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中海模型

“传统”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是国家或区域。大多数情况下，在描述中论及海洋时，他们就像坐在各自所在区域正中的一条矮凳上，从陆地望向大海。同样，那些看重海洋历史的学者则蹲坐在一艘船上，以相反的方向，从海洋眺望陆地，尤其是沿海地带。

地中海是海洋历史学家的“经典”研究领域。投身于该地区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布罗代尔（Ferdinand Braudel）。顾名思义，地中海四周被陆地包围，在他看来，它几乎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整体。它仅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经由塞得港与苏伊士运河之间的狭窄通道以及横穿两河流域的古代商路，而与连接印度洋的红海和波斯湾相通。黑海可视作地中海的附庸，几乎是其“子海”。

当然，布罗代尔所重视的，并非地中海“本身”，而是它的诸多港口、海岸和岛屿。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选择的研究领域表现了内部结构的相似性。这使得他的研究变得轻松。某些共性—当然还有差异—可以看作是物理因素，而其他异同则可理解为文化维度，直接或间接受自然条件等其他要素的影响。布罗代尔尤其致力于阐明文化因素具有某种持久性，应当被归类为长时段现象（longue durée）。①在过去，想要把地中海地区的历史看作一个内部最大程度同质化地区的历史，就意味着在描述各港口和帝国兴衰这类事件时，必须过滤掉那些如同中流砥柱般兀立于事件流之中，并或多或少无损地经受住了变迁的那些因素。恰恰是这些因素在背景中影响深远，尽管我们有时还无法一下在表面上察觉到其作用。

那么，海洋历史学家显然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创造”终究依附于陆地，而不是在海上。换言之：作为事件发生的平台，海洋在功能上从属于海岸，在有历史记载以来，局部地征服海洋—假如它还可以被控制—从来就不是目的本身。凡出海者，都对风险有过计算；无论是商贸、考察、出使，还是出于军事动机的探险或和平的朝圣，他“活动”的积极后果都会转而作用于陆地，影响其出发港的人们，影响目的地，或同时作用于二者。更进一步说：陆地区域的历史偶尔或可不需考虑海洋，但海洋地区的历史却无法完全舍弃陆地。

让我们暂且讨论一下空间的控制方面。在古代，陆路极易被某个强国控制。穿过峡谷或经过陡峭山口的道路以及大面积的平地都可以用军队封锁，但海峡和公海的类似情况却罕见得多，因为过去大多缺乏这么做的必要技术条件。海港入口较宽，即使占据战略位置的重炮也不能真正确保其安全。而那些时代，人们在海战时和在陆地作战一样，只能强登敌船，奋力砍刺，结果控制海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自然也有其积极之处：各海峡、海域和完整的各大洋都在最大范围内开放，船只常常能够逃避敌人的观察。这样，某些港口和沿海地方就有机会互相接触，它们常常绕开陆上列强的限制，转到其背后，或逃离潜在对手的贪婪目光。距离在其中往往并不重要；几百年间不断兴衰的关系网错综复杂，有时达到了“洲际”水平，或跨越多个中间站点。相比于陆地，海洋有时提供了更多机遇，因为通过直达航线，即使最遥远的地方之间也可以建立起“桥梁”。

但通常来说，海上交通有一个方面比陆路更脆弱：它依赖诸多外部条件，取决于帆船和人力驱动的船只都无法避开的风浪。人们一般可以更快地应对陆上的不利环境，即便是大雪封锁的隘口也并非无法逾越。陆上的远途商贸并不一定要听凭季节变动的制约。

然而，海上的季节波动（当然，地中海的变化比印度洋或太平洋的波动要小）同时也有其优势：它符合某种节律。懂得适应节律者，就能降低遭受损失的风险。因此，海上航线和海上活动与周期性反复的条件高度相关；也就是说，大海洋空间的历史—例外存而不论—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显著受到自然恒定节律影响的各种事件的序列。当然，我们了解地质断层和河口沉积物造成了海岸线的缓慢变化，也知道曾有过毫无征兆的大灾难，但这类“震荡”对于事件的“脉搏”几乎从未产生过持久的影响。

在这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亚洲的海洋，投向小小的欧洲地中海另一边的世界：在印度洋和东亚、东南亚海域的广阔部分，季风是一切事件的起搏器。没有季风，航海活动将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种形态，出海返程时间也必将另行计算，船只也不会在固定的时间驶入站点“过冬”，等待有利风况。另外，逐渐形成海港的海岸前沿和边缘地带，也同样依季节而变，与季节相适应。乘“流行”季而来的不仅有商人，也许还有海盗和强寇，而其他月份则几乎无事可做。所以安全预防措施并无必要。人们关心通往海岸背后腹地的通道，从事建筑工程，为下一个贸易周期和其他事务未雨绸缪。

用作锚地的众多港口和海湾，相当于复杂神经网络当中的结点，连接着海洋和陆地，有些甚至比几百年的无常世事更经久，因此本身就已几乎可算是长时段现象了。与港口或海湾相连的海路，虽受外部物理条件的约束，却可在几乎恒定不变的纲领框架下进行修正，适应新状况，当然也可能并非如此。如果经济原因使某个地方的命运高度依赖另一个远隔重洋之地，两地之间相应的“交流关系”通常会变得很重要。

布罗代尔的另一个核心观念是各海岸与港口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这种联系基于交流（échange），基于一切种类的交换关系，不限于经济，还包括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地中海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综合体，一个几乎无法看透的整体，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那些缓慢演变而几乎无法察觉的联系却能够刻画其特征。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构想，某种程度上建立在一种等级秩序的模型上：几乎不变的空间与地理恒量构成了基本框架，同时也造就了最深的层次。那种长期可见的长时段现象，比如经济发展周期，就可嵌入这种框架。而单纯的事件历史则形成了最浮泛的表层，实际上并不重要，与之相关的许多人物，在缓慢变化的舞台上轮番登场，几乎可以随意替换。

这种景象往往被挪用至其他海洋区域，其目的在于把上述的这种统一性赋予这些区域。这种统一涉及时空，但尤指空间。这就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至多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海洋历史学家的目光究竟可以深入陆地多远？其研究领域究竟止于何处？直觉的答案可能是：止于海岸线及其港口逐渐变为腹地，腹地开始变得“更重要”的地方，或者海岸线与腹地之间能确定的共同点多于不同沿海地区之间的地方。大概在那里，主要对海洋问题感兴趣的人恰好越过向他延伸过来的边界。若论及交换关系或经济发展周期，我们的表述可以更自由：若海上交流在频繁度、重要性和持续性上超过沿海地带与腹地之间的连接通道，则海洋历史学家自知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

当然，因为研究无法量化，又始终可能偏离“规则”，本书依然无法尽如人意。此外，互相的联系存在于多重交互作用之中，只有在极少的情形下方能真正厘清头绪。但有一点已经阐明：“区域相关的学术”，即所谓传统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和海洋历史并非完全对等。两者在空间上最易在沿海地区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