诗评亦恳切，史、诗相映带，交互发明，将遗民诗人姜埰兄弟的人格精神揭示得鲜明生动。其文朴茂信达，对传主“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允称公正。至于对传主诗作的缕析与评骘，则能以“诗品即人品”为基点，要言不烦，以简为当，辞尽而势余，非率而操笔者。
宇声长期担任山东理工大学副校长、副书记，行政工作的繁冗可想而知。然他能于工作之余，惜时如金，一心向学，始终笔耕不辍，十分难得。想他退休以后，问学研究将更有条件。我期待他有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问世，也企望我们再有合作的机缘。
2018年10月于南京秦淮河西寓所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