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圣马修大教堂，位于罗得岛大道上，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最漂亮的教堂之一。其造型为拉丁十字式，内墙上到处都是微光闪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壁画，教堂中心顶端高达200英尺的大型铜质穹顶形似一个八面灯笼。该教堂非常适合华盛顿特区，因为“圣马修”是公务员的守护神。该教堂的中殿可容纳大约1000人，是美国政府高级别政要中的天主教徒举行葬礼、弥撒和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
1959年2月11日，星期三，当天早晨天气非常寒冷，阳光透过半透明的云石窗户洒入教堂，靠背长凳上几乎座无虚席。在场的有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退伍军人、纽约金融界的头目、华盛顿电力公司的律师、出版界的大亨、总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乔治城和弗吉尼亚马场的妇女、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白宫的代表和间谍——许许多多的间谍。
“野牛比尔”——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将军（William Joseph Donovan）的遗体就停放在圣殿中摆放圣餐的白色大理石桌前的棺材里，棺材上面铺盖着美国国旗。殡仪馆的人员给他穿上了定制的军装，上面别着一排排军功绶带。有篇社论写道，多诺万将军的一生是“中世纪传奇”的一生：这个爱尔兰小男孩摆脱了水牛城第一区的贫困，参加了校橄榄球队，担任四分卫；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授予英雄荣誉勋章；也曾在华尔街做律师挣得金钵满满。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斯福任命其为间谍首领，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强硬的指挥官赢得了“野牛比尔”的绰号，他为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组建了一个上万人的间谍机构，包括准军事部队、宣传员、研究分析师，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间谍站里，暗中与轴心国展开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单枪匹马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组织，号称了不起的“野牛比尔”。
天主教大学的合唱团唱完了歌曲，会场上窃窃私语的声音也慢慢安静下来。此时，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阁下登上台阶，来到了讲道台致悼词：
“今天我们要告别的这位公民和战士，在许多人的生命中都举足轻重，”他浑厚洪亮的声音在教堂的中殿回响，“到场的人数和人物充分证明了他的重要性。”
艾伦·韦尔什·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坐在前排左侧，在其周围的长凳上坐着的是他的一支秘密特遣队的军官们。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喜欢故作神秘，即便是显而易见的小事，他也能表现得令人抓狂。“你只是问外面有没有下雨，他会以嘲讽的方式回答你”，有人这样说道。但是特工们都很尊敬他，杜勒斯有本事让所有人都为他冒险，且不顾生死。1959年，他已经蜚声全球，中央情报局也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向披靡的工具。杜勒斯可以拿起电话打给世界各地的领袖和秘密特工头目，其中许多人与他私交多年（尽管如此，在技术层面，他却略显笨拙，总是对防窃听电话机手柄上的开关感到纠结——因为讲话的时候要推上去，然后又要松开来听对方的声音）。杜勒斯深谙权力之道，他擅长并且也爱玩权力游戏。一个非常崇拜他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撰写了一首关于这位局长的蹩脚的诗：
杜勒斯先生
他曾穿越海陆空
纵横五湖四海
他才干卓著
从华彬的直升机
到三角帆展开的游艇
他人享乐之时
杜勒斯先生却在辛勤工作
任劳任怨
在他的旗下大家万众一心
无比欢欣无上骄傲
在朋友们看来，杜勒斯看上去像是英国上层阶级寄宿学校的校长。他打着领结，身穿粗花呢运动外套，细细的灰色发丝稍显凌乱，胡子打理得有型有款，一支烟斗几乎整日叼在嘴边（有时候，人们会怀疑，烟斗用来装扮的作用多过吸烟），透过钢框眼镜可以看到他灰蓝色的眼睛闪烁光芒。杜勒斯讲话柔声细语，让人忍不住想向他倾诉心声，他总是爽朗地笑着，偶尔会因特别逗乐的事情而异常热情，但当他试图讨好一个陌生人或回避他不想回答的问题时，通常都报以“呵呵”的笑声。然而，在这样一副风度翩翩的绅士面孔下，隐藏着一个彪悍的对手，一个在网球场上不愿意放弃一分的“街角斗士”，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估完全看他们是否能被自己所用的颇有心计的人，一个心底内向，总是将深不可测的意图掩盖在不露声色的外表之下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曾是多诺万麾下瑞士站站长，同很多人一样，他与这位将军的关系非常微妙和复杂。杜勒斯永远不会公开否认多诺万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员。战后，多诺万曾称赞杜勒斯是他的顶级间谍，而事实正是如此，但多诺万一直对杜勒斯心存芥蒂，怀疑杜勒斯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管理战略情报局，并且想抢了他的“饭碗”，而事实也是如此。杜勒斯私下对多诺万的领导手段很是不屑，但事实上，他管理的中央情报局跟多诺万管理的并无两样。像多诺万一样，杜勒斯认为，关起门来，谦谦君子也可以干些令人讨厌的勾当，为了更高的事业可以违反道德规范。他为自己的中央情报局招兵买马，就像当年多诺万为自己的战略情报局招徕人才一样。美国最聪明、最有理想、最爱冒险和充满自信的男男女女走向世界，他们活动范围广阔，从总部到世界各地。杜勒斯在“冷战”时期与共产党明争暗斗，而多诺万则主要是在“二战”中与纳粹周旋。像多诺万一样，杜勒斯喜欢在现场与他的间谍交换故事，微观管理他所感兴趣的秘密行动，而对那些他不感兴趣的行动却从不上心。他更乐意去执行别人不愿接受的秘密任务，即便失败，也一样会处变不惊、无所畏惧。杜勒斯还说：“如果某天你因为某件事进展不顺利就停止收集情报，那你将一事无成。”换作是多诺万也会这么说。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杜勒斯将那几年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虽然他从未明确声明过，但他在战略情报局的经历彻底塑造了他的性格。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占据了很大的篇章，而多诺万将军在其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在这个动荡不安、令人焦虑的年代为我们所做的贡献影响深远……”
与中央情报局特遣队坐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一个接近中年的情报员，他在情报局的所作所为也值得尊敬。尽管杜勒斯更加重视和欣赏那些勇猛之人，因而使赫尔姆斯显得默默无闻，但赫尔姆斯出色的行政管理技能使得他与众不同，杜勒斯评价其能力看似无趣实则非常有用（他常常以此来形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曾在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任职，而在中央情报局就是一个纯粹的情报交易员，相比在暗处与敌人展开实地较量，他对暗中搜集和保存敌人的秘密更感兴趣。与多诺万和杜勒斯不同，他对那些局长们可能在事后会矢口否认的秘密行动充满质疑，认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引发更大的错误。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战术如暗杀等，让他犹豫不决。这并非出于道德约束，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伎俩低级且往往无效。
赫尔姆斯总是面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梳着整齐铮亮的背头，但他性情冷傲脱俗。他从不轻易交友，即便交朋友也一直很谨慎，也总是很克制，极少放松对自己的约束。赫尔姆斯常常对自己的孩子说：“要想搜集信息，最好少说多听。”中央情报局流传着许多各色人物的故事，但人们怎么也想不出关于赫尔姆斯的风流韵事。这个尽善尽美的情报特工做事一向不留痕迹。男人们得绞尽脑汁寻找关于他的话题，因为大家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女人们认为他高大英俊，事实也是如此，但也仅此而已。他讨厌引起他人的注意，甚至连亲人透露了一丁点儿与其工作有关的细节，也会令他火冒三丈。他会在聚会上翩翩起舞，也很健谈，说话风趣迷人，但为了保持头脑清晰，几乎每次只喝一杯马蒂尼。他总是第一个打道回府，以便次日上班时精神饱满。如果在他家里聚会，快到睡觉时间时，他会下逐客令。
然而，家庭成员可以察觉到他眼中闪烁的光芒。他对家人的调侃欣然接受，并且乐享生活中有趣的嘲弄；他对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他们长大成人后可以跟他进行同层面的交流；在向家人敬酒致辞的时候，他会变得多愁善感，而且泪眼汪汪；他总是亲手写感谢信，并期望得到同样的反馈；他记忆力惊人，痴迷于在脑海中积累非常细微的事情（比如在聚会上，谁镶着金牙，谁爱啃指甲）；他的法语和德语都很流利，而且他对报告中的拼写是否正确和标点符号是否得当都会非常在意。每当读到《华盛顿邮报》有关情报的报道时，他就会与妻子玩“猜猜看是谁泄露了秘密”的游戏。他很喜欢看间谍小说，但不喜欢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作品，认为其对间谍职业的描述太过阴暗而显得愤世嫉俗。
当你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赫尔姆斯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个性特征。他几乎每天都要抽两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尽管他在其他方面非常吝啬，但在着装上却总是很讲究——他从华盛顿的路易斯和托马斯·萨尔兹男装店购买昂贵的西装；因为脚偏小且脚窝很深，他专门从伦敦顶级手工鞋铺——皮尔鞋业定制价值700美元一双的皮鞋；他的皮带扣通常系在腰侧，而不是正前方；每次出门之前，都会在领带底部别上领带针，再将白色手帕整齐地塞入上衣口袋里；他总是身穿白色长裤，大摇大摆出现在网球场。
与他处理所有事情时的态度一样，对于年轻时曾任战略情报局海军中尉一事，赫尔姆斯的看法客观淡然，从无怀念之情。他倒是常与社会名人录中的特立独行者、厌倦了华尔街想寻求战斗的商人在一起，他们被多诺万将军称之为“绅士联盟”。赫尔姆斯很清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央情报局很受欢迎。但他认为战略情报局对“二战”的结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曾言：“没有战略情报局，‘二战’也能胜利。”赫尔姆斯认为，尽管多诺万的工作作风稍显杂乱无章，仍是当之无愧的有远见卓识的情报界领袖人物。多诺万将军把五角大楼和美国人引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非常规战争。也是在战略情报局，赫尔姆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
“自他去世之日起，有关他的功绩和荣誉的记录将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历史篇章。但是他用以战斗、领导、服务和树立榜样的生命现在宣告结束……”
威廉·约瑟夫·凯西（William Joseph Casey）坐在教堂的后面，中心的“圣马修”肖像自高处俯视着他。他悲痛欲绝，如同孝子痛失慈父。对他而言，多诺万不仅是上司，更是导师。战争期间，年仅31岁的凯西就已经在多诺万的麾下担任整个欧洲区域的秘密情报主管。两个人出身背景相似：都是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后裔，都曾靠打工读完法学院。战争爆发后，凯西就开始追随多诺万的脚步，走上了权力角逐之路，爬上了共和党政治的阶梯，凭借在华尔街赚取的财富来资助其热衷的国际事务。“二战”后时隔14年，凯西正如曾经的多诺万一样，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对将军的个人魅力、开拓精神和才能智慧甚是敬佩。在其长岛豪宅的书房中，他保存着多诺万的一个小型铜像和数张照片。战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一起在外就餐，通过书信交流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并一起分享喜爱的图书。多诺万看书时会在书上做标记和批注，然后将看过的几卷书寄给凯西。凯西也会回赠他自己最喜欢的图书，但却极少在空白处写下只言片语。
凯西没有耐心对内容进行批注。他曾就如何“省时省力”啃下一本纪实类小说写了一篇冗长的文章。他习惯从后向前倒着读书，先通过索引和引用注释来选择他认为需要了解的内容，其他则一带而过。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记住那些快速浏览过的期刊文章。在会议中，如果下属们重复数月前已经提交过的冗长的备忘录内容而浪费了时间时，他会怒不可遏。
凯西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总是很糟糕。中年之后更是如此——他身材高大粗壮，双下巴、厚嘴唇、金鱼眼睛，已经秃顶的头上只剩几根灰白的头发；身上的西装价格不菲，却总是皱皱巴巴，领带经常带着午餐后留下的污渍；说话时就像嘴里含着弹珠一样叽里咕噜。与他结交的人，要么成为他终身的朋友，对他崇拜有加，要么认为他是商场或政治交易中那个诡计多端的操纵者——对他唯恐避之不及。
然而，邋遢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从不会安静地坐下来，边品酒边长时间地交谈。他有着近乎贪得无厌的好奇心。即便是与家人到欧洲度假，都会在车站收揽所有的时刻表，晚上在宾馆的房间里研究，次日一早便对同伴们背诵行程：“如果你在星期二下午2点想从尼斯到阿维尼翁，却耽误了火车，那么想坐下一班的话，就必须在车站等待三个小时。”似乎就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事。对于那些与他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话题，他也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个世交的儿子詹姆斯·朱利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凯西突然出现在一家夜总会，当时朱利的摇滚乐队正在那里演出。听完一组演奏后，凯西径直走向后台盘问他。“这支乐队是怎么工作的？”朱利细数他的问题，接着说道，“‘你如何得到报酬？你们如何存放乐器？’不到五分钟，他就将如何打理一个摇滚乐队了解得比我还清楚了。”
与多诺万一样，对凯西而言，在纽约赚得盆满钵满远不及那几年在战略情报局战斗来得刺激和有成就感。他也绝没有料到自己能在而立之年就肩负重任，全权负责将几十个谍报人员渗透进第三帝国。也是在多诺万将军的组织体系中，他结交了一生中最珍视的朋友。在战略情报局的岁月是他最自豪的时光，也是他人生的巅峰。
“他已从成功的荣光中离去，走向了他最终的审判，最后的荣耀和最终的命运……”
2月8日，多诺万去世当天，也是越南庆祝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威廉·伊根·科尔比（William Egan Colby）从降落在西贡新山机场的泛美航空客机“同温层巡航者”（Stratocruiser）上走了下来，火炉般的热浪扑面而来。没一会儿，身上被汗水浸湿又晒干的西装、脖颈上扎着的领结、脚上锃亮的皮鞋让人更加难以忍受，科尔比完全蔫了下来。但是面对越南“永远炽热的太阳”，他所做出的让步只是在踏入越南的当天以及未来的三年中脱掉了外套，其领结从未摘下。妻子芭芭拉就在他后面，一直在照看他们的孩子，长途飞行令她疲惫不堪。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一位情报员领着这家人在肮脏破败的航站楼里过了海关，把他们安顿在一辆公务车上。科尔比是新上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副站长，该站当时仅有一个“40”的编号，主要负责收集共产主义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的情报。
汽车在吴廷可公路上飞速向南行驶，芭芭拉和孩子们透过车窗凝视着道路两旁，一排排肮脏污秽的棚屋，间或穿插着富人的别墅，别墅四周是用于隔离自己而建造的高墙。在西贡的边界线，这条路的名字被改为“公理路”，代表着“正义”，沿路出现了更多为富人所建的纯白和米白的热带住宅。戒备森严的住宅让科尔比想起了他在法国南部看到的别墅，但他只是匆匆地抬头瞥了一眼，大腿上冗长的秘密电报此刻不容他分心。刚到机场，他就接到了这一紧急消息，现在不得不面对他的首次危机——中央情报局安插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军队中的线人遭到逮捕，这位柬埔寨领袖对这个情报机构和美国都大为恼火。
穿过原来的法国总督府（现在是南越铁腕人物吴廷艳的住所），中央情报局的司机驾车拐进了科尔比新住所的庭院——挺拔的绿树掩映下是那种天花板极高的法国殖民风格的别墅。走进去，房子里站满了双手合十好像在祈祷一样鞠着躬的佣人。入口大厅的桌子上摆着另一份电报，那是杜勒斯向所有情报站发出的多诺万的讣告。
芭芭拉看到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科尔比此时极度悲伤。在华盛顿踏上飞往东南亚的飞机之前，他们曾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探望过多诺万，离开时极度难过。多诺万人生中的最后17个月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所患的是脑动脉硬化和脑萎缩，一种严重的痴呆症。科尔比曾在战略情报局担任多诺万的突击队员。多诺万将军爱才如命，特别是特种作战的游击队——像科尔比这样空降到敌人的领土与纳粹斗争的人。科尔比从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多诺万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他的助理。多诺万经常在周末下午邀请他们夫妻二人到纽约看职业橄榄球比赛，并喜欢在各种聚会上与芭芭拉“调情”。科尔比最终烦透了律师行业，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并以秘密特工的身份与芭芭拉和孩子们周游世界。在他们海外就职期间，多诺万偶尔会去拜访他们，他是科尔比一直梦想成为的那种智勇双全的“斗士”。在敌后的时候，作为准军事部队特工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经历令科尔比很是振奋。自然而然地，他被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所吸引，他坚信反对共产主义的行为是为着正义而战的事业。在科尔比进行间谍活动和蓄意破坏的秘密世界里，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肮脏勾当在他的心目中都是纯洁无瑕的。
有一次，有人让他给最好的间谍下定义，科尔比毫不隐晦地说：“神出鬼没的间谍。”他的形象不怎么引人注目——个头不高，角质镜架的眼镜后面，一双眼睛苍白呆滞，侧分的头发总是那么整洁利索。尽管他性格内向，但对身边的朋友和陌生人却热情友好。他一向彬彬有礼，举止高雅。聚会上，他总是会为别人端酒，几乎从不酒后失言，也很少动怒。他持重而不轻浮，但不太注重穿着打扮，喜欢在家中修理管道，做点木工活儿。然而，他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罪恶般的快感”，他喜欢品尝一瓶上好的“长相思”（白苏维翁酒），周末开一辆红色菲亚特跑车，也喜欢驾驶帆船，欣赏漂亮的女人（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对自己所关注的女人采取过任何行动）。科尔比对古希腊和罗马的英雄若痴若狂，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分别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彼德·奥图饰演他心目中的大英雄T. E. 劳伦斯）、《桂河大桥》（关于一位英国上校错位的忠诚）和《第三人》（格雷厄姆·格林所描写的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他曾对一个家庭成员说过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噩梦——甚至没有做过一个像样的梦。
科尔比的儿子们——他总是叫他们“小伙伴”——发现父亲内心的动力和勇气令人生畏。他从不吹嘘自己在战略情报局目睹过的战斗，只有偶尔让他们知道战斗有时会非常紧张。事实上，科尔比曾冷静地分析过战争的危险性，而且非常愿意接受自己所做的“风险预期”。他小心翼翼地建立了一堵墙将自己的秘密世界与家人隔离开来。曾在战略情报局和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内部共事的同事回忆威廉·科尔比的时候，都把他比作为富有献身精神的“战斗神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独行侠。据说曾经有一个针对中央情报局60名退休官员所做的非正式调查，其中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在一个风景优美的荒岛上遇险，有充足的食物和白酒，“而且有船只经过的可能性很大”，你会选择与谁在一起？答案中，杜勒斯轻松赢了科尔比，因为陷入困境时，有杜勒斯做伴会好得多。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芜的孤岛上，既没有什么食物也没有什么生存的希望，而你非常想逃离，你会选择和谁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科尔比却轻松领先杜勒斯，因为他知道如何建造一艘船带他们离开孤岛。一个参与调查的人甚至指出，他一定会确保船足够大，能容下两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使命，在地球上实现，但却由上帝为我们计划，去履行一个人的牧师之职。他能够很好地服侍上帝，能够寻求上帝的赏赐。”
尽管他们性情迥异，但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凯西和威廉·科尔比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很聪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有思想、有见地、有好奇心，且都是极富理性的生物，而不是那种只会长期坐在象牙塔里自我怀疑和自我反省的人。他们是强大的、坚定的、果断的、极端自信的实干家和践行者。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历史，而不是让历史控制自己。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因其经历而显得伤痕累累、激情耗尽，反而精力充沛，随时准备展开下一场战斗。战略情报局，一度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现在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成了多诺万机构战后聚会的常客，但很少谈及在战略情报局的经历，不愿意沉湎于过去。他们对未来的兴趣总是要远远超过对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或以前做过的事情的兴趣。
赫尔姆斯、科尔比、凯西会同此时的杜勒斯一样，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最终，由于各种争议“吞噬”了他们的机构，这四个人都将离职。中央情报局组织力量在古巴的猪湾登陆反对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政权失败后，杜勒斯垮台；秘密的忠实守护者赫尔姆斯因为对国会隐瞒中央情报局在智利推翻其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变中的作用被判有罪；科尔比因为向国会提交了所谓的“家丑”报告，披露了中央情报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所犯下的罪行（赫尔姆斯对科尔比甚为厌恶，因为科尔比向美国司法部递交了他作伪证的证据），遭到中央情报局前辈的遗弃而沦落为贱民；凯西几乎搞垮中央情报局，甚至差点把里根从总统位置上拉下来，因为他密谋策划了与伊朗的武器交易，以换取伊朗对贝鲁特美国人质事件的支持，并从中赚取回扣，还用这些钱暗中资助尼加拉瓜反叛武装。
但那都是后话。在1959年2月这个寒冷的早晨，他们的思绪都沉浸在安息圣马修大教堂的逝者身上，以及他们为他而战的斗争中。
“愿他的灵魂在上帝那里安息。愿他所爱之人和为他效力的诸多人在‘诸圣通功’（指所有教会成员在天主圣三的生命和幸福上相互依赖，相互援助——译者注）中再次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