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模型的局限

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在历史书写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不同考察方式之中。那些研究东南亚历史，自认为是东南亚学者，也许甚至就来自这片区域的人，倾向于强调东南亚独立的传统和文化。其他人则对东南亚广大地区几百年来所受的周期性外来影响更感兴趣。人们为马来世界研究和东南亚大陆研究所树立的标准也往往不同。我们还不能忘记，“东南亚”这个在我们看来已经理所当然的概念，其实是一个相对新近的构想，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才开始传播。因此，东南亚历史学家反对今天研究印度洋的专家或从北方来观察该地区的学者夺走其研究对象。鉴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局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类似的思考也适用于东亚：该区域往南延伸可达多远？鉴于围绕南海诸多群岛存在争端，是否必须顾及政治诉求？如何看待类似“大中华区”（Greater China）这样的口号？也许我们可以用“大东南亚”（Greater Southeast Asia）来与之分庭抗礼。当然，对这些以及类似问题的回答会各不相同，这毕竟与各作者看问题的视角相关。

大概没有人能够摆脱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历史学家的工作往往无意识地借助于意象，发明出新的陈词滥调，不少情况下还误以为离自己认为的真相又近了一步。人们一再批判布罗代尔，说他关于地中海的观点是北方的，没有充分考虑奥斯曼帝国的元素。莫非此处发展出的构想，最终只是声称从鸟瞰的角度阐明看似同质的事物，只是看似均衡公允、不偏不倚，而实际上却依然不能摆脱欧洲的“思想层面和上层视角（Metaebene）”，从而陷入某种偏颇？布罗代尔及其先驱写作的那个时代，其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是否与地中海理念存在着某种关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有一天亚洲也将谈论一个大整体、一个内部统一的海洋区域，以便抬高自己，对第三方发出自己的诉求？

无疑，国家层面的单独行动随处可见，但却似乎很少能够证明有把布罗代尔的思想任意工具化的现象。印度的历史学家们知道自己的次大陆位于印度洋的中心，有时几乎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独占”之地，但地中海的思想并不必对此真正负责。西方专家曾不得不咽下批评的苦果：有人指责他们在印度洋的早期历史中过度强调了希腊－罗马元素。再举第三个例子，曾有人批评荷兰人和英国人，称西北欧的贸易公司绝不像他们有时声称的那样富有创新性。

如果能够重建特定范畴和概念的形成史，情况就更加复杂。这可以通过旧的空间构想来阐释。印度洋大约很早就被理解为一个地理上的整体，但更重要的是，它被切分为多个子海。中国宋代（960—1279年）的文本包含着各子海的相应名称，其来源可追溯到阿拉伯语当中的原型。当时的人会把相关名称及海域本身和什么联想到一起呢？海岸和港口、贸易往来、季风，还是文化交流？

即使如汉语中的“南洋”这样通行的概念，也值得特别注意。它指的是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但大多数情况下所指并不精确。比如，老挝这样的大陆地区是否亦属其中，关于南洋这个区域往南、往东和往西究竟延伸多远，也并无清晰的定义。就像我们所面对的是不是这样一种宏观框架：在较古的时代，它就因各种交流关系而被说成具有某种统一性，但在地理定位上却保持开放和灵活？在这种构思和其他一些地名背后，是否可以发现与当下流行的地中海模型相似的特征呢？或者，各种语义是不是最终仍受到更高一级的中国思维模式，也即所谓的“北方视角”的约束呢？

无论答案如何，如果我们将布罗代尔某些思想简化为某几种元素，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较早的时代里，很可能已经出现一些与布氏类似的观点。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在极端情况下，由欧洲地中海模型导出的亚非地中海（das afro-asiatische Mittelmeer）的现代构想，无异于古老观念的继续发展。但评述这些内容并非鄙作的关切。要进行评判，必须得有一场全面完整的理论指导之下的讨论。只有一个基本论断是确凿无疑的：这里讨论的空间虽然留下了物理常量的烙印，但作为文化和交流空间，它却是建构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严格地说，我们的描述也仅仅是一种建构，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