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的思想

一

我的思想，这就是做一个罗特希尔德。我请读者要冷静和持郑重的态度。

我再说一遍：我的思想，这就是做一个罗特希尔德，做一个和罗特希尔德一样的富人；不是普通的富人，而是像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人。为什么，为什么目的，我追求什么目的——这且待以后再交代。首先我只要证明，我的目的必能达到。

事情是很简单的，全部秘诀只有两句话：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我们都听说过了，”人们会对我说，“这不是新奇的。德国任何一个父亲都会对自己的子女这么说的，然而您的罗特希尔德（也就是已故的巴黎的詹姆斯·罗特希尔德，我说的就是他）只有一个，而父亲却有千千万万个。”

我会回答说：

“您肯定地说你们都听说过了，可你们什么也没有听说过。不错，有一点您说得对：如果我说了这种事是‘很简单的’，那么我忘记作补充了，这也是最困难的。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和道德都归结为一句话：‘应该从善避恶，’似乎没有比这更简单的吧？那么您去做一件善事，回避哪怕您的一个恶习，请您不妨试试——啊？这也是如此。”[26]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无数的父亲在不可计数的世纪中会反复地说那两句蕴含着全部秘诀的令人惊异的话，然而罗特希尔德还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是那个，又不是那个，而父亲们根本不会重述那个含义的。

他们无疑也都听说过不屈不挠和坚持到底这两句话；但是为达到我的目的，我需要的不是父亲们的不屈不挠，也不是父亲们的坚持到底。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父亲，——我不光是说德国人，——他有家庭，他和大家一样生活，他有和大家一样的开支，也负有和大家一样的义务，——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成为罗特希尔德，而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人。我十分明白，要做一个罗特希尔德，或者甚至只希望做一个罗特希尔德，但不是按照德国的父亲的办法，而是要认真地去做，——我必须同时脱离社会。

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在伏尔加河的一条轮船上有个乞丐死了。他衣衫褴褛，乞讨度日，当地人人都知道他。他死后，人们发现，在他的破衣服里缝着纸币，多达三千卢布。前几天我又读到了一个乞丐的故事。这个乞丐出身高贵，常常到小饭馆里去乞讨。后来他被捕了，在他身上发现了钱，多达五千卢布。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直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是坚持地积攒钱，甚至一戈比一戈比地积蓄，以后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在这方面时间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是采用老老实实的积蓄方式，只要坚持下去——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然而，或许也有许多可敬的、有头脑的、有自制力的人，可他们（不论他们怎样努力）手头既没有三千卢布，更谈不上有五千卢布，然而他们很想有这么一笔钱。为什么是这样呢？回答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尽管他们都有这种愿望，但是他们的愿望到底并不如此强烈，以致比方说，假如决不能用别的方法来积攒钱，那么他们甚至去做乞丐；并且也不会有这样的恒心，以致甚至做了乞丐后，也不把头几次讨得的戈比给自己或自己的家庭多买一块面包。然而用这种方法来积蓄，也就是靠乞讨来积蓄这么多钱，只好吃面包和盐，不吃别的东西；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上面所说的那两个乞丐一定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只吃面包，几乎宿在露天。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想要做一个罗特希尔德：他们只不过是些地地道道的阿巴贡或普柳什金罢了。[27]但是自觉地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积蓄，抱着做一个罗特希尔德的目的，——那就要有不少于那两个乞丐的愿望和意志的力量。德国的父亲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力量，特别是意志和愿望的力量。要有沸腾的开水般的温度和有烧红的铁一般的温度。

这就要像在修道院里一样生活；这是遵守苦行戒律的功劳。需要的是情感，而不是思想。为什么呢？为什么目的？一辈子穿粗布，吃黑面包，同时身上却带着这么多钱，这是不是合乎道德呢？是不是荒谬的呢？这些问题待以后再讲，现在只谈谈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当“我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产生时（它已经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我就开始试着问自己：能不能过修道院和遵守苦行戒律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一个月只吃面包和水。每天吃不超过两磅半黑面包。要这样做，我只好欺骗聪明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并祝愿我幸福的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我坚决要求把饭菜端到我的屋子里去，这使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感到不快，还使对人最体贴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有点儿困惑莫解。我简直把饭菜都扔掉了：汤泼到窗外荨麻丛里或别的地方；牛肉不是扔到窗外去喂狗，就是用纸包起来放在口袋里带到外面扔掉，或者采取诸如此类的办法。因为我当饭吃的面包大大少于两磅半，我就偷偷地自己添买了一些。我把这一个月熬过去了，不过肠胃也许有点儿失调；但从第二个月起，除面包以外，我还添了一道汤，早晚喝一杯茶——老实告诉你们吧，我就这样度过了一年，身体健康，踌躇满志，而且精神非常愉快，不断暗暗地沾沾自喜。我不但不为饭菜而惋惜，反而感到十分高兴：到年底，我这才坚信不管怎样节食我都忍受得了，便开始吃得像他们一样，并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不满足于这次试验，还做了第二种试验：除了付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生活费以外，我每月应有五卢布零用钱。我决定只用一半。这是一次很困难的试验，但是过了两年多，我来到彼得堡时，口袋里除去其他的钱以外，还有七十卢布，这是唯一用这个办法积蓄起来的钱。这两种试验的结果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完全知道，我很有希望达到我的目的，我再说一遍，这就是“我的思想”，其余都是微不足道的。

二

可是让我们也来研究一下这些微不足道的办法吧。

我描述了我的两次试验；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彼得堡还做了第三次试验——去拍卖场，一次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当然喽，这不是真正的试验，不过是一次游戏，一次娱乐：想从未来中偷一分钟时间试一试我今后怎样去干。一般说来，我真正的着手进行还在莫斯科时就开始被推迟了，直到我完全自由；我十分明白，我甚至必须，例如，首先要念完中学。（读者都知道，我决定不念大学。）无可争辩，我是怒气填膺地到彼得堡来的：我刚离开中学，初次成为自由的人，就突然发觉维尔西洛夫的诉讼案件又使我把计划无限期地推延了！我虽然怒气填膺，但是还是为我的目的而十分沉着地动身到彼得堡来了。

诚然，我缺乏实际经验；然而我连续考虑了三年，终于没有丝毫可怀疑的了。我千百次地设想着，我应该怎样着手：现在我忽然好像从天而降来到了我们的两个大京都之一（我选择我们的京都，也就是选择彼得堡作为我的事业的发源地，我选择它，主要是由于某种考虑），于是我从天而降，但我完全是自由的，不依赖任何人，身体健康，口袋里藏着一百卢布作为初次的流动资金。没有一百卢布是不可能着手进行的，因为甚至连初步的成功也会遥遥无期的。除了这一百卢布外，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有的是勇气，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精神，以及极端孤独和严守秘密的性格。孤独的性格是主要的：在最后一分钟之前，我非常不喜欢和人们有任何往来和联系；总而言之，我决心单独地去实现我的“思想”，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28]。我觉得与人难以共处，在精神上我只会感到不安，而不安会不利于我的目的。而且一般地说，我一生中，到现在为止，关于我应该如何和人们交往的各种想象——我总是以为自己是很聪明的；实际上——几乎总是很愚蠢的。我愤怒而真诚地承认这一点，我往往会在语言上露马脚，而且总是慌慌张张的，因此决定不跟人来往。独立自主，镇静沉着，目的明确——才是稳操胜券的关键。

尽管彼得堡的物价高得可怕，我决定伙食费永远不超过十五戈比，我知道我会信守诺言的。关于伙食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而且考虑得十分周到；例如，我决定有时接连两天只吃面包和盐，以便把两天内节省下来的钱在第三天上花；我觉得这对健康会更有益，比老是吃最起码的十五戈比的伙食更有好处。其次，我需要一角栖身之所，名副其实的栖身之所，只是为了夜里睡觉，或在阴雨天能够躲躲。我决定露宿街头，必要时打算在小客店里过夜，那里除让你过夜外，也供给一块面包和一杯茶。啊，我有办法把我的钱藏起来，免得在我的一角栖身之所或小客店里被人偷走；甚至藏得看也看不见，这我可以保证！“他们会偷我的？我倒怕自己会偷别人的，”——有一次我在街上听见一个过路人说了这句很有趣的话。当然喽，我只是把这句话里小心谨慎和精明能干的含义应用到自己身上罢了，我无意偷窃。不但如此，还在莫斯科时，也许打从这个“思想”在我头脑里产生的头一天起就决定了，我既不开典当，也不放高利贷：干这种事有犹太人以及那些既没有才智又没有坚强性格的俄罗斯人。开典当和放高利贷是没出息的事。

至于说到衣服，我决定置备两套：一套是日常穿的，另一套是相当讲究的。置备后，我相信可以穿很久；我花两年半工夫特地学习穿衣，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奥秘：为了使衣服永远是簇新的，而且不会穿坏，应该用刷子刷得越勤越好，每天刷他五六次。呢料是不怕刷子的，我说得更确切些，倒是怕灰尘和泥土。灰尘——这就是石头，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刷子不管怎么硬，到底还是毛的。我同样地学会了穿靴子：奥秘在于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地把整个靴底一下子就踏下去，尽可能不要踏歪。这只要两个星期就能学会，以后就会习惯成自然的。这样穿法，一双靴子平均可以多穿三分之一时间。这是两年来的经验。

接着就开始活动了。

我作了这样的设想：我有一百卢布。彼得堡有那么多拍卖行，大拍卖商店，买卖旧货的小铺子和需求者，他们花钱买进了一件东西，不可能不稍微抬高价格把它卖出。我用两卢布五戈比买进了一本纪念册，转手卖出，获得了纯利七卢布九十五戈比。获取这笔巨额利润是不担风险的：我从眼神里看出，买主不会不买的。当然，我十分明白，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可我正在寻找的就是这类偶然的机会，为此，我决定宿在街头。嗯，虽然这类机会甚至是太少了；这无关紧要，我的主要原则是不担风险，其次，是每天除开我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外，多少积蓄一点，做到天天积蓄。

有人会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做梦；您不熟悉街头的情况，一开头就会受骗上当的。可我有意志和刚强的性格，街头知识和任何学问一样，也是一门学问。只要不屈不挠、多加注意和具有才能会把它克服的。我在中学里直到七年级都名列前茅，我的数学成绩很好。何必把经验和街头知识吹嘘得像偶像一般，预料我必遭失败！只有从来没有任何经验、从来没有任何生活经历、只坐享其成地混日子的人们才会这么说。“一个人碰破了鼻子，别人也一定会碰破的。”不，我不会碰破鼻子的。我有坚强的意志力，只要用心，我会学会一切的。如果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断敏锐地观察，不断地思考和算计，进行大量的活动和奔走，您还会不懂得怎样每天赚二十戈比，请想一想，这是可能的吗？主要的是我决心不赚大钱，永远做个知足的人。等到积蓄一两千卢布后，我当然会自动放弃掮客和街头贩卖的营生。不用说，我还不大熟悉交易所、股票、银行业务，等等。然而恰恰相反，就像知道我的五个指头一样，我和别人一样在相当的时候也会熟悉这一切交易所和银行的业务的，这门学问是十分普通的，因为这只要去实践就行了。这里是不是需要许多智慧呢？这需要什么样的所罗门[29]的智慧呀！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就自然而然地会有能耐、机灵和知识的。只要有“愿望”。

重要的是别冒险，而这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就能做到。前不久，当我已经来到彼得堡的时候，恰巧有一种铁路股票在市场上发行；那些认了股的人都赚了很多钱。有一个时期股票价格大涨。没有认股或者很想购买股票的人，忽然看见我手里持有股票，就会出比市价高几成的价格要求我把我的股票转让给他。行啊，我一定会立刻抛出的。当然，我会受人嘲笑，说什么如果再等一等，就可以多赚十倍。话是对的，但是我的利益已经到手，更实际，而你们的利益还在空中飞翔。人家会说，这样是赚不到大钱的；对不起，你们错了，我们所有科科列夫[30]们、波利亚科夫[31]们、古鲍宁[32]们都错了。你们要知道这个真理：坚持到底、不屈不挠地赚钱，主要的是积蓄，比瞬间获得的即使是百分之百的利润更实际！

法国革命前不久，有一个姓洛伊[33]的人来到了巴黎，他想出了一个原则上极其英明的方案（后来实际上一败涂地）。整个巴黎大为轰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购洛伊的股票。金钱从整个巴黎，像从一只袋里倒出来似的流入了那座认股的房子里；但是那座房子终于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人们挤集在街上，——各种身份、地位和年龄都有；资产阶级、贵族、他们的子女、伯爵夫人们、侯爵夫人们、娼妓们——他们狂怒地、半疯狂地、像被疯狗咬过似的挤成一大堆；官衔、门第的偏见、自尊心，甚至荣誉和好名声——全都被踩成了一堆烂泥；为了得到几张股票，人人（甚至女人们）都不惜牺牲一切。后来改在大街上认股，但是没有地方填写认股申请书。于是有人向一个驼子建议，暂时把他的驼背当作桌子，以便填写认股申请书。驼子一口答应了——代价多少是可想而知的！隔了若干时候（时间是很短的）大家都破产了，一切都失败了，整个计划都告吹了，股票变成了废纸。谁赚了钱？只有驼子一个人，因为他得到的不是股票，而是现金——金路易[34]。嗯，我就是那个驼子！我完全有能力可以不吃东西，一戈比一戈比积蓄，积攒了七十二个卢布；当大家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有充分力量约束自己，我宁要可靠的现钱，也不想发大财。我只在小事情上打小算盘，但在大事情上就不这样。我常常缺乏耐心，甚至我头脑里产生了这个“思想”以后也是如此；但在大事情上我总是有足够耐心的。早晨我去办公前，母亲端给了我已经冷了的咖啡，我很生气，对她态度很粗暴，然而我就是只靠面包和水生活了整整一个月的人。

总而言之，不赚钱，不学会怎样赚钱——这是不正常的。不断地定期储蓄，不断地观察，头脑清醒，行为检点，省吃俭用，精力愈益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说一遍，不成为百万富翁也是不正常的。假如不靠狂热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乞丐用什么方法来赚钱呢？难道我比乞丐还不如吗？“说到底，就算我达不到目的，就算我算计得不对，就算我会破产，就算我会失败，那也不要紧，——我还是要去的。我要去是因为我愿意这样做。”我还在莫斯科时就这样说过了。

有人会对我说，这里没有什么“思想”，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我要说，要最后一次说，其中有无数的思想，有大量新的东西。

哦，我预感到了一切反对的意见是如何庸俗，在叙述“思想”的时候，我说的也会是庸俗的。嗯，我到底说了些什么呀？我说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我觉得我的说明是琐碎的、拙劣的、肤浅的，就我的年龄来说，甚至是有点儿幼稚的。

三

还必须回答“为什么”、“什么原因”、“道德不道德”，等等问题，我答应要回答的。

我感到担忧的是，我会一下子使读者扫兴。我又担忧又高兴。让大家知道，在我的“思想”要达到的目的中根本不蕴含着任何“报复”的感情，也没有拜伦式的东西——既不诅咒，也没有孤儿的诉苦、私生子的眼泪，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句话，假如有位罗曼蒂克的女士看到我的札记，她立刻就会嗤之以鼻的。我的“思想”要达到的全部目的就是孤独。

“不执着要做罗特希尔德也完全可以达到孤独的目的。这与罗特希尔德有什么相干呢？”

“那是因为除了孤独以外，我还需要权力。”

我要加上一篇序言，因为我的自白是如此坦率，读者也许会毛骨悚然的，会天真地问自己：作者怎么不会脸红？我会回答道，我不是为出版而写作；也许十年后才会有读者，那时一切都已经是那么明显，一切都会解决，并且也会证明我用不着脸红。所以，假如我有时在札记里对读者说话，这只不过是一种手法而已。我的读者并非真有其人。

不，成为我的“思想”的根源的不是我在图沙尔学校里遭到奚落的非婚生子的身份，不是儿童时代伤心的岁月，不是报复，也不是抗议的权利；只能归咎于我的性格。我觉得我从十二岁起，也就是几乎从我有了正确的意识起，就不喜欢人了。不是不喜欢，而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他们都难以共处。当我心地还纯洁的时候，我自己有时感到十分悲伤，甚至对亲人们也都怎么也不能倾吐心里的一切，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心里的一切告诉他们，但是我不愿意说，不知为什么我忍住了；我疑心重重，抑郁不乐，不喜欢与人交往。而且我早就发觉自己身上有一个特点，几乎从小就有了这个特点，就是过多责怪别人，太喜欢责怪别人；但是，随之而来的总是立刻出现另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使我太痛苦了；“是不是要归咎于我，而不能归咎于他们？”我时常无缘无故地责怪自己！我自然去寻找孤独，免得解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何况在与人交往中不论我怎样努力总是徒劳，然而我是作过一番努力的；至少所有和我同年龄的人，所有我的同学，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都不如我；我记不得有例外。

是的，我抑郁不乐；我不断与人隔绝。我常常想避开人，从有很多人的房间里退出来。我也许会给人家做些好事，但是常常一点也看不到给他们做好事的理由。人家压根儿没有好得可以使我如此关心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径直地、直爽地走上前来，为什么我自己一定要首先去接近他们？这是我时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是个知恩的人，已经有几百次糊涂的举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立刻会以坦率的态度去报答襟怀坦白的人，并且会立刻爱上他。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都马上欺骗了我，冷嘲热讽地把我拒之于门外。所有人里面最坦率的是在童年时代痛揍过我的拉姆别尔特；然而那个人是赤裸裸的小人和强盗；他所以是赤裸裸的，不过是由于愚蠢。这就是我来到彼得堡后的一些想法。

当时我从杰尔加切夫那里出来（天晓得我为什么上他那里去），就走到了瓦辛跟前，激动得把他捧上了天。嗯，好吧。那天晚上我已经觉得我不大爱他了。为什么呢？正是因为把他捧上了天，我因而在他面前贬低了自己。其实，似乎恰恰相反：这个人是如此公正而又宽大为怀，以致甚至不惜损害自己来赞扬别人，这样的人就其人格来说，几乎比任何人都高尚。嗯，——这点我是明白的，但我仍然不大喜欢瓦辛，甚至很不喜欢，我故意举这个读者已经知道的例子。我甚至带着痛苦而又不愉快的心情回忆起克拉夫特，因为是他亲自把我带到前室去的，这种心情直到第二天完全了解了克拉夫特后，不能再生气了，才平复的。从中学里最低班级开始，同学里面如有人在学习上，或者在机智地回答问题上，或者在体力上胜过了我，我立即就不再同他交往，也不跟他说话。我不是憎恨他，或者希望他倒霉，只是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如此嘛。

是的，我一辈子渴望权力，权力和孤独。我甚至还在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个幻想了，那时，要是知道我头脑里想着什么，人人都会当面嘲笑我的。因此我很喜欢保守秘密。是的，我一个劲儿沉浸在幻想中，甚至无暇谈话；人家由此推测出，认为我性情孤僻，而从我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上对我又作出了更为可恶的结论，然而我那绯红的脸颊却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钻进被窝睡觉是我挺幸福的时刻。这时我完全处于孤独之中，周围没有人走动，也没有一丝他们的声音，开始重新创造另一种生活。最狂热的幻想伴着我，直到这个“思想”在我头脑里出现为止，于是一切幻想一下子从愚蠢的而变为理性的了，从小说的幻想形式变为现实的理性形式了。

一切都汇合成了一个目的。不过这些幻想先前却不是很愚蠢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之多，多得成千上万。但是也有我所喜爱的……不过在这儿不引述它们了。

权力！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很可笑的，假如他们知道了这样的“窝囊废”也力图取得权力。可我要使他们更吃惊：也许从我最早的那些幻想开始，也就是几乎从儿童时代起，我只是认为自己才是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永远而且在人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是如此。我还要补充一句令人奇怪的自白：也许至今仍然如此。同时我也要指出，我不会请求原谅的。

我的“思想”及其力量的要点乃是金钱——这甚至也是使渺小的人登上最重要地位的唯一手段。我也许不是渺小的人，可我，比方说，照了镜子就知道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因为我的容貌平平。可是假如我像罗特希尔德那样有钱——谁还会管我的容貌长得怎样，只要我一吹口哨，就会有成千上万个千娇百媚的女子跑到我跟前来？我甚至相信，她们自己终究会打心底里把我看作美男子的。我或许也是聪慧的。可是不管我多么有智慧，社会上一定还有智慧比我更胜一筹的人——那我就完了。然而，假如我是罗特希尔德——难道那个智慧比我更胜一筹的人在我旁边还会有什么光彩吗？人家就不会让他在我旁边说话的！我也许很机智；不过塔列兰[35]、皮隆[36]在我旁边，相形之下，我就会黯然失色的；可是假如我是罗特希尔德——哪里还有什么皮隆，或许哪里还有什么塔列兰？金钱当然是一种专横跋扈的权力，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它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这一点上。金钱会把一切不平等削平。还在莫斯科时我就这样认为了。

在这种想法中，你们当然将会只看到厚颜无耻、横暴以及渺小人物对天才的胜利。我同意，这种想法是无礼的（因此也是令人愉快的），可是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你们以为我希望获得权力一定是为了压迫人和报复？问题在于，凡是普通的人一定都会这样做的。不但如此，我相信成千上万个声望如此高的天才和聪慧的人，假如突然把罗特希尔德的几百万财产归他们所有，他们也马上会克制不住的，也会做出最庸俗的行为来的，会更凶恶地压迫人的。我的思想却不是这样。我不害怕金钱；金钱压不倒我，也不会让我去压迫人……

我不需要金钱，或者不如说，我需要的不是金钱；甚至也不是权力；我需要的只是靠权力可以得到，而没有权力就无论如何得不到的东西，因为这是对力量孤立的和冷静的意识！这就是世人为之如此努力奋斗的自由的最完善的定义！自由！我终于勾出了这个伟大的字眼……是的，对力量孤立的意识是令人神往的、美妙的。我有了力量，我也是平静的。霹雳是掌握在朱庇特[37]的手中，可不是吗？他是平静的；他那响雷的隆隆声常常听到吗？傻瓜才会觉得他睡着了。但是让一个文学家，或一个乡下的傻女人取代了朱庇特——隆隆的雷声就会永不停息的！

我表示过，只要我有权力，我也会压根儿不使用它；我保证，我会到处甘居末位的。假如我是罗特希尔德，我会穿着旧大衣，拿着伞在街上行走。街上人家推搡我，为了不让我被马车碾死，我不得不跳跳蹦蹦地跑过泥泞，——我都毫不在乎。意识到这是我，是罗特希尔德本人，那时我甚至会觉得高兴的。我知道我家里也许有别人家没有的伙食，也有一个第一流的厨子，我只要知道这点就够了。我要吃一块面包和一片火腿，我只要意识到就会觉得肚子饱了。甚至现在我也这么认为。

不是我会跻身于贵族阶级，而是他们会来烦扰我；不是我会去追求女人，而是她们会像潮水般后浪推前浪地涌来，向我提出女人才会提出的一切。“鄙俗的人们”都会跑来要钱，而聪慧的人们都会被奇怪的、自豪的、城府很深的、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人的好奇心所吸引。我会喜欢这两种人的，也许会给他们钱；可我自己不会要他们报答的。好奇心会产生热情，也许我也会产生热情。他们会一无所获而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也许只得到一些礼物。在他们看来，我只不过将会成为一个加倍有趣的人。

……意识到这一点，

我就够了。[38]

奇怪的是，我还在十七岁时就被这个情景（然而是真实的）迷惑了。

我不愿意也不会压迫和折磨任何人；可我知道，假如我要使某个人，我的仇人毁灭，没有人会来阻止我的，而大家都会来奉承我的；这又够了。我甚至也不会向任何人报复的。我总是觉得奇怪，詹姆斯·罗特希尔德怎么会肯当男爵！有什么目的？为了什么？他本来比世上一切人的地位都高嘛。“啊，当我们俩在驿站上等候马匹时，让那个厚颜无耻的将军来侮辱我吧；假如他知道我是谁，他就会亲自跑来套马的，会急急忙忙跑过来扶我坐上我那辆普通的四轮马车！据报载，说国外有一位伯爵或是男爵在维也纳的一个火车站上当众给当地一位银行家穿鞋，而那位银行家竟庸俗得让他这样做。啊，好吧，让那个可怕的美人儿（有这样的女人确实可怕），——那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著名的贵族小姐跟我在轮船上或什么地方萍水相逢，乜斜着眼，摆起架子——带着鄙薄的神情大为诧异吧：这个卑微的、令人讨厌的人怎么敢跑到头等舱里来挨着她坐在一起，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或报纸什么的？可是，只要她知道坐在她身旁的是谁！她会知道的——她一知道，就会主动地坐到我身旁来的，神态谦卑的、怯生生的、亲昵的，会寻找我的目光，看见我微露笑意，心里就会觉得乐滋滋的……”我特地把这些早先的情景插进来，为的是使我的思想表达得更明确；但是这些情景是平淡无奇的，也许是庸俗的，只有现实才会证实这一切。

人们都会说，这样的生活是愚蠢的：为什么不置邸宅，不好客，不交际；为什么没有势力，不结婚？然而那时罗特希尔德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的。“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将会消失。我还在儿童时就把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里的独白念得滚瓜烂熟了；就思想性来说，普希金没有写出比这更为崇高的作品！现在我还有那些想法。

“但是您的理想太卑微了，”有人会鄙夷地说，“金钱、财富！公众利益、仁爱的舍己忘我行为是那么回事吗？”

可是别人怎么知道我会怎样使用我的财产？这几百万财产从许多罪恶的、肮脏的犹太人的手里汇集到一个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敏锐地观察世界的苦行修士手里，这有什么不道德呢？有什么不好呢？总而言之，这一切关于未来的幻想，这一切假设——这一切现在像是一部长篇小说，我写下来也许是徒费笔墨的；还是让它们藏在头脑里好；我也知道，我所写述的这些东西，也许谁也不会去读的；即使有人去读，他会相信我也许经受不住罗特希尔德的几百万财产对我的考验：不是因为金钱会使我身败名裂，而是就完全不同的、相反的意义来说的。在我的幻想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抓住了未来的那个时机，到那时我的意识会得到充分满足的，而权力似乎还太小。那时，——不是由于无聊，也不是由于无端的烦恼，而是由于我胸怀大志，我会把我所有几百万财产赠送给人们；让社会去分配我的全部财产，而我呢，——我重又和渺小的人物打成一片！也许甚至将成为死在轮船上的那个乞丐，不同的是，在我的破衣服里不会发现什么密缝着的东西。只意识到：我手头有过几百万财产，我把这份财产弃如敝屣，好像乌鸦会在我的旷野里养活我的。现在我也愿意这样思考。是的，我的“思想”——这是一个堡垒，我永远而且在任何情形下都会在这个堡垒里躲起来，回避一切人，即使成为死在轮船上的那个乞丐！这就是我的遐想！让我告诉你们，我需要的正是我那全部错误的意志，——仅仅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有力量抛弃它。

毫无疑问，人家会反驳的，说什么这是一种幻想罢了；如果手头有几百万财产，我决不会轻易放弃的；我也决不会成为那个萨拉托夫的乞丐的。也许我不会放弃的；我只是勾勒出我的思想中的一个理想。可我要郑重地补充一下：假如我的财产积累到了像罗特希尔德所有的那个数字，那我当真会把这笔财产捐赠给社会的。（不过不到罗特希尔德的那个数字，那就难以实行了。）我不会捐献一半，因为那是鄙俗的行为；我不过少了一半财产，如此而已；要捐献就全部捐献，一个戈比也不剩，因为成了乞丐，我会忽然比罗特希尔德富有一倍的！假如没有人懂得这一点，那不是我的过错，我不会作解释的。

“托钵僧的行径，毫无价值的和无能的幻想！”人们断言，“碌碌无能和中庸之道的胜利。”是的，我承认，一部分是碌碌无能和中庸之道的胜利，但恐怕未必是无能的胜利。我非常喜欢设想，有一个碌碌无能的、谨守中庸之道的人站在世人面前，含笑地对他们说：“你们是伽利略们和哥白尼们，查理曼大帝们[39]和拿破仑们，你们是普希金们和莎士比亚们，你们是元帅们和宫廷大臣们，可我是碌碌无能的、非婚生的，但毕竟比你们都高，因为你们自己愿意屈从于这个。我承认我把这个幻想看得如此重要，甚至抹杀了学问。我觉得假如这个人甚至是愚昧得叫人可怜的，也将会更可爱的。这种夸大了的幻想当时甚至影响了我在中学七年级的成绩；我所以退学，正是由于我想入非非：没有学问仿佛能使理想增添魅力。现在我已经改变了这方面的信念；学问不会有害于理想的。”

诸位，难道即使只有一点点独立思考精神，对你们也会是一种重累吗？谁有美好的理想，即便是错误的理想，也是令人很愉快的！可我相信自己的理想。不过我没有把它讲得很完备，我讲得很肤浅。十年后，我当然会讲得好些。我会把这铭记在心的。

四

我把“思想”这一章结束了。假如我写得庸俗、肤浅，——那是我的写作技巧拙劣，而不是由于“思想”本身。我已经预先说明过了，最平凡的思想是最难理解的；现在我要补充一句，叙述它更困难，何况我又用以前的形式来叙述这个“思想”。对思想说来，也有相反的法则：那些庸俗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思想会被理解得异常快，一定会被大众，一定会被整个街坊理解的；不但如此，还会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最杰出的——不过只在它出现的那一天是如此。便宜的东西并不经久耐用的。很快地被人理解——只不过是被理解的那个事物的庸俗性的标志，俾斯麦[40]的思想转瞬间就成为一种杰出的思想，而俾斯麦本人也成为天才了；然而这样的快速却是令人怀疑的。我等待俾斯麦十年，十年后就会见分晓的：他的思想将会怎样，或许也会看到这位首相大人本人将会怎样。我插入这段毫不相干的题外话，当然不是为了作比较，而也是为了不忘前事。（作为对太不细心的读者的一番解释。）

现在我要讲述两件趣事，以此来结束“思想”这一章，免得在故事中成为绊脚石。

夏天七月间，即我来到彼得堡前的两个月，当时我已经完全自由了，玛丽雅·伊万诺夫娜叫我到特罗伊茨克镇去给一位迁居在那里的老处女捎个信，——这与我的故事关系不大，不必细述。我当天回来时，在火车里看见了一个面目可憎的青年，他穿得不错，然而不整洁，满脸粉刺，有点邋遢，肤色黝黑，一头黑发。他有个惹人注目的特点：每到一站，无论大站还是小站，他必定下车去喝伏特加。在快到终点站的时候，他身边攒聚了一群快活的、但下流的朋友。有个也微有醉意的商人特别赞赏这个青年不断地喝酒、但头脑依然很清醒的本领。还有一个青年也很满意，这个人非常愚蠢，喋喋不休，穿着一套德国式的衣服，身上散发出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听差；这个人甚至也跟那个喝酒的青年交上了朋友，火车每到一站，必请他站起来：“现在该去喝伏特加了。”——于是两个人勾肩搭背下车去了。那个喝醉的青年几乎一声不吭，而在他身边坐下与他交谈的人却越来越多；他只是听大家说话，流着口水，得意得不停地嘻嘻地笑；有时，但总是出人意外地发出一种像是“丘尔——柳尔——柳”的声音！而且不知怎的，很滑稽可笑地把手指按在自己的鼻子上。这逗得那个商人、听差和所有人都乐不可支了，于是他们声音异常响亮地、放肆地笑了。有时闹不清楚人们在笑什么。我也走了过去——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似乎也喜欢这个青年；也许是因为他蔑视那些通行的、成为惯例的礼节，一句话，我没有把这个傻瓜看透；但当时我与他亲密得以你相称，下火车时我从他口中知道，晚上八点多钟他要到特维尔林荫道去。原来他从前是个大学生。我来到了林荫道，他教我这样的一个玩意儿：我们一起打林荫道走，稍晚一点，我们看见有个正派的女人走来，但是因为附近没有人，我们便立刻去缠住她。我们没有跟她说一句话，他在她这边走，我在她那边走，我们仿佛根本没有看见她似的，毫不害臊地互相说起非常不体面的话来。我们满口污言秽语，泰然自若地、仿佛理所当然地、毫无顾忌地说得那么露骨，种种肮脏的、下流的话全都说了出来，连最无耻的色鬼也想象不出这些下流的话。（当然，所有这些下流话还是我在学校里，甚至还在念中学之前学会的，但只是口头上说说，没有行动。）那个女人很害怕，想赶快脱身，可是我们也加快了脚步——一边继续说着肮脏的下流话。那个受害者当然毫无办法，她喊叫也没用，因为没有人替她作证，而且去控告会有点儿叫人奇怪的。八天工夫都是在这样的作乐中度过的；我不明白我怎么会以此为乐；其实我并不喜欢干这种事，不过这样干一下罢了。开头我只觉得这很新奇，好像是别出心裁的；加之我平素痛恨女人。有一次我对那个大学生说，让·雅克·卢梭[41]在他的《忏悔录》里供认，他在少年时代就喜欢悄悄地站在角落里露出身体的那些平常掩遮着的部分，就这样等候着经过的妇女。大学生又发出一阵“丘尔——柳尔——柳”的声音来回答我。我发觉他非常无知，对什么都不大感兴趣，简直令人惊讶。我希望在他身上能发现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任何思想。我没有发现新奇的东西，只发现令人抑郁的单调。我越来越不喜欢他。一切终于完全出乎意外地结束了：有一次，天色已经昏暗，我们钉住一个在林荫道上急匆匆地、胆怯地行走的姑娘不放。她很年轻，也许才十六岁，或者还不到，穿得很整洁、很朴素，也许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刚放工回家，家里有个年老的母亲——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可怜的寡妇；不过不必心软。这个姑娘听了一阵子，就急急忙忙赶路了，低下了头，脸上蒙着面纱，害怕得瑟瑟发抖，可她忽然站定了，把面纱从自己那不很难看的、但却瘦削的（就我所记得的）脸上揭了下来，目光炯炯，向我们喊叫道：

“哎呀，你们多么下流！”

也许她就要哭出来，然而发生了另一件事：她把又瘦又小的手一挥，打了那个大学生一记耳光，打得那么干脆，也许是从来还没有过的。啪的一声这么响！他本来要骂，向她扑过去，可我把他拦住了，姑娘也乘机溜走了。我们没有去追赶，马上争吵起来：我把一直郁积在心头的对他不满的话全都说了出来；我对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庸夫俗子，头脑里从来没有半点思想的影子。他骂我了……（有一次，我曾经告诉过他，说我是个私生子），接着我们大吵了一场，从此以后我没有见到过他。那天晚上我很不开心，第二天就不那么不快了，第三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的确，虽然后来我有时还想起这个姑娘，但只是偶然想起，在脑海里一闪就消逝了。只是来到彼得堡后，过了两星期，我蓦地又想起了这幕情景，——我一想起来，忽然感到那么羞惭，羞惭的泪水简直从我的脸颊上直淌下来。我很痛苦，痛苦了整整一个晚上、整整一夜，现在还感到有点儿痛苦。我起初弄不明白，当时怎么会这么下流地、这么无耻地堕落了，主要的是把这件事置于脑后了，没有为这件事而羞惭，而悔恨。现在我才懂得根源在哪里：应该归咎于“思想”。简单说来，我可以直言不讳，一个人头脑里有了一个凝固不变的、持久的、不可抗拒的、并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东西，那他仿佛因此就会脱离整个世界，隐遁到旷野里去了，一切所发生的，除了最重要的以外，就会被遗忘。甚至留下的也是不正确的印象。除此以外，主要的是总是有个借口。当时我使母亲那么痛苦，我又多么可耻地抛弃了妹妹：“唉，我有一种‘思想’，而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对自己似乎是这么说的。我本人受了侮辱，受了极大的侮辱，——我受到侮辱，一气之下走了，接着忽然对自己说：“唉，我出身微贱，可是我到底还有‘思想’，他们都不知道这点。”“思想”使我在不光彩的和卑微的地位中得到了安慰；我的一切下流行径好像也在“思想”的幌子下掩盖起来了；可以说，它使一切缓和了，但也在我面前把一切都遮住了；然而对情况和事物的理解是如此模糊不清，当然喽，甚至会有害于“思想”本身，其他更不用说了。

现在讲第二件趣事。

去年四月一日玛丽雅·伊万诺夫娜过命名日。晚上来了几位客人，宾客不多。阿格拉芬娜忽然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说厨房前面的过道里有一个被遗弃的婴孩在啼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很不安，大家都走出去，看见了一只树皮篮，篮里放着一个出生才三周或四周的女孩，哇哇地啼哭着。我拎起那只篮，把它拎到了厨房里，立刻就发现了一张折好的纸条：“亲爱的恩人们，请你们行行好，收养这个已经行过洗礼的女孩阿林娜吧；我和她会永远为你们向供桌上洒泪，祝贺你们的命名日；你们不相识的人们谨启。”我如此尊敬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这一次使我很伤心：他露出很严肃的神色，决定将女孩立刻送到育婴堂去。我很伤心。他们的生活过得很俭朴，但没有儿女，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常常以此为乐。我小心翼翼地把阿林诺奇卡[42]从树皮篮里抱出来挟在腋下。篮里散发出一股很久没有洗过澡的吃奶孩子的刺鼻的酸味儿。我和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争吵了几句，我忽然对他说，我愿意把这小女孩收留下来，由我抚养。虽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心肠很软，但他却微露严厉的神色表示反对，虽然以开玩笑收场，可是他还是坚持要把婴孩送育婴堂。不过照我的意思办了：有一个很穷苦的木匠住在同一院子里，但住在另一间厢房里，这个人已经上了年纪，贪杯中物；他的妻子却还不老，而且身体很结实，一个吃奶的孩子刚夭折，重要的是个独生的孩子，他们结婚后八年才生的，也是个女孩，由于奇怪的巧合，也叫阿林诺奇卡。我说由于巧合，是因为我们在厨房里争论时，这个女人听到了这件事，便跑来张望，知道这个女孩也叫阿林诺奇卡，她心软了。她还有奶水，袒开胸就给婴孩喂奶。我挨到她身边，请求她把婴孩抱回家去，说我会每月付给她钱。她怕丈夫不肯，只答应收留一夜。第二天早晨丈夫同意了，要每月付给他八个卢布，我马上就把第一个月的钱预付给了他；他立刻就把钱拿去买酒喝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还是含着令人奇怪的微笑，同意替我向木匠担保，每月八卢布将由我如数交付，决不拖欠。为了向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保证，我把我所有的六十卢布都交给了他，但他不肯收；不过他知道我有钱，也就相信我了。他这么客气使得我们之间片刻的争吵也被忘却了。玛丽雅·伊万诺夫娜什么也没说，但她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肯照顾这个婴孩。我特别珍惜他们那有礼貌的态度，因为他们俩一点也没有讥笑我，反而对这件事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我每天跑去找达里雅·罗季沃诺夫娜，一天去三次，一星期后背着她的丈夫，我又悄悄地亲自送给了她三个卢布。我还花了三卢布置备了小被服和襁褓之类的东西。但是过了十天，林诺奇卡忽然病了。我立刻去请来医生，他开了药方，我们折腾了一夜，用难以下咽的药水折磨这个婴孩，第二天医生说已经迟了，对于我的恳求——不过我觉得好像是对我的责怪，——他问心无愧地推托说：“我不是上帝。”这个小女孩的舌头、嘴唇和整张嘴都蒙着一层细微的白斑疹，到晚上她就死了，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直瞅着我，仿佛她已经明白了似的。我不明白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给她，给这个夭折的小女孩拍一张照。可是大家会不会相信呢，那天晚上我不是在哭泣，而简直是在号叫，以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玛丽雅·伊万诺夫娜不得不来安慰我，——不论是她，或是他都还是丝毫没有嘲笑的意思。木匠钉了一口小棺材；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把棺木装饰了波纹贴边，还放了一个漂亮的小枕头，而我买来了鲜花，撒在婴孩身上；于是我那可怜的婴孩被送走了，人家会不会相信我至今还不能忘掉这婴孩。但是过了不多久，这件几乎突如其来的事甚至引起了我的深思。不用说，阿林诺奇卡没有花掉我很多钱：钉棺材啦，埋葬啦，请医生啦，买鲜花啦以及付给达里雅·罗季沃诺夫娜的费用啦，一共只花掉了三十卢布。这笔钱在我动身去彼得堡的时候，就用维尔西洛夫寄给我充作旅费的四十卢布以及动身前卖掉一些东西所得的钱来弥补了，因此我的全部“资金”一点也没有动用。“但是，”我心里想，“假如我尽走小道，那我就会走不远的。”从大学生的那件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个“思想”会把我迷惑住的，使我的头脑模糊不清，会把我从今天的现实中引开。从阿林诺奇卡的那件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任何“思想”都不能把我（至少不能把我）迷惑住，使我不会在某种令人沮丧的事实面前骤然停步不前，使我不会为此而一下子就放弃我花了多年精力为实现“思想”所做的一切。然而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