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一 我所理解的日本长寿企业
和后藤教授一起决定写这本书纯属偶然。
2017年12月初，应苏州英格玛集团董事长庄志的邀请，我和后藤教授一起出席在苏州举办的中国人力资源论坛。金鸡湖畔盛大的会场几千人济济一堂，在那个论坛上后藤教授做了《日本长寿企业》的演讲，我担任翻译。我在台上看到几千人对这个题目好奇又如饥似渴的表情，一边翻译一边就在想，这么短的时间能给大家介绍的仅仅是凤毛麟角，这个内容对中国这么多急需面对企业传承的企业家们来讲太重要了，我是不是应该为此做点什么呢？
回到东京后我马上和后藤教授说：“我们一起写本书吧！我出提纲，您给我提供材料，我负责翻译整理和归纳总结。这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一直和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在打交道，我了解他们想知道什么。”教授欣然应允了我的请求。我们很快列好框架，后藤教授于是就在他堆积如山的关于长寿企业研究的资料中，不断地给我找出各行各业令我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故事来。
古人常说“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世间万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因果，我们决定从历史源头开始写起，先探究其发生的原因在哪里。后藤教授是长寿企业研究专家，我从上海回到东京再次创业不过一年多，白天要应付公司业务，只有晚上回家挑灯夜战了。当我拿到雪片一样不断向我飞来的资料，打开那些充满岁月记录的文字，看到满篇我不太熟悉的年历、地理方位和企业介绍内容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后悔为啥自己要碰这个烫手的山芋了。但是豪言壮语已经说出去了，只有咬牙一边查着中日历史文献资料，一边查着字典，于是一个一个的人物故事和企业肖像图被我一点点消化、理解后尽最大努力去阐述。在这个过程中，说实话有枯燥乏味的内容，也有生硬难理解的历史背景，然而当每个人物和故事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的时候，好多章节时时会让我胸口发热，甚至有时候会忍不住眼眶湿润不知如何表达而不得不搁笔。那些如今可能在某处只是以一尊铜像的形式存在的创业者们，当初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中奋力拼杀和忍辱负重的场面是何等风云叱咤和壮烈辉煌啊。很多个夜晚当我写完一个篇章的时候，那些故事仍在脑海里回放，令我难以入眠……
如今，当我再一次回头看这密密麻麻凝聚了自己满腔心血的20多万字的内容，翻到那些令我受益匪浅、感触颇深的点点滴滴，我希望和打开这本书的读者们一起产生共鸣。
“不易流行”的日本哲学和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不易流行”这句话来自日本江户时代俳圣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不易”是不改变，指无论万千世界如何变化都要坚持不变的真理；“流行”是指顺势而生，根据当下的状况和感受灵活变化。两个概念看似相对却并不矛盾，其本质殊途同归，旨在坚守“不易”和创新“流行”。实际上这句话也成了影响日本人的一种哲学与美学理念，而且这个哲学思想也几乎贯穿了本书中所有长寿企业的成长过程。
本书开篇剖析日本成为长寿企业大国的理论背景。其实在整理日本历史上各位理论奠基人的这些思想言论时，我发现从他们的理论里几乎都能找到很多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不论是南北朝后期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还是孔、孟、老、道，或者《大学》《中庸》《论语》《春秋》《周礼》以及《尚书》等，就连后来王阳明的《心学》都在各个历史阶段对日本这些理论奠基人有着莫大的影响。隋唐时期，日本派出了很多学子来长安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当时的各种法律制度，并带回日本作为治理国家的参照。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本书正文里没有提到。在日本近代史上记载着1853年7月8日，大洋彼岸的美国东印度舰队队长佩里司令驾驶“黑船”突然造访日本的横滨港，砸开了沉醉于闭关锁国的幕府王国的大门，让日本惊异地知道了外边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其实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两年前即1851年，中国的商船来到日本时带来了两本书，已经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一本就是中国官员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
经历过鸦片战争的清朝官员魏源深感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以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1841年就开始搜集资料并著书介绍外面世界的变化，最后编写成了50卷的《海国图志》刊刻问世。在该书里，作者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以及“天朝中心”的历史地理观，向当时的中国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风土人情，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以及全新的文化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打破了“华夷之辨”的文化价值观。在《海国图志》的序言里魏源这样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治夷而作”，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第一次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因此他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让历史扼腕痛惜深感遗憾的是这本书在中国被列为禁书。清政府认为它记录了“异邦蛮夷”的情况，违背中国历来固有的以自我为大的观念而遭到了排斥。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该书到了日本却成了热门书，大家认为这是一本价值不同凡响“天下武夫必读”的书，纷纷加以翻译、解读。据史料记载，1854—1856年仅仅3年的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就有21种，在市场上也因供不应求，价格涨了好几次。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海国图志》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日本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和他的学生吉田松阴都非常推崇这本书。吉田用《海国图志》里面提供的世界知识，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成了维新运动的先驱。后来他还以这本书作为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其中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都成了明治维新的元勋，为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连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也在《日本现代史》中提到，“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之后数年，中国清朝还有一本书《瀛寰志略》也出现了，作者徐继畬是一位清朝政府官员，在厦门福州一带负责通商事宜，有机会接触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传教士、官员和商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于是他用5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书里不仅介绍了地球概貌、各国地理分布、风土人情，对各国的宗教信仰、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等也有涉猎，并对古希腊文明给予充分肯定，对雅典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十分欣赏，推崇欧美国家“以商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这本书比《海国图志》更加具有时代特征，积极追求西方文明和进步，代表了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水平。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本书于1849年在中国刊行后遭到了执政者的攻击，认为作者“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在一片指责声中，这本书被迫停止刊印而销声匿迹。
《瀛寰志略》也在那个时候被带到了日本，受到了日本读者的热烈欢迎。日本学者将其誉为“通知世界之指南”，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并不断重印。这本书早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帮助日本人打开了瞭望世界的窗口，对后来的明治维新起到了点拨开启之功。
在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让日本仰望崇拜的东方文明大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日本受到美国“黑船”的撞击被迫打开大门，日本看到自己一直仰望的邻国中国拒绝打开国门而遭遇到鸦片战争的结局后，接受教训同意了“黑船”在横滨港停留，允许他们登陆，并接受了来自美国的邀请，考虑派外交使节在合适的时候去美国进行回访。那以后一段时间幕府看看势态实行了半遮半掩的闭关锁国，而很多接触过《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的维新派人士也就很自然愿意接受外来的思想文化，即使在当时国家法律条令严格禁止私自出国的情况下，他们也想走出国门去其他国家看看，比如吉田松阴就是因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偷渡出国，年仅30多岁就被处以死刑。随着美国等西方社会要求日本打开国门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迫切要求维新的呼声越来越高，幕府决定派出访问团去美国以及欧洲进行考察访问。
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记录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100年的历史，其中对这一段历史做了详细描述，著书里开篇就提到了1857年日本从荷兰购买的一艘总吨位不足300吨，只配备100马力蒸汽机的小军舰“咸临丸”，盛赞这艘军舰“拉开了日本现代史的序幕”，因为就是这艘船完成了日本首次横渡太平洋的壮举。1860年日本派遣使节团搭乘美国轮船前往华盛顿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文书，咸临丸也被派遣随同前往。
当时日本航海技术并不是很发达，出发前日本船员聚集在一起开怀畅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咸临丸一路上历经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奇迹般地终于在三个多月后也到达了美国西海岸。当时福泽谕吉就乘坐了这艘船，他骄傲地说：“这是值得大大夸耀的地方。目前的朝鲜、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只学了5年的航海即决定横渡太平洋。”咸临丸的壮举也得到了美国人的夸赞，美国官员登船祝贺，并为其提供免费维修。
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看到的景象令他们大开眼界，呈现在眼前的先进社会各种发达技术和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让他们倍受刺激，痛感日本一直以来都是井底之蛙，不积极维新将国破家亡。福泽谕吉在他的自传中也提到了这一段经历“我加入了第一个访美使节团”，考察后他做了对比，写道“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被证明是最令人费解的”。
使节团在美国受到了欢迎，也改变了日本人一直认为西方人是野蛮人的偏见。而也就在日本开始横渡大西洋准备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亚洲很多国家还在顽固拒绝接受外部世界。吉田茂在他的书里面也这样记录到：“日本虽然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但是一旦决定放开，便毫不犹豫地在西方文明和经济的冲击下显示出自己敢于冒险的气魄和意志。”这一点在后来的近代发展史上表现得特别显著。
相对美国和欧洲来说日本处于东亚地区，原以为可以独守一方独自逍遥，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自己崇拜的东方文明大国可以依附，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世界格局变化确实有些一头雾水，瞬间没了方向。访问美国的两年后，即1862年，日本又安排了当时从英国人手中购买的载重量为358吨的三桅木造帆船“千岁丸”载着一船选拔出来的人员前往中国。自17世纪70年代江户幕府颁布禁海令以后日本船只就没有到过中国了。这次前往中国一是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同时也想了解西方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后，日本一直跟随崇拜的中国又是怎样一副现状。
千岁丸在当时被称为东方繁华都市的上海码头上岸，大家看到外滩黄浦江上外国商船来来往往，黄浦江岸边一排排气势雄伟的外商银行大厦，不由得瞠目结舌，大街上不少西洋人趾高气扬，他们才意识到原来中国已经打开国门完全被西洋文化影响了。这批使节在这次考察中国时写下了详细的考察日记，后来命名为《游清五路录》，在考察日记里记录着除了表面上看到的这些现象外，他们登陆后还看到和西洋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的国民在大街上走路都要为西洋人让道，再往大街深处的小巷子走去，因为吸食鸦片而羸弱不堪的国民东倒西歪地沿街倒着，到处腐臭不堪，民不聊生。考察团在日记里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英国人、法国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中国人都躲到道路两旁为他们让行。事实上，与其说上海是属于中国的土地，还不如说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他们眼中那个充满了光辉的东方大国神话再也不存在了，他们看到的是一派凋敝败落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日本若不迅速实行攘夷之策，最终将重蹈中国覆辙”，他们回国后为此奔走相告，再不打开国门积极维新寻求变革发展，快速跟上西方发达社会步伐的话，中国的这个局面将是日本的明天。起航出发的时候满怀着憧憬和希望，离开中国的时候满载着从中国带回去的教训。
千岁丸的中国行增强了日本的国家危机意识。那些忧国忧民的年轻武士开始奔走呼吁，谋求变革维新。从西方考察回来的人们也同样一直积极地描述外面世界的巨大变化，再三强调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独立的国家若不奋起直追将要被大国吞并。日本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革新运动势在必行，于是日本迎来了改变国家命运的19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人本来可以认为驾驶着“黑船”的佩里司令是“无礼的侵略者”，但他们非常感谢佩里帮他们打开了国门，让他们有了放眼看世界的机会。日本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人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久里滨为他修建了一座很大的石碑，供后人瞻仰和纪念。实际上在1854年佩里还带着5艘“黑船”登陆过北海道的函馆，也打开了函馆和世界连通的大门，2002年在函馆的元町公园也修建了一座威武的佩里像来纪念他。由此可见百年多来，日本对佩里这位入侵者不是抱着抵制、仇恨的情绪，而是怀着深深的感恩，因为他的到来使得日本迅速爆发了改变他们地位和命运的革命。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沦落为世界强国宰割的对象。而日本就在这个时候通过积极变革寻求出路，大力发展近代科技和工业技术夯实国力，一跃成为亚洲经济强国，这也成为历史上中日拉开差距的一个重要开端。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看到上面两本书问世以后在两个国家遭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我们多少也就能明白近代史上中国国力衰竭，而日本却像开了挂一样勇猛向前的原因了。
显然，在日本百年企业的发展史上，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给日本带来的坚守“不易”思想，还是近代史上中国的维新思想给日本送去的对新生事物的认识以及追求“流行”的大胆革新理念，这些都和“一衣带水”的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舍的渊缘，也就是说日本长寿企业发展至今，在其理论基础里就深植着和我们同根同源的文化精髓。
创业者的心底流淌着“血浓于水”之情
这本书里收录了大大小小50多家企业的故事。
日本的长寿企业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由于从先祖那里传下来的技术或者专利的严格管理制度，加上企业管理的能力和精力以及对后代继承人的培养等原因，家族企业的规模一般都不会扩大。也正因为是家族企业，所以多少都会有亲情或者连带关系在里面，这也就决定了企业本身在传承的时候有一份非常深厚的血缘亲情在起作用。
在整理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需要穿越到创业者那个年代去体会他们的心情，把握他们的思想脉搏。在世界最长寿企业金刚组的故事里，第37代传人因不堪忍受自己接手的家业经营惨淡而内疚无比，最后选择了自尽于先祖石碑前。他的妻子，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失去丈夫的伤痛中勇挑重担成为第38代继承人，这是一种何等强大的勇气和不凡的胆魄啊。
除了亲情之外，长寿企业经营者还普遍具有对员工及合作伙伴的一种身为“父母”的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为了更真实地写好松下幸之助这个人物，我专程去了一趟位于京都的PHP研究所。PHP研究所是松下幸之助在战后1946年创办的以研究、出版、研修和践行社会活动为事业内容，引领人类共同研究如何实现社会繁荣、和平、幸福的研究机构，他亲自出任研究所所长。他想通过这个研究机构来查明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做才能实现幸福，并将这种精神财富贡献给全人类。我仔细看了松下资料馆里对他一生的介绍和展示，聆听了他留下来的几段重要讲话的录音。非常荣幸工作人员还带我参观了通常不对外开放的陈列室，里面完好保存了满满一房间他创业至今的历年会议记录资料。当我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一本已经发黄的资料，打开扉页看到松下幸之助本人写下的遒劲有力的批示签字，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电流穿过我的身体，也许是读过太多关于他的故事，又刚刚听完他的录音讲话，自己受到的震撼和感动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全部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位被载入日本近代产业史的伟大企业家创办了一个撑起战后日本整个国家电器产业的企业，我站在他创办的精神力量磁场中心，手捧着会议记录册，就像站在一根擎天大柱前感受这种灵魂的存在，不得不思考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应该是什么。可以说那也是对我自己灵魂的一次洗礼。
当我整理到松下幸之助于“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想要让企业活下去的内容时，我查了一下当时日本社会的情况介绍。作为战败国，日本不仅经济萧条，制造业更是遭受到了灭顶之灾。据史料记载，1946年的制造业生产力不到战前最高水平的40%，工业设备30%～60%被破坏，制造业的产量锐减，基本是战前的50%，纺织工业为战前的33%，硫黄生产能力是战前的42%，造纸能力是战前的46%，钢铁为战前的15%，石油和石油制品的库存仅有1941年的10%。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其著作《日本产业百年史》里这样描述道：“简直是人造沙漠”，“一面是已经毫无价值的大量军用生产设备残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东逃西窜”。
面对这一切，松下幸之助心里感受的已经不可能是自己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了，而是这样民不聊生的国家如果存活不下去的话，何谈企业之发展呢？我整理完他召开的那场著名的“热海会议”的篇章的时候，耳边似乎真的也能听到在最后一刻扭转了和与会者已经对峙3天的局面时他那几近哽咽的讲话声音。那时候在他的内心里肯定已经不在意不计较几天以来自己一人被几百人指责甚至于谩骂的窝火和委屈，而是充满一种对那么多曾经为松下挥汗流泪奋斗过来的人们，必须去爱护的深厚情怀和凝重的责任感。
在“寒天食品”那一章节里，读到每年新入社员工要在一张百年历前决定自己冥日的入社条例的时候，我猛然间意识到其实企业也和人一样，所谓的长寿是指精神和灵魂，我们的肉体生命只能有一次，而且竟然是如此短暂。珍惜生命，留下永恒的精神传承才是为人类的延续和文明进步而做的贡献。
在讲述日本超市帝国“永旺”（AEON）的时候，创始人岗田在战后回到满目疮痍四处废墟的家乡，接过家业重担，面对惨不可言的现状，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走进了落满灰尘早已被废弃的小仓库，在一堆杂物里翻看到蒙着尘土的父亲创业时留下的日记，读完后他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灯。那一刻我为精神的力量而感动，父子情深，血浓于水。
本书中类似这样的故事非常多，每一个百年企业能走到今天，都是在大风大浪中摸爬滚打、遍体鳞伤后才拥有了坚强的体魄。早期的创业者们在很多企业里已经化身为一尊小小的铜像或者一幅画静静地立在那里，他们当初那些奋斗的故事也已化为一种力量，变为接力棒，在一代一代的继承人手中传递着能量。
履行社会责任感和不断追求
创新是引领事业航行的双桨
书中很多故事都提到企业要和地区谋求共生共发展，要与社会和谐相处，这一点无论是上百年的家族企业，还是书中选取的正朝着百年奋斗的年轻企业，都在不同的时代非常显著地表现着这一点。
日本PASONA公司创立仅43个年头，2018年夏天我去采访该企业的创始人、集团总代表南部靖之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令我非常感动的故事，1995年日本发生了那场惊动世界的关西阪神大地震，危难时刻为了赈灾，他召集公司员工投票，决定是否放弃修建大家盼望已久的公司本部大楼。他非常冷静地告诉公司全体员工：“生命只有一次，拯救灾害中的生命唯有眼前，刻不容缓，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还会有机会修建大楼。”
那场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东京留学，如今也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早上醒来就看见电视上所有频道的画面都是火海，我马上拿起电话想打给在大阪的同学，才发现那里已经信号中断，一个号码也打不通了，那个时候该有多少在中国的家人心急如焚地想联系在大阪不明下落的亲人和朋友啊。今天，我知道像南部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他们那个时候也帮助了我们的中国同胞。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他们深知取之于民一定要惠之于民。如今PASONA在日本几个主要城市都有自己的办公大厦，这是他凭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实地发展事业，带领全体员工共同努力而修建起来的，这和南部从小在寺庙潜移默化接受的佛教思想教育应该不无关系吧。
像这样因为正义和社会责任感而出手相助、无私奉献于社会的感人故事在日本的长寿企业中可以说不胜枚举。如大阪的高松建设当家人高松孝之在2006年出手救助濒临破产的称得上日本国宝级历史文化遗产象征的“金刚组”，这也正如我们常说的“乐善好施能服于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吧。
本书中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创新和变革，有些甚至和创业初期的业务领域迥异。勇心酒造、明珍本铺、金森商船、寺田仓库、精炼等，它们都像历史银河里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不断地与时俱进，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发光。再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索尼，自企业创立以来创始人就以“创新”为使命在国际上作为日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代表崭露头角，而现在第11代继承人也依然秉承先祖的使命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不仅追求技术创新，而且还要以创造“感动”作为使命，引领全人类不断地创新“梦想”。
履行社会责任可帮助企业夯实生态环境，不断创新则赋予企业生存能力，如同大海行舟的两个螺旋桨缺一不可。读完书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我们一定会明白经营者要想率领企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两只螺旋桨一定要划得深，也一定要转得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二代传承切磋琢磨
本书涉及的企业里，都会有甄选企业继承人的故事。长寿企业有个特点就是“一子相传”，也就说祖上遗留的大业只能传给一个人。
日本和中国的传统一样，长子继承家业天经地义，即使今天也有这个习俗，而且很多企业还只传男不传女。如果膝下有女无儿就要招婿上门，改名换姓。书中多次提到了“世袭”名称，也就是创业者叫什么名字，那以后的当家人都要用这个名字。对二代接班人的培养不是用一年或者两年时间，而是至少用十年时间，在很早的时候就要让他接受这个家族企业的文化，耳濡目染，和前辈一起学习并领悟精神。如果是自己家成长的接班人，通常还要让他去同行业的其他公司锻炼学习，就如我们的圣人曾说过的“易子相教”，让他接触了解一下其他企业的文化，接受打磨和锻炼，经风雨见世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掌握了本领后再回到自家来实践运用，而且通常还要从基层做起，最后才有可能胜任领导者，这样的故事在本书中不乏其数。
这个话题看起来似乎很容易，现实中实践起来并不像理论描述或者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时代在变化，商业环境在变化，继承者接受的教育在变化。传承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新旧交替，有可能会否定前人的很多东西，造成观念对立，亲情冲突。本书中提到的具有千年历史的“法师旅馆”，当代经营者讲述到自己和本应继承家业的儿子之间的观念冲突，儿子偏向积极创新，自己则偏向保守祖业特色，双方争执不下，对经营方针的坚持和对亲情的无奈难以取舍，双方都身心疲惫不堪。后来因为儿子意外英年早逝给经营者当头一棒，在痛定思痛中重新审时度势，现在肩负家业的同时正全力试行革新。
另一个现实版的故事本书中虽然没有收录，但几乎全日本都家喻户晓，这就是大冢家具的传承故事，简直是活生生一部家业传承的水浒传了。因为经营观念的不同最后竟然可以造成父女对簿公堂。创业者大冢胜久要维护家族企业走高端品牌的经营战略线路，而女儿大冢久美子想要适应市场变化，让更多的年轻消费者也能购买对普通收入层的日本人来说高不可攀的品质优良的大冢家具。双方意见不合剑拔弩张、争执不下，通过董事会表决，最后在2015年3月负责公司经营的大女儿把年已七旬的创业者老父亲驱逐出了董事会。老父亲不得不卸任董事会会长，被迫出走，重新回到了家乡埼玉县。
呜呼哀哉！我至今也真的不知道这一改革壮举是可歌还是可泣……
可能这在自古以来提倡“仁、义、礼、智、信”道德教育观念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在日本文化中，作为经营者的女儿久美子要考虑时代变化，顾及股东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要为企业寻求新的出路，不得不做出这样会被世人戳脊梁的决定。
闻名日本的大冢家具的创业者大冢胜久从小生活在树木茂密的埼玉县春日部市，他的父亲是一名手工活儿非常优秀的木匠。自小大冢胜久就在木匠工房里长大，看着自己的父亲如何挥汗如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制作每一件家具，并很早就在父亲的工房帮忙打理日常业务，接待前来购买家具的客户，自己也是一生视家具如生命。父亲看他如此热爱家具，就经常教授他关于家具的知识，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教会他如何计算公司经营的账目了。作为工匠的父亲对家具事业的那份热爱早就成为DNA遗传给了大冢胜久。于是他在接过父亲的家业后就把一间小小的木匠工房变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高端家具帝国大冢家具株式会社。然而，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暮年被自己亲手养大的女儿从最高经营高层逐下座位，这位创始人内心的痛楚可以说无以言表了吧。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说创业者的意志是钢铁炼成的！即使暮年遭遇如此变故，他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让世人不得不敬佩的事情发生了，2015年3月他被迫退出大冢家具株式会社，就在同年7月大冢胜久70岁再次创业，成立了“匠大冢株式会社”，紧接着他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工夫很快就成功地将经营总部搬到了东京都商业中心银座的繁华大街上，并在春日部市修建了日本最大的家具展示大厦，陈列的都是世界上一流的名品家具。他依然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己的经营路线和信念。我曾经看过一名记者采访他的画面，他感慨地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挑战了，我只能赢不能输了，困难和辛苦是理所应当的。”真是宝刀未老、老骥伏枥啊。我相信这绝不是仅靠经验和运气，更重要的是他那根植于创业者骨髓的强大的信念。现在，日本的很多地铁车厢里播放的视频广告都能看到“匠大冢”的广告。
而大冢胜久的女儿久美子坚持的经营路线一再亏损，经营陷入困顿，员工不断离职，各种窘境乱象不断，去年日本媒体曾曝出有可能要申请破产一类的传闻，也纷纷议论父亲会不会出资相救或者两个品牌合二为一。进入2019年，媒体发布消息说，为了渡过难关，久美子和中国最大的家具电商平台“居然之家”达成合作并引进中国资本。她和父亲的关系是不是会改善等各种传说至今也是随时会成为日本社会的头条新闻。
实际上大冢胜久从小就很宠爱自己这个有能力也很聪明的女儿，以前经常引以为豪。曾经某次新店的开业日他特意要定在女儿生日那天，可见本来父女情深。然而，仅仅因为企业的经营思想不能统一，如今两人成了“最大的敌人”，令人深感遗憾。中华传统文化也好日本民族情结也好，由于企业经营观念迥异而导致父女反目，真的是令人唏嘘。
日本家族企业传承，除了父辈和晚辈之间发生这样的隔阂分离，也有兄弟姐妹之间反目为仇，这样的故事也很多。比如当代日本某知名不动产公司，近年在中国上海发展势头不错。早年父亲创业，后来因为继承家业时经营理念不同，兄弟之间如今也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容，甚至互相封杀。本书中本来要详细介绍该企业在经营上的可圈可点之处，以供我们中国企业在经营中作为参考借鉴或者经验教训来学习，无奈企业负责人要求我们只能按照一方意愿去描述，不得涉及另外一方，实在违背我们的“家业传承”主题，只好删除。手足同胞骨肉亲情，厮杀至此为争何物？真的是那首名篇《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活生生的现实版。
老子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个体终归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灰飞烟灭后，唯有精神和理念才可流传百世。
今天之所以要研究日本，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教会我们看清走过的路和将要走的路，以此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企业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现在几乎都面临着二代传承的重要课题，而且第二代接班人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环境与上一代的差距和日本相比应该是要大得多。第一代创业者们几乎都是在五六十年代踩着点赶上高考进入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一批人当时可谓是机会得之不易，大都如饥似渴勤奋苦学，并靠自己的努力打开了看外面世界的窗户。这批第一代创业者的二代接班人几乎都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海归，大家所熟知的万达集团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娃哈哈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之子张康阳、华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等，将门之后是虎子，每个人都看着父辈创业，自小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商业才能，再加上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管理理念，更是如虎添翼，如今大多在父辈创下的商业帝国驰骋商场展示才华，备受世人瞩目。
在中国被誉为永远不朽的精神领袖级的经营者褚时健，可谓很有代表性的励志传奇人物了，“人生总有起伏，精神终可传承”总结了他的坎坷命运，这个故事曾让一个互联网销售平台因为代理销售他用自创栽培法种植的“褚橙”而火爆升值。人们不是为了吃一颗橙子，而是希望获得他那份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他的一生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帝国，而只有最后的“褚橙”才算是他的家族事业。然而也因为经营接力棒到底是交给最后创业时同甘共苦过的外孙女，还是交给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一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对于褚时健来讲，年事已高，手心手背皆为肉，举棋难定也在情理之中，我们都殷切期望“家业总要传承，亲情也要珍惜”，然而就在这个两难选择还没有给出定论的时候，2019年3月5日，褚老留给我们他那份不屈不挠的企业家精神，带着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光环和很多遗憾因病告别了他的最后一个商业神话“褚橙”。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日本为鉴则晓进退
在这本书里我们选择收录的50多家企业大多都是从事衣、食、住、行相关的民生业，比如食品加工业、服务业、建筑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向读者推出这样一本书呢？这和当今中国互联网行业盛行的市场会不会格格不入呢？我和后藤老师一边整理选题和文稿一边探讨思考这个问题，经过反复斟酌考虑后我们的答案也越清晰，我们的选题没有错，一定会对中国的读者有帮助！
中国的现状是互联网的浪潮后浪推前浪，网络和电商几乎垄断人们所有的生活方式。信息技术革命就像川剧的“变脸”说翻脸就翻脸，支付手段的革新带来了无现金的社会生活方式，还产生了人脸识别、无人超市等。日新月异的市场变化和商业模式更新让西方社会看不懂也跟不上了。一开始他们瞧不上眼的所谓“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中国某电商平台，在2018年“双十一”成交金额达到了12135亿元，单日销售额突破1亿人民币的店铺有210家，而全世界参加的企业已经涉及225个国家。现在提起中国的电商平台，西方国家都是很羡慕。
而日本在这个新市场里也算是大赢家了。根据2018年天猫“双十一”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电商平台上进口产品里日本商品人气最高，远远甩开了其他国家，第二是美国，紧接着是澳大利亚、韩国和德国。中国的消费者们无论是网络购物还是去日本旅游购物，都为日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2015—2018年之间去日本旅游、投资、访问等真可称得上是“前仆后继”。日本被中国消费者来日本购物的阵势和潇洒给吓住了，赶紧“日本制造”了一个有时代标签的新词语“爆买”，中国著名财经评论专家吴晓波也操刀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去日本买只马桶盖》而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还惊动了中国政府高层人物。这一情景被誉为掀开了亚洲新经济现象的新盖头，本质是因为“日本产品质量可靠，信誉保证”。正如本书中各个篇章里介绍的一样，日本企业都在这两点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自创业以来不论过了多少年，也不论几代人经手，日本企业从不妥协地维持着产品质量而让消费者无可挑剔。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若谈到日本，首先便想到“日本制造，精致可靠”，那么我们来看看“日本制造”到底经历了什么特殊磨炼和锻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这不到100年的历史里，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日本要不断克服各种天灾，还经历了世界政治经济风暴变化时候的各种危机，然而他们的企业依然能够做到不忘初心，产品也能够一直获得来自全世界的高度认可和好评。本书介绍了很多日本制造型企业，也多次强调“日本制造”能够以其品质、信誉以及科技水平时至今日也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关键在于坚持“不易”和创新“流行”。看一下“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历史，便更能明白“日本制造史”就是一部“技术创新史”。
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经历了黑色“山寨”历史阶段。
这一阶段，日本为了尽快冲出经济困境，以美国为榜样，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吸收美国制造业的先进技术与创意，从电脑、日常消费品，到汽车、通信等领域都向美国学习。那个时候崛起的索尼、夏普、尼康等都是紧随美国的步伐，学习美国的先进科技进行产品制造。那时候日本也如同中国改革开放后一样，日本国内开始涌现大量的“山寨”商品，那时候若说起“日本制造”几乎就等同于“假冒伪劣”。有研究者还挖掘出了具体的商品做对比，比如：1954的照相机“Nikon SⅡ”和1936年的“Zeiss contaxⅡ”相似；1954的电动摩托车“A25 DSK”和1951年的“R25 BMW”相似；日本汽车“Mira Gino”和“Mini Cuper”相似。
虽然如今日本已经成为动漫大国，IP专利可以成为日本国家产业，但最初连卡通人物的形象设计上也有模仿抄袭的痕迹，比如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日本卡通形象凯蒂猫（Hello Kitty）与美国1945—1968年的卡通形象“Musti Goossens”如出一辙；再比如1950年出现的可爱的日本西洋点心品牌店卡通人物“Peko不二家”和1949年美国出现的“Merry Birds Eye”极为相像。
所以，当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嘲笑中国山寨品泛滥，到处侵犯知识产权的时候，他们忽略了日本同样也经历过这样一段黑色的发展史，可能这也是从一个经济发展期快速跨越到另一个发展期的必经阶段吧。
日本这种简单、粗暴的山寨历史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久他们开始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并积极学习新知识，拆分每个部件进行彻底的研究，吸取设计理念和思想，还把制造产品的机械装置作为研究重点来加以钻研和分析，这种模式被日本人冠以“逆向工程”的称呼。
正是在这个“逆向工程”的影响下，日本很快就告别了战后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模式。通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积极谋求重化工领域的设施更新，电力、钢铁和海运领域的高级技术模仿也成为当时的发展主流。不久日本实现了从大规模生产、自动化技术引进、机械自动化到高科技、大规模生产体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为下一阶段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在战后大力发展教育，尤其大量培养职业手工艺人。日本出现了很多“职业专门高中”“职业学校”等，除了政府投资的学校以外，还有民间企业自己投资的学校。比如现在位于新宿拥有自己宏伟教学大厦的“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所被日本文部省认可学历的民办大学，与国际三大著名服装设计学院（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英国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法国ESMOD国际服装设计学院）齐名，也是亚洲最大的服装设计高等院校。这个学校培养了无数设计师，活跃在“日本制造”的各个领域。也正是这个学校培养了战后日本第一批服装设计师，使得日本时装冲出亚洲走上了国际舞台。比如现在中国游客访问日本几乎必须光顾的品牌“三宅一生”和“山本耀司”，这两个牌子的设计师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美贸易摩擦开始，日本社会认识到仅靠“技术引进”的模式不能促进日本经济的持久发展，必须要培育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是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其标志性的政策即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和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这两份重要文件里都特别提出和强调了“科技立国”的战略。
这个时期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如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与飞机制造业等，无一不成为资金与智力资源的主要聚集地。与此同时，日本还注重强化重点实验室那些被束之高阁未实现商品化的研发成果，积极寻求产业集约式发展。随着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日本的高精尖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口号。
80年代末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的打击，日本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蹶不振。90年代初笔者刚来日本，到处都听到对经济不景气的感叹。那时候国际上科技竞争的局势愈演愈烈，记得当时刚刚推出了Windows 95，日本电器商店门口顾客们通宵达旦排长队购买这个软件。
互联网时代开始后世界经济格局又发生了巨变，为了追赶上“知识与科技”的竞争步伐，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强调日本要拥有自己的科技专利和产品，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以贯彻和落实。在这个阶段日本无论是科研人员数量还是国际上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数量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突破。在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且跃居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由此看来，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创新追求“流行”，不同阶段创造不同模式的变革，最后成功地作为主角在世界现代工业和科技史的舞台上精彩上演了这场步步紧逼、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的战后经济崛起连续剧。
如日中天的“日本制造”在现代工业史上曾写下辉煌的历史记录。有资料显示全世界90%的数码相机是“日本制造”，日本持有全球37%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还有66%的半导体原材料，并且截至2016年底有这样的数据记录：
日本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7993.99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日本人均制造业的出口值为5521.02美元，位居世界第四；
日本工业化程度为37.04%，位居世界第四；
日本出口质量为85.69%，位居世界第二；
日本对国际制造业的影响为14.13%，位居世界第二；
日本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力为6.53%，位居世界第三。
看了这组数据，相信大家都会佩服这个人口不多、各种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能在战后的废墟上发奋图强创造出这样的业绩，这组数据也足以证明日本制造业、工业和出口贸易的实力，在全球500强的企业名单中，我们会发现日本三菱、丰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等国际知名巨头企业的名字，这些也都属于制造业。
不得不承认，“日本制造”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是真的令人钦佩和仰慕。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么强大的阵容和实力呢？上面我们列举了日本各个历史阶段政府主导采取的举措，这些应该说还都只是外部因素。“日本制造”从“模仿时代”崛起并高居市场之巅，其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毋庸置疑当属日本人对“创新”的不懈追求。
所谓“创新”，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Neo-Schumpeterian Theory）提出，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解释就是要把一种之前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其目的是尽可能获得潜在的利润。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与组织创新这5种情况。
按照这个经济理论学对“创新”的解释，我们再来看“日本制造”在如何不断地进行创新。我们已经知道“日本制造”最开始也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山寨”历史，但它的“copy”过程其实是个“逆向工程”，这个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流程：
“获得新产品—分析和拆卸—学习开发原理—改进和提高设计—再次投入生产制造”。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新产品进行结构拆分，研究其设计并积极改进，结合日本民众的消费习惯生产出全新的产品，这里其实已经包含不少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影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制造并没有满足于“山寨”商品带来的红利。他们在原来商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融入自己的技术和设计，提高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使得新产品远远超越了原来的产品。正是他们这样的不断尝试、努力和创新，不但让日本经济度过了低谷期，更是让整个国家的软实力大大提高。由此，日本体会到创新的价值和重要性，于是加大力度投入创新，持续保持对科技的追求，各大企业对于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
据有关数据披露，日本在科技研发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发展）上的投入仅次于美国，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与科技工作者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均长期在全球名列前茅。久而久之，量变到质变，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先进创新型国家。日本制造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道路。
第二，日本人对“工匠精神”的推崇。
所谓“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理念。拥有千年历史的“金刚组”也好，恪守品质的“玉秀”也好，在本书收录的50多家企业里都随处可以窥见“工匠精神”。他们把自己的产品看成是自己人格和信誉的表现，他们不以功利更不以富贵论成败，对工作的认真、对产品的一丝不苟、对信用的恪守、对困难的挑战，逐渐演变成普通民众崇尚的价值取向。
而且，也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日本产品无论是各种电器家电、汽车，还是建筑设施、生活小道具、传统工艺品等，一律精雕细琢制作精美，故障率极低。“日本制造”即“诚信产品”可以说是世界公认。日本人很自豪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日本国产货”。
第三，日本政府对于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
（1）日本政府一直以有利于创新精神发挥为宗旨，审时度势进行制度改革，大力支持科研项目，树立专项基金作为基础研究经费，扶持人才引进与培养等。
（2）支持并弘扬企业家精神，打造正能量的优质的社会环境与氛围，使得日本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例如为我们所熟知的松下幸之助、井深大、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丰田喜一郎、稻盛和夫等，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观对日本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日本政府积极主导科技创新，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用法律手段促进技术转让，真正推动经济发展与进步。
（4）2007年日本政府制定颁布了《观光立国推进法》，每年都大力推广和宣传日本各个地区的文化产业。2015年开始访日观光游客数量大幅增加，尤其中国大陆游客数量逐年剧增。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2019年1月16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年访日外国观光游客数达到了3119万人以上，比前一年度增加了8.7%，远远超过了以前日本国土交通省大臣二阶俊博提出的2000万人次的目标。
“观光立国”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很快扩大了商业市场，不仅大大促进了各行各业“日本制造”产品的消费，还带动了酒店、餐饮、各种旅游观光设施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中国的三大支付系统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日本从城市到农村迅速展开。除了中国银联卡可以在境外支付以外，中国这几年兴起的互联网移动支付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系统也迅速进入日本，从商场到酒店，甚至于旅游观光地的小店收银台的标牌都会标出，如果只有银联支付而缺了另外两块，那么生意明显就会受到影响。
“观光立国”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全世界的消费者对“日本制造”品质的认可和追捧，大大增强了日本工匠们的自信心。他们长久以来秉承的创新精神一定会促使他们更加深入研究更多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那么，由此看起来我们应该说“日本制造”前途光明了吧？
然而，正如我们中国文化常说的“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看似坚不可摧的“日本制造”近几年事件频发，2013年的三菱油耗事件、高田问题气囊事件、2017年神户制钢数据造假事件，甚至于近几年东芝、夏普、丰田也相继发生了质量违规、造假、瞒报和谎报事件，尼康和奥林巴斯也开始暗淡无光。对新技术创新的过度追求，让“日本制造”陷入了“创新的误区”。
按照前面介绍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技术创新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即一方面新技术完全或者部分取代旧技术，创造出新的产品、新市场甚至于新产业，从而促使经济、科技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旧技术的衰退使得现有的企业设备、技术知识和能力都变得跟不上步伐，从而破坏原有的企业竞争优势，也破坏了市场结构。
“日本制造”的“创新误区”也正是产生于这种新旧技术的交替过程中。企业从原有技术轨道跨向新技术轨道的过程中，一方面突破不了原来的限制，造成进入新技术轨道的进程拖延，形成纠结拉扯的局面。另一方面，世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旦新的技术成为市场主导，日本的这种创新不能跟上节奏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对于日本制造业巨头企业来说，由于显赫的地位和庞大的机制，就更容易踏上“拖拉”的艰难路途，即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部分采用新技术，或者对原有产品的性能、规格、款式、品种进行完善，看似脱离了原有的技术轨道，但又难以很快跨入新的技术领域。
2013年4月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即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发展。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各种新技术与新业态不断涌现，曾有学者在研究日本近年来的变革问题时做过如下描述：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错失机会；面对技术转变趋势，日本企业制度过于僵化，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美国商学院的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里也有过这样的描述：曾经成绩傲人的公司只会寻求产品的“精益求精”，但发展新技术不过是“延续性技术”，真正能带来新变革的“破坏性技术”却被忽视，这些老牌公司将发展机会拱手让人。
另一方面，日本对技术创新的偏执也导致了“日本制造”与市场脱节。为了让产品提高1%的性能，他们不惜增加30%的成本投入，导致成本升高，在国际市场失去了竞争优势。还有日本文化一贯的过分对技术“精益求精”和“小心谨慎”导致企业决策者往往“重技术、轻市场”，产品出来了市场却没有了。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巨大和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无法想象，很多中国企业做预算的时候深感季度预算都快跟不上节奏了，是不是应该考虑月度的预算体制了，而日本依然还在施行年度预算。在中国由于互联网大大加快了商业的发展速度，上半年都不敢预测下半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有可能一觉醒来市场就大变了。
中国有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被公认并推崇的日本“工匠精神”，积极的一面是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和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而消极的一面则是过分地追求“工匠精神”，让日本制造缺乏颠覆性的创新。日本企业基本都是“终身雇佣制”，有些人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待了几十年只做了一件事。这种终身雇佣制对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阶段起到了非常正面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企业可以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与归属感，对员工进行投资与培养可以获得回报；另一方面员工也可以全身心为公司做贡献，无后顾之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格局发生着剧变，企业本身也要不断地创新和变革，这样的雇佣方式也容易造成员工的老龄化与思维僵化，无法满足企业创新的需求。而且日本的这种雇佣制度通常是论资排辈，这也势必造成了具有创新意识也更加活跃的年轻员工们很难有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的机会，导致创新型人才的流失。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情愿放弃在大公司的优厚待遇和作为“名门”员工的身份，而愿意到更有创新和挑战机会的创新型公司就职。
此外，在工作中对同一件事情的过度“精益求精”已经远远无法适应当下快速变化的国际竞争大环境。与逐步优化的商品工艺相比，“日本制造”还需要具备颠覆性的创新能力。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感受最深的是日本企业反复重复的“打合（うちあわせ）”，即他们所说的“汇报、联络、商量的会议”，他们能为很小一件事情反复开会和确认并且还始终没有结论。究其原因我认为还是因为“精益求精”导致他们害怕出错而承担责任，但这样的模式已经跟不上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了，于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日资企业不断地缩小规模和撤退，其实除了人工成本上涨等环境变化外，还是因为变革速度跟不上、适应不了中国的节奏。
在这样的情势下，很多日本公司意识到应该和中国的发展速度同步，尤其是在新技术领域要加强合作。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早于中国。以人工智能为例，2017年底本田公司与中国的商汤科技签订了为期5年的协议，主要是为了研发自动驾驶AI技术。众所周知，本田有着长达70年的悠久历史，而商汤科技2014年才成立，还属于创业阶段。另外一家本部在深圳的生产制造无人机的大疆（DJI）已经发展为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商，日本经济新闻社还出面组织日本的企业经营者定期组团参加“深圳之行”赶赴中国深圳考察和学习，据说经常报不上名。
至于互联网产业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BAT（百度、阿里、腾讯）产业链覆盖了中国消费者的全方位生活方式，从互联网继而发展到了互联网加，充分实现O2O商业模式，在互联网领域外资企业想要在中国竞争确实是没有优势。因为工作关系，笔者曾带领日本化妆品巨头花王去中国访问腾讯和阿里总部，访问归来途中这位经营者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们应该看清局势，不然真来不及了！”
然而，笔者在此想要说的是，即使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一定要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有这么多百年制造企业的日本还没有到“瘦死”的地步。专业资讯服务提供机构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前汤森路透）新近公布的2018—2019年度全球创新百强企业与机构（2018—2019 Derwent Top 100 Global Innovators），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美国和日本，在百强中的比重超过了70%，中国的比亚迪、华为和小米也进入了百强榜单。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报告，也充分证实了21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制造方面，日本仍然无可争议地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
一个善于储备内在生命力
而顽强生存的民族
近十几年中国经济腾飞，日本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失去了20年”，其实仔细思考会明白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个“失去”是相对于中国飞速发展追赶的20年而言。事实上日本是早于中国发展了20年，比如丰田公司在20年前就开始研发氢能源汽车，充一次氢仅耗时几分钟，花费4000多日元（约合250元人民币），可以驾驶600多公里。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一部车，还是一个大型移动电源，当遇到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而停电时它可以为家庭提供一个星期的生活电能。对这种新技术的研究中国应该是近年来才逐渐起步的。
针对过去20年中国每年都增长的GDP而言，日本是几乎停滞不前，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给日本带来的经济重创造成的结果。然而正如本书中描述的百年企业一样，日本这个民族可以说天生具有强大的自我疗愈、修炼内功自我康复并很快崛起的能力。他们从创始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强大意志力决定了日本是绝不会轻易言败退出竞争市场的。如果要说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失去”了什么，准确地说它失去的只是一个GDP增长的数字而绝不是它的实力。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是只靠GDP数字，而是靠掌握的核心技术能力。
2016年初笔者回到东京再次创业，看到中日之间商务交往频繁热烈，于是决定为在日本的中日企业提供中日商务专业领域高端人才的中介服务。公司网站刚刚上线，很多日本和国内的企业都纷纷主动联系我们，中国的大手家电企业几乎都接踵而至进入了日本市场，大家都求贤若渴，需要的人才几乎都是锁定在白色家电技术、镜头感应技术、AI技术、新能源研发等领域，只要进入日本的中国排得上榜的企业几乎很快都成了我们的客户。刚开始我也认为日本开始衰败了，原先的老牌家电企业纷纷关门，或倒闭或被收购，也许日本可能真的停滞不前开始走下坡路了吧，所以几百万的人才数据库里不断出现类似东芝、三洋、松下等知名企业出身的技术人员希望更换工作的需求。经过这一两年的了解和学习，我才明白日本在看似停滞不前的平静水面下正在扎扎实实地酝酿一场变革，因为许多电机半导体企业纷纷抛弃了白色家电、电脑、手机等传统产业，致力于人工智能（AI）、大数据、物联网（IOT）、机器人等新产业的研发，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也正如全世界所知道的那样，夏普卖给了台湾的鸿海集团，三洋电冰箱和洗衣机卖给了海尔集团，NEC的电脑卖给了联想，东芝的白色家电卖给了美的集团。其实很多事实远非我们看到的表象，日本在新的领域早就开始了创新，虽然电子企业在大众市场份额缩小了，但在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的话语权却在提升。
在过去的20年里，无论在工业用电脑还是家用电脑领域，NEC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把电脑业务出售以后保留了大量的半导体业务技术人员开始研发人工智能。如今，日本的本田、丰田和日产的全自动驾驶系统都采用NEC的人工智能系统。世界人工智能领域70%的传感器都来自日本。在我们认为它停滞的20年里，日本为未来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储备。在本书的索尼篇章里我对其寻求变革的艰难曲折做了详尽的介绍。像索尼这样曾高居王位的企业绝不会轻易放弃在市场的竞争地位，他们从一线市场的产品线退到专注于做产品的核心部件，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位置和角度在准备出击。我们现在购买电器经常会看到“中国制造”，但很多产品的核心部件都是“日本制造”，核心部件才是拳头市场。
在这里举一个小小的却能让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事实，目前在全世界拥有的最权威的18种新材料里“停滞了20年”的日本占有16种。我们都知道波音787客机机身使用的碳纤维来自日本最大的纺织品生产企业东丽公司，那么波音787的机身是谁造的呢？三菱重工！机头又是谁呢？富士重工！所有电子系统又是谁提供的呢？松下电器！这个民族经过百年风霜雪雨历练出来的扎实内功绝非我们表象上所看到的那样停滞不前，百年练就的功力绝非一蹴而就，不论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商业多么前卫和发达，看了这些事实，读了这本书，相信您也会认为我们要想坚持百年或者更长，唯有静下心来思考、研究和学习。
日本除了以上这些高科技领域领先于世界以外，他们还在再生医学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专利。日本在再生细胞领域已经研制出可以抗癌的新药，并且他们还大胆地提出百岁时代的概念，即人像汽车或者机器一样，零件坏了可以更换，那么除了企业经营可以有百年，我们人类活到百岁也不是不可能的。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防患于未然的民族，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他们都非常注重平日的积累和储备，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经营企业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呈现上。日本银行协会在2017年曾做了一个针对日本所有企业的调查，日本的商业贷款利率低至0.5%，仍然有75%的企业不需要银行贷款。那是因为日本企业非常注重自我资金的积累，他们不会为了经营一家企业而去引进资本。本书里提到在日本百年企业有2.5万多家，真正上市的企业只有1200多家。稻盛和夫也曾说过，京瓷公司即使7年不盈利，也能做到不裁员不倒闭。日本企业经风雨遭磨难也可以长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非常注重自我生命力的培养和储蓄。
实际上早在40年前日本就遭遇过和美国的贸易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刚刚走上战后复兴之路的时候，大量电子零部件产品和半导体产品出口到美国，导致出现巨大贸易顺差，日美爆发贸易摩擦，差点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全部毁灭。日本当初选择了迂回战术，修正了“贸易立国”的政策，不再把出口贸易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而是鼓励大家到海外投资，分别到中国、东南亚、中东、美国和欧洲去寻找投资机会，然后再通过世界各地向美国出口。有这样一个报道，2018年日本在海外的资产和收入是日本国内GDP总量的1.78倍，这也就是说日本在海外还有一个半以上的国家实力。
对于目前刚刚国力崛起而又遭遇中美贸易战的中国来说，纵观日本发展史，研究日本在惊涛骇浪的历史长河里如何修炼内功，增强自我生命力，思考“日本制造”背后的深层含义，应该具有深远不凡的意义。
“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
记得我开始准备这本书稿的时候，中美贸易战就吹响了号角，贸易战的子弹也一直在我们的头顶盘旋。随着这场战争的展开，很多人也终于看清了贸易战的真正起因是中美贸易逆差，美国想遏制中国崛起，然而这也还只是表象，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要解决自身的制造业困境。
尽管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凭借着对高、精、尖知识产权的牢牢把控，美国仍然无可争议地处于龙头老大地位。可当大量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海外时，美国本土的就业与民生就必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后对美国国民承诺“振兴美国制造业”，所以他就把目标锁定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时也是想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势头。于是这场贸易战的号角在这一年也就越吹越响，让全世界都为之不安。
终于，就在我要结束这个书稿的时候，发生了孟晚舟事件。全世界都在关注华为会有什么声音，很快华为官网上发布了这样的言论：“我们华为认为，关于美国市场，市场如果不选择我们，抱怨也没有意义”，几乎同时也公布了任正非曾经和公司团队分享的这样几句话：“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被言说的机会。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这段言论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华为的官方发言中，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论中华儿女们多么一腔热血支持华为与美国坚决斗争到底，华为的经营者在冷静地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
在我读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当时就觉得似曾相识，好熟悉的措辞用句啊，我肯定在哪里读到过。于是我立即翻开本书里自己写下的索尼那篇，果然找到了！就在吉田社长就任第十一代当家人的就职演讲中，面对全体员工他开篇就回忆在1993年9月，也就是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倒下的前两个月他对纽约的索尼内部员工的讲话：“迄今为止索尼向美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也许可以说在某一些领域我们已经超越了美国。尽管这样我也要说，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一定要再次谦虚地向美国学习。”
两位所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虽然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但竟然如此相似。其实也就在那时候，日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贸易摩擦，刚刚签署了《日美经济协议》。历史总有相似，英雄也所见略同。
2018年12月19日孟晚舟在被保释后发布了这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
“昨天晚上，一封日本人的来信在朋友圈小小地刷屏，来信中有这样一段留言：‘孟晚舟是我的恩人，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感到羞愧。’一个未曾谋面的普通日本人感恩在2011年东日本地震发生的时候，是我们华为在日本的员工们最早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一线赶赴核辐射泄漏中心地的福岛地区去抢救通信网络，使成千上万人得救。这个留言着实让我温暖了一把。还是那句说过无数遍的话，人间自有真情在，当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候，才知道曾经被这么多陌生人关爱着。”
而同样，2008年中国发生雪灾还有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日本在第一时间就派出了救援队赶赴现场实施救援，送去救灾物资，并传授很多地震防御和救护的知识。日本是有名的多地震国家，无论防震还是抗震他们都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和我一同执笔写书的后藤教授当时也立即通过中国的朋友给灾区送去救灾款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无论政治或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两国人民互帮互助的人性温暖和光辉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科技和文明没有国界，正义和善良同样也会越过大洋。有志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帮助全人类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就一定会为后人铭记而被载入史册。中日两国凭海相望，仅咫尺之隔，我们文化同源，理应携手同行，我们没有理由不情同手足和睦相处。
本书中我们收录的所有企业走到今天都是一部经历坎坷的春秋战国史，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要面临将来的各种创新和挑战。无论科技多么发达，信息化技术多么迷离，不论任何时代，产品为王是硬道理，制造业兴盛是经济的基础。
今天，我们静下心来客观并且谦虚地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我们和他们的共同未来，这也是我和后藤教授共同编著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我们真诚地谨以此书来纪念《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订40周年（1979年12月两国签署），由衷地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王筱卉）