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早晨的彼得堡
一
早晨我尽可能起得早些。平日我们家里，也就是我、母亲和妹妹总是八点光景起床；维尔西洛夫要躺到九点半才起床。母亲总是八点半准时给我端来咖啡。可是这会儿我没有等到咖啡端来，八点整就从家里溜出去了。我昨天晚上就制订了这一天的总的行动计划。对这个计划，我虽有很大的决心立即着手进行，可我已经感觉到了在那些最重要的要点上有极其多的犹豫不决和不确定的地方；因此我差不多整夜半睡不醒，好像说着梦话，做了很多梦，几乎没有一次睡得酣畅过。虽然如此，我起身时竟比任何时候都觉得精神饱满、头脑清醒。我特别不愿见到母亲。我跟她一谈起话来，不可能不谈到某个话题，生怕一种新的、出乎意外的印象使我放弃那些已经着手奋斗的目标。
早晨天气寒冷，笼罩着一片潮湿的、乳白色的雾。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平日的彼得堡早晨，尽管它的外观异常肮脏。这些为衣食而奔忙的、老是陷入沉思的、自私自利的人们在早晨七点多钟对我特别具有吸引力。我特别喜欢急匆匆地在道路上行走，不是自己问人家什么事，便是人家问我什么事：问话和答话总是又简短又明确，明白易懂，人们边走边问，态度几乎总是友好的，一天当中，早晨他们最愿意答话。彼得堡人在白天或晚上总是不大愿意与人交谈的，动不动不是骂人，便是嘲弄人；大清早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在最清醒最严肃的时候，那就完全不同了。我察觉出了这点。
我又到彼得堡区去了。因为我在十一点多钟一定要回到喷泉街瓦辛那儿去（十二点钟他总是在家里），所以我虽然非常想到什么地方去喝杯咖啡，但仍旧不住步急匆匆地赶去。加之我一定也要在家里见到叶菲姆·兹维列夫；我又去找他，几乎真的来不及了；他喝完咖啡就打算出去了。
“你时常跑来干什么？”他见了我，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现在来向你作解释。”
各地的早晨，包括彼得堡的早晨在内，——对人的天性起着清醒的作用。甚至黑夜里一些热烈的幻想也随着熹微晨光和寒气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时大清早带着责备与羞惭的心情想起了自己夜里刚做过的一些梦，有时也想起了自己的一些行为。可我要顺便指出，我认为彼得堡的早晨似乎是整个地球上最平淡无奇的，——同时又好像是世间最富于幻想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者不如说是我个人的印象，不过我坚持这个看法。在这样的一个彼得堡的早晨，天气恶劣、潮湿，雾气弥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里的赫尔曼（这是一个巨人，一个特殊的、十足的彼得堡的典型——彼得堡时期的典型）的奇想，我觉得还应当更加强。在这片浓雾的笼罩下，我有百来次在头脑里浮现出一个奇怪的、但却摆脱不开的幻想：“假如这片雾气散布开来，向上空升腾，这个气候恶劣的、滑腻腻的城市会不会随雾气升腾并像烟雾似的消散，只剩下了原先存在芬兰湾的沼泽，而在沼泽中间一尊坐在一匹已经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的马上的骑士铜像巍然屹立，这大概是作为点缀的吧？”总而言之，我无法表达我的印象，因为这一切全都是想入非非，简直是遐想，因此，也是胡说八道；然而我过去经常对自己提出，现在也要对自己提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现在他们大家都东奔西跑，说不定这也许只是一场梦，这里既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也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在做这场梦的人会突然醒来，——忽然间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我背离了本题。
我要预先说一下：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打算和幻想，这些打算和幻想奇怪得似乎第一眼就会被当作精神失常，而且错不了。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幻想，在那天早晨来到了兹维列夫家——我所以去找兹维列夫，是因为这一次我在彼得堡没有别人可找。然而叶菲姆是我认为无人可找时最后才带着这样的计划去央求的人。当我在他对面坐下时，我自己甚至觉得我是梦呓和热病的化身，是跟中庸和平凡的化身相对而坐。可是在我这方面却有思想和真实的感情，而在他那方面只有实际的结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简单地说，我向他作了简洁而又明确的说明，什么由于一件名誉攸关的事情，除了他以外，我在彼得堡压根儿没有一个我可以让他充当决斗副手的人；还说他是我的老同学，因此他甚至没有权利拒绝，而我想要找近卫军中尉索科尔斯基公爵算账，因为一年多前，他在埃姆斯打了我父亲维尔西洛夫一记耳光。同时我还要指出，叶菲姆甚至对我的家庭的一切状况，对我与维尔西洛夫的关系以及对我所知道的维尔西洛夫个人经历中的几乎一切事实都了如指掌。我在不同的时期里，不用说，除了某些秘密以外，全都告诉过他。他照例坐着听我说话，像笼中的小麻雀，竖起了羽毛，默不作声，神态严肃，脸有点儿浮肿，白发蓬乱。那呆板的、含讽带讥的微笑没有从他的嘴上消失过。这微笑所以显得更可恶，是因为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不知不觉的；可见他这时当真认为他自己在智力上和性格上都比我强。加之我也疑心，由于昨天在杰尔加切夫那里发生的那种情景，他会瞧不起我。这是必然的：叶菲姆是芸芸众生，叶菲姆是个市井，而市井永远只想获得成功。
“维尔西洛夫不知道这件事吗？”他问。
“当然不知道。”
“那么你有什么权利干预他的事？这是第一。第二，你用这个办法想要证明什么？”
我知道他会反对的，于是立刻就对他说，这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傻。第一，将会向那无耻的公爵证明，在我们的阶层里还有人懂得名誉；第二，维尔西洛夫会感到害臊的，并且会得到教训的。而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即使维尔西洛夫根据他的某些信念没有要求公爵决斗，决心挨耳光，这也是对的，然而至少他会看到有人对他的受辱感同身受，甚至甘愿为他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个人将要跟他永远分离……
“等一等，别嚷嚷，婶婶会不喜欢的。请你告诉我，维尔西洛夫不是跟那个索科尔斯基公爵正在打遗产官司吗？既然如此，这将会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独出心裁的打赢官司的办法——在决斗中把对手杀死。”
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他简直是又愚蠢又无耻，假如他那含讽带讥的微笑越来越增强，那么这不过证明他的骄傲自满和庸俗，证明他不可能想到，在我头脑里考虑到了打官司这件事，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却认为只有他那精明的头脑才会想到。后来我对他说，官司已经打赢了，而且对方不只是一个索科尔斯基公爵，而是几个索科尔斯基公爵，因此假如一个公爵被杀死，还有其他公爵，当然，决斗日期必须推迟到上诉期（虽然公爵们不会上诉的），只是为了礼貌。期限一过，就要进行决斗；我现在来的目的是不要立即就进行决斗，但我因为没有副手，必须预先征得同意，我跟谁也不相熟，至少到那时要找到副手，假如他叶菲姆拒绝的话。我说，我是为此事而来的。
“嗯，你到时候再来说也不迟，何必白跑十里路。”
他站了起来，拿起制帽。
“到那时你肯担任吗？”
“不，我当然不干。”
“为什么？”
“只是因为我现在答应，那你在上诉期内就会每天上我这里来，所以我不干。而主要的是，这全是胡说八道，如此而已。我还能为你断送我的前程吗？公爵也会忽然问我：‘谁打发您来的？’‘多尔戈鲁基。’‘多尔戈鲁基和维尔西洛夫有什么关系？’那么我把你的宗谱讲给他听，还是怎样啊？他会放声大笑的！”
“那你就猛揍他的脸。”
“嘿，这是废话。”
“你害怕吗？你个子这么高；你在中学里比谁力气都大。”
“我害怕，我当然害怕。公爵因此就不肯决斗，因为他们只跟力气相等的人决斗。”
“就文化程度来说，我也是个有教养的人。我有权利，我是相等的……相反地，他才是不相等的。”
“不，你是个小孩子。”
“怎么是个小孩子？”
“就是一个小孩子；我们俩都是小孩子，他才是大人。”
“你真是个傻瓜！按照法律，我一年前就可以结婚了。”
“那么你结婚吧，不过你还是一个……你还在长大呢！”
我当然明白了，他想要嘲笑我。毫无疑问，这件蠢事不必提了，甚至让它湮没无闻更好，而且就其微不足道和没有理由来说也是令人极其厌恶的，虽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但是为了更严厉地惩罚自己，我要把它全部说完。我发觉叶菲姆在嘲弄我，我就用右手，或者不如说用右手握成了拳头推了一下他的肩膀。于是他抓住了我的两肩，把脸转向田野，——实际上是向我证明，他在中学里当真比我们谁的力气都大。
二
读者当然会认为我从叶菲姆那里出来，心里一定极其害怕，不过错了。我十分明白，发生的是一件小学校里的或者中学校里的事，然而事情的严重性却始终存在。我已经在瓦西里岛上喝过咖啡了，故意绕过我昨天去过的彼得堡区的那家小饭馆；这家小饭馆和那里的一只夜莺已经成为我倍感憎恨的对象。我有一个奇怪的脾气：我会恨地方和事物，就像恨人一样。可是在彼得堡我有几个快乐的去处，那就是不知为什么一到那里总是觉得很快乐，——的确，我爱惜这些去处，故意尽可能久地不上那儿去，为的是往后等到我十分孤独，感到闷闷不乐的时候，可以到那儿去忧闷地沉思和回忆。喝咖啡的时候，我觉得对叶菲姆和他那合理的看法应当说句公道话。对，他比我更讲究实际，但未必比我现实些。局限于自己鼻尖底下的现实主义比最狂妄的幻想更危险，因为这是盲目的。可我虽然为叶菲姆说句公道话（他那时大概以为我在逛街和谩骂），我还是不肯在信念上让步，而且至今也是如此。我见过这样的一些人，由于泼来第一桶冷水，不仅放弃自己的行动，甚至改变自己的主意，连他们自己也开始嘲笑一小时前他们还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哦，这种事他们干起来多么不费力啊！甚至就事情的实质来说，即使叶菲姆比我正确，而我却愚蠢得不能再愚蠢了，只是装腔作势，然而在事情最深奥之处还有这么一点，我坚持这一点是对的：我有我的正确的地方，而主要的是这点他们是绝不能理解的。
瓦辛住在谢苗诺夫桥堍附近的喷泉街，我到达他那里差不多正好十二点钟，但是他不在家。他是在瓦西里岛上工作，总是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回家，差不多总是在十一点多钟。因为，除此以外，那天正好是什么节日，我以为一定会碰到他；既然他不在家，我打算等待一下，虽然我还是初次上他那里去。
我是这样考虑的：关于遗产的那封信的事是个良心问题，我选中瓦辛来评判这件事，借此向他表达我深深的敬意，是啊，当然应该奉承他。不消说，这封信的确使我忧心忡忡，当真坚信有必要征求第三者的意见；不过对当时我不借助任何旁人之力而能摆脱困境这一点，我是心存怀疑的。主要的是我自己知道这一点：只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维尔西洛夫本人，让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把自己看作这一类事情的最高法官和判决者，甚至是十分错误的。我亲手把信交出去，让自己置身事外，并且保持缄默，这样，就使自己处于维尔西洛夫的上风，我立刻就会占到便宜的，因为至于我，我只要拒绝遗产方面的一切利益（因为我作为维尔西洛夫的儿子当然会从这份遗产中得到一笔钱，不是目前，那么，就是日后），那就会永远给自己保留着对维尔西洛夫未来的行为最高道义上的监督。而且谁也不能责怪我使这几个公爵倾家荡产，因为这封信没有决定性的、法律上的意义。我坐在瓦辛那间空屋里，把这一切仔细地考虑了一番，让自己彻底弄个清楚。我甚至忽然想到，我来找瓦辛，急欲向他请教怎么办，唯一的目的是要使他同时看到我是个最高尚的和最无私的人，从而借此为我昨天在他面前所受的屈辱而对他进行报复。
我意识到这一切后，便觉得极其恼火；然而我没有走掉，仍旧待在他那里，虽然我确实知道，我的怒火每隔五分钟只会越来越旺。
首先我非常不喜欢瓦辛的房间。“让我瞧瞧你的房间，我就会知道你的性格，”——的确也可以这样说。瓦辛住在一间向二房东租来的带家具的房间里，这些住户显然都很穷困，靠转租房屋过日子，除他以外，还有其他房客。我熟悉这些狭窄的、稍微摆几件家具的小房间。不过表面上还算整洁。屋子里必有一张从旧货市场买来的软沙发，搬动它是危险的；还有一只洗脸盆和一张用屏风隔开的铁床。瓦辛显然是个最可靠的好房客；那个女房东一定只有这么一个好房客，因此特别讨好他：替他收拾和打扫得更仔细，在沙发上面挂了一幅石印画，桌子底下铺了一条非常薄的地毯。凡是喜欢这种带霉味的整洁，主要的是喜欢女房东那巴结奉承的尊敬态度的人本身就可疑。我深信，最好的房客的名声使瓦辛本人很满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两张堆满书籍的桌子的形状开始渐渐地惹我恼火了。书籍啦，纸张啦，墨水瓶啦——都摆得乱七八糟，令人厌恶，这种理想是和德国女房东及其女仆的世界观相吻合的。书籍相当多，不是报纸和杂志，而是真正的书籍，——这些书籍他显然常常阅读，大概他是带着端庄而又认真的神态坐下来阅读或动手写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我最喜欢书籍乱丢的地方，至少不把看书写字当作神圣的行为。大概这个瓦辛对待客人也异常有礼貌的，大概他的每个姿势都在对客人说：“我现在陪你坐上一个半小时，等你一走，我就要工作。”大概可以跟他谈得异常有趣，能听到新闻，但是——“咱们现在就谈谈，我会使你很感兴趣的，等你一走，我立刻就开始做最有意思的工作”……但是我还是坐着不走。我已经根本不需要请教他，对这点我已经深信不疑了。
我已经坐了约摸一个多钟头了，窗前摆着两把藤椅，我坐在其中的一把上。使我恼火的是时间的流逝，而我必须在傍晚前再去找住所。我无聊得本想拿一本书看看，可是没有拿：一想到是为了给自己解闷，心里就倍感厌恶了。出奇的静谧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忽然在很近的地方，即在被沙发遮住的门后，我不由得渐渐地听出一阵越来越响的窃窃私语，显然是两个女人在谈话，这是听得出来的，但是话语却完全听不清楚；不过由于无聊，我不知怎的开始注意起来。她们显然谈得又兴奋又热烈，可不是谈裁剪的事：她们在商量或争论什么，或者是一个在劝导和恳求，而另一个却不肯听从，表示反对。大概是另外几个房客。不久我感到厌烦了，耳朵也听惯了，因此，虽然我还继续听下去，然而无意识地听着，有时根本忘记了我在偷听人家的谈话，忽然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仿佛有人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或者忽然从座位上霍地蹦了起来，跺着脚；随后又发出一阵呻吟，忽然又发出一阵呼喊声，甚至不是呼喊声，而是一阵尖叫声，凶猛的野兽的尖叫声，别人会不会听见，那个人已经不在乎了。我急忙向门口奔去，打开了门；与此同时，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也打开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女房东的房间的门。有两个好奇的脑袋从那里探了出来。可是呼喊声立刻就沉寂了，忽然在我旁边的一扇门也打开了，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年轻的女子倏地从邻室里夺门而出，跑下楼去了。另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想拦阻她，但是没有能够拦住，只好在她后面呻吟地喊叫：
“奥丽雅，奥丽雅，你上哪儿去啊？嗐！”
可是看见我们的两扇门都开着，她便急忙把自己的门关上了，只留了一条缝，从门缝里朝楼梯侧耳谛听起来，直到奔下楼去的奥丽雅的脚步声完全沉寂了为止。我回到了我的窗前。一切都静寂了。一件无聊的事，也许是可笑的事，我不再去想它。
大概过了一刻钟光景，在走廊里瓦辛的门口响起了一个男子的洪亮而放肆的声音。有人抓住了门把手，把门开得那么大，可以清楚地看到走廊里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他显然也看见了我，甚至在仔细地打量我，可是还没有走进房间里去，他隔着整条走廊，抓住了门把手继续在跟女房东谈话。女房东用尖细、快乐的声音应答着，从嗓音里可以听出，这位客人她早已认识了，受到她的尊敬和器重，被当作一个可靠的客人，一位乐观的先生。这位乐观的先生说话的声音很响，说着俏皮话，但他说的不外乎是瓦辛又不在家，他总是怎么也碰不到他，他命该如此，只好又像那次一样等候着，这些话毫无疑问在女房东看来都是最机智的，客人终于猛地把门开得很大走进去了。
这位先生穿得很阔气，这套衣服显然是手艺高巧的裁缝做的，有所谓“贵族老爷”的气派，然而他本人却极少贵族老爷的气派，尽管他心里似乎颇想有这种气派。他的风度并不潇洒，可是不知怎的却有一副天生的厚颜无耻的样子，就是说比起他在镜子面前做作出来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样子来到底不那么令人作呕。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稍微有了几根白发，两条眉毛乌黑，留着一部大胡子，有一双大眼睛，这一切不但不能突出他的性格特点，仿佛反倒赋予他以一种和一切人相似的共同性。这样的人老是笑，也乐于笑，但是不知为什么和他在一起您却永远不会觉得快乐。他很快地从爱笑而一变为摆架子，又从摆架子而一变为爱开玩笑，或者挤眉弄眼；但这一切似乎是带点儿做作的，而且是没来由的……不过不必预先加以描述。后来我对这位先生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与他的关系也密切得多，因此我现在对他的印象不由得比当时他打开门走进房间里来时更明确了。不过现在我对他还难以说出一种真实而明确的东西，因为在这些人身上不完善、矫揉造作和不明确正是他们的主要特点。
他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我忽然好像觉得这个人大概就是瓦辛的继父，一位姓斯捷别尔科夫的先生，我已经听人家谈起过他，不过是偶然听到的，因此我怎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记得一件不利于他的事。我知道瓦辛很久以来是他管教之下的一个孤儿，但他早已不受他的管教了。他们的目的和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各管各的。我也记得这个斯捷别尔科夫手头有些钱，他甚至还是个投机家，而且是个举止轻浮的人；总之对他的情况我以前也许知道得更详细些，可是现在都忘了。他扫了我一眼，不过没有点头致意，一边把自己的高筒帽放在沙发前面的一张桌上，用脚命令式地把桌子推开了；他不是坐下，简直是伸开四肢躺倒在我不敢坐的沙发上，弄得那张沙发嘎吱作响，他耷拉着两腿，把他右脚那漆皮靴的靴尖跷得高高的欣赏起来。不用说，他立刻就向我转过头来，他那双几乎没有表情的大眼睛又打量我一下。
“我没有碰到他！”他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默不作声。
“不守时间！他有自己的看法。从彼得堡区来的吗？”
“那是说，您是从彼得堡区来的吗？”我又问他。
“不，我问您。”
“我嘛……我是从彼得堡区来的，不过您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嗯……”他眨了眨眼睛，但是不愿解释。
“那是说，我不是住在彼得堡区的，可我刚才到彼得堡区去过，我是从那儿到这里来的。”
他仍然默默地、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这种笑容我极不喜欢。在这种挤眉弄眼中带有一副傻相。
“在杰尔加切夫先生那里吗？”末了他问：
“在杰尔加切夫那里？”我睁大了眼睛。
他得意扬扬地瞧着我。
“我也不认识他。”
“嗯。”
“随便您怎么说都行。”我回答道。我开始讨厌起他来。
“嗯，对呀。不，对不起；您在一家铺子里买东西，另一个顾客在隔壁另一家铺子里买另一件东西，您猜猜看，是什么东西？那个管他叫放高利贷者的商人有的是钱……因为钱也是物，而高利贷者也是商人……您可听懂我的意思吗？”
“嗯，我听懂了。”
“第三个顾客经过，指着其中的一家铺子，说：‘这一家是殷实的，’又指着另一家铺子，说：‘那一家是不殷实的。’对这位顾客我可以作出怎样的结论呢？”
“我怎么知道？”
“不，对不起。我来举个例子；人都是学好榜样的。我在涅瓦大街上走，看见街对面有一位先生在人行道上走，我想推断他的性格。我们各自在两边人行道上走，走到海洋街的拐角上，即在一家英国人开设的铺子所在的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第三个行人，他刚被一匹马踩伤了。现在您可要注意：有第四位先生走来，他想要断定我们三个人各有怎样的性格，也包括那个被马踩伤的人在内，用实事求是的、严正的观点来断定……您听懂我的意思吗？”
“对不起，很难懂。”
“好吧；我也这么认为。我换一个话题。我到德国的泉水——矿泉上去过，我去过不止一次了，是什么矿泉——这反正一样。我沿矿泉走，见到一些英国人。您知道同英国人结识是很困难的；但是两个月后，治疗期限满了，我们大家都到山区去，我们结伴同行，手里都拄着一根尖头的手杖登山，登这座或那座山，反正都一样。在拐弯处，也就是在旅站上，修士们都在酿造夏尔特尔酒[55]，——您要注意这点——我遇见一个本地人，他孤独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我想推断一下，他是否忠实可靠。您怎么个想法，我可以请和我同行的那一群英国人一同推断吗？唯一的原因是我不能在矿泉上跟他们谈话。”
“我怎么知道。请原谅，我很难听懂您的意思。”
“很难吗？”
“是的，您使我感到厌倦。”
“嗯。”他眨了眨眼，做了个手势，大概必须显露一下他那很郑重的态度和得意扬扬的心情；接着又很庄严而安详地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份显然是刚买来的报纸，翻开报纸，开始阅读最后的一页，显然想不再打扰我。他有五分钟光景没看我一眼。
“布勒斯特格拉耶夫斯基兄弟公司没有倒闭吗？这一家一旦开了头，其他各家就会相继倒闭的！我知道这里有好多家都倒闭了。”
他非常诚恳地看着我。
“我还不大了解这家交易所。”我回答道。
“您否定吗？”
“否定什么？”
“金钱。”
“我不否定金钱……可是……可是我觉得首先是思想，其次才是金钱。”
“那就是，对不起……可以说，人必须有自己的财产……”
“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钱；光有金钱而没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会是会崩溃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激昂起来。他有点儿茫然地望着我，似乎给弄糊涂了；可是他的整个脸庞忽然浮现出最快乐而又最狡猾的微笑。
“维尔西洛夫吗？他打赢了官司，他打赢了官司！昨天判决了，是吗？”
我忽然出乎意外地看出，他早已知道我是个这样的人，也许他知道的还有很多哩。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脸红了，做出一副极傻的样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显然很得意，他快乐地望着我，仿佛用最狡猾的手段捉住了我，把我揭穿了。
“不，”他扬起了双眉，“您问我维尔西洛夫先生的情况！关于是否忠实可靠，我刚才对您是怎么说的？一年半前，由于这个孩子，他本来可以做一件极好的小事情——可不是，可他失败了，可不是。”
“由于一个什么孩子？”
“由于一个吃奶的孩子嘛，现在把他寄养在外面，不过他并不因此要得到什么……因为……”
“哪个吃奶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是他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和莉季雅·阿赫马科娃小姐生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很喜欢我……’[56]含磷的火柴——啊？”
“真是胡说八道！真是荒唐透顶！他从来没有和阿赫马科娃生的孩子！”
“原来如此！我一直东奔西跑！要知道，我又是大夫，又是产科医生。敝姓斯捷别尔科夫，您没有听说过吗？诚然，我那时早已不行医了，但是我可以在业务上给人家出主意。”
“您是个产科医生……给阿赫马科娃接生过？”
“不，我没有给阿赫马科娃接生过。那儿，在郊外[57]有一位叫格兰茨的医生，他有家累，付给他的诊费只有半个三马克的银币，那儿医生的待遇就是如此嘛。加之他是不著名的，因此他代我去出诊……因为他不明情况，我给他作了一番介绍。您可听懂我的意思吗？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维尔西洛夫向我求教的时候，我只给他出了一个实事求是的主意，他极其秘密地、单独地向我求教，可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却宁愿去追两只兔子。”
我大为惊讶地听着。
“追两只兔子——将会一无所获，这是一个民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平民百姓的谚语。我倒要这样说：人们不断地反复说着的罕见现象会变为普遍原则的。追另一只兔子，译成俄语，那就是，追求另一位女士——那就会毫无结果。如果你已经抓住了什么，那就要把它紧紧地抓住不放。当他应该把事情加速进行的时候，他却松松垮垮。维尔西洛夫——要知道，这是个‘女人的先知’——年轻的公爵索科尔斯基当时在我面前就是这样夸赞他的。不，您上我那里去！假如您想详细地知道维尔西洛夫的情况，那就上我那里去吧。”
他显然欣赏地看着我那惊讶得张开着的嘴。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吃奶的孩子。这当儿邻室的门忽然訇的一声关上了，有个人快步走进他们的屋子里去了。
“维尔西洛夫住在谢苗诺夫团驻地，在莫扎伊斯克街利特维诺娃的房子里，十七号门牌，我亲自到居民地址查询处去查过！”一个生了气的女人的声音嚷道；每个字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斯捷别尔科夫扬起了眉毛，把一个指头举到了头顶上。
“我们在这里议论他，可是他已经到了那里……这些就是所谓人们不断地反复说着的罕见现象！当人家谈到绳索的时候……”
他倏地跳了起来，在沙发上坐下了，朝门侧耳谛听起来，靠那扇门放着一张沙发。
我也感到非常惊讶。我心里想，这大概是刚才那么激动地跑出去的那个年轻女子的喊叫声。可是这与维尔西洛夫有什么关系呢？忽然又传来了一阵像刚才那样的尖叫声，一阵发狂的、一个因人家不肯给他什么或者不让他做什么而愤怒得像野兽般凶狠的人的尖叫声。和刚才那阵尖叫声的区别仅仅在于，那阵喊叫声和尖叫声持续得更久。听得见他们的斗争，一些连续不断的、说得很快的话语：“我不要，我不要，给我呀，立刻给我呀！”——或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不能全都记起来。接着，又像刚才一样，有人飞也似的向门口冲去，打开了门。邻室里有两个女人急奔到走廊里来了，又像刚才一样，一个女人显然要拦住另一个女人。斯捷别尔科夫早已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很快乐地谛听着。他一个箭步向门口跳过去，并且立刻毫无顾忌地径直跳到了走廊上那两个女邻居跟前。不用说，我也跑到门口去了。可是他在走廊上出现好比泼了一桶冷水：那两个女邻居倏地躲了起来，并随手訇地关上了门。斯捷别尔科夫本想跳过去追赶她们，可是站住了，举起了一个指头，含笑考虑着；这会儿在他的微笑里，我看出了一副异常下流的、居心不良的、可怕的表情。看见了女房东又站在自己门口，他倏地踮起脚穿过走廊，跑到她跟前去了；跟她交头接耳地谈了两分钟，当然打听到了消息，他神态庄严而又坚决地回到房间里去了，随手从桌上拿起自己的高筒帽，朝镜子里匆忙地瞧了瞧，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流露出过于自信的自尊感，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跑到那两个女邻居那里去了。他把耳朵贴在门上谛听了一会儿，又隔着走廊向女房东得意扬扬地眨了眨眼，她用一个指头朝他威胁地点了点，摇摇头，像是在说：“哎呀，淘气鬼！淘气鬼！”末了，他显露出坚决而又和气的神色，和气得甚至仿佛背也驼了，用手指的骨节叩女邻居的门。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
“谁啊？”
“有最要紧的事儿，可以进来吗？”斯捷别尔科夫大声而庄严地问。
她们迟疑了半晌，但还是开了门，开头门稍微闪开了点儿，约摸开了四分之一光景；可是斯捷别尔科夫却立刻紧紧地抓住了门把手，不让门再关上。谈话开始了，斯捷别尔科夫说得很响，总是想闯进屋子里去；话我不记得了，但他说的是维尔西洛夫，还说他可以告诉她们，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不，您可以问我，”“不，您可以到我这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们不多一会儿就让他进屋子里去了。可我回到沙发上，开始偷听起来，但是什么也没有能够听清楚，只听到不时提到维尔西洛夫。我从音调里就猜到了，斯捷别尔科夫已经控制了谈话，不再是甜言蜜语，而是发号施令了，就像不久前对我说话一样：“您听懂我的意思吗？”“现在请您多多注意，”等等。不过他对妇女大概是异常客气的。他已经纵声大笑过两次，笑得大概完全不是时候，因为除了他的说话声，也传来了两个女人的声音，有时把他的声音给淹没了。这两个女人的声音，主要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就是刚才尖声怪叫的那个女子的声音，根本不是快乐的；她话很多，心情很不平静，而且话说得很快，显然在责怪和抱怨什么，寻求着公正的评判。但是斯捷别尔科夫不甘示弱，把说话的声音提得越来越高，哈哈大笑声也越来越频繁；这些人是不会听取别人意见的。我很快地离开了沙发，因为我觉得偷听是可耻的，仍回到我原来的位子上，即窗前的那把藤椅上去了。我相信瓦辛不会把这位先生放在心上的，可我如果说出了那个意见，他立刻就会严肃而自尊地进行辩护的，并且还会意含教训地说，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是现代事业家之一，不能用我们一般的抽象观点来评判他”。不过，在这一瞬间，我记得我不知怎的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的心怦怦地直跳，我无疑地期待着什么。过了十分钟，忽然在一阵哈哈大笑声中，有个人完全像刚才一样从椅子上直蹦起来，随后又传来了两个女人的喊叫声，我听见斯捷别尔科夫怎样跳了起来，用另一种腔调说着什么，好像在替自己辩白，又像是在恳求人家要听完他的话……但是人家都不愿听完他的话；一阵愤怒的喊叫声响了起来：“滚出去！您是个坏蛋！您是不要脸的东西！”一句话，显然他被推出来了。我打开门时，他恰好从女邻居那儿跳到了走廊上，似乎确是被她们用双手推出来的。他看见了我，忽然指着我，叫起来：
“这就是维尔西洛夫的儿子！假如你们不相信我的话，瞧，那个就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请你们相信我的话！”他使劲地抓住了我的手。
“这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他反复地说，一边把我拉到了两位女士跟前，但是再也没有补充什么来作解释。
那个年轻的女子站在走廊上，那个上了年纪的站在门口，站在前者的背后，跟她只相隔一步。我只记得这个可怜的少女容貌还不错，二十来岁模样，但是瘦削，病恹恹的，一头带点火红色的头发，脸好像有点儿像我的妹妹；这张脸在我面前闪过，就留在我的记忆里了；不过丽莎从来不发怒，当然也从来不会这样怒气冲冲的，像站在我前面的那个女子那样：这女子嘴唇煞白，那双明亮的灰眼睛闪闪发亮，她愤怒得浑身打战了。我也记得，我自己陷入了异常可笑的、有失尊严的境地，多亏这个坏蛋，否则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啊！既然他和您在一起，那么他也是个坏蛋。如果您是维尔西洛夫的儿子，”她忽然转身对我说，“请您去转告您父亲，我说他是个坏蛋，是个卑鄙的无赖，我不要他的钱……喏，拿去，拿去，拿去，把这些钱立刻拿去还给他！”
她从口袋里倏地掏出几张钞票，但是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她的母亲，）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说：
“奥丽雅，这也许不是实话，也许他不是他的儿子！”
奥丽雅倏地瞧了她一眼，沉吟并鄙夷地打量了我一下，就返身回到房间里去了，但她关上房门前，在门限上站定了，又一次朝斯捷别尔科夫狂怒地大声叫道：
“滚！”
她甚至还向他跺脚。接着门訇地关上了，并且上了锁。斯捷别尔科夫还抓住我的肩膀，举起一个指头，咧开了嘴，流露出慢悠悠的、沉思的微笑，一边用询问的目光盯着我。
“我认为您对待我的行为是可笑的，而且是卑鄙的。”我愤愤地嘟哝说。
可他不听我的话，虽然目不转睛地看住我。
“这是应该研——究——研究的！”他沉思地说。
“可是，不过您怎么敢硬把我拉出去？这个人是谁？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您抓住我的肩膀，把我领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哎，见鬼！一个丧失了贞洁的女子……‘一个经常反复出现的特殊现象’，您听懂我的意思吗？”
他用一个指头抵住我的胸膛。
“哎，见鬼！”我把他的指头推开了。
可是他忽然完全出人意料地、轻轻地笑了起来，听不见地、久久地、快乐地笑了起来。末了，他的脸容倏地变了，罩上了阴云；他戴上帽子，皱眉蹙额地说道：
“应该告诉女房东……应该把她们撵出屋——就是这样，越快越好，否则她们会……您等着瞧吧！请记住我的话，您等着瞧吧！哎，见鬼！”他忽然又高兴起来，“您不是等着格里沙吗？”
“不，我不等他。”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嗯，这反正一样……”
他不再吭一声，就转身下楼去了，甚至不屑对显然等着解释和消息的女房东看一眼。我也拿了帽子，请女房东转告一下，说我多尔戈鲁基来过了，就跑下楼去了。
三
我只是白白浪费了时间。我一走出，立刻就去找住所；可我心不在焉，在街上徘徊了几个小时，虽然我去看了五六处由二房东出租的寓所；可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经过了二十来处都没有发现有房屋出租；最使我恼怒的是，我想象不到租屋是如此困难。各处出租的房间全都是像瓦辛那样的房间，甚至还要差得多，而租金却很昂贵，那就是说，不符合我的打算。我只要租一角栖身之所，只要能转身就行，人家鄙夷地对我说，既然如此，应该去找一个“角落”。此外，到处都有许多怪模怪样的房客，我一看到他们的模样，就不能和他们同住在一起；我甚至肯出钱，只要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有些先生都不穿常礼服，只穿着背心，大胡子乱蓬蓬的，举止放肆而又好奇。在一间小屋子里坐着十来个他们的人，都在那里打牌，喝啤酒，要租给我的那个房间就在他们隔壁。在另一些地方，我对房东问我的话回答得如此荒谬，他们甚至都惊讶地望着我；而在一个寓所里我甚至还跟人家吵起嘴来。不过这一切微不足道的琐事用不着描述；我只想说，我已经非常疲劳了，在天色差不多已经昏暗的时候，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些东西。我完全拿定了主意，我立刻亲自把那封关于遗产的信去交给维尔西洛夫（不作任何说明），然后上楼把我的东西放入皮箱里，打成包袱，先搬到旅馆里去宿一宵。我知道在奥布霍夫大街尽头凯旋门附近有几家客店，花三十戈比甚至可以租到一个单人房间；我不惜一夜花这几个戈比，只要不再在维尔西洛夫那里住宿。当我经过工艺专科学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顺便去看看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她就住在工艺专科学校对面。说实在的，我顺便去看看她还是以那封关于遗产的信为借口的，可我顺便去看看她这个难以克服的动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不过，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楚，因为想到“吃奶的孩子”和“成为普遍原则的特殊现象”这两句话，心里立刻就有点儿糊涂了。我想要讲述呢，还是想要卖弄一下自己，想要打架，甚至想要哭——我都不知道，我不过上楼去看看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罢了。我至今只到她那里去过一次，是在我刚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时候，受母亲的嘱咐而去的，我记得：到了她那儿，我转达了所嘱咐的话，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连坐也没有坐，她也没有请我坐。
我按了铃，厨娘立刻给我开了门，默不作声地让我走进屋子里去了。讲一讲所有这些细枝末节是必要的，为的是使读者对于怎么会发生对以后的一切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那么发狂似的事件能有所理解。先讲讲那位厨娘。她是一个凶恶的、翘鼻子的芬兰女人，大概恨透了她的女主人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而那个女主人恰恰相反，由于某种偏爱，竟不能跟她分离，好像老处女爱鼻尖湿润的老哈巴狗或者老是呼噜呼噜睡觉的小猫一样。这个芬兰女人不是大发脾气、粗暴无礼，便是吵嘴，过后几个星期不说话，以此惩罚她的女主人。大概我偏巧碰到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日子，因为甚至我问她：“太太在家吗？”——我记得很清楚，我是这样问她的，——她都不答理，默不作声地走到自己的厨房里去了。既然如此，我自然相信太太在家里，便走进房间里去了，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心里想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马上就会从卧室里走出来的，因此等候着，否则，那个厨娘为什么放我进来呢？我没有坐下，等候了两三分钟；天色几乎已经黑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小寓所里黑沉沉的，铺天盖地到处都挂着印花布，因而更使人觉得讨厌。关于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寓所我还要说两句，便于读者了解那个出事地点。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由于她那固执的、惯于发号施令的性格，也由于地主的旧癖好，住不惯向二房东租来的带家具的房间，所以租下了这个类似公寓的住所，只是为了可以独住，可以由自己做主。这两间屋子完全像两只金丝雀的笼子，紧连在一起，一间比另一间小些，都在三楼，窗都是朝院子的。一进门，就是一条有一俄尺半宽的狭窄的走廊，左边就是上面所指出的两只金丝雀的鸟笼，但是沿走廊径直走去，在走廊深处是一个小厨房的入口。这几间屋子里也许有半立方俄丈的、为一个人在十二小时内呼吸所必需的空气，但未必会更多。房间都低矮极了，而最愚蠢可笑的是那些窗、门和家具——一切的一切都挂上了或装饰着印花布，漂亮的法国花布，还镶着狗牙似的饰边；因此屋子里倍加昏暗，很像在旅途中的马车里一样。在我等候着的那个房间里，虽然摆满了家具，但还能转身，顺便说说，这些家具倒很不错：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桌，精工镶嵌的，饰有黄铜的饰物；有各种箱子；还有一张雅致的、甚至富丽堂皇的梳妆台。但是下一个小房间，就是我等着她从里面走出来的房间，是一间卧室，用厚重的帷幔把它和这个房间隔开着，后来发觉原来是一张床。要了解我所干的那件傻事，这一切细节是必须交代的。
于是我毫不怀疑地等待着，门铃响了。我听见厨娘怎样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走过走廊，默不作声，完全像刚才放我进来时一样，把来客放了进来。这是两位女士，这两位女士都大声地说着话，可我的惊讶真是非同小可。我从声音里听出其中一个就是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而另一个正是我现在根本没想到会遇见的那个女子，而且在这个地方更想不到会遇见她！我不会弄错的：我昨天就听到了那响亮的、铿锵有力的、金属般的嗓音，诚然，总共只有三分钟，但是这个嗓音却还在我的心坎里回荡。是的，她就是“昨天的那个女子”。我该怎么办？我根本不是向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我不过想象着当时的这个瞬间，甚至现在也根本无法说清楚，我怎么会忽然跑到帷幔后面，无意中来到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卧室。简单地说，我躲了起来，我刚跳进去，她们就走进来了。为什么我不向她们迎上去，却躲了起来，——我不知道；一切都是出乎意外的，完全是无意识的。
我跳进了卧室，在床上猛撞了一下，立刻发觉卧室里有一扇门通厨房，因此还有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完全可以逃走，但是——真可怕呀！门上了锁，锁眼里没有插钥匙。我垂头丧气地坐到床上；我心里很清楚，这样一来，现在我会偷听到她们的谈话的，而从开头的几句话里，从刚开始谈话的声音里，我猜到了她们的谈话是秘密的、极其慎重的。哦，当然喽，一个正直的、高尚的人应该站起来，甚至现在就走出去，大声地说：“我在这里，你们等一等！”尽管自己的处境多么可笑，但是要走出去；可我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走出去；我不敢，我卑鄙、畏缩。
“您是我亲爱的，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您使我非常伤心，”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恳求说，“您永远放心好了，这甚至和您的性格是不相称的。不论什么地方，有了您就有快乐，可现在却忽然……我认为您还是相信我的，因为您知道我是怎样忠诚于您……我对您的忠诚不下于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忠诚，我不隐瞒，我对他的忠诚还是永远不变的……真的，请您相信我，我用人格向您担保，那封信并不在他手里，也许根本不在任何人手里；他绝不会耍这些花招，您怀疑他是罪过的。不过，这个仇恨是你们俩自己造成的……”
“信是有的，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是啊，昨天我走进去，头一个碰到的就是——这个小侦探，这个人是他硬塞给公爵的。”
“哎，这个小侦探。第一，他根本不是侦探，因为这是我，是我坚持要把他安插在公爵那里的，否则他会在莫斯科精神失常或饿死的，——这是那边对他的评语；主要的是这个粗野的孩子甚至是个十足的小傻瓜，他怎么会是个侦探？”
“是啊，他有点儿像个小傻瓜，不过这并不能使他不做坏蛋。我只是很恼火，要不然，昨天会笑死的：他脸色煞白，跑了过来，两脚并齐敬了个礼，说起法国话来了。而在莫斯科，玛丽雅·伊万诺夫娜却对我说他是个天才。那封不幸的信还是完好无缺的，而且是在最危险的地方——我主要是从这个玛丽雅·伊万诺夫娜的脸色上来断定的。”
“您是我的美人儿！您自己不是说过，她那里什么也没有吗！”
“问题在于信是有的，她不过是扯谎，我告诉您，她是个扯谎能手！还没有来到莫斯科之前，我还希望没有任何信件，可是现在，现在……”
“哎呀，亲爱的，相反，据说，她是个善良的、谨慎小心的人，她已故的丈夫把自己的侄女们看得高于一切人。诚然，我不大知道她，但是——您要赢得她的心，我的美人儿！您不必费丝毫力气就会赢得她的心。要知道，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我也喜欢您，现在我真想吻您……您去赢得她的心是不用花力气的！”
“我赢得了她的心，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我试过了，甚至使她很高兴，她也是很狡猾的……不，她具有完整的性格，独特的、莫斯科式的……您要知道，她劝我去请教这里的一个叫克拉夫特的人，即安德罗尼科夫以前的一个助手。她说，也许他知道什么。对这个克拉夫特，我已经有所了解，甚至还约略记得他；可是她这样对我谈到这个克拉夫特，我这才确信，她不是一点不知道，而她全都知道，这是她扯谎。”
“为什么，为什么吗？大概可以去问他！这个德国佬克拉夫特倒不是个信口雌黄的人，我记得他是非常诚实的——真的，可以详细地问他！不过他现在好像不在彼得堡……”
“哦，他昨天已经回来了，我刚才到他那里去过……我这么慌慌张张地找您来了，我的手脚都发抖了，我想恳求您，我的天使，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因为您认识所有人，能不能在他的信件堆里查一查，因为这些信件现在一定在他那里，现在不在他那里，还会在谁那里呢？也许，又落入谁的危险的手里？我跑来请求您替我出个主意。”
“您说的是些什么信件？”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不明白，“您不是说，您刚才亲自到克拉夫特那里去过了？”
“去是去过了，刚才去的，但他用手枪自杀了！还是昨天晚上自杀的。”
我从床上直蹦起来。人家叫我侦探和白痴的时候，我倒能安然坐着；她们越谈下去，我越觉得不能露面。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决意屏息静气地安然坐着，直坐到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送客出门（假如我侥幸，她不先走进卧室里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等阿赫马科娃一走，那我即便和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打架也行！……可是现在当我忽然听到克拉夫特的名字的时候，我就从床上直蹦起来，好像浑身抽搐起来了。我不假思索，不加考虑，也不设想一下，就跨上一步，撩起了帷幔，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她们俩跟前。天色还相当明亮，可以把我看得很清楚，我脸色惨白，浑身颤栗……她们俩都惊叫起来。怎么不惊叫呢？
“克拉夫特？”我对阿赫马科娃嘟嘟囔囔说，“他用手枪自杀了？昨天？太阳落山的时候？”
“你到哪儿去了？你从哪儿来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忽然尖叫起来，简直抓住了我的肩膀不放，“你在侦探？你偷听了吗？”
“刚才我对您说了些什么？”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边用指头点点我。
我怒不可遏了。
“撒谎！胡说！”我狂怒地打断了她的话，“您刚才叫我侦探。哎，天哪！像你们这种人不但不配我来侦探，我甚至不屑跟像你们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在世上！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以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克拉夫特用手枪自杀了——为了思想，为了赫卡柏[58]……不过你们岂能知道赫卡柏！……而在这儿就得生活在你们的阴谋中间，就得在你们的谎言、欺骗和阴谋诡计中消磨日子……够了！”
“给他一记耳光！给他一记耳光！”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叫道，因为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虽然也瞧着我（一切我全都记得），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但没有从座位上移动一下，因此再过一会儿，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一定会自己动手；因此我身不由己地举起手来保护我的脸；正是由于这个动作，她以为我要动手了。
“嘿，你打吧，你打吧！你要向我证明，你生来就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你比女人力气大，不必客气！”
“诽谤得够了，够了！”我喊叫起来，“我从来不动手打女人！您不要脸，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一向瞧不起我。嘿，您不尊重人！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您大概会讥嘲我的身材；是的，上帝没有赋予我像您的副官们那样的身材。可是我在您面前并不觉得低人一等，反而觉得更高大……嗯，不论怎么说，都是一样。不过，我没有过错！我是无意中来到这里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这是您的那个芬兰女人的过错，不如说应该归咎于您对她的偏爱：我问她，她为什么不回答，而径直领我到这里来呢？您不能否认吧，后来从一个女人的卧室里跳出来，我觉得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宁可默默地忍受你们的侮辱，也决不露面……您又笑啦，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
“滚！滚！滚出去！”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叫道，几乎把我推出去。“不要把他的胡说八道当真，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我已经对您说过，那边都说他是疯子！”
“我是疯子？这话是从哪儿来的？这是谁说的，从哪里来的？反正一样，够了。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我郑重地向您发誓，这席谈话和我所听到的一切决不让其他的人知道……我知道了您的各种秘密，我有什么过错？何况我从明天起不再到令尊那里去做事了，所以关于您正在寻找的那封信，您不必担心！”
“这是什么意思……您说的是什么信？”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发慌了，甚至勃然失色了，或者也许是我这样觉得。我明白了，我说得太多了。
我很快地走了出来；她们默默地目送着我，她们的目光流露出异常惊讶的神色。一句话，我给她们猜了一个哑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