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丝绸之路上的汉武大帝

西方专家考证：在所谓的“诺亚洪水”（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000年）发生时间再往前约4个世纪的时候，东半球的中国先民就已经发明了养蚕缫（sāo）丝技术。1926年，中外联合考古专家们在今山西运城东北二十余公里地方，发掘出了一枚珍贵的古代蚕茧，据考证产自新时器时代，即距今8000—10000年，这一发现从实物上印证了西方专家的观点。

公元前12世纪，商代遗存至今的甲骨文上，已经多次出现了诸如“蚕”“丝”“桑”等字样。国人一般把嫘（léi）祖奉为古老丝绸技术和艺术的始祖。

丝绸和茶叶一样，都是华夏先民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到周朝时，丝绸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由于产量不大，且制作过程和工艺繁杂，因此，丝绸虽然被用作服装面料，但也主要是帝王将相的专属品，比如周天子在宫内时，一般穿着白色丝绸制衣袍，而外出巡视时则穿着象征皇权的黄色丝袍。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事频仍，一段时间内阻碍了丝绸技术的进步。然而，无论政见如何，各诸侯国的国君乃至贵族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奢侈品或爱好，那就是丝绸。需求的剧增，导致了技术的提升，到战国时代，丝绸的产量已经很大，普通百姓也可以拥有一两件丝绸制品了，华夏人对服装原料的偏好和使用已经从麻类纤维过渡到丝绸。

我们知道，早在西周时期，传说周穆王就曾经巡游西方，与“西王母”见面会谈，会谈的地点据今人考证，最东是天山天池，最西可能到了里海一带，可见，那时人们的足迹之远。

贵为天子，在那个信息、交通、通信都非常不发达的时代，敢于走到上万里之遥，恐怕不仅仅是天子个人的勇气，更不应简单看作一个平凡的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是逐利而不知疲倦的商贾们，早就踏破了这条今天被称作“丝绸之路”的商路，周天子才敢于或者才能够到达那样遥远的地方。

来自西北的周人灭了华东地区的东夷人建立的商朝后，由于担心商朝遗民的叛乱（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反叛），因此除了将他们分散居住、委派周人严密看管外，还在职业上对其进行诸多限制，比如不可以参军、不可做高阶官员等。这样一来，商朝遗民只好纷纷去做生意、贸易，这也是经商做买卖的人被叫作“商人”的由来。

事实上，商朝遗民本来就具备经商的群体性天赋。虽然周朝建立后将大量商代典籍资料付之一炬，但今天我们在安阳殷墟看到的、被称作“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成果”之一的甲骨文，就是在大量海龟龟壳上写的，其产地最近在福建外海，远则是南海甚至东南亚，充分说明那个时候，商朝已经与其疆域以外的遥远地方进行着充分的贸易往来。

同样的例证还有：商朝灭亡后，封地于箕（今山西太谷）的商纣王之叔父箕子，带领商朝遗民五千余人从胶州湾东渡朝鲜，为当地人带去先进文化、生产技术、种子等，为朝鲜半岛文明肇始，被称“箕子朝鲜”，日本人则称那个时期的朝鲜是“东方君子国”或“箕子君子国”。箕子建国后得到了周朝的承认和册封，且箕子还曾专门回老家故地重游，显然，若没有商贾们开辟的海上商道，箕子怎会有这般通途？

周朝的疆域远远超越了夏朝和商朝，人们的视野也非常开阔，经济也更加发达，这是中原对外贸易大规模的重要原因。

虽然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金属，而作为金属矿藏相对贫乏的中原，却看不出非常匮乏金属的情形——贸易，中国丝绸与西方金属的贸易，满足了双方的各自需要。

七国之乱

汉初，刘邦铲除异姓王后，大封同姓子侄为王。王国大者跨州连郡，辖城数十座。王国的封地几乎占据国土的大半。诸侯王在其国内可以自行任命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自征租赋，自铸钱币。到文帝、景帝时，诸侯王的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日益显露，所以多有大臣上疏，提出削夺诸侯王的政治经济权力。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对犯有过错的楚、吴、赵胶西四国进行削藩。吴王刘濞实力最强，且早有谋反之心，于是，他乘机挑动楚、赵、胶西、胶东、济南、淄川诸王，打着“诛杀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联合反叛。景帝斩晁错以谢七国，但七国仍不罢兵。景帝乃派周亚夫为大将前往平叛，周亚夫屯兵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坚壁固守，待其兵力疲惫，乃率精兵出击，吴、楚军队大败，吴王逃至东越被杀，楚王自杀，其余诸国也相继被平定，诸王均自杀。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乘机削夺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权力，诸侯王的力量大为减弱。后来汉武帝进一步采取措施，剥夺诸侯王的权力，此后王国虽然存在，但已与郡县没有什么差别了。

丝绸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还可以在汉字中看出来。最常用的5000余个汉字中，高达近5％的带有“纟”的偏旁，包括“纸”，因为最早的造纸原料也是丝。

差不多与汉初形势基本稳定的同期，远在欧洲的古罗马帝国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繁荣的时代。中国两汉时期，古罗马人已经非常熟稔丝绸了，公元前2世纪初，恺撒皇帝获得一场战争的大胜后，在都城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巡游活动，公开展示的奢侈品中就有绚丽多彩的丝绸制品。

当时的罗马人都为能拥有一件丝绸而感到无比荣耀，他们把这种衣服叫“赛里斯”，也就是汉语“丝”的读音，把产地叫作“赛里斯国”，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

即使到了技术无比先进的今天，丝绸的制作仍然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艺、耐心和水平，因此在秦汉过渡的时间里，中原百姓流离失所，难以有平稳的心境和环境来进行丝绸生产，加之匈奴人雄踞大漠和西域，彻底截断了丝绸之路，因此对外贸易几乎停顿。

在与冒顿单于达成和平盟约后，尽管匈奴人时有进犯，但双方大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止了，汉廷制定“休养生息”政策，传统的养蚕制丝业也迅速恢复和重新发展起来。

可汉朝宫廷内却并不太平。

刘邦驾崩后出现了皇位之争。当刘邦早年担任泗水亭长（亭长是战国开始设置的官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村长，那时十里为一亭）时，偶然间被吕后的父亲、当地大佬看中，执意将女儿嫁给他，并且不嫌弃刘邦已经有一个非婚生育的孩子。

后来刘邦南征北战，迎娶了更年轻貌美可人的戚夫人并恩宠有加，而吕后则主要留守做刘邦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建朝后，吕后之子刘盈被立为太子，但戚夫人希望将其废掉改立自己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储君。

夜郎自大

汉武帝得知由蜀地经夜郎可出兵袭南越（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于是派唐蒙率千人出使夜郎。夜郎首领见到唐蒙问道：“汉朝与我们相比，谁大？”唐蒙宣喻汉朝威德，并送上丰厚的礼物，夜郎首领乃愿意归附。其地以夜郎为最大，其他小国也相继归汉。汉朝在其地置犍为郡，西南地区相继归入汉朝版图。

俗话说：天下老，偏的小。刘邦渐渐也有了更换太子的意图。不过此后吕后经过艰苦努力，最终让自己的儿子如愿继位，即汉惠帝。

吕后性格刚毅，好勇凶狠，在刘盈驾崩后，自己临朝称制，先后立刘盈的两个儿子刘恭、刘弘为帝，因年少，均被称为少帝。同时，她为了巩固自己和家族地位，大肆提携吕氏兄弟、子侄和家族人员，但她死后，刘邦另一位妃子薄姬之子刘恒被重臣迎立，即汉文帝。

汉文帝及其子汉景帝刘启，都是明君，他们在位共四十年，汉朝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原经济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为汉武帝经略西北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40年，汉景帝第九子刘彻登基，即汉武帝。

汉文帝时，冒顿单于离世，他的儿子稽粥（jī yù）即位，号“老上单于”。

稽粥在位十四年，经常亲率大军进犯中原，他始终对汉朝保持高压态势，经常发起突然性的骚扰和掠夺，使处在防守状态的汉军疲于奔命却处处挨打，迫使汉廷不得不对匈奴实行“岁贡”。另一方面，匈奴人彻底击败大月氏，威震西域。

公元前160年，老上单于病逝，其子军臣单于即位。

时值汉景帝在位期间，汉朝爆发了“七王之乱”，军臣单于借机废除双方和平盟约。军臣单于联合汉朝七个叛乱的诸侯国，甚至准备攻入长安，但因为“七国之乱”很快被平息，军臣单于不得不放弃了进攻的计划。

随后汉景帝送给军臣单于大批财宝、美女继续实行和亲政策，此后匈奴人才不再大规模骚扰边境，直至汉武帝初期，双方边地得以开展贸易活动，丝绸再次经由匈奴人控制的河西走廊和西域运往西方。

数十年实质上对匈奴人无计可施、俯首称臣的局面深深刺激着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采取新的斗争形势，即尝试联系匈奴人的宿敌大月氏，一方面在战略上夹击匈奴，同时试图稳定丝绸之路。

在此背景下，他选中了力大过人且聪慧过人的宫门门卫首领张骞，委派他带一百余人和精美礼品若干，从长安出发，向西北寻觅大月氏的踪迹。

张骞一行踏上了茫茫未知的旅程，谁料想没走多远，就进入了匈奴人控制的地界，在今甘肃省的河西走廊被全部抓获，随后被带到军臣单于面前。单于非常愤怒地质问他们的目的，并且毫不留情地杀死了绝大多数随行者。因单于敬慕张骞的文化和风采，于是软禁了他，后来还强制配给他一位匈奴女子，二人生下了一个儿子。

渐渐地，匈奴人对张骞的看管松懈了下来，张骞伺机逃了出来。

按照今人的眼光，至此张骞该回国了。但是他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那时候汉人普遍的价值观，使得他仅随身携带珍藏的汉节（一种外交礼器）继续西行。

之后，张骞抵达大宛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附近，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大宛君主和人民久闻汉朝的繁华物产，但苦于多年被匈奴人隔断商道而无法通商。

在这里，张骞还第一次看到了“汗血宝马”。

大宛不仅热情招待汉使张骞，还派出向导随同他经过康居国，前去大月氏。

没料到大月氏西迁数千里后，贪恋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绿洲的安逸生活，完全没有东进向匈奴复仇的意愿，于是张骞南下今天阿富汗境内，到当时的大夏国寻访。

在大夏国，他亲眼看到了市场上出售的产自中原蜀地生产的物品，从而证明存在一条经过南亚半岛的丝绸之路“南线”或“南道”。

张骞从汉武帝即位初年出发，到归国时历时十三年之久，行程数万里，他的外交团队从出发时的一百余人变成归来的两人。但是，张骞这一趟旅行实地了解了西域的政治、经济、人民、军事、山川风物等诸多情况，是中国“凿空”西域第一人，其丰功伟绩永驻青史。

后来，张骞再次被委派出使西域，成功联络了长期被匈奴压迫的乌孙人作为盟友，并且进行了和亲。

昭君出塞

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曾三次进长安入朝，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原为汉宫宫女的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焉支，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经过长期准备，汉武帝下令卫青（今山西临汾人）率军向匈奴发起了连续进攻，分别从土默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和陇西（今甘肃东部）出发，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

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期以来匈奴人对长安的战略威胁。

汉廷在河套地区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十万屯垦，又重新整修秦代的旧长城，派野战部队驻守。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大败匈奴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十余人，得胜而归。

汉武帝因此破格提升年轻的卫青为大将军（位阶在丞相之上），成为全军的统帅。

公元前126年，匈奴军臣单于去世，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并意图谋害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无奈只好逃入汉境投降，汉廷封他为涉安侯，他数月后去世。如此一来，匈奴人内部出现了争斗，汉军乘机加紧对匈奴的攻势。

随后在与匈奴的战斗中，汉军中又涌现出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

在一次战斗中，霍去病奋勇杀敌、一马当先，率领八百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大喜过望，封其为冠军侯，还专门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但霍去病回复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今内蒙古自治区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河西走廊从此归属中原怀抱，再也不曾离开。

汉武帝抗击匈奴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抗击匈奴的条件已趋成熟。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军设伏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谋击匈奴单丁，事泄而未果，汉匈大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在最初的十几年当中，汉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兵击败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汉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击匈奴于漠北，匈奴主力远徙西北，对汉朝边境的威胁基本解除。在以后的20多年中，汉一方面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以控制商路；另一方面继续进兵漠北，与匈奴主力作战，双方互有胜负。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漠北，败降匈奴，汉损失将士数万人，此后没有再主动出兵抗击匈奴。

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前后达40余年，晚年下诏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宣告结束。

河西走廊从匈奴人手里变为大汉疆土，绝非一般意义的土地换主。这里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孔道。

同理，河西走廊对于匈奴人的意义也同样重大，掌握河西走廊不仅可以隔断丝绸之路，阻断汉朝与西域的直接联系，而且还可以让匈奴人得以与走廊以南的氐、羌诸族群保持联系，随时对汉境进行联合威慑和攻击。而且在匈奴人控制河西走廊的时段里，汉朝与西域的贸易被迫接受匈奴人贪得无厌的高税收和无缘无故的劫掠，使得后来这种贸易基本陷入停滞。

在古籍中我们看到了一首西汉时期的匈奴民歌，歌中唱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河西走廊成为汉朝疆域后，丝绸之路恢复了曾经的熙熙攘攘，西域一些国家陆续派使者，带着珍贵的礼物来到长安城，他们的葡萄、石榴、西瓜、大蒜、胡萝卜、蚕豆、黄瓜、芝麻等，先后传入汉朝，大宛的“汗血马”也在那时候大量涌入中原。汉朝的丝绸、盔甲、漆器、玉器、铜器等精美工艺品以及掘井法、金属冶炼技术等也都先后传至西域，促进了中亚、南欧和北非等地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大将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今甘肃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同时保卫丝绸之路这条国家大商道上商贾和货物的安全。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大将李广利出征大宛，败大宛后，汉与西域的交通更加畅通，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贸往来更加频繁。

于是西汉把亭障延至盐泽（罗布泊）一带，又在楼兰、渠犁（今塔里木河北）、轮台（今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

汉武帝也因为其文治武功，而被后世敬称为“汉武大帝”。

到汉武帝的曾孙刘询即位时，匈奴人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汉朝对匈奴取得了优势。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汉境国泰民安，史称“宣帝中兴”。在此期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往长安称臣。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间，匈奴人为单于大位之争演化了内部战争，一度有五人竞相自称单于，加之大漠地区新兴的乌桓人不断攻击，致使匈奴元气大伤，裂解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迫于北匈奴的压力，只好不断南下请求汉廷庇护，并开始与汉人进行大规模民族融合。北匈奴因远在漠北，已经基本上不能对丝绸之路和中原构成太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汉朝将士和移民数十年的辛勤屯田，在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廷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玉门关以西直至咸海一带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都护府是军政合一单位，既有从事民政管理和税政管理的机构，也有大量常备汉军，同时对西域诸城邦国家的国君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同时积极播撒中原先进文化，使丝绸之路和平而畅通。

苏武牧羊

苏武（公元前140—前60年），字子卿，汉族，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汉大臣，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手持汉朝符节，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苏武才获释回汉。苏武去世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