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异术而同心”：士商之间的文化身份认同

晚明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经营之道，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他们参与知识界的艺术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他们在文化圈浸淫既久，也因此而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

商人之所以能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还在于士人阶层对他们行为的鼓励和认同。而这种鼓励和认同的方式，则首先来自有文化解释权威的士人对千百年来儒家伦理的变通。

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是“农本”意识，商业古来是国政之“末事”。“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顺序，也是文化伦理的等级秩序。处于前列的职业类型，无形中形成了对后列的傲慢与偏见，这似乎定型了中国政治统治的结构层次，建构了社会伦理的身份对应。

至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势有了深刻的改观。一些身为文学家或思想家的士大夫，正是这种风气改观的主倡者，作为具有文化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言论无疑领导了那个时代的学术走向和文化风尚。如王阳明（1472—1529），作为明代哲学的巅峰人物，就力倡“尽心”之说，以阐发对“四民”事业的看法：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阳明先生在此不仅阐扬其“心学”之思，还开宗明义指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直入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的本体。又李梦阳（1475—1531）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引王现（文显）语云：“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赵南星（1550—1627）也认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农之服田，工之饬财，商贾之牵牛而四方，其本业然也。”所谓“本业”，已不专于经国之道、农本之事，商人事业也同等重要。如江盈科所说：“夫儒者之储学，与农之积谷、贾之积赀，皆其分内事也。”而对于四民顺序的定位，更可体现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对商人精神的接纳。明中期阳明后学何心隐（1517—1579）认为四民的顺序应该是“士—商—农—工”，强调“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汪道昆（1525—1593）则云：“诎力者不足于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坚称“良贾何负闳儒”，高调为商人地位与声望正名。

晚明士人对于商人的同情和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出身于商贾之家。如文坛名家茅坤（1512—1601），其弟兄便以商贾为业。据李乐《见闻杂记》载：

茅鹿门先生官颇显。兄乾俶傥有侠气，家人贾商为业；弟艮笃朴安分，嗜农桑利。曾不倚恃鹿门剥削残虐细民，各成大家。卒以府判、藩幕终其身。二家子孙亦多读书登科。嗟嗟，俯视今之龌龊鄙琐、满面染坊者天涯矣。

茅氏兄弟在经商的同时，并未放弃读书举业之事，其“二家子孙亦多读书登科”，正说明商人对于自身境遇的现实性关注和家业前途的功利性考虑。类似茅坤这样的身份和处境的士人，在当时亦颇夥，如汪道昆父辈皆为盐商、书家王穉登（1535—1612）的父亲“素善治生，累赀数万”、“晚明四家”之首的邢侗也“家资钜万，筑‘来禽馆’于古犁丘”。如此等等，可以视为晚明士商文化的一个缩影。

以上诸人多是祖辈为商，家族传承，继产而富，本属正常。然而不少文人致富的主要手段，则是直接参与商业经营，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如米万锺家财颇丰，为求市隐，不惜重金构园；董其昌则是松江望族，不乏资财。再如凌濛初在著书的同时，并不忘刻书赚钱，他精于成本与利润之核算，却因急于获利，致使书籍质量大打折扣，时人谢肇淛便批评道：“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清初顾炎武批评明代文化之“空疏”与“荒陋”，所因之一，恐有其时刻书之恶习。然而，就是这个作为一代硕儒的顾炎武，也是商场中人。他“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匮乏”，直至清初，其家财仍然富余，故有实力游访多方，鉴藏古物。

在晚明文人的资金来源中，还有鬻文获利的渠道。如屠隆自言：“不肖今日之谓也，江上有水田十七亩，斥卤侵焉，无已，则请鬻文卖赋，足以自给。”冯梦祯的日记中也记载自己收受酬金之事云：“二十九日，晴……庄静甫索文，饷定盘一枚。”虽然文章应酬之事，古已有之，然在晚明士商互动的背景下，似乎来得更加自然。尤为甚者，文人们给商贾之家立传作序，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亦可视为商业社会的常规，而若索文者得当代名家一纸，更可借以炫其家声。如李维桢在为龙游商人李汝衡作传时，赞曰：

盖闻古有世德、有世业，自王公以逮四民，莫不皆然，是为世美。汝衡修父之业，而息之栋宇榱桷，有益无因，视夫堂构之弗肯者相万矣……不佞以是信汝衡侠而隐于贾者也，非可庸众伍也。

李汝衡常与缙绅相交游，李维桢当不可少。《明史》对李维桢的评价，有所赞誉，也颇有微词：

维桢弱冠登朝，博闻强记……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

在文士们的此类应酬文章中，少见己意之直抒，而擅以虚言过誉、阿附时好，其实不可全信。再如自命清高的东林党人顾宪成为商人倪景南作墓铭时，谓：

昔司马子长著《货殖传》，谈文者以为千古绝调。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择巨细。乃世人卒讳言富，即为子若孙者，阐扬先懿，亦惟恐以富掩也。相习而为讳，夫此何足讳也！富而好礼，可与褆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与泽物顾人，之用之何如耳！吾锡故有东湖邹公望桂坡安公国，其人皆翩翩豪举，其名与资俱倾一时，本之各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以为予国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于会计。即不然，而一乡有若人，可备一乡缓急；一方有若人，可备一方缓急。作史者仿子长遗指，采而列之《货殖》，附于陶白诸人之后，岂为过哉？

语中不乏颂谀，与李维桢赞语异曲而同工。当然，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商人价值与社会意识的冲突与融通。在明人文集中，跋赞铭序类文章随处可见，几乎成了他们文集中必不可少的类选。晚明士人对于售文射利之事的乐此不疲，时人的逐利心态，于此亦可见得。

与此风气同调的，是晚明商人对于士人文艺事业参与的热情，而其角色的转换也颇为独特。在周晖（1546—？）对当代文人轶事的记载中，一则有趣的对话被广为引用：

凤洲公（王世贞）同詹东图（詹景凤）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答。

苏人重文，徽人重商。王世贞为江苏太仓人，詹景凤为安微休宁人，各自都为自己的籍地说话。这种话语的背后，乃是反映了晚明徽州与苏州之间的互动与互补。在这种关系之中，一个突出的方面，便是艺术品的收藏与投资。一些徽商对于艺文之事的雅好，并不减于文人。这种雅好，在明代中前期就已有所体现，如生活于永乐到成化年间的徽商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晚乐林泉，或觞或咏，或棋或书，惟适是安”。而于著书立说，亦有像经商之所好者，如成化嘉靖间的歙县商人黄长寿“性喜蓄书，每令诸子讲习加订正，尤嗜考古迹，藏墨妙。与文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不以世故撄其心。所著有《望云遗稿》，藏于笥。刻《文公家礼》《诗文玉屑》《雪州文集》《望云集》《壬辰集》《壬辰续集》及《江湖览胜》，行于世”。

再如晚明徽州人方用彬（1542—1608）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交游甚广，友人说他“交游半海内，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向风争趋附焉”。方氏本为高利贷商人，“生平任侠，急诸贤豪”，竟连当时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书家詹景凤、名士汪道贯、制墨名家方于鲁等，都曾向他告贷。他兼善书画篆刻诸艺，且精于艺术品的经营与鉴藏，又旁涉写诗作赋、选文编书。

商人们像文人一样心向风雅，以文会友，跻身文化圈，在当时几成风气。作为一个半途入行的群体，商人是让士人既爱又恨的另类，故其既商亦文，多少受到来自知识精英们的偏见甚至不屑，如张九征（1617—1684）在给友人陈伯玑（名允衡）的信中，便抱怨道：

弟尝谓世间有最不可解事：徽贾西商，啖名慕贵，辄挟行卷诗集，丹黄梨枣，润饬精工，不一二行，令人狂闷呕吐，而穷巷著述，鸿文巨章，求一授梓，渺不可得。

经济的发展，财富的暴发，使商人们在满足声色之欢与口腹之欲的同时，也在寻找另外的精神寄托和释放形式。尤其文化水平不高的商人，他们已经感到社会知识对于他们的礼尚往来、待人接物、婚丧嫁娶等居家应酬等方面之急需。而最为便捷的方法，便是直接效仿士人阶层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以此作为有教养的“文化人”的标记，并尽力融入士人的生活与交游圈中，并期获取他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可。而其中一些商人因有雄厚财力的支持，便趁势出版著作，不仅图书用材考究，装帧精良，还常延请名家题辞作序，吹捧推荐。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晚明刻书业大盛的一个原因，即是有商人的踊跃参与。因此就不难理解张九征的抱怨了，乃因在当时，除了像陈继儒、王穉登之辈常借名气和影响力来编书谋利外，绝大多数文士的作品付梓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这也成为他们的人生尴尬，而相对于商人的低劣之作却梓行便利且大行其道，其心理的不平衡自可想见。

当然，历史地看，商人从文也是晚明文化构建的重要方面，因为任何文化形态都需要其中各类群体的互动参与，才能生生不息，绵延发展。余英时先生在讨论明后期时的商人的特点时，专门论及“贾道”，他认为：“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因此当士人们面对剧变的社会形势，他们所思考的内容，不仅在于对自身生存的关心，也不乏对于文化生命安顿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