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男多女少是个问题

菲利普总督在悉尼落脚之后，并没有立即开始任命官员和成立法庭等一系列象征殖民地正式成立的事宜。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建造自己的栖身之所。由于缺少工具，所有的男囚犯花费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建立起了足够让女囚犯栖身的帐篷和棚屋。而就在女囚下船正式登上澳大利亚的土地那一晚，发生了一件菲利普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下船时，所有女囚都穿上了随身携带的最漂亮的衣服，到了晚上6点的时候，最后一批女囚也正式登岸。这一天风很大，天边可以看见厚厚的积雨云。等到夜幕四合的时候，巨大的风开始袭击营地，刚刚建造好的帐篷被吹向了天边。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整个营地变得一片狼藉。紧接着是暴雨来袭，这让营地的状况再一次变糟糕，所有的人仿佛待在沼泽之中。女囚们在雨地里走来走去，身上湿漉漉的，沾满了泥浆。而跟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一心想要强奸她们的男囚们。期间有一道闪电劈来，正好劈到了一棵大树，大树应声被劈成了两半，躲在树下的几头羊和一头猪也一同归西。

在另一处，水手们经过船长同意后开始喝起了朗姆酒。酒精和狂风暴雨发生了化学反应，让这群水手加入到了男囚的队伍之中，也开始来回追逐在雨地中的女囚。这是他们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次丛林晚会。一些人在高声地叫骂，另一些人在相互扯着嗓子争吵，还有一些人在一边追逐一边唱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谁也没有把这场狂风暴雨放在眼里，尽管风暴非常猛烈，响雷震天，但一对对的男女由于酒精的作用按捺不住体内的欲望，就随便找一块岩石作为遮挡彼此抱在一起交媾起来。这一夜，澳大利亚殖民的性交史由此打开了篇章。

从1788年第一舰队到澳大利亚开始，一直到1852年，被流放到这里的女囚一共约有24000名，这个数字是男囚数量的七分之一。所以即使不愿意明说，但至今仍有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的“开国之母都是妓女”。这种说法虽然残忍，但却符合一部分的事实，因为有一部分的女囚确实是靠随便出卖或定期出卖性服务，不附加任何感情，才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下来。根据一些回忆录和考证，这类女性占了女囚总人数的差不多五分之一。虽然这些数字不是很确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女囚在英国本土所犯之罪都不是卖淫罪，这是因为卖淫罪从来都够不上被判流放。超过80％的女囚被送到这个蛮荒之地的理由都是因为并不严重的偷盗。

虽然这些女囚的道德程度并不高，然而在政府层面的任何一份报告中如有对这个殖民地的描写都会指出女囚的荒淫和堕落。这让所有人都有了一个印象，男囚只要在殖民地好好改过就能获得拯救，然而女囚却是无可救药的。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让整个殖民地成了一个病态社会。

根据当时的一个囚犯所描述，在殖民时代早期的悉尼，“蓄妓制”和“纳妾制”大行其道，而正常的婚姻却非常罕见。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流犯还是受人尊重的官员和牧师都保持一致。官员因为地位的原因能对女性进行首选。一个女囚犯很快就会觉悟到，她要想在这片名叫新南威尔士的土地上生存，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奉献给某个有地位的男性，以期得到保护。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1806年时，殖民地上的一个牧师发明了一种“女性注册表”，要求将殖民地除少数的几个寡妇外的所有女性都划分成两个类别，分别是“已婚”和“小妾”。根据牧师的计算，前者共有395人，而后者则有1035人。对于是否是已婚的判定只有一个标准：由英格兰教堂的教士举行过仪式的婚姻。这让那些按照自己的宗教仪式结婚的天主教和犹太教女性都自动被列为“小妾”。这些人与丈夫结成的关系无论多么持久，都不会得到认可。其中有两个例子，一个名叫马歇尔的女子与丈夫西达维共同生活了18年却仍被列为“小妾”。另一个例子是贝拉米，她与殖民地的建筑大师布拉德沃斯一起生活了16年，共同养育了7个孩子。这是一份令人敬重、忠贞不渝、持久不衰的婚姻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在1804年因布拉德沃斯死于肺结核而终结。为了报答布拉德沃斯为殖民地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总督还特地用军礼为他举行了葬礼，但贝拉米在牧师的名单上所属的类别依旧是“小妾”。

因为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男人和男人之间的问题也变得严峻起来。人们会很自然地假定：在一个遥远的殖民地，男女比例在城里是4∶1，在丛林的工地中是20∶1，同性恋现象一定会很快滋生。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不过这些在官方的记录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最主要的原因是鸡奸在当时是死罪。在当时的习俗中，特别是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的眼中，鸡奸不是一般地让人厌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连名字都说不出口的罪行”。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鸡奸对于那时的监狱来说，就等同于金钱对于中产阶级，于是就成为一种隐秘的禁忌。直到1796年，澳大利亚才有人被指控犯有同性恋罪。这个“同性恋的先行者”叫做威尔金森，他被指控鸡奸了一个60岁的男子，不过这项指控最后并没有成立，威尔金森被判无罪释放。在殖民地发展的头40年时间里，同性恋的问题时而被当局者提起，不过常常只是简单点到为止而已。

关于澳大利亚同性恋的唯一描述来自于一个囚犯。这位叫做库克的囚犯写了一本关于流放制度的回忆录，叫做《流放者的怨述》。他被派到蓝山做苦力，这也是他苦难的开始。他写道：我对那种恐怖的倾向还蒙在鼓里，但是，我的那些陷入灾难的工友语言粗野下流，一对对地出去幽会，我因此很快就明白，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干吗。这些可怜虫堕落之深，好像完全失去了人类的情感，他们吸收的感情也使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他们。为了晚间的取暖，工人们两三人会睡在同一张床上。不久库克就因为过度劳累和缺少睡眠而精神崩溃。军医把库克转到了另外一处工地工作，但是一切区别并不大。一到晚上，那儿的人就一刻不停地乱摸乱搞，唯一不同的是那边的人不像之前蓝山的工友那么明目张胆。天真的库克试图想要教化一个对他有意思的工友。他写道：这事看起来似乎非同寻常，但也并不因此而不真实，也就是，你想诉诸他们更高尚的情感，肯定会招来侮辱和嘲讽。他们会起劲地侮辱和嘲讽道德不那么败坏的囚友。如果囚友仍然公开谴责他们的恶习，他们就会打他、踢他或者骂他。

虽然情况如此恶劣，但并没有人寄望于自己的管理者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工地的工头大多数都是同性恋。在工地上，惩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囚犯想要避免惩罚往往能做的就是贿赂，他们可以用钱或者烟草逃脱惩罚。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作为同性恋出柜，这样才能平息工头的怒气。库克是当时那个时代大多数英国人的典型形象，认为同性恋本身令人讨厌，但他对同性恋在犯罪世界的作用还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那就是同性恋的泛滥会导致一个群体的不公。采取强奸的方式可以用来随意操控他人的意志力。库克所目睹的那些行为并不是真正的同性性爱，而是虐待狂似的羞辱他人的一种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同性间的性行为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暴力手段。

无论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畸形关系，还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畸形关系，都向殖民地的当政者提出了挑战，解决男女比例成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一现象终于在麦考瑞做总督的时代开始渐渐好转。他鼓励结婚、禁止姘居、推崇宗教活动，鼓励单身女性移民来到澳洲以缓解性别差距。人们由此开始逐渐认识到，通过组建家庭可以有效促进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缩小与生活中不平等现象的改变。到了19世纪末，澳大利亚的男女比例终于趋于平衡。

女性地位：欧美的女权运动兴起让澳洲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影响，19世纪的最后20年，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女权运动开始蓬勃兴起。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开始为女性追求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并认为性别关系以及经济关系必须改变，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性并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女性的地位已经处于亚太地区领先的位置。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作为澳大利亚男人，普遍有“三不敢”。第一不敢就是不敢打老婆，因为很可能会赔了夫人又丢财。如果男人动手打女人，哪怕只是一个巴掌都可以被起诉，结果往往是坐牢半年，或者被罚分居一年。如果被判离婚就更惨，不但家庭财产的70％要判给女方，还得负担孩子抚养费的1/3。

澳大利亚著名女权主义作家杰曼·格里尔的代表作《女太监》（1970年出版封面）

同性恋状况：澳大利亚如今对于同性恋秉持着较为开放的态度。同性婚姻在澳大利亚并未获得联邦法律的认可，但在州级别上，新南威尔士、昆士兰以及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已经承认事实同性关系。塔斯马尼亚州法律认可同性间的公民结合，包括收养子女的权利。悉尼每年都会在二月举办悉尼同性恋狂欢节，这是世界范围内最为大型的同性恋狂欢节之一，一般为期两到三周。

悉尼同性恋狂欢节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