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高层的“南北之争”

胶济铁路接收之后，“南北之争”暗潮涌动。以江浙人为主的南方派（隶属交通系）长期把持路政；以山东人为主的北方派（地方实力派）一直颇为不满，最终引爆全线大罢工。其导火索就是一位局长的履新。“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想到最终惹火烧身，落荒而逃……

1925年，对胶济铁路管理局来说，注定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年。新年伊始，就开局不利。一位新局长的上任，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搅得社会各界一片沸腾。他的名字叫阚铎。

阚铎（1875～1934），字霍初，号无水，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日本东亚铁路学校，回国后历任北京政府交通部秘书、监理科长、统计科佥事等要职。他有一位响当当的合肥同乡：段祺瑞。他的上任也得到了临时执政段祺瑞的首肯。当然，首先是得到交通总长叶恭绰的举荐。

叶恭绰（1881～1968），号遐庵，广东番禺人，1920年8月任交通部总长，12月任梁士诒内阁交通总长。1922年4月去职，出走日本。次年在孙中山广州大本营任职。1924年11月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一个月后，12月31日，任命阚铎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

阚铎大裁鲁人，职员人心惶惶

阚铎和叶恭绰有一个共同的派别：交通系。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包括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和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等的总称，既是一个金融财团，又是一个政治派系。旧交通系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江浙一带，以广东人梁士诒、叶恭绰为代表，留学英美者居多。新交通系以曹汝霖等人为代表，多起家自外交系统，留学日本者居多，主要是江浙闽籍人。

接收胶济铁路的要员，如交通部次长劳之常、交通部参事陆梦熊、交通部技监颜德庆等等，大多来自交通系。

胶济铁路接收后，自1923年首任局长赵德三之后，至1925年阚铎接任之前，中间的几位局长——刘堃、邵恒浚、朱庭祺——都是交通系的人。他们任职时间都不长，刘堃因工人罢工上告而丢职；邵恒浚因靠山直系军阀吴佩孚倒台而下台。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朱庭祺本想升任局长，可交通部又任命了阚铎，愿望落空。

对于这个任命，阚铎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主政一方；忧的是，未免踏入“雷区”，前三任都没站稳，自己能站稳吗？他请示段祺瑞、叶恭绰。两人不以为然，让阚不必理会，赴任即可。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不踏实。赴任之前，他带着6名清一色的安徽随从，到济南拜会老乡。这个老乡不一般，乃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省长龚积柄。郑士琦是安徽肥东人，龚积柄是安徽合肥人。对于阚铎的求助，两位自然表示支持。阚铎有了些许底气。

1925年1月5日下午两点，阚铎抵达胶济铁路管理局正式就职。

对于他的到来，山东派很不爽。因为自胶济铁路接收后，基本上都是交通系、即南方派把持。

据1925年1月31日《晨报》报道：“胶济铁路当接收伊始，即落入南方派之手，嗣王正廷被鲁人所逐，该路职工员司，始渐有鲁人厕身其间。迩者政局变化，南方派遂又乘机而起。副局长朱庭祺，本是江浙派中坚，素具仇视山东人之心。新任局长阚铎，又为旧交系。此次以叶恭绰之提携，得任局长。接事后，与副局长朱庭祺极力勾结，决定第一步先铲除北方派路员。故接任之次日，即接到交通部来电，撤换高级职员。”

其实，所谓“接到交通部来电”，可能是阚铎早就做好的一个“局”。既有了尚方宝剑，又可以撇清干系。

何以交通部对“北方派”有此成见？原来，阚铎离京赴任之前，“交通部曾送交案卷一宗，令阚到任后查办。阚解视之，见有公函数百件，内容则皆系攻讦密报。被攻讦者全为山东人，密报者则全为江浙人。阚阅后，即赴部请示。叶恭绰乃面训阚氏，谓该路之山东人，既无学识，又无路才，接任后，须认真办理尽力淘汰。”（《晨报》1925年2月4日）

从后来的情况看，阚铎的做法有些操之过急，把“认真办理，尽力淘汰”，变成了“从速办理，全部淘汰”，以至于引发胶济铁路管理局“大地震”，到头来反把自己给“震”倒。这是后话。

考虑到阚铎初掌胶济，人事两生，叶恭绰让阚铎与“久在该路、阅历很深”的朱庭祺商量，“必能尽善尽美，妥帖无碍”。

朱庭祺（1887或1888～1979年卒于纽约），别号体仁，江苏沙川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硕士，曾任鲁案善后办公署路务处主任。

阚铎赴任后，自然对朱庭祺言听计从。又有许多部员向他讲述山东人的种种不是，于是阚铎决定先拿山东籍高级职员“开刀”。

“总务处长顾承曾、机务处长孙继鼎【丁】、工务处长周迪评，均调部另候任用。机务处长调四方厂长杨毅升任，总务处长以苏某接充，陈天骥（浙人）以驱前局长邵恒浚助朱庭祺之功，由计核课长一跃而为会计处长。陈承栻（闽人）由车务分段长一跃而为总段长。蒋之鼎（浙江）因赴京代朱运动，由二等站长，升为分段长。周颂年（苏人）以运输课课员升文牍课长，段锦成（浙人）以高密站长升张店站长。王正元（皖人）以运输课办事员升高密站长。而阚氏并有全路山东籍员司一律撤换之通令。”（《晨报》1925年1月31日）

与此同时，局长“特派员由青西来，视察各站营业情形，以作酌量更换之入手，是以沿路各员，莫不人人自危。预料近中沿路各站段长，将有大批更动云”。（济南《大民主报》1925年）

舆论口诛笔伐，阚铎筹思应对

但阚铎也并不是赶尽杀绝。车务总段长马廷燮“因系阚氏同学，又曾与阚氏同事，故未更动”。（《晨报》1925年1月31日）

马廷燮，山东临沂人，先后就读于直隶保定府师范学堂、日本岩仓铁道学校、日本簿计专修学校。曾任“鲁案善后交通委员会专门委员、京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副课长、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公署专门佐理员、交通部路政司营业科长、本路车务总段长、车务副处长、总务处副处长”等职，经历颇为丰富。（1923年《全国铁路职员录·胶济线》）

阚氏此举，看似对马廷燮好，实则让马廷燮很难做人。因为地方实力派会孤立他，把他归于南方派；而在南方派中，唯有他“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同样可能被孤立。于是，马廷燮“以山东人既均被淘汰，己亦难于立足”为由提出辞职。

马廷燮此举，又把阚铎逼到了死角：撤的有意见，留的不领情，两面不讨好，阚铎算是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马廷燮自己倒是撇清了干系，却引爆了社会舆论，成了阚铎不得人心的最好例证。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济南商会会长张肈铨、商埠商会会长于耀西、农会会长戴跃东、银行公会会长马官和、商业研究会会长张采丞、商会公所会长朱蕴韬联名致信阚铎：

贵局长私心自用，开此恶例，已属大惑不解，甚且专事排斥鲁人，未识是何居心？……似此举措失宜，势必至破坏路政，影响国际，鲁人一息尚存，决不承认。特此合词电请俯察舆情，迅将成命收回，以息众怒而维路政。（济南《大民主报》1925年1月11日）

马廷燮辞职，车务处全体员亦难免有唇亡齿寒之感，遂致电阚铎：

伏念马总段长道德学问为路界所罕有；接收之功，昭著国际。服务本路，二年以来，辛苦从公，成绩卓著，凡系路员，靡不钦仰，倘使下场为斯，公理何存？职等扪心自问，实觉不安。……万恳我局长毅力主持，否则职等惟有徇良心之主张，作最后之从同。（同上）

其潜台词是：全体辞职。无疑，这是给阚铎提出抗议。

阚铎准备提拔的人员，也让大家找出了毛病。车务第四分段长（辖济南至马尚间13个车站）董希成被免职，提拔济南站站长陈桂林（阚铎的安徽老乡）接任。车务第四分段全体员工遂给阚铎写去了揭发信：“查陈桂林在济南站长任内，盗卖公煤，曾经董分段长电禀在案，即有实据可查，则陈桂林已成刑事嫌疑犯，自无执行段长职权资格。”（同上）

在这种情况下，阚铎“立即取消陈桂林之委任，并派警监视，听候查办，改派张店车务第三分段长马庆锡兼第四分段长。济南站副站长张绍美，暂代济南站长。”（同上）

阚铎用人草率，难免授人口实。不仅济南《大民主报》、北京《晨报》口诛笔伐，就连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报》也点名道姓：“阚铎任免员司之不公——办事勤能者皆撤换，贿舞弊者皆提升。”

据1月13日的《大公报》报道：“胶济路局此次激动风潮，日渐扩大，沿线员工均有极大愤慨。该局长阚铎，恐再酿出意外，将于己有不利，故筹思再三，昨日向沿线员司发出通电一道，以防不虞，藉可劝诱免生轨外。其电文，安慰、劝导、牢拢、示威，种种主意具备。”

电文大意是：“本局此次之调动人员，系奉交部电令，以择人择事为前提，并非故意更动，另生枝节。至今沿线员司决不妄加更动，现夏历年终，前有发给奖金之先例。本局已呈请交部批准，各员满一年期后，除将给一月薪俸外，另给一月（又）1/4特奖。至于马总段长辞职，业已派员诚恳慰留，仰各员均需一体遵照路规，不准发生鼓动风潮等弊。近查有不法之徒，向沿线散布传单，意图挑拨罢工风潮，破坏路政，业为路警拿获看管严讯。因此布告沿线各站段，凡我胶路人员，均有维护路政之责，倘有受人煽惑、轨外行动者，时值戒严期间，定按律惩办以儆，各凛遵勿违。”（同上）

看得出，阚铎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软硬兼施，恩威并重。

山东省议会副议长陈韵轩从济南来青找阚铎作最后交涉，阚态度依然强硬。

局长被当枪使，副局挖坑使然

被免职的高级职员，失去了职位，赢得了同情。

原机务处长孙继丁从青岛赴济南时，“沿途各站员工均到站送别。愤慨之声，尤以张店一站最为激烈。工役甚至有泣下者。到济时本预备在站点燃火炮欢迎，以地方戒严之故，未能举行。爰在商埠泰丰楼公饯送别，与会者百数十人。”（《晨报》1925年1月31日）

孙继丁的胶济之行，无异于一场罢工总动员。此前沿线就有罢工苗头。阚铎、朱庭祺派路警前往弹压，并拟将与马廷燮、孙继丁有关之“青岛、坊子、博山、淄川、张店、济南等大站重要职员，一律更换，以免罢工风潮发生”。（同上）

期间，三名路工散发传单被拘押，工人请求释放未果。车务第三分段长马庆锡请马廷燮设法保出，马廷燮说自己已经辞职无法可想。阚铎则坚持追出幕后主使方可释放，而工人坚持不放人就罢工，马庆锡遂再请马廷燮出面协调。马廷燮恐罢工后影响路政，“遂约同警务处龙科长，同赴管理局晋见阚局长，报告危急情形，请求即日释放。阚铎闻之，亦起恐慌，始允许交保释放。”（同上）

时人看来，阚铎引火烧身，是副局长朱庭祺挖的一个“坑”。

《胶济铁路同人宣告各界父老书》中说：朱庭祺“自邵恒浚离职以后，图谋局长若狂。……不意当时交部已另委阚氏来长胶路，而将朱氏降为副局长。伊遂密派陈天骥赴京运动，而未成功，万不得已，乃用最险恶之手段，乘阚氏莅任之初，挑唆阚氏大裁鲁籍人员，意欲使鲁人义愤激动，群起而攻，使阚氏立足不稳，而朱氏即坐享其成，手段之辣，于此可见”。（济南《大民主报》1925年1月12日）

这份传单把矛头指向了朱庭祺。当阚铎意识到自己被朱庭祺当枪使之后，也把责任往朱庭祺身上推。在回答青岛商埠某要人的质询时，他说：此次更动路员，纯系朱庭祺迫余所为。要人笑曰：任免员司，局长自有权衡，朱氏何得越俎？阚以简捷之词答云：本路局长一席，本为朱氏到口之食，半途让与余手。故彼之要求，有不得不容纳之苦衷。（《晨报》1925年1月31日）

据媒体观察：“朱之靠山已倒，阚之后援强硬，遂得后来居上，喧宾夺主，结果阚正朱副。然其暗中仍复各不相让。朱之派陈天骥赴京者，正为争取最后之胜利。不过朱氏善观风头，知阚奥法甚多，难与抵抗。遂又变而为迎阚。阚朱之共谋合作，实自此始。惟朱之降阚，原为势力所迫，出于不得已。”（《晨报》1925年1月31日）

不论他俩关系如何，地方派已经把他俩当成了共同的“敌人”。

各界联手倒阁，阚、朱疏通自保

为倒阚、朱，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赴京调查他们的劣迹。朱庭祺听说后，“密访宋氏，力白此事与朱无关，纯由阚氏自动。事为阚氏闻知，始悉为朱所卖。乃一方面密求某有力者，出为调停，一方面发出通电，安抚全路员司”。（《晨报》1925年1月31日）

地方派不为所动，多管齐下：“一、各团体分电京津沪同乡，请电交通部，撤换阚朱。二、由被裁撤路员，公推代表，赴京控告阚朱。三、由各团体公推代表，赴青联合青岛各团体，强迫阚朱极其党羽离青。”（《晨报》1925年1月31日）

眼见触犯众怒，考虑到自身安全，阚、朱除个人严加戒备外，请求胶澳警察厅长予以保护。厅长似乎也站在了山东派行列，以市民公愤无法阻止为由，说“恐不能负保护之责”。闻听此言，二人更加惊慌，密赴济南，“分头向各界疏通”。（《晨报》1925年2月4日）

但，大火烧起来容易，扑灭可就难了。

2月6日，青岛总商会致电段祺瑞、叶恭绰，转达了商界的意见：

昨接山东省商会联合会与济南总商会、商埠商会决议：向北京当轴（原文如此）拍电，力争将阚、朱二人撤换。如日内无结果时，即于本月八号实行全路停运，以资后援。……伏查敝会与济南沿路各商会向取一致行动，为此胶路风潮激烈之秋，限期罢运迫在眉睫。如罢运实现，势必罢工相继而起，酿成不可收拾之局。如果静待钧部明令，又恐缓不济急。敝会为急切维持现状，现拟一方呈请青岛军政长官，风示胶路阚、朱两局长迅即请假，并请先予就近暂行派员代理局长职务，以为一时权宜息事宁人之计；一方恳请钧部迅赐另简素孚众望路局人员，速即来青接替。并迄先行迅赐明令发表，以平民愤，而慰众心。

交通部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派参赛陆梦熊、路政司司长刘景山于第二天从北京启程，赴山东调查阚、朱事宜。

因二人8日早抵达济南，阚铎也于7日晚从青岛启程赴济。据2月12日《晨报》报道：“阚氏来济之原因，闻一方面欢迎陆刘二人，预备包围，免使为各界之言先入，一方面晋谒郑督办，筹议对待今日各商界罢运风潮。”

社会各界罢运已决。“济南各团体电报拍发后，深恐沿胶济路线各商会有阳奉阴违情事，故又特密派代表多人，分往各县，暗地视察实在情形。倘有破坏团体者，定行全体对待。胶路全路工人，接到各界罢运电报及传单后，亦决定于八日起，随同商界罢运，全体罢工，誓非达到驱逐阚朱目的不止。”为避免失控，授人口实，他们“公推代表研究合法运动之手续，告诫路工遵守，以免越出范围”。（《晨报》1925年2月12日）

报道还透露，为了驱逐阚、朱，铁路员工集资作为经费。“其集资办法，闻系按照薪水之多寡，规定为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人十元，乙等每人八元，丙等每人五元，丁等每人五毛。甲乙丙三等系职员，丁等系夫役。是种办法规定后，全路北籍人员，无不赞同。”（同上）

阚、朱二人“深恐各界有不利于己之举动，乃一方面请温督办（引者注：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王司令（引者注：青岛司令王翰章）、景处长（引者注：胶济警务处长景林）等，妥为保护，一方面分电交通部及东省军政当局，对于罢工罢运之工商，严行取缔，并饬对于江浙系路员妥为保护，更派其心腹徐某晋京作固位之运动”。（同上）

但无济于事。

驱逐阚、朱如愿，全线罢工落幕

陆梦熊、刘景山的到来，让组织者意识到：行动的时候到了！

据2月13日《晨报》报道：“胶济全路工人，得交通部刘司长、陆参事到东之消息，遂议决乘此机会，于八日起，随同商界罢运全体罢工，使刘陆二人知工人方面之激昂，而为阚朱烧一催命符，以便早日解决风潮。故昨晚（引者注：2月8日）十一时，该路一切上下行客货车，忽然一律停驶，交通骤断。盖路工亦实行罢工矣。”

就在罢工这天晚上，阚铎匆匆逃离。他在离青后发出通电称：“奉部电招赴京，所有职务由副局长朱庭祺代理。”据知情者透露：“阚已知掀天风潮已起，位置将不保，故借赴京为名，卸责于朱。”

罢工情况很快报到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省长龚积柄的案头。

高密知事李作霖8日电：“东来一次车，于本日下午十二点，开至高密西站，被工人掀去铁轨一段，车即停顿。乘客约五百余人，恐夜晚发生意外，知事现与任团长（引者注：任居建）会商，各派军警，在站保护行旅。并闻沿线电线，亦多截毁。”（《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朱庭祺9日电：“本日庚晚，敝路少数车务日工，发生罢运情事，一次车开至岞山——丈岭间，即行停顿，二次车驰至黄台站，仍行折回济南。本日三、四、五、六各次车，均未开行。现已由局严饬车务处，督率熟习车务员司，会同公（原文如此，似应为“工”）务、机务、警务、总务人员，迅开专车，前往救济。并剀切晓谕，以期早复原状，平息风潮。”（《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事件居然惊动了日本。

9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请中国政府迅定适当之措施，以遏风潮”。（《晨报》1925年2月11日）

何以日本如此关注？想必是因为在鲁日商受到罢工影响，当然也不排除借机出兵的不良用心。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罢工风潮发生后，郑士琦当即电告中央，请示办法。

9日下午5时，龚积柄通知各团体各派代表二人赴省署开会。与会者有省议会等各团体代表十余人。

郑士琦派济南镇守使施从滨代表与会。施从滨有个大名鼎鼎的女儿施剑翘。施从滨一年后（1926年）被孙传芳杀害，施剑翘为替父报仇，1935年将孙枪杀于天津佛堂。此案轰动全国。此为题外话。

据1925年2月13日《民国日报》报道，会议“拟仍派新城兵工厂厂长李钟岳暂行代理局长（邵恒浚走后，郑曾令李代理一次），先使全路恢复原状办理善后，以利交通。至将来局长人选，听候中央命令。”

2月10日，李钟岳在施从滨及各团体代表的陪同下，于当日晚抵达青岛。11日上午到局正式就职。朱庭祺在各团体代表、省议会副议长陈鸾书及施从滨监督下与之交接。

随后，李钟岳召集全局人员开会，先给他们吃了个“定心丸”：全路局员司均不更换，并一一安慰。

各团体代表提出五个条件：“（一）阚朱同时去职；（二）所有阚朱任内任免各员司概作无效；（三）助长阚朱倒行逆施人员如陈承栻、鲍锡藩、陈天骥，概行免职；（四）以后有员司缺出，为人地相宜起见，尽先任用山东人；（五）取消副局长等。”（《晨报》1925年2月16日）

对此，李钟岳均答应履行。事后却没有全部兑现，之所以当时满口答应，也是为了尽快结束罢工，先行恢复交通。

对于李钟岳先行恢复交通的决定，罢工组织者认为，阚铎已去，罢工目的已达，遂表示服从命令。

当夜11时，济南站开行2次车，12日早上8时，青岛站开行1次车。胶济铁路恢复正常。

表面南北之争，背后水深难测

就在李钟岳11日上午在青岛就职的同时，交通部派到山东查办路潮的刘景山、陆梦熊二人也于11日中午到达济南，前往军、民两署。济南各团体“派张文英等数人前往晋见，报告阚朱等一切劣迹，请其主持公论，万勿干犯众怒。并请电陈叶恭绰，服从民意”。（《晨报》1925年2月16日）

而在北京，另一场活动同时进行。旅京山东同乡“以此次罢运罢工，驱逐阚朱，商民损失甚巨，为谋根本解决起见，多主张以赵蓝田（引者注：山东胶县人）继任胶路局长。冀以打破理事会与交通系之把持，惟交通部坚不认可。拟派李某继任，各代表已表示否认。”（同上）

“鹤蚌相争”之际，日本图谋“渔翁得利”。他们在济南、青岛所办的报纸上，“大唱日人应乘机实行中日协定条约，派员暂维胶路交通，并痛骂各界人士运动驱阚朱之不当”，并组织南满铁路工人乘船赴青岛。“嗣经华人窥破，该日轮始宣告失踪。”（《晨报》1925年2月18日：《日人再思把持胶济之酝酿》）

报道评论说：“该国未忘情于胶路之权衡也久矣。故每遇机会，便思活动。此次风潮，幸得当地军政长官鼎力维持，商民举动异常静定，未得乘虚而入。帝国主义者遭此失败，诚幸事也。但一计未成，尚有一计，吾民不能不严加监视。”

济南各界遂借此再提鲁人任职之事，“务求中央择鲁人中交通经验丰富者，继任斯席外，并决定联合鲁籍各要人再组一铁路公司，实行备资赎回，归于民有，俾可永远防止劣官把持路政，且可拒绝外人再兴共管中国交通之野心。”

随后，交通部明令委派李钟岳代理局长，免去朱庭祺副局长职务，交通部营业科长胡洪猷继朱遗缺。

胡洪猷是江苏无锡人，在交通部供职多年，“奉委后已决定（十四号）由京启程来济，再转乘胶济车赴青履新。”（《晨报》1925 年2月18日）

由于在解决罢工风潮时，山东各团体曾提出“以后有员司缺出，为人地相宜起见，尽先任用山东人”之条件，而胡洪猷是江浙系人物，因此消息传到济南，铁路员司纷纷反对，“致使胡洪猷受命赴青行至济南即被聚集在车站上的示威人群阻止前行，只好徒然北归”。（日文资料：《胶济铁路与四方机厂罢工》，载《青岛惨案史料》287页原题为《民国十四年的罢工》）

此举又引起胶济铁路江浙系职员的不满，致电北京，“对该路鲁籍人员反对胡洪猷副局长事，大加攻击。”（《晨报》1925年3月4日：《胶济路暗潮甚烈》）

时人认为：“这是地方军阀夺取铁路管辖权的预谋行动。例如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导报所刊载的记事概要中作过如下评述：山东军阀的这次举动，并非事出无因，而是中国军阀长期以来就想掌握国有铁路管辖权的意图在胶济铁路的体现。据说最近的同盟罢工就是该铁路职工在山东军阀的默许支持下，才取得绝对胜利的。”“交通部的铁路职员任命权，被省政府所阻碍，其事颇为重大。假如中央政府默许了山东省军务署郑督办在胶济铁路罢工中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在其他各省铁路与军阀之间的关系中造成恶劣影响。”（《胶济铁路与四方机厂罢工》）

看来，这场罢运罢工风潮，已经并不是简单的“南北之争”，还有军阀与铁路不动声色的“路地之争”。

曾亲历这场罢工的谢岳——时为交通大学在胶济铁路的实习生——见解更加独到：“这次罢工，表面上说是由于是山东人排斥外省人所引起的，实际上却是路局中日本人和亲日派势力排斥亲美派势力的一场狗争骨头的丑剧。质言之，是日、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在华权益白热化的反映。”（《记胶澳收回后胶济铁路的一次罢工风潮》）

按照谢岳的观察，胶济铁路从日本人手中接手以后，日本人车务处长大村卓一，就和山东地方实力派在胶济路局的代理人马廷燮等勾结在一起，所订出口货物运价低于全国各路运价，这对鲁省出口商和日本财阀有利，而鲁省出口商又与山东军阀要人有直接的瓜葛，故都积极排斥其他势力的渗入。

但多数留学于美国，思想倾向于英、美，受北京军阀政府支持的交通系不肯甘心。故在胶济路局内形成两派，围绕运价问题，竞相扩充实力，展开争夺胶济铁路管理权（特别是制订运价权）的斗争。

如此说来，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水深难测，超乎想象。

当然，还有一股力量隐蔽其中，那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就在两大派系激烈角逐之时，由邓恩铭领导的四方机厂工运正悄然崛起……

（注：本文所引资料，多收入《青岛惨案史料》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