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荣的《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解读
一
唐永荣先生
用32年时间编撰的《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最终完成，此书稿共收集当年流传在洪湖苏区的143首红色歌曲和139首红色歌谣。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论文部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研究》；第二部分：红色歌曲；第三部分：红色歌谣。他可谓在湖北境内系统收集研究苏区红色歌曲歌谣的第一人。
1978年，文化部要求全国各地收集、抢救性整理民歌，唐永荣参与了《中国民歌集成·湖北卷·荆州地区分卷》的工作。在参加此项工作时，他收集到大量的红歌（包括有曲调的歌曲、有歌词的歌谣），其中一部分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所搜集的各种民歌集；另一部分则是1978年后原洪湖苏区各县、市所采编的民歌集，这些歌曲与歌谣大多以控诉黑暗社会、歌唱红军和贺龙、讴歌革命战争、歌唱军民鱼水情等题材为主，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不仅折射着时代风云，更凝铸了不朽的红军精神，具体说来这种精神的内涵就是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
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悲壮的历史事实。首先，由于贺龙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也由于贺龙过去在这一带的影响力，穷苦百姓纷纷用生死要跟贺龙闹革命的歌谣表达他们誓死革命的决心。苏区百姓用坚贞的等待，表达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隐含着的正是湘鄂西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也表达出人民群众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苏区百姓在红军撤离根据地后，以坚持革命斗争的实践，表现出自身坚定的革命信念。湘鄂西苏区的土家、苗、汉各族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们不惜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苏区军民不仅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还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歌曲由此应运而兴，一种新型的革命音乐——苏区音乐，在根据地内诞生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也是根据地军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真实的写照，它为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成为我国革命艺术宝库中光辉的组成部分，亦成为研究我国音乐发展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三
纵观全国的苏区革命音乐作品，其有显著的特色：从题材内容来看，苏区音乐作品题材广泛而多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鲜明的阶级立场，不仅紧密地配合了我党开辟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而且真实地反映了苏区军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具有强烈的革命性、鲜明的真实性、广泛的群众性和独特的典型性。
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苏区群众历来就喜欢编唱山歌、小调，在获得翻身解放并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后，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熟练地运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创作了大量的革命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尽管大部分是在旧民歌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但它们已不再像旧民歌那样仅仅停留在诉说劳动人民的痛苦，停留在对旧社会的不满和诅咒上，而是饱含着愤怒的控诉，在控诉中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和斗争；有些作品不仅是对恋爱自由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更多的是反映苏区人民获得的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苏区军民创作的大量苏区音乐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的、鲜明生动的典型事物，来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些音乐作品不仅有着崭新的革命内容，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而且，与士兵和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无不充满着澎湃的革命激情。在政治上起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为以后革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它们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产物。
四
从全国角度看，历史上的苏区革命红色歌曲的创作手法基本上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采取拿来主义，基本上照搬原曲、原词。但是，这些歌曲的重点已经不在于诉苦情、倒苦水，而在于通过诉苦来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并为其指明斗争的出路。这些歌曲在基本上保留原貌下，按照红军部队的习惯用语，修改了部分字、词，并增加和删减了部分段落，使之与红军的作战条件和作战手段的变化相符。
二、旧瓶装新酒，即用原有曲调填词来演唱新的内容。这是我国编歌、唱歌的传统手法之一，也在苏区得到广泛的运用。有些古老的民歌曲调配上革命新词，广泛地流传于人民口头，使马列主义真理和党的政策随着新内容的民歌展翅而飞，在短短的时间里达到家喻户晓。
三、运用原有曲调进行改编与创作。这也是我国民歌创作中历来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从选曲、填词开始，如果原曲调和新词之间有矛盾、或者是内容与情绪上有矛盾、或是词曲结构形式上有矛盾，那么，曲调就将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以适应新词、新内容的要求。
五
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不长，总共只有五年的时间，然而，就是这短短的五年，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所经历的曲折坎坷，艰辛苦痛，确实是十分壮烈残酷的。在革命事业处于低潮的时候，苏区广大军民并没有被艰险的局势所吓倒，没有向艰苦险恶的环境低头，他们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坚信革命终究会获得胜利。
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带着党中央的指示来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此后，革命根据地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始终坚持战斗，保持着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集中表现在红军战士乐于吃苦的精神的歌曲与歌谣中，它们直抒胸臆地传达了红军藐视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湘鄂西苏区地瘠民贫，物质极度匮乏，部队缺粮少医，加上敌人的封锁与“围剿”，红军和苏区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而洪湖一带的红色歌曲与歌谣，正是苏区军民面对困难大气磅礴、豪情万丈、从容镇定的真实写照。
湘鄂西苏区红色歌曲与歌谣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情感跌宕起伏，语言朴素精当，堪称红色歌曲与歌谣中的珍品，为我们认识当年苏区的生活提供了真实、鲜活的史料。
六
当时的湘鄂西洪湖苏区没有专业作曲家，其作者就是苏区的工农群众、红军指战员和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湘鄂西洪湖苏区音乐作品的创作，采用的是利用传统或现成的曲调进行填词或改编的做法，或填词唱新，或改旧新唱，这种利用现有曲调为革命服务的创作传统一直保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从《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一书中，我们得知，湘鄂西洪湖苏区用以填词和改编的曲调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民间曲调填词。民歌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山歌、小调等体裁，这些为人民所世代喜爱的艺术形式，也格外受到苏区军民的青睐。苏区军民利用的民间曲调，有的是比较古老的民歌，如《孟姜女调》被填上新词的歌曲《红军医院小唱》等等。可以说，这类民歌一经填入革命的新词，便冲破了它们原有的地域界限，开始流传于整个苏区。
二、利用旧军歌曲调填词。旧军歌指的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各系军队中流传的军歌，如利用原有旧军队歌曲填词而成的《红军跑步歌》《冲锋歌》等等。
三、利用学堂乐歌曲调填词。学堂乐歌是五四运动前后对学校唱歌的那些由音乐教师根据日本或西洋歌曲的曲调填词改编而成的乐歌，这也为苏区革命音乐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可利用的曲调资源，如学堂乐歌的歌曲《十八省地理历史》被重新填词为《妇女放脚歌》等等。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湘鄂西洪湖苏区的红色歌曲，一方面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歌、学堂乐歌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革命歌曲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其中也看到与苏联等外国革命歌曲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它们在艺术形式上还比较简朴，但在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鲜明地确立了革命音乐的优秀传统和正确方向，对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
唐永荣先生编撰的《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彰显了湘鄂西洪湖苏区那时的音乐文化记忆，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整体记忆的一部分，对湖北音乐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音乐史研究除了要研究专业音乐家的创作外，更重要的是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因为它是我们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往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尤其是对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其最大的不足就在于沿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作曲家与作品”的研究方式，而较为忽略民间音乐的研究。从目前中国音乐史研究现状来看，几乎就是中国大城市音乐史，而缺少全国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状态下的音乐历史的描述。我始终认为：中国音乐史绝非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音乐史，各地的音乐家对自己本地的音乐史进行研究，必然大大丰富中国音乐史研究。而在现有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关于湖北音乐史研究的课题非常少，尤其是对湖北民间音乐的历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一是缺少音乐史学家对湖北音乐史的关注；二是对湖北民间音乐历史的学术认识不够。正因为如此，湖北音乐史研究（尤其是对湖北民间音乐的历史）亟待提高认识而急需进行研究。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在已有的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关于苏区红色根据地的音乐研究更是少而又少，原因是缺少史料。在当时艰难的历史状况下，不可能有很多的文献史料记录当时的音乐情况，而如今，很多当事人已经去世，无法再追溯那些“口传史料”，使我们研究包括苏区音乐历史在内的民间音乐历史难上加难。
从这种情况看，唐永荣先生的确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一，他为我们的音乐史研究留下了很多具体的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与歌谣史料，对我们以后研究湖北音乐史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信史资料；其二，他关注的苏区红色音乐，这不仅是红色歌曲歌谣，而更是湖北民间音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永荣先生编撰的《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必将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特别是湖北音乐史研究）起到重要的贡献。
2011年6月18日写在武汉的大雨之际
说明：本文发表于《文艺新观察》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