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比金贵——毛公鼎传世之谜

被誉为晚清“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声名远播，其中大盂鼎收藏于北京，大克鼎收藏于上海，唯独“海内三宝”中的另外一宝毛公鼎越过海峡，孤零零地落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到台湾后，从此海峡阻隔，它就再没回到祖国大陆。有很多学者一生都在研究宝鼎，却始终没能亲眼见过它，成为终生隐隐作痛的遗憾……

都来喝羊汤啊

先秦典籍记载，中华文明的步伐走到夏代，进入了奴隶制文明社会大门，夏禹定天下而划分九州，铸造九鼎，以作为社稷和王权的象征；九鼎随王朝的兴亡先后由夏而传至商周王朝。由此可见，重鼎大器向来是中华文明历程中最明显的标记。毛公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重器，也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从出土那一刻起，它近百年的传奇故事让世人充满好奇，而且毛公鼎保存在潍坊就有60年的光阴，这与金石学家陈介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妨通过稀世瑰宝毛公鼎重大的学术价值与问世后的坎坷命运来一睹它的尊容。这是一件在地下沉睡了近三千年的西周青铜器。自从毛公鼎出土的那一刻起，它的坎坷命运就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

清道光年间，正值春季，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翻弄土地，他的两亩薄田是全家人生活的依赖，为了多收点粮食，他一直想把田中的那块大石头搬走。这块石头个头不小，他喊来了两个乡邻帮忙。一顿饭的时间，他们就把石头挖了出来。

谁知，在石头的底部泥土里，董春生还看到了一个圆滚滚的家伙，好像是个青铜物件。3个人见挖到了宝物，惊喜万分，顾不得石头，连忙把宝物抬出来。董春生用手拂去上面的泥土，原来是一个鼎，上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字。

“这家伙一定很值钱吧？春生大哥！”

“不知道，别出声，找个机会卖了它，银子咱们三个一起分！”

“春生大哥，跟着你，我俩也沾光了，哈哈！”

三个人本想等天黑之后将大鼎偷运回村里，可惜农村好打听事的人多，凑热闹的人也多。旁边的田地里有干农活的人，也知道董春生今天要搬走地里的大石头，就等着看这个热闹呢！有两个干完农活的人见董春生三个人围坐在地里不动，就以为他们在歇晌，就走过来，想蹭一锅烟抽抽。走到近前，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大鼎，董春生想掩藏也来不及了。

这两个人看着眼红，嫉妒地嚷起来：“嗬，好家伙，有这好东西，大家开来看啊，春生挖出宝了！”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将大鼎围得水泄不通，董春生无奈，只好抬着大鼎在众人的跟随下回到家里。

第二天，一个自称姓牛的古董商人出现在董春生的家里，他很在行地端详着大鼎，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便和董春生商讨价格。众村民七嘴八舌，有的说卖50两，有的说卖100两，还有的说卖120两。董春生心里没有主意，他故作镇定，让古董商开价。古董商见董春生不主动报价，以为卖家识货，生怕拖久了有变化，就当即开出白银300两银子的价格。

这300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从《大清会典》卷“文职官之俸”条中了解到：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未入流31两。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工资了。例如：一个七品知县年收入就是45两银子再外加45斛米（1斛相当100升）。可以看出，300两银子在当时还是非常有购买力的。

董春生大喜，当场成交。雪花白银堆满了桌子，董春生没有食言，和他的两个小伙伴每人分了100两白银。董春生知道村里人都爱热闹，也爱占点便宜，就提议三个人凑钱买10只羊用大锅做羊汤，宴请全村人喝羊汤。众村民听了无不欣喜万分，大赞董春生三人仗义。

名字惹的祸

古董商得到了鼎，心里窃喜，他偏偏多事，留下来准备喝羊汤。傍晚时分，他带着醉意，坐着驴车，和两个随从大摇大摆地向村南走去，为了礼节，董春昌送他们到村口。

在村口，一个叫董治官的村民拦住了他们。董治官面生恶相，光着膀子，左手拿着一只啃了一大半的熟羊腿，右手拿着一把杀羊的尖刀。他的身后，是他三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一个个生的高大魁梧，而且都会功夫。

董春生连忙上前打招呼：“治官大哥，刚才劳烦您宰羊剔骨了，回头我再给您送只全羊过去。”

“没你的事，我和他说话！”董治官推开董春生，恶狠狠地指着古董商。

“这个大鼎是在我和董春生家里地中间挖出来的，有我的一半，你说拿就拿走吗？给我300两银子，我就放了你。”董治官毫不客气地狮子大开口。

董春生悄声告诉古董商，董治官是村里的恶霸，没人敢惹他，今天是看到银子眼红了，不如给他点银子打发他了事。古董商走南闯北，什么场面没看过，他看了看董治官说：“我是从董春生手里买的，买卖公平，交易合法，众乡邻都可以作证。你如果不服可以去告官！咱们走！”

“走可以，把东西留下。”董治官大吼一声。

他的三个儿子一拥而上，准备将大鼎抢下来。古董商的两个随从也抢上一步，双方拳打脚踢混战在一起。很快，董治官的三个儿子占了上风，他们力气大得很，几拳就将古董商的随从打翻在地，乐呵呵地抢到了大鼎。

“拿银子来，这个东西老子留着没什么用，胡乱卖点银子就给你了！”董治官对古董商说道。若在平时，古董商不会和这种人计较的，他肯定会拿出点银子平息此事，但今天，他喝了酒，胆气很盛。他留下几句恶狠狠的话，带着随从离开了。董治官挠了挠头，借着酒劲捧着大鼎回家了。

古董商岂肯善罢甘休，他连夜赶赴县城报官。县令见有利可图，当即派衙役将董治官抓获并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大不敬；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呵斥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并用铁链吊拷他，迫令招供藏鼎何处。董治官受不住刑罚，全盘交代了。县令又派衙役取出大鼎，装上单套驴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大鼎被弄到县衙门后，这个古董商拿出50两银子贿赂县令，就这样，大鼎还是被古董商悄悄带走了。

这一次，古董商吸取了教训，他谨慎行事，宝物不肯轻易示人。他也识文断字，凭借自身的文学素养，将鼎文也细细琢磨了，但是很多字词他无法参透。辗转几年间，他将大鼎带到了西安，最后被来自北京最大的古董铺永和斋的苏亿年、苏兆年兄弟俩重金收购。古董商见没了心事，又得了这一大笔钱财，便毅然离开西安，隐居乡下，从此不再露面。

一个字一两金

苏氏兄弟无意中购得此鼎，研读之后，知道了此鼎为毛公所制，于是为此鼎命名为“毛公鼎”。他们认为奇货可居，便将宝鼎带回北京。为什么苏氏兄弟认为此鼎奇货可居呢？一是此鼎年代久远，至少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是此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第三则是此鼎内腹部的字数极多，有32行、共497个字（也有一说是499个字）的铭文。当时无论地下出土的还是传世的青铜器，只要带有铭文的就更加贵重，多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

西周铜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器物较少，器形有爵、戈、刀、镞、锥、锛、凿等。早期铜器上的铭文少则几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抵是因赏作器，还有征伐、祭祀等内容，价值不大。相比之下，有几百字的毛公鼎自然就格外珍贵了。

苏氏兄弟收购了一个大鼎的消息传到北京，出高价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但苏氏兄弟一概予以回绝，说根本没有这回事，都是瞎传的。身为古董商人，苏氏兄弟为什么不赶紧出手大赚一笔呢？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毛公鼎的第二任收藏主人陈介祺。

陈介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我国已故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在著作中感叹：“……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的陈介祺。”他也是第一位给毛公鼎做释文的人。鲁迅先生曾说过：“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商承祚和后来的裘锡圭都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陈介祺出生官宦世家，祖籍山东潍县，少年跟随为帝王之师的父亲陈官俊游学燕蓟，19岁即以诗文名扬天下，33岁殿试二甲第三名，以进士身份担任了翰林院编修。陈介祺以毕生精力收集金石文物，在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他一生著作极为丰富，如《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簠斋吉金录》等五十多种。他是我国陶文发现、鉴定、考释第一人，有“陶文之父”之称。其所著《簠斋论陶》一书成为我国陶文研究的最重要文献。陈介祺与当时著名收藏大家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吴云等人过从甚密，经常以书信形式共同考辨古物，研究古文字，也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就在毛公鼎出土前，陈介祺还收购了一件西周的鸿宝重器“天亡簋”（又称大丰簋）。

收购“天亡簋”使陈介祺和苏氏兄弟成为好朋友。原来，将“天亡簋”卖出的正是苏氏兄弟。陈介祺与苏氏兄弟十分投缘、关系甚密，因此，苏氏兄弟答应陈介祺，一旦他们手中有了上好的古董文物，一定要让陈介祺优先挑选，只要看中了，他们就绝不再让第二个买家过目。陈介祺爱宝如命，当他得知有很多文字的大鼎出土后，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此鼎尽揽怀中。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几乎就在毛公鼎的身边，静静地苦等了很长一段时光。

苏氏兄弟回京后第一天，两人兴冲冲地闯进陈介祺府中，迫不及待地告知他这个好消息，让陈介祺收购宝鼎。谁知，陈介祺却一脸冰霜，淡淡地摇摇头，轻声说道：“现在既不想看鼎，也不能购鼎。”

此话让苏氏兄弟大吃一惊。原来陈介祺是个大孝子，一向严格遵守其父的训导。其父陈官俊担任过道光朝中的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他深谙人生沉浮的秘诀和青铜宝鼎的分量，他担心儿子收藏的古物过于罕见，会引起同僚的猜忌，所以他坚决反对儿子以重金购买毛公鼎。由于父亲的严格限制，陈介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公鼎可能被别人所得。

苏氏兄弟当即留下话，鼎不急着出手，等陈介祺看过之后再说。这苏氏兄弟也真是诚信守义之人，他们知道陈介祺爱宝心切，又无奈于父亲的威严，就答应先等等。据说这一等就是9年。直到咸丰二年，即1852年，父亲去世后，陈介祺开始独掌家业，才花重金将毛公鼎买了下来。

冲冠一怒为毛公

清代《大清律例》规定私人不得收藏地下出土的珍贵文物，且社会黑暗风气败坏，故有“怀璧之惧”。为防止不测，陈介祺极尽可能地减少外界对毛公鼎的影响。即使对亲朋好友，他也矢口否认自己收藏了宝鼎。

陈介祺对于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就连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也只在得鼎之初拓了四份。目前，国内仅存两件毛公鼎铭文拓片，每件价格都在百万元以上。陈介祺精通古文，故购得毛公鼎后，先拓后释。他直接对应铭文写出释文，不识之字则照原文摹写。现在看来，他的释文已经把铭文中的大多数字释出，或许是一时疏忽，他竟然漏释了一行字，并且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难度高的字大多阙疑。但这毕竟是毛公鼎的第一篇释文，陈介祺有开创之功。

毛公鼎释文于刚一面世，立刻引起轰动，许多学者著文论述，凡研究金文的专著中都少不了毛公鼎。不过，基本以考释铭文为主，其他问题则很少涉及。

陈介祺得到毛公鼎仅一年多，其母病故。咸丰四年，他借母亲病故，回乡奔丧的机会，辞官回归故里，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他以“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这两句诗，表明了自己安居故乡，从此远离仕途的心境。由于他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因此也就没有引起过什么波澜。

但坊间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话说在他携宝返归故乡以后，朝中重臣张之洞著文说，“毛公鼎”是伪造赝品，陈介祺以千金买赝鼎，实在不慎重。一时间，北京收藏界大为震惊，流言纷纷。陈介祺不仅珍爱毛公鼎，更极其爱惜鼎的声誉。听到有人说自己手中的宝鼎是假，一气之下，一直隐居的他立即高调亮相北京收藏界，否定了张之洞对毛公鼎的妄自猜忌。他反诘说：“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是今人所能伪造？”虽然陈介祺澄清了毛公鼎的价值，维护了毛公鼎的声誉，但是也让毛公鼎从此大白于天下。

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一件青铜重器。记载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要重臣毛公忠心辅佐，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事的史实。毛公鼎铭文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线条遒劲稳健，文辞典雅。郭沫若先生赞其“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抵得上一篇《尚书》”。

为了响应陈介祺，浙江嘉兴名士徐同柏和清代杰出金石学家许瀚也对毛公鼎进行了研究。与陈介祺不同的是，徐氏还对铭文中的疑难字句进行解释，并注重与典籍相互印证。徐氏的释文收录在《从古堂款识学》一书中。许瀚的研究成果则收录在其专著《攀古小庐古器款识》中。此后，孙诒让、吴大澂、刘心源等学者也参与了对毛公鼎的研究。

后来，陈介祺又在参考徐同柏和许瀚的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惜未刊行，难以得见，后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

崽卖爷田心不痛

陈介祺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提起他的收藏，不得不说万印楼。万印楼始创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当时陈介祺还在翰林院中供职，在金石收藏研究上初露锋芒，不过已有退出政坛，专事金石之念。回潍后，这里就成了他收藏研究金石之所。在这里，他秉承“意在传古、志在为国”的理念，鉴古、集古、释古、传古，三十年如一日，至死方休，终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金石大师，晚清金石界领潮人。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也静静地陪伴陈介祺过了30年平淡的日子。他不但收藏了毛公鼎，而且还把毛公鼎秘藏在潍县万印楼，并进行了很多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考释。为确保毛公鼎万无一失，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被打扰，陈介祺还发明了一种天梯，使平时楼上楼下完全处于隔绝状态，但只要情况需要，一按机关，便可自由楼上楼下往来。正是在万印楼这神秘的空间里，陈氏完成了奠定他金石学大家地位的系列著作：《簠斋金石文考释》《簠斋藏陶》《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等。其中后者以分类编纂，首开科学研究古印先河，而被学林誉为“古印谱之冠”。在陈介祺影响下，流风所及，潍县名印谱层出不穷，在民国以前，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万印楼印学文化。

如今陈介祺离去一百多年了，当年的万印楼占地一公顷，现在遗留的房屋占地377平方米，仅是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这座寂静而又沉默的小楼仿佛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将自己与外边世界的嘈杂与繁华隔离。如今，人们只能在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透过历史沧桑去寻找昔日那繁华盛世的残迹，品味潍坊历史文化那深厚的积淀。

陈介祺于光绪十年（1884年）病逝，所藏古文物分给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他一直牢记父亲的生前教诲，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

陈介祺生前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他的儿子都很听话，但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虽然陈孝笙知道，爷爷传下来的那只宝鼎价值连城，还有些神秘的故事，但宝鼎只能看不能卖，又不许声张，怎么能赚到钱呢？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尽快卖掉毛公鼎，一念之差，便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夺宝之争……

打人的鸡毛掸子

陈孝笙主掌家业后，不顾爷爷陈介祺生前的规诫，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想以经商振兴家业。在商业交往中，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兴奋之余，就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这个消息传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耳朵里，这位位高权重的总督也和陈介祺一样，十分爱好金石古物，并且也是爱鼎成痴。

端方（1861～1911），清末大臣，金石学家。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端方1882年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一度支持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又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未受株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此后，端方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代理湖广总督，光绪三十年（1904），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一直鼓励学子出洋留学，一度被誉为开明人士，民间赞其“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光绪三十一年（1905），端方被召回北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派遣了更为重要的任务。端方和戴鸿慈率领33人，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端方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端方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对于毛公鼎，端方也是非常喜爱，而且手中还有毛公鼎的铭文拓本。得知宝鼎果真藏在陈家，端方便决意一定要得到毛公鼎。凭他两江总督的官位，“海内三宝”怎么说也该有一宝归自己收藏。

他找来自己的密友陈子久，请他帮忙从中撮合收购毛公鼎。陈子久一口答应，一连几天请陈孝笙喝酒。席间，酒醉的陈孝笙当面说出毛公鼎就藏在自己家中。不想第二天，陈子久就登门拜访了。一进门，陈子久就说明来意，要出价白银2万两购买毛公鼎，更毫不避讳地直言，买家就是两江总督端方。

一听端方这个名字，陈孝笙自知惹出了祸端。虽然他生性爱财，但也久闻端方大名，知道两江总督的钱可不是好拿的。就在他不知如何抉择之时，在一旁陪坐的母亲，突然发话了：“逆子，你给我跪下！”

陈孝笙吓了一跳，两腿发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陈母厉声道：“家运本是不济，你为何还要在外胡诌，炫耀家中有宝？这下倒好，家中本没有鼎，你却在外胡言，现在大人派人来索，看你怎么办？”说罢，她顺手抄起鸡毛掸子，打在了儿子身上，边打还边骂：“打死你个不孝子！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一见此场景，坐在一旁的陈子久再也待不住了，他看得出，陈母是演戏给自己看，就是不愿出让宝鼎。陈子久起身便走，临出门时撂下一句话：“陈家母省省力气吧，等端大人来了再打也不迟！”

陈母还是陈家儿媳时，就曾经亲耳听自己的公公讲过宝鼎的事。她深知宝鼎只有大隐于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安全。等陈子久出门，陈母再次告诫儿子：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

虽然被母亲当着客人的面痛打了一顿，陈孝笙并没有幡然悔悟，反而和母亲较上了劲。他一心想找端方卖掉宝鼎，用赚来的钱做大生意。端方得知陈孝笙生性爱钱，只是碍于祖训和母亲的劝阻才没有答应，于是托人转告陈孝笙：如果答应卖鼎，除了两万两白银外，陈孝笙还能得到位高权重的“公务员”职位的好处。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利欲熏心的陈孝笙顿时心花怒放。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陈孝笙不顾家人和母亲的反对，他让端方出一纸文书作凭证，以2万两白银的价格，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得了毛公鼎的端方欣喜若狂，立刻收入密室保存。卖了毛公鼎的陈孝笙却迟迟不见端方许下的银元局局长的委任状。没多久，端方奉命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拍拍屁股走了。

陈孝笙拿着端方所留下的凭证到总督府理论，结果被告知，那凭证上的印鉴不过是一枚废章，凭证变成了一张废纸！上当受骗的陈孝笙站在总督府的门口，突然想起母亲的话：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他突然觉得胸口发闷、眼前发黑，昏倒在了总督府门前。悔恨交加的陈孝笙，从此一病不起。

陈家的姻亲、当时的一位金石学家吴重熏为此写了一首诗：“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

受骗失去宝鼎的陈孝笙没想到，得到宝鼎的端方也应了“尤物从来不福人”的诗句。骗得毛公鼎的端方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就在四川共和革命中被砍掉了脑袋。

端方一死，端家失去了顶梁柱，好在端方积累了万贯家财，不至于经济受困。1918年，端方的女儿出嫁时，端府的太太想以毛公鼎作为长女嫁入婆家的陪嫁品。可长女婆家听说了其中的传闻，生怕惹来他人艳羡，就是不敢接受宝鼎。毛公鼎只好继续留在端家。

典当风波

失去了端方这棵大树，端家人只能坐吃山空，没几年就陷入拮据的状态。端方的几个妾又不和，相互间争斗很激烈，为了家产，各种方法用尽。他的一个妾最后占有了毛公鼎，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妇道人家来说，毛公鼎就是一个值钱的物件，只有卖掉才有价值。

为了卖个好价，其妾四处兜售毛公鼎，她嫌中国人开价太低，就准备将毛公鼎卖给外国人，她选择了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收入毛公鼎之前，当时古玩界有些别有用心者想坏掉这宗交易，逼端家为毛公鼎另择他主质押，便假借“爱国护宝”之名四处造谣惑众，以致当时盛传该鼎是后人做的赝品。华俄道胜银行为慎重起见，派出专人来潍县陈氏后人府上，借调当年陈介祺铸造的毛公鼎仿器进行比对，发现两器重量有差异，而且仿器的造型与铸工均很粗劣，才断定所收质押之器是真品，然后准予质押，入库保存。端方的妾靠着典押毛公鼎得银3万两，生活起居好了起来。她原本也没想再为毛公鼎赎身，只要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舒服就满足了。

经过这场质押风波，毛公鼎身价倍增。不过经历了这样的波折，毛公鼎已不再是秘藏之物。不久，美国学者福开森出面做“媒”，拉拢英国记者辛浦森准备出价5万银元让端方妾转手毛公鼎，其妾嫌价低拒卖。

福开森何许人也？端方生前曾经为国家立宪制度出洋考察宪政，又担任过南洋（外交）大臣，结识了很多欧、美、日多国的上流社会人士，这个美国学者福开森就是其生前的一个洋人朋友。端方死后，其京城房产被人纵火烧毁，其遗属为维持生计出售了许多佳品。福开森以端方故友的身份，诱骗端方之子把这一整套举世无双的商朝青铜器卖给他。现在，该套青铜重器由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来到端家，表示愿以相当低的利息为优惠条件，代端家去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经当时端家掌门的端方子媳夫妻同意，谈荔孙亲自前往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办理了转赎手续，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

对毛公鼎始终念念不忘的福开森，之后对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的叶恭绰表示愿向其借资出款，请其出面将毛公鼎从北平大陆银行赎出。

叶恭绰除早年致力于交通事业外，生平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通。书工楷、行、草，主张以出土竹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写经为宗。他用笔运腕，独有心得，笔法雄强朴厚，妍媚动人，自成一家。人称其书有褚之俊逸、颜之雄浑、赵之润秀，被誉为当代高手。画则竹梅松兰，尤善画竹，秀劲隽上，直抒胸臆。画就辄题诗词，全国性美术展览及书、画团体无不参加。

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入外国人之手，叶恭绰曾经购买了许多珍贵字画、碑帖、瓷器、铜器、孤本、善本、外国难得之名著与故宫禁物，约有八大箱准备献给博物馆，均不幸损毁。一次他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慨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又先后将全部收藏品捐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市有关机构，他是一个爱国人士。

身为收藏大行家的叶恭绰当然明白福开森的醉翁之意，眼见洋人居心叵测，他便联系了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首任堂长的郑洪年、光绪进士冯恕商议如何保住毛公鼎，三人决定合股买进毛公鼎，但购得后仍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内，福开森的诡计因此没有得逞。

1930年，叶恭绰手头积蓄了一笔钱，郑洪年、冯恕两人出让了对毛公鼎持有的股份。从此，毛公鼎的所有权归叶恭绰独自拥有，但继续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1934年，叶恭绰迁居到上海筹建“上海市博物馆”，次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出任董事长，毛公鼎也随之从北平大陆银行取出运至上海保存。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开战，叶恭绰眼见上海即将沦陷，便决定去香港避难。离沪前将毛公鼎秘密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内。

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个汉奸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叶恭绰来不及转移毛公鼎就匆匆忙忙赶到香港避难。在滞留香港的3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在思念毛公鼎。不料，1940年，叶恭绰的姨太太为侵吞他在上海的财产，大兴讼事。为了赢得财产，这个姨太太竟然投靠日本人，把毛公鼎在上海叶氏家中的消息透露给了日本人。

叶恭绰急电侄子叶公超代自己回上海应诉，在香港叶恭绰见到侄子后再三叮嘱：“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把它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失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何许人也？他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曾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培养了像钱钟书、季羡林、吴世昌等高足。当了14年老师后投身政治，后任蒋介石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在台湾时期还当过“驻美代表”等职。

叶公超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内的毛公鼎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他刚妥善掩蔽好毛公鼎，就遭日本人逮捕。

日本人本来就对毛公鼎垂涎三尺，而今知道了毛公鼎的下落，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把此鼎弄到手。于是，他们频频到叶宅进行搜寻查找，搞得叶家老宅鸡犬不宁。日本宪兵队在叶家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把防身用的手枪，叶公超因此以“间谍罪”被捕。日本人把叶公超拘捕至宪兵队，关进阴森恐怖的大牢，不分昼夜地对其进行严刑拷打，逼其说出藏鼎的地方。叶公超受尽折磨，但他始终守口如瓶。后来，为了蒙混过关，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了一个赝品交给日军，暂时蒙骗过去，又由其大哥叶子刚出面，重金具结保释。当他形容憔悴地走出日本宪兵队的牢房时，已经被整整关押了49天，但仍受到日本人的监视。

1941年，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离上海来到香港，把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于叔父叶恭绰。终于又见到了魂牵梦萦的毛公鼎，叶恭绰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香港又沦陷了。叶恭绰不得不费尽心思，于1942年10月密携毛公鼎潜回上海，历史抉择又一次落到了毛公鼎上。叶恭绰回沪后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发生危机。然而此时叶家一大群人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家境困窘到了典当度日的时候。

1944年，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局已定。这时，有一个人向叶恭绰表示想买毛公鼎。这个人叫陈咏仁，是上海的一个大奸商，他买鼎的目的可不是爱国，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叶恭绰不忍看着一大家子人饿死，便和陈咏仁达成协议，保证在抗战胜利后一定把毛公鼎捐献给国家，陈咏仁答应了。叶恭绰在万般无奈之下把毛公鼎转到了陈咏仁手中。

陈咏仁原是一位机械制作设计工程师。抗日战争前，陈咏仁曾在江苏无锡开设铁工厂，因技术高超又善于经营，在中国机械工业行业、在苏南工商界中享有一定声誉。1938年，无锡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一些民族败类在日寇卵翼下粉墨登场，组织了傀儡政权。陈咏仁也为之心动，但他不敢公开担任伪职。当抗日战争进入持续阶段后，陈咏仁惑于私利，竟然与日本军部做生意，用日本军部从中国人民搜集得来的五金物资为侵略者加工生产，甚至协助侵略者收购金属物资，制作机械，直接为日军军需生产服务而沦为汉奸。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咏仁原应受到国法制裁，但由于他拥有巨大财富，四处打点，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关系，贿赂国民党官员，最后居然能以“赤担任伪政府公”为幌子，逍遥法外。而且，陈咏仁大张旗鼓地将毛公鼎交给了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为自己的前程又赢得一份喝彩，隐隐然成为一个“保护国宝”的“义士”了。

海峡的另一边

194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匆匆上了车。车到南京已是深夜，这个官员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个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报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连夜带着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徐伯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当时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经过多次交涉，徐伯璞将毛公鼎取出，准备移交给中央博物院收藏。

那么堂堂的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堂堂正正地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原来，徐伯璞之所以连夜把毛公鼎从上海带回南京，是怕万一被一些有权势的人知道，再闹出什么波折，因为毛公鼎是一个许多人都想攫取的宝贝。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在1946年的8月1日这一天，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郑重领走。

同年10月，恰逢蒋介石六十寿辰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展期为一个月，毛公鼎列于其中。在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三件青铜重器终于相聚南京。展后，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南京中央博物院收藏，正式结束了民间收藏历史。

1948年，解放战争深入发展，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政府通知要把南京博物院等处的文物转移到台湾。11月10日，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以谈话会的方式密议，商定选择故宫精品，以600箱为范围先运到台湾，而以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为主。

1948年12月，包括毛公鼎在内的文物被送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司母戊鼎也在同行之列，由于太重，司母戊鼎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被解放军战士缴获。毛公鼎与一批国宝重器被运往台湾基隆，上岸后押运到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保管。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物大迁徙。

包括毛公鼎在内的三批文物运台后，除“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台北，“中研院”文物暂存台湾新竹县的杨梅，其他文物皆转到台中糖厂仓库储放，并重新编箱编定《存台文物清册》，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

1950年初，毛公鼎被运到台中糖厂，只存放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文物没有办法保护，专家们又找到了台中的雾峰乡北沟村。除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文物还留在杨梅以外，其余所有的文物全部运到了雾峰，一个临时机构“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也成立了。

1957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故宫运台文物进行公开展出。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鼓励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253件文物被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这样建立起来。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毛公鼎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摄氏22度到25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周青铜器里，所以的青铜器都会定期轮换展出，而毛公鼎，则是被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被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

毛公威武

如今，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其上面的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历经沧桑的毛公鼎，无言地证明着中华文明2800多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历史。

毛公鼎在过去多被认为是周初之器，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但唐兰对郭之论断提出不同看法：“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不过学术界多认同郭沫若之说。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敞口，双立耳，三蹄足。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造型浑厚朴实。内壁铸铭文32行，497字（也有说法认为是499个字），是我国现存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毛公鼎的铭文之最，非仅在字数之多、训诰辞华之美。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

在金文的研究领域，毛公鼎是一颗耀眼的明珠。首先，毛公鼎是青铜器中的重器，它器形虽小，外形亦不甚华丽。它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是西周青铜器之最，是周宣王时代的完整册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其次，毛公鼎铭文具有典型性，它的文体特征与常见的铭文有所不同，不落入俗套，整篇铭文分五段论述，每段以“王若曰”或“王曰”开头，每段一个主题，内容丰富；再次，铭文记载的是当时社会历史第一手的宝贵材料，对古文字学、历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价值极高。

那么，毛公鼎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是什么呢？

原来它是一篇完整的“册命书”，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册命重臣毛公，委以定国安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大臣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懈怠懒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侮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以免遭丧国之祸。为确立毛公的权威，周宣王重赏了毛公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为感谢周王的恩德，特铸造铜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孙永远作为宝贝珍藏。

这篇皇皇巨制，不仅是一篇重要的历史资料，在艺术上也极具美学价值，所以，自出土以后，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代庙堂文字，其文有如《尚书》；学习书法不学毛公鼎，犹如儒生不读《尚书》。”

毛公鼎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正因为如此，毛公鼎才跻身“海内三宝”之列，真的期望有一天，“海内三宝”可以相聚在一起，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来欣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