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禹治水与中华“首朝”——夏朝的建立

距今四五千年前，人类的先民们，无论肤色如何、种族如何，在生产力发展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备一定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使之为人类造福的能力。

根据对分布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等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居住在比较规制的房子里，房子多为方形或圆形。在陕西蓝田新街发现的仰韶（公元前5000—前3000年）晚期和龙山（公元前2500—前2000年）早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制作工艺非常成熟的砖，意味着五千年前的先民们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建筑材料。

那时修建房屋与今天类似，也是需要先在地上开挖基槽，然后插进一根根木头，再用草和树枝等拌泥糊成木骨泥墙，再用火烤干，最后用树枝和茅草苫顶。当时的房子面积不大，门的宽度仅容一人通过。

骨器是当时重要的生活工具。考古队员发现了很多骨头制成的箭头，用来打猎或打仗；在一座墓葬里，还出土了两只骨质鱼钩；一只麋鹿角被改造后可以安排石锛或石凿，用来加工木材；一只20多厘米长的骨簪明显经过长久使用，褐色的骨质光滑莹洁。

当时的人饮食用陶器，包括鼎、双鼻壶、大罐和刻纹陶罐。器型规整漂亮，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准和审美水平。有些鼎和罐上还有因用火烧而留下的黑色烟灰，留下了人间烟火的痕迹。

限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5000年前的田园生活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般美好。据统计，在230座墓葬中，未满18岁而夭折的约占20％，每5个死者中就有一个是未成年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

旧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早期，也是人类历史的最古阶段。这时人类使用的工具是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生产上只有渔猎和采集。

中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时人类使用的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并发明了弓箭。

新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晚期，约开始于八九千年以前。这时人类已能够磨制石器，制造陶器，并且已开始有农业和畜牧业。

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时代，先民们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事情，而要解决生存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水和粮食。那时的粮食生产，既没有今天的优质良种，也没有各种化肥农药，人们只有靠勤劳的双手，更需要“靠天吃饭”，寄希望于风调雨顺，其中水的作用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一个区域、一个部落先民的繁衍生息。

黄河流域，包括其支流湟河、白河、黑河、洮河、清水河、渭河、汾河、沁河、洛河等，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已经聚集了为数不少的先民部落，人口达到100余万人。

陶寺这块地域，在有的古书上被称为“夏墟”，相传启在继承大禹之位后迁都于此。而据古籍记载：尧的部落也生活在这附近，尧帝被称为陶唐氏，而陶寺的得名显而易见与尧有关，这一地名几千年从没有变过，且附近还有大量带有“陶”“尧”“唐”的村名、地名，加之陶寺遗址发掘出规模宏大的城郭遗址，不由得让人产生更多联想。

被称作“夏”的一个部落也活动于黄河流域。相传他们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夏部落时而根据天气和雨水的情况耕地而居，时而又不得不根据气候变迁而游牧迁徙，因为水患频发，随时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

夏人最早生活在岷山、岷江流域，后向东沿着渭河—黄河一线迁徙，大约到关中西部地区后分为三支，一支向南迁徙到大西南云贵川地区，一支向东南迁徙至江浙地区，另一支径直向东，在今山西运城、河南西部、陕西渭南这个黄河“金三角”地区定居下来，与当地原住民进行了融合。

据章太炎先生研究：“黄帝系来于氐羌，其中包括禹，亦出自西羌。”可见，禹及其夏部落从西北地区发源，然后沿着河水逐渐迁徙到中原地区。

华夏也称“诸夏”或“夏”，是公元前汉人祖先的自称。《说文》中曰：“夏，中国之人也。”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中原”一词是相对“夷狄”而言的，这个词的本身就代表了文明或人群的优越感。《左传》中则将“夏”释义为礼仪之大。

阪泉之战

大约距今5000年以前，在华北平原的阪泉（今河北涿鹿南）旷野上，发生了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交战的双方，是黄帝和炎帝。双方经三次激战后，最终黄帝部落取得胜利。炎帝战败后，他的部族很快融入黄帝部族。

阪泉之战对开启中华文明史、实现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有重要意义。

在尧、舜作为华夏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期，治下的夏部落以治水见长，其酋长鲧遂被委派治理水患。

鲧采取了“堵”的方式，即组织百姓筑起高高的堤坝来试图阻挡水前进的脚步。但蜂拥而至的洪水一次次将他们辛辛苦苦筑好的堤坝冲垮，并且随着堤坝越建越多、越建越高，水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堵愈涨，水势较之以前反而更大了。

曾被寄予厚望的鲧因为治水无方，被放逐到偏远地方。他的儿子禹继任为夏部落酋长，同时也被舜帝任命为新的“治水官”。

禹非常智慧，他不仅汲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且很注意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治水合力。

这一点在那个时代非常重要：劳动力少，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专门的治水工具，更没有机械设备，如果人心再不齐，谈治水简直是痴人说梦。

禹首先冒着巨大的风险放弃了父亲鲧生前采用的筑堤堵水的方法，改用因势利导的办法首先疏通河道，将过往的积水引到需要灌溉的地方，使多年水害变成水利；进而整修各条河道，将当地无法“消化”的多余积水或洪水经通畅的河道排入大海。

那时治水的规模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北至太行山余脉的燕山，南达淮河流域，西至今天的四川、甘肃、青海，东及大海，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遗迹。这在地名上也可见一斑，如山西运城的大禹渡、禹门口和禹王城；河南许昌的禹州；浙江绍兴的禹会；甘肃临夏的禹王庄等等。

大禹治水十三年，夙夜在公，风餐露宿，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部落领袖和水利专家，其声名与盛名更多是因为治理水患而获得的巨大成就。

仓颉造字

仓颉造字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一。仓颉，又作苍颉，复姓侯刚，号史皇氏，轩辕黄帝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根据野兽的脚印研究出了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但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治水成就的光芒逐渐让禹演变为一名个人独裁专制式的君主。

在那时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普遍落后和财富的匮乏，原本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诸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等，多是一种被集体选出的“贤者”，这些首领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奉献者、先行者甚至牺牲者，试想：仅以大禹治水为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风险和生命风险并存的工作，而且显然不会有什么物质、精神或者政治上的预期，也可能是对其父亲鲧治水不利的一种“父债子偿”。

然而，水患被成功治理后，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因之有了大幅度提升，部落财富也大大增加了，禹越来越被人们称颂和拥戴。按照之前的惯例，晚年的禹应该考虑接班人问题。

尽管他有了独裁专制的特点，但原始推举制的巨大惯性和影响使得他还不得不推荐“上古四圣”之一的东夷族首领皋陶作为人选，但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皋陶还没来得及接班就去世了。

禹遂召集众人商议，决定将东夷族的伯益作为接班人选。

然而实际情况是禹多年来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启，将大量权力和露脸儿、建功、得好儿的机会都让启去做，却不给皋陶、伯益以实权，这样后者就不可能有树立威望的机会。

不仅如此，禹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的恩人、尚健在的舜帝南逐，美其名曰“南巡苍梧”（苍梧，今湖南南部和广西东北部地区），实则为一种政治流放。

一系列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为禹“家天下”做足了准备。

禹去世后，虽然伯益荣登大位，但是广大百姓并不买账，他们说“启是帝禹的儿子，他才是我们的君主”，于是伯益不得不让位于启。

启登基后立即废掉了原始的禅让制度，实施王位世袭，从此开启了中国数千年帝王家族的世袭继承，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渐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

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距今约4000余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了。

禅让制度

禅让，是指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夏朝建立前，“天下为公”，部落首领的位置不能世袭，而是推举德才兼备之人担任。尧舜禅让是古代关于原始社会末期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古代传说，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尧是黄帝以后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去世前，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位置让于舜，推舜为帝。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为“禅让”。

夏朝是一个奴隶制王朝，同时也被称作中华“首朝”。

夏朝建立后，天下并不太平，伯益的东夷族和夏的同姓邦族有扈氏先后发动军事行动，但最终都被启击败。

继启而立的是其子太康，因骄奢淫欲、游田百日不归，从而引起百姓众怒，五个兄弟也发生内乱，世仇东夷族首领后羿遂趁机起兵攻取夏都赶走太康，夏朝王统中断，史称“太康失国”。但后羿没有比太康好到哪儿去，很快也贪恋游乐，政事皆托付给寒浞（zhúo）。寒浞是黄帝的车正（管理工匠的官职）哀的后裔，先前在后羿的东夷政权中为宰相一类的官员。没想到，寒浞却突然发动政变将后羿杀死在后宫的床上，霸占了后羿的财产与妻子（名叫玄妻），还生下两个非常强壮但品行极为低劣的儿子寒浇和寒戏，并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寒”（正史中一般不予承认）。寒浞有国四十余年。

太康被驱逐后不久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康即位，但夏朝实际上疆土大半已被后羿控制。仲康去世后，其子也就是太康的孙子相即位。

相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还是被杀。

但相的遗腹子少康却运气不错，虽然在出生前和出生后随其母东躲西藏，但还是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并且少有大志，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出自《左传·哀公元年》。方圆十里为一“成”，士卒五百人为一“旅”）为基础，以厚德英武为号召力，迅速搜集夏的民众，很快击败了东夷势力，杀死了寒浇和寒戏兄弟俩，重新恢复夏的王统，史称“少康复国”。

无论是“太康失国”还是“少康复国”，都出现了大量国家的基本特征，诸如军队、监狱、官员、城市以及刑法等，这充分证明了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具备了非常完备的、高度发达的国家政权形态。

此外，夏朝还进行了行政区划的划分——《尚书·禹贡》中记载夏朝已经分天下为九州，即：冀州（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太行山南的今河南省部分地区）、兖州（今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西北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地区）、青州（东至海而西至泰山，在今山东的东部一带）、徐州（今山东省东南部和江苏省的北部）、扬州（北起淮水，东南到海滨，在今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水以南，兼有今浙江、江西两省的土地）、荆州（占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八郡，治在襄阳；在今两湖、两广部分地区以及河南、贵州一带）、豫州（今河南省的大部，兼有山东省的西部和安徽省的北部地区）、梁州（自华山之阳起，直到黑水，应包括今陕西南部和四川省，或者还包括四川省以南的一些地方）、雍州（今陕西省中部和北部、甘肃省东南部除外、青海省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九个州相应委派“九牧”去管理。

禹分九州

禹制服洪水后，人们十分爱戴他，推举他继承舜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相传禹把中国划分成了九个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梁州、豫州和雍州，同时把它们作为九个行政区域来管理，建立起按区域组织居民的制度。

夏后氏

夏朝王族以国为氏，为夏后氏，简称夏。先秦时代，姓、氏含义不同，夏后氏为姒姓。华夏族即汉民族最早的称呼——夏族，也是起源于夏后。先秦《列子•黄帝篇》记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后人常常将他们连在一起说成是人类的始祖。

不过，实际上夏朝真正的核心疆域集中在今河南省西部、中部以及东北部以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因此上述所说的那么辽阔的九州区域范围显然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朝的疆域了，毕竟《尚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只是假托夏的名头罢了。

作为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国家，夏朝立国的四五百年间，充满了奴隶主或者部落酋长们对广大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奴役，对于自耕农和庶人（即非奴隶身份的劳动者）的征税也较为苛刻。“少康复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总结经验教训，注重爱惜民力，出现了繁荣中兴的景象。

然而从第十三代夏王孔甲开始，王室贵族对百姓的奴役和剥削变得更加残暴，到末主夏桀时期达到极致，他大肆修建宫室园林，征调百姓进行无休止的劳役，同时听信谗言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试图转移百姓对夏王室的不满。

桀在征讨一个名叫有施氏的小部族时，其中一位女子名妺（mò）喜，为避免整个部落被残酷血洗，于是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服侍桀。

没想到桀一看到妺喜便不可自拔。据《列女传·夏桀妺喜传》载，桀“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妺喜于膝上，听用其言”。又据《帝王世纪》记载，妺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把缯帛撕裂，以博得她的欢笑。

夏后氏百官

夏朝建立后，王成为最高统治者，王以下设置百官，因此在史籍中有“夏后氏百官”之说。当时的官吏主要有掌管政教的羲氏、掌管农业生产的和氏、掌管军事的六卿、掌管车辆的车正、掌管畜牧的牧正和掌管膳食的疱正等。

少康复国

少康是夏朝的第六代天子，其父姒相被敌对的寒浞派人杀死。少康是遗腹子，凭借个人魅力，得到有仍氏、有虞氏的帮助，广施德政而得到夏后氏遗民的拥护。经过周密策划，少康通过用间、行刺等手段，以弱胜强，最终战胜寒浞父子，中兴夏朝，史称“少康中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出现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代。

后人有诗句称赞妺喜的美丽：“有施妺喜，眉目清兮。妆霓彩衣，袅娜飞兮。晶莹雨露，人之怜兮。”

妺喜与妲己、褒姒、骊姬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妖姬，后几位以后陆续会有介绍。

东夷人与源出西羌系的夏王室是世仇，太康失国便是失给了东夷人，这一次，夏桀再次载在东夷人手里，不过，却是彻底地失国了。

这时，一个名叫“商”的东夷人部落联盟，在其首领成汤的率领下崛起。其间，妺喜因为桀另有新欢而心生怨恨，于是私底下向成汤通风报信。

商人以讨伐夏桀暴政为口号，发动了灭夏之战。众叛亲离的桀大败，败逃至东南方向的南巢地方（今安徽省寿县），与妺喜一同死在那里（也有一说是桀与妺喜均被商军俘获后投入海中溺亡）。

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始于大禹，终于桀，立国四百余年，共有十七位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