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象征符号

阿道夫·艾希曼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公众形象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人。对象征符号和理念所能产生效果的认知，正是纳粹党成功的秘诀之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早已发出提醒，千万不要低估一个象征性人物所能产生的影响。艾希曼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说，自己是在战争爆发后才终于成名的：“我在各地声名大噪。”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昔日同僚在维也纳出版的一本书中。但艾希曼名闻遐迩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受害者们看得见他。“仅仅靠着新闻媒体，艾希曼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总而言之，犹太人一词……变得跟艾希曼这个名字密不可分。”一个原先毫不起眼、名称改来改去的公家机关，早已被每个人简称为“艾希曼办事处”，艾希曼在国外的代办人员则被称为“艾希曼别动队”（Sonderkommando Eichmann）。这类用语极具影响力，以致在纽伦堡审判的证人陈述当中还不时出现。这一现象不能完全用“艾希曼与帝国保安总局的许多部门负责人不同，在战争期间一直留在他的职位上”来解释。要是没有合适的公开露面机会，他永远不可能为自己赢得这样的名声，而若无这样的名声，“艾希曼办事处”便不可能长年有这样的权力地位。一个人只能在自己手臂够得着或者命令可达的范围内活动，而艾希曼的形象却能够在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产生影响，先决条件是有人把他的声名传播到那里，即便那个人是敌人也无妨。艾希曼曾解释道：“人们认为我拥有的权力比我实际掌握的大得多，结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受到监视。”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人们害怕他所谓拥有的权力罢了。

纳粹党的权力概念是非常个人化的，而其取得快速成功背后的机制不只在高层才发挥作用。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意识到，一个元首般的人物多么有利于延揽权力。这是促使艾希曼不愿意躲在阴影下，也不吝于自我标榜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些人需要一块挂得出去的招牌，使它跟犹太人问题“不可救药地联系在一起”，而“艾希曼”这个名字正是那块能够取信于人的招牌。艾希曼后来试图让这种选择看起来像是出于偶然——此种观点进而不时出现在一些关于艾希曼所扮演角色的书籍和专文当中。然而还有什么其他名字被考虑用作象征符号呢？

艾希曼密切关注其在公众中建立起的与日俱增的名气，因此他不会没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跟着越来越出名。国际新闻媒体对此做了报道，纳粹党人则巨细靡遗地研读“世界犹太集团”的报刊文章——在一场同时使用“思想武器”的战争中，新闻检视不啻前线侦察任务。随着艾希曼的计划与行动跟他的名字成功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他自己看来还是在同僚们的心目当中，艾希曼的重要性都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因为艾希曼出席部级协商会议和规划会议而对他熟稔起来。尽管我们对透过个人生平来看待历史带着十二分的小心，仍不免惊讶地发现，竟然在那么多重要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上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他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各项准备工作，主导各式各样的实验，而那些实验——诸如维也纳中央办公室、多普尔强制劳动营、桑河河畔的尼斯科犹太人保留地、遣送斯德丁（Stettin）犹太人的行动、建立犹太人隔离区，甚至首次大规模灭绝的尝试—全部可以看成日后大屠杀惯用手法的滥觞。等到海德里希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上正式指派他负责全面协调“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跨部门合作之后，艾希曼的职业生涯水到渠成地来到下一个阶段。这种丧心病狂的项目需要能想出非传统解决办法的人，以免陷入冗长烦琐的官僚程序。艾希曼在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领导工作，及其之后的所作所为，一再向每个人证明，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被认为具备组织方面的才华，有办法完成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其他人每逢束手无策的时候，就会向艾希曼求援。例如，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骨骼收藏”要求取得仍然活着的“犹太裔布尔什维克委员的颅骨”。由于艾希曼的支持，这也是可以办到的。

棘手问题解决专家的声誉让艾希曼自鸣得意，甚至在他既非倡议者亦非主要推动者的情况下，也有办法让别人相信某项计划出自他的主意。例如所谓的“马达加斯加计划”（Madagaskar-Plan），直到今天都还跟艾希曼的名字连在一起，即便已经证实，最初的想法并非来自艾希曼，他甚至从来不曾具体参与过那项计划。但他还是成功了，以至于直到今日，尽管反驳的证据确凿，在谈论这项人口迁移计划时，却没有人能不提起他的名字。在后来的岁月里，艾希曼极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意图在环境丕变之后淡化自己当初所扮演的角色，但这种做法反而更进一步确认了他昔日掌权时所实际享有的地位。只有心虚的人才会设法隐瞒，而艾希曼在这方面的做法效果惊人。

因此，历史学界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弄清那些大规模人口驱逐和迁移计划的重要意义，而艾希曼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IV R特别部门”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于东方地区进行人口驱逐之际，总管安全警察相关事宜”。与艾希曼同时代的人更清楚其中的关联，这从内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即可看出端倪。该报告指出，1941年9月，艾希曼主张扩充犹太人的定义，把“半犹太人”也包括在内，“他极力支持新的规定，尽管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没有表态”。报告中关于他的个人简历写道：“艾希曼曾负责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设立移民中央办公室，并指挥了将斯德丁等地的犹太人遣送至波兰总督辖区的工作。”

1940年2月13日夜间将犹太人驱离斯德丁，以及随后发生在波森和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的驱逐行动，成为重新规划整个东方占领区的序幕，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注意。各国的反应受到纳粹的密切监控，艾希曼更利用了这种原本让人感到紧张的国际关注，一如从前利用失败的尼斯科计划那般，在次月和犹太人代表举行会谈时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未能达到所要求的移民配额，就会采取类似的“人口迁移计划”。艾希曼的公共形象使媒体夸大了他在人口迁移工作中的角色。他处心积虑地强化别人的印象，让人觉得他隐藏在每件事、每个人的背后。再加上媒体对人口驱逐的报道，那一切所构成的恐怖情景不是外人能够想象的。尽管国际新闻界也报道了过度的暴力，甚至做出加油添醋的宣传，但在当时却反而被艾希曼利用，而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各种报道中越是充满“那是艾希曼干的好事”这种论调，人们越是“纯粹出于习惯把一切事情都算到他的头上”，他的名声也就跟着越发响亮。艾希曼不仅看透了这种舆论传播的机制，甚至还将其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