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慕古”与“喜新”：士人生活心态的新变

明初台阁风气，以六经为本，训导发明，是为正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士人意识的保守状态，也维持了士人生活的朴实风气。至明中后期，经济较此前有所发展，商业精神渐而羼入文化发展之中，对世风已有所浸染，如王锜（1433—1499）曾这样描述吴中地区在明中期时的繁华盛景：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

江南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而吴中又为江南地区之典型代表，窥一斑而知全豹。从王锜对其乡的记述来看，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实已初显商业社会的形态，但人心尚显古质。对照当时的南京，民风亦不失“醇厚”。顾起元（1565—1628）曾记述一位长者对正德、嘉靖之前世风的评论，其曰：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至晚明时，经济意识加强，商业文化蔚兴，江南经济已今非昔比。如于慎行云：“华亭之富埒于分宜（严嵩），吴门之富过于江陵（张居正），非尽取之多也。苏、松财赋之地，易为经营，江楚旷莽之墟，止知积聚耳。”在南京，相较于顾氏前述正嘉年间南京的“醇厚”民风而言，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就服饰而言，“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顾氏直斥“使志五行者，而有徵于服妖也”。顾起元之斥为“服妖”，缘有对早先时代朴实风气的怀旧情结。明初，太祖立朝时曾以元代的“失政”为镜鉴，指出：

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然而，太祖时期服舍之制的权威光泽，至晚明时已黯然失色。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士大夫们，竟然是礼制僭越的先行者。如张潮所叹“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晚明时期的文化怀旧情结，已呈现新的剧变，它未能使复古意识走向顺流传承的方向，反而是变向另一个慕古好奇的极端。李乐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时人好古风气的虚伪：

今天下诸事慕古。衣尚唐段、宋锦。巾尚晋巾、唐巾、东坡巾。砚贵铜雀。墨贵李廷珪。字宗王羲之、褚遂良。画求赵子昂、黄大痴。独做人不思学古人，且莫说国初洪、永间，只嘉靖初年人也不追思仿效。间有一二欲行古人之道，人便指摘讥贬。此谓不知类也。

如李乐所言“独做人不思学古人”，危险的是，士风中已隐约出现了对儒家经典的漠视心态。如此景象，时人多有责备，如于慎行（1545—1607）直言：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荑，惟恐不力。“学务本根”，即谓士人对于儒家传统的守持和践行，以期达到“粹然统一”的境界，此“本根”则以朱熹对经典的诠释为答案，以此维持四民之常序。正如于氏所描述的，其时“厌常喜新，慕奇好异”蔚成风气，则有所因。如李乐指出：“今天下文士务怪逞奇，不如是不足以投时好而取青紫。”普通文人不惜故作怪奇，以此趋附达官贵人，进而博取有利的社会地位，由此亦可推知当时士大夫阶层多有慕奇好异之怪癖。

一成不变的文化模式，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意识形态的稳定和民众生存的顺从，但同时也是士风演进与革新的桎梏，钳制了文化新思维的诞生。以六经旨义为大众意识的教条，此时已被士人“目为陈言”，渐失其新意与吸引力；商业精神正以其强势，不断渗入到士人的行为与意识之中，影响并建构着时代的思想方式。在这激变的社会中，“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士风，亦正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变革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